龙登高 ｜西汉商人的重创与市场制度的转变
作者｜龙登高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聘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得主，主要从事经济史、制度经济学、国际华商等研究。
从春秋晚期以来，传统市场一经产生便进入繁荣期，形成我国市场史上引人注目的第一次高峰。市场发展突出的表象之一，就是职业商人群体力量的壮大，他们成为令人侧目的社会力量，并引起其他社会阶层的艳羡，乃至统治集团的嫉恨。晁错在《论贵粟疏》中向汉文帝大声疾呼：富商巨贾囤积物资，牟取双倍利息。小商贩就坐在市场上叫卖，带着他们投机取巧获得的盈利，天天在都市中游荡，乘着时人的所急，就以双倍的价格出售。所以，男子不再耕作土地，女子不再养蚕织布，一定要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美味的食物；没有农夫的辛苦，却有千百的收入。凭着他们的富裕，交游王侯，势力超过官吏，为了利益而相互倾轧；远游千里，冠盖不绝，乘坐着好车，驱驰着骏马，穿着丝鞋和缯衣。这就是商人之所以兼并农民，农民之所以流亡的原因。如今法律轻视商人，商人却很富贵；法律尊崇农夫，农夫却很贫贱了。
《市场中国两千年》
商人的活动有助于市场的繁荣，却引起了统治集团的恐惧。商人大肆兼并，造成大量自耕农丧失土地，流离失所，这就危及中央王朝的统治根基。因为自耕农是中央直接控制的人口，财税、兵员所由出也。但汉初朝廷似乎还无力顾及商人阶层对统治造成的隐患，直到严重的财政危机来临，中央王朝与商人集团的矛盾日趋表面化、直接化、激烈化。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凭借汉世鼎盛的国势，开疆拓土，干戈日滋。在西南遣数万人修筑通往西南夷的道路，在北方先后派出几十万大军，远征匈奴，大获全胜，扬威天下。然而，大规模的征伐战争，耗费巨大，犒赏三军几万人次，掏空了国库。数万俘虏的生活费用，竟要汉武帝节省个人的开支来补给。此时，山东洪灾，70余万灾民“嗷嗷待哺”，官府赈灾费以亿计。兵甲之财，转输之费，军功之赏，加以凿渠开道，赈灾济难，耗费无穷。
朝廷与商人之间于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史记·平准书》记载，国库空虚，而有的富商大贾大肆敛财，奴役贫民，车乘百余，囤积奇货，封君都对他们伏首低眉，仰仗他们供给物资。有的冶炼金属，焚煮海盐，家财积累万金，却不帮助国家渡过危难，使得黎民苍生穷困不堪。这种局面无疑是朝廷不能容忍的，而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政府唯有与财富所有者进行争夺，直到宋代政府才有能力征收商税。于是，不可避免地，一场打击商人、争夺财富的经济运动全面展开。
青年汉武帝不愧为一代枭雄，他从商人阶层选拔了一批“兴利之臣”来为他聚财敛物、出谋划策。咸阳，齐国的大盐商孔仅，南阳铁冶巨头桑弘羊，洛阳商贾世家，他们都年轻有为，不仅经商有道，致财千金，而且“言利事，析秋毫”。杰出的商人依仗人君之势，岂不如虎添翼？果然，他们聚财兴利，出手不凡，为汉武帝制定了一套措施，并以商人的手腕，凭借政治强力，大刀阔斧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盐铁论·轻重第十四》提到，大夫君用心筹划国用，还打诸侯的主意，又开展酒类专卖。咸阳的孔仅又开展盐铁专卖。江充、杨可等人也充分发挥自己所擅长的，谈起赚钱的事情十分细致，可以说是毫无疏漏。当时的主要措施如下：
算缗。扩大“算”的范围，算，即税也。汉朝原来向商人征收的税是营业税，现在除继续征收营业税外，加征资产税，并扩大征税面，加强征收力度。让商人自行清算财产总数，申报官府，如实纳税。以前轺车、商人的缗钱，所征收的赋税多少不等，现请求像往时一样计算赋税。那些商人、末作、赊贷、买卖，囤居奇货，以及那些经商获利的人，即使没有市籍，也要分别按他们的货物来计算赋税，通常是两千缗为一算。各种手工行业有租税的以及从事铸造业的人，大抵四千缗为一算。
告缗。纳税时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政府鼓励检举告发违反算缗令者。告发属实者，以没收被告发者财产的一半作为奖赏；被告者，戍边一年，没入缗钱。由酷吏杨可主持告缗，杜周负责治罪。这一法令实施后，杨可主持的告缗遍及天下，中家以上的大抵都遇到过。杜周治理这件事情，人们进了监狱就很少有出来的。后来还实行“株送徒”，追究犯人，使之招供，牵连同党，结果牵引出数千人。
盐铁官营。孔仅于咸阳主持盐铁事务，开始时推行的是官民合办的形式。由官府提供器具，安排粮食，招募商民生产。后来在天下各郡县设立盐铁官署，任用盐铁富商为吏。严禁私人生产，胆敢私下铸造铁器或煮海盐的人，要被砍掉左脚脚趾，没收器物。
均输平准。各郡县置均输官，调运地方贡赋和商贾所转贩的其他商品，又在京师开设委府来聚拢货物，便宜的买进，昂贵的卖出，此为平准。命令远方各自用他们价格高昂、被当时的商人所贩卖的货物来缴纳赋税，并互相运输。在京城设置平准令，总收全国各地运到京师的货物。均输平准其实是对各地市场的一场掠夺，各郡县农官转输粮食、纺织品，一年之中，均输布帛达500万匹，山东各地官府漕粮增加到一年600万石。均输平准不仅出于平抑市价，同时朝廷也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也就是说，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但官员经营必然成本高，效率低下，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扰民，破坏市场。
统一铸币权。原来由各地方郡国铸钱，现在中央王朝收回铸币权，盗铸金钱者犯死罪。派酷吏张汤等负责审理案件，并开始派出中央特派员到各地巡视（“江充禁服”）。结果仅大赦释放者就达数十上百万人之巨，可见原来从事铸钱人数之众。不久，又全部销毁地方铸币，只限中央铸币流通。
此外，禁止有市籍的商贾及其家属凭户籍占有田地。敢有违犯者，没收其田产与僮仆。武帝还接受主父偃的建议，迁徙豪富强族。
汉武帝这次运动的出发点，正如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所说，是用度不足，因此兴办盐铁，开展酒类专卖，设立均输制度，增长财货，来佐助边境的支出。从这一方面来说，确实是大获成功。主政者夸耀道，上大夫和治粟都尉负责大司农的大职务的时候，像用针灸治疗瘀血一样大力整顿，畅通经脉，因此百货流通顺畅，府库富足殷实。就在这时，军队四处征伐平定暴乱，车马盔甲的用度，克敌斩获的赏赐，费用以亿万计，全靠大司农供应。这就是像扁鹊一样的本领，也是盐铁对于国家的福祉。官府财政危机得到缓解，而春秋战国之交崛起的商人集团，却遭遇到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重创。贤良文学一针见血地指出，垄断天下盐铁等利润，来排挤打压富商大户。
算缗、告缗，使朝廷获得了巨额财富，却使商人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各地收获百姓的财物数以亿计，奴婢数以千计，至于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一百多顷，房屋也是如此。于是商人当中中等以上的全部破产。从此老百姓满足于美味的食物和优质的衣服，不再经营买卖。商人不仅相继破产，更可怕的是，再也没有经商殖货原来那种条件了。
市场秩序也因此受到严重扰乱。贩运商人减少，商品流通减少，物价上涨。官营物资质劣价高。铁器，本来各地使用者因地而异，不同质量的土地质地不一样，各种大小的农具用途不一样，曲直不同，用处也不一样，不同地区的风俗也不一样，都有自己所便利的商店。县官统一管理后，农具就会失去适宜的用途，农民也会失去他们的便利，……县城有的按照户口征收铁器，却压低收购的价格。官员们又按照路途远近，出钱雇人力代为转运盐铁，麻烦又费钱，百姓也十分痛苦。其他官营工商业无不在官僚机构的层层运转中变形，官吏徇私舞弊，垄断市场，强行收购，无所不求，导致物价飞涨。正当的商人因被政府政策排斥、打击而消失，奸商出现，并与污吏勾结，沆瀣一气，操纵物价。
均输、平准的实行，使盐铁之外的其他商品的流通也由官府经营。大农等各个官吏垄断全天下的货物，贵的就卖掉，便宜的就买来，这样，富商大贾就没有办法牟取厚利了。
对于商人而言，这是一次全方位的掠夺、打击和摧残，算缗、告缗是夺其财，均输平准是分其利。如果说这些是断其流，那么管榷则是竭其源。盐、铁、酒、铸钱，是当时商业利润最丰厚之所在，把这些大宗商品从生产到流通的各环节全部实行国家经营，则截断了商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无怪乎汉武帝宠信的另一官员卜式说，官府应以百姓缴纳的赋税为衣食，如今桑弘羊却让官吏坐在商铺里面买卖货物，求取利润。只有将桑弘羊活煮了，天才会下雨。
汉武帝、桑弘羊的这一次大规模打击商人的运动，绝非中国历史上一般的抑商政策所能比拟，它使初兴的职业商人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其打击面之广，程度之深，通中国历史，大概无出其右者。它对商人与市场的影响，也绝不只是一时的挫折而已。这次打击，使商人的力量骤然衰落，长时期内一蹶不振，并且在以后数百年内一直未能恢复此前之盛况。它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市场史上第一个高峰期至此画上了句号。
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制度变革，自由经商转向政府管制，政府将最重要的商品笼为专卖。此后，政府专卖和干预市场这一精神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始终。
汉武帝之后，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延续下来，但它的宗旨在长时期内没有改弦更张。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著名的盐铁会议在长安举行，以桑弘羊为首的丞相、御史与地方郡国所举文学、贤良，就管榷、均输、平准、统一币制等重大问题展开辩论。其实，面对财政困境，在掠夺大商人这一点上，双方是一致的。桑弘羊所主张的政策有两个明显的弱点：一是与民争利，二是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因官吏腐败造成扭曲、变形与破坏。因此在辩论时，桑弘羊等力主有必要发展工商业，在这个前提下，同时又要抑制富商大贾，那么唯一的途径就只有官营工商业了，也就是官营盐铁、均输平准等。文学、贤良不主张发展工商业，既要抑止富商大贾，同时也反对官营工商与民争利，在财政困难面前，这显得苍白无力。双方辩论的出发点大体如此，以现代人的中立角度通观《盐铁论》全文，桑弘羊一派似乎要占上风。
盐铁会议后管榷制度做了些改动，但盐铁官营专卖的基本精神保持下来，中央的铸币权则从此再没有下放过。汉宣帝时，贡禹说，如今汉家铸造钱币，以及各个盐铁官都安排下属官吏，开采山中的铜和铁，每年需要十万人以上……自五铢钱兴起以来七十多年，百姓因为私自铸造钱币而被判刑的人有很多。
可见中央铸钱、官营盐铁一直延续下来。宣帝时，还在边郡设置常平仓。命令边地各郡都建造仓库，趁着价格便宜的时候提高价格来购入粮食，以兴利农事，谷物贵的时候降低价格卖出去，因此仓库的名字叫作常平仓。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一度废罢盐铁官、常平仓等，以求不与民争利，但不久，出于财政困难，盐铁官又不得不恢复。
迁徙富商豪杰的政策，汉武帝之后也继承了下来。虽然这项措施的主旨是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强内虚外，如《汉书·成汤传》所言：“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但大商人始终是其迁徙对象之一，旨在割断商人的根基。
商人还没有从汉武帝打击运动中喘息过来，西汉末年又遭受了王莽新法的一次大折腾。汉武帝的打击，使大商人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商人不会消失。均输、平准的实行，不可能全面排斥、取代商人活动，在很多情形下，地方农官聚敛民财，常常要依托商人，或者是和商人勾结，商人本身也常瞅准政策的空隙，从事商业活动。王莽继续打击已经萎靡不振的商人，《汉书·食货志》载，他颁布了六管之令。命令县官酿酒，售卖盐和铁器，铸造钱币，百姓到山林湖泽当中采摘物资都要收税。又命令市官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并且借贷钱财给百姓，每个月收百分之三的利息；并在各地“乘传督酒利”。王莽的一系列措施，导致商旅穷困窘迫，在市道旁号啕大哭。
应该指出，职业商人遭受汉武帝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市场骤然衰落，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打击措施之厉、程度之深，另一方面也说明，初兴的传统市场是相当脆弱的，职业商人叱咤一时，却是不稳定的，市场和其中的商人没有力量抵抗各种因素的干扰，其生命力还很脆弱，仍是刀俎之下鱼肉的角色。因此，一受到强力干预，便无能为力，商人顿时萎靡，市场逆转直下。结合第二篇的史实更可以看出，汉武帝后，商人迟迟未能重振旗鼓，卷土重来，市场发展也未能东山再起。他们不仅不能以自身的力量去影响和改变社会经济，相反，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长期在低谷中徘徊。这一切充分说明，春秋战国之交诞生的中国传统市场，虽然能取得初兴的硕果，却还没有走上成熟稳定的发展道路。迟至数百年后，经两宋时期市场的再度繁荣，才步入定型和成熟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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