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之后的国家，如何施展统治的技艺？
作者｜克里尚·库马尔（Krishan Kumar）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大学高级讲座教授，肯特大学博士，布里斯托尔大学、中欧大学和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访问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在肯特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欧洲史和全球史。
与古代帝国相比，现代帝国的国祚相对较短。古埃及延续了3000多年。相继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的阿卡得帝国、巴比伦帝国和亚述帝国延续了约2000年。算上此前约200年的共和国时期与西罗马覆灭后的约1000年时间，罗马也有近2000年的国祚。
现代帝国中，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最长，从15世纪到20世纪初—超过了500年。俄国——算上苏联——从16世纪延续到了20世纪末，几乎与奥斯曼帝国一样悠久。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了两大帝国—西班牙和奥地利帝国，加起来的延续时间也和俄国相当，尽管其与沙俄和苏联之间的延续性有所区别。大英帝国始于16世纪末，终结于20世纪中，但在18世纪末也经历了一次断层。法国与其他帝国相似，始于16世纪，但法兰西第一帝国几乎终结于18世纪，法兰西不得不在19世纪卷土重来，但在不到一个世纪后，第二帝国再次覆灭。
《统治的技艺：塑造世界历史的5大帝国》
[美] 克里尚·库马尔 著
石炜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10月
无论如何，现代帝国的寿命以世纪为单位—大约500年是其大限—而不像古代帝国以千年来衡量。这很重要吗？现代帝国对世界的影响是否因此就不如古代帝国呢？当然不是。罗马或许把自己当成了整个世界；古代中国将自己视作世界的中心。但两个帝国离统治全球都有距离（倒是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帝国，尽管持续时间短，但比较接近世界帝国）。而这恰恰是区分欧洲帝国的地方，至少是欧洲的海洋帝国，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即使是奥斯曼帝国、俄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也都处在一个由其欧洲竞争者创造的全球化局势中。这些国家的思维模式与战略部署都不得不顾及海洋帝国带来的全球化影响。例如，克里米亚战争的参战国包括奥斯曼帝国、俄国、英国和法国，陆地和海洋的利益与观念在此交织纠葛，而“一战”和“二战”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规模的战争。
欧洲帝国不是单纯地想要采取全球化思路和政策。新的组织和技术力量赋予欧洲帝国世界霸权，让它们的势力能渗透全球。欧洲的陆军和海军、武器和军事组织、工业和交通通信手段——铁路、蒸汽轮船、电报和电网——赋予了欧洲统治地位，而其他文明，比如古代中国，曾经几乎在这些方面都领先世界。而此时挑战摆在了各国人面前：要么接受和适应欧洲的方式，要么维持软弱和落后的现状。大多数国家选择了西方化，而日本和中国也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基于本国的文化积累同时向西方学习。
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左右，欧洲帝国重塑了这个世界，那它们的覆灭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欧洲帝国不复存在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世界从根本上被欧洲化或西方化了，但欧洲如何接受自己已不再是世界或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宰？这对它们自身的认知有何冲击？当帝国最终（比想象的要晚得多）变成民族国家后，将产生怎样的后果？
“非殖民化”，即失去或抛弃殖民地的过程，主要适用于海洋帝国，较少适用于内陆帝国，但有时同时适用于两者。这一过程是痛苦的，甚至会带来永久的创伤。对于非宗主国的国民而言这无疑是痛苦的，尽管在名义上它们是受益者，因为它们是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但作为帝国的一部分，它们又与帝国进行了割裂。从非欧洲国民的角度，有许多作品表现了这一历史历程，从弗朗茨·法农的讽刺小说《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到尼拉德·乔杜里的伤感挽歌《一个不知名的印度人的自传》（1951）。人们通常发现，在新的本地精英的领导下，前殖民地民众的生活未必会比在过去帝国时代时的要好。此外，帝国的统治者依然会通过非官方的各种手段对新独立的国家施加影响（“新殖民主义”）。
本书关注的是帝国及其灭亡对统治民族的影响。各个内陆帝国在战争和革命的炮火声中纷纷解体，大部分终结于“一战”。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崭新的民族国家土耳其，失去了全部希腊和亚美尼亚人口。在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带领下，土耳其开始了激烈的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改造。土耳其人很快变得像现代的西方人：坚持世俗主义，崇尚科学，发展工业。土耳其前进的野心将带来怎样的结果尚且不明，但遭遇了复兴的宗教势力的强大阻力，即所谓“帝国的反击”。这带来了“奥斯曼复兴”的说法，在土耳其学术界引发热议，而多年来官方对此采取漠视态度，不愿回答奥斯曼帝国究竟代表什么，以及伴随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土耳其到底失去了什么的问题。土耳其占据地理要冲，土耳其文化对其边境——大部分是苏联原先的领地——产生了重要影响，这让有些人再次开始幻想出现一个大土耳其帝国，除了作为民族国家的土耳其的居民，还包括大量其他地方的居民。当然这会让土耳其被排除在欧盟之外，而加入欧盟是土耳其政府一直追求的目标。
在奥匈帝国的土地上，除了此前独立的国家，还出现了由前统治民族建立的新国家——奥地利和匈牙利。两者都是帝国的简化版本，都要面临权力与优越感锐减带来的阻碍。奥地利人一度成为新的大德意志的一部分，直到之后发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们才开始反思自己的身份与未来。1945年后，两国均将自己视作中欧小国，即使在冷战期间，也充当了东西方沟通的桥梁。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怀旧情绪被正式摒弃，尽管还留存一丝骄傲和暗示，有人表示欧盟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哈布斯堡王朝。
匈牙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经历了艰难岁月，曾倒向法西斯主义，“二战”期间站在纳粹一方。战后匈牙利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加入苏联阵营。苏联解体后的匈牙利加入欧盟，发展得也远未让人满意。历史的幽灵以反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形式在匈牙利上空徘徊不去。与匈牙利不同，奥地利已在欧洲民族共同体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匈牙利似乎还在寻找定位，以忘却自己曾是奥匈帝国统治者之一的历史。
所有内陆帝国中，俄罗斯帝国的历史最显赫。或许是因为帝国的经历要远比其他内陆帝国都长久。在俄国的废墟上，俄罗斯人建立了一个基于新原则的国家——苏联，并且延续了70年之久，终结于1991年。从那时起，俄罗斯拥有最大的国土面积和极度丰富的资源，努力找寻新的身份。有时俄罗斯人强调俄罗斯民族主义，但有时也对此表示不满——这意味着俄罗斯人只是众多民族中的一员。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即俄罗斯来到世间带有特殊使命，不断浮现，也助力于俄罗斯东正教的复兴。欧亚意识形态，即俄罗斯是从俄罗斯到远东广袤土地上的核心与统治灵魂，也迎来了热潮。
大部分海洋帝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终结。与内陆帝国情况不同，因为“一战”，海洋帝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享受了一段平静时期，尽管其间部分殖民地的民众怨声载道。“二战”证明这些殖民地对于统治者依然重要，同时在国民心中这些地方也相对脆弱。尽管帝国在殖民地的发展方面做出了有力贡献，同时在政治上也进行了大幅度的退让，但在“二战”后，几大帝国还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相继开始瓦解。
大多数学者认同大英帝国的覆灭伴随的暴力与痛苦程度是最低的。但我们注意到，印度脱离英国后还存在着“印巴分治”的问题，分治使上百万人背井离乡，双方死伤上千人，英国对此负有责任。此外，英国在东非的殖民者不愿撤退，引发了暴力冲突和大量暴行，当地白人应对此负主要责任。因此大英帝国的终结绝不像某些英国人认为的那么和平，更谈不上“优雅”。但相较法国、荷兰、葡萄牙和比利时，大英帝国的瓦解所带来的暴力与流血事件的确较少。
比起其他终结过程更痛苦的帝国，大英帝国的覆灭给人民带来的影响未必会更小。相较而言，帝国更轻松的终结会带来更深远的影响，甚于那些因残酷的殖民战争所产生的愤怒与仇恨，会导致民众希望彻底埋葬帝国，将帝国历史从集体记忆中完全抹去。荷兰人、比利时人、葡萄牙人以及西班牙人的帝国在更早的时代就已覆灭，今天他们并不太在意曾经的帝国或帝国带给他们的荣誉。
对英国人而言，帝国曾是集体身份的重要部分，失去帝国的影响注定非常深刻。英国人一度假装不在意，或在某些时候选择将帝国视作国家历史上一段耻辱的插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帝国的历史在英国各大学里，无论在学生还是教师当中，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话题。从前英国殖民地回国的侨民经常发现自己成了恶意嘲讽的对象。
最近这些年的情势发生了变化。英国国内出现了大量有关帝国的书籍和电视节目，对帝国历史的兴趣出现热潮，五卷本的《牛津大英帝国史》（1998—1999）就是最好的证明。社会学家和文学研究者怀着极大的热情研究帝国，试图从中寻找今天社会思潮与关注重点的根源。
大部分英国人对帝国的关注焦点是民族身份的纠结。这个问题对于英格兰人而言越发尖锐。他们是帝国的缔造者和推动者。联合王国的其他族群当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一旦帝国瓦解，它们都能找到自己相当成熟的民族身份—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英格兰人没有这样的身份可以回归，他们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需要这样一种身份，因为他们只需投身帝国事业。因此，随着帝国丢失了海外殖民地，英格兰人要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联合王国本身也存在解体的威胁之下，他们再也无法以一个广泛的不列颠身份安然自处。
与英国人一样，法国人在1962年后也一度不愿面对和反思帝国前身。特别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他们极力回避的一道伤口。最好的策略就是遗忘。“1962年，大部分法国机构和民众选择将过去和现在存在的帝国痕迹完全抹去。”正如英国的伊诺克·鲍威尔所说，法国人认为帝国是不自然的，是一个错误，是法国对其扮演的欧洲大国角色的偏离。戴高乐时期，法国将自己塑造为欧洲共同体的领导力量，与德国建立了伙伴关系（排斥英国），确保法德关系成为欧洲团结与进步的核心动力。
在这样的气氛下，帝国的记忆只会让人难堪。马赛历史学家让–雅克·若尔迪曾在20世纪90年代建造了一座殖民时代主题的博物馆，他回忆起人们数十年来宣传帝国的行动，从1962年开始，“殖民文化与帝国形象被强行遗忘，引起耻辱甚至仇恨，成为法国人的禁忌……殖民化曾是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引以为傲的历史，今天已没有任何地位”。吉洛·彭特科沃的电影《阿尔及尔之战》（1965）将这种耻辱感发挥到极致，电影生动地刻画了法军的残暴。起初这部电影不允许在法国发行，1971年起法国人能看到这部电影，认识到帝国此前的所作所为，并进行自我谴责。
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殖民历史博物馆显示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60年代，作为遗忘工程的一部分，巴黎的殖民博物馆被改造为非洲和大洋洲艺术博物馆。到了2007年，法国海外博物馆在1906年马赛殖民地博览会的旧址隆重开幕。同时开馆的还有新世界博物馆和东印度公司博物馆，这进一步证明了大众对法国早期帝国历史兴趣的重燃。尼古拉·萨科齐在2007年2月竞选总统期间表示，“法国的历史值得我们骄傲，所以必须停止这套‘追悔莫及’的胡话”。当选总统后，萨科齐使法国殖民历史成为义务教育的内容，强调法国对世界文明做出的正面贡献。
同样是在2007年，人们对帝国的态度发生转变。位于万塞讷的国家移民历史中心向大众开放，这里是举办1931年巴黎殖民地博览会的地方。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数十年间，许多北非伊斯兰移民进入法国，法国遭遇了新的族群融合的问题，与英国一样，这也提醒人们这些移民正是来自帝国时期的殖民地。这的确是一次“帝国的反击”，也引发了关于帝国的意义与影响的追问。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重新欢迎帝国，至少没有这么简单。这些举动更像是一种认可，不只是对帝国在法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更是对帝国正式灭亡为法国带来的持续影响的认可。1997年，法国社会学家艾蒂安·巴利巴尔在谈起阿尔及利亚时说：“今天的法国是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的（并且还在受其影响），支持阿尔及利亚但也与阿尔及利亚针锋相对。”他认为，法兰西民族“是帝国的一部分”，“在长期的实际与法理上的分割之后，帝国依然是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他坚信，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彼此需要，组成了“法—阿共同体”，而两者之间是不可能产生任何“界限”的。巴利巴尔认为这种情况对于所有的前欧洲帝国都适用，即前殖民地与前帝国的互相渗透。
我们清楚地看到，对于法国人和英国人，帝国的话题已回归国家层面。试图掩盖帝国历史的做法遭遇普遍抵制，但帝国的回归总令人不安。至少人们已认可法国人的身份与帝国的历史有关，事实上法国人的身份来自“帝国民族国家”。直面帝国的历史对于理解今天的法国，甚至看清未来都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帝国的终结对民众的影响——土耳其人、奥地利人、俄罗斯人、不列颠人和法兰西人——也许要用另一本书才能交代完整。但作为结尾，人们或许要问帝国是否真的终结了？世界历史的“帝国时代”是否已经完结？民族国家是否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集体归属与身份认同的实际形式？我们是否在最近的50年内完成了通常所说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
沃尔夫冈·蒙姆森写道：“毫无疑问，西方大国的殖民统治正式结束，其殖民地很少完整保留，这是人类历史的重要断层。”随后他又表示，“仔细观察这一断层……发现它并不真正存在”。鲁珀特·埃默森作为研究“帝国到民族”这一重大转型的著名学者，也不禁发出疑问：“我们现在是否遇到了历史的拐点？还是下一次全球局势的变化将带来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两位学者和其他人所关注的是后殖民世界最显著的特征。首先是西方大国的所谓“新殖民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通过非官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手段成功地将前殖民地置于“附属”状态下。前殖民地或已成为独立国家，联合国反复通过决议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而事实是，正如加拉格尔和鲁宾逊（1953）提出的关于此前时代的重要观点，出现了“非正式帝国”，而且西方在由新独立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获得了支配地位。
之前在第三世界，西方和20世纪新的大国—苏联争夺影响力和控制权。因为作为西方代表的美国的存在，也挑战着广为接受的民族国家的理念。因为无论两者代表什么，苏联和美国都不符合民族国家的传统模型。美国是不是帝国或是否应该成为帝国是几十年来热议的话题，但大多数人承认美国的一些做法已经相当“帝国”，“二战”后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统治，无论其是否愿意，都赋予了美国帝国的地位。
还有很多迹象表明民族国家并未占据今天世界的中心，或许永远不会，尽管这是主流观点所认定的趋势。欧盟作为一个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组织就是一场实验：它不是传统的帝国，但有人将欧盟与神圣罗马帝国联系起来，也有人评论，“欧洲的未来不得不借助帝国模式”。人们建立了联合国和各种下属机构，这标志着各国已致力于某种形式的国际监管，至少在原则上约束了国家主权和国家独立。此外，还有一系列的“国家非政府组织”——人道主义机构如无国界医生，环保机构如绿色和平组织——共建了一个“全球性公民社会”，作为各民族国家公民社会的延伸。同时，人们对民族国家高度关注，如果违背其国家责任或国际条约，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审判。当然这种情况最近有增多的趋势，民族国家的领导人可以被传唤到海牙国际法院或国际刑事法庭。由此看来，传统的民族国家在未来或许不再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还有一项因素在影响欧洲国家，特别是那些有着海洋帝国前身的国家（但不限于这些国家）。大量来自亚洲、非洲和加勒比地区前殖民地的移民迁徙进入前宗主国。萨尔曼·鲁西迪在评论英国问题时写道，这种行动将建立英国内部的“新帝国”，英国“最后的殖民地”。人们对待欧洲人与大量非欧洲的新移民的态度由帝国时期的经验所决定。民族国家再次开始管控其人口和边境，巩固民族身份认同，如果可能的话尽量清除帝国的记忆。而这些努力再次被证明只是徒劳，因为帝国不断打断和干扰民族国家的秩序，强迫其面对自己的历史，使民族国家与已经退回欧洲本土的帝国达成妥协。
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在《世界帝国史》中讨论了帝国的长久国祚与新近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历史地平线上的昙花一现，是在帝国背景下出现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对世界政治的想象很可能是不完整的或者短暂的”。两位作者发出疑问：“帝国的常态已经结束了吗？难道剩下的唯一选择，就只有在打造同质社群的过程中同时带来暴力的民族国家吗？或者仍然有其他选择存在，可以接纳形态迥异的政治组织，而不坚持统一性或阶级制度？仔细阅读帝国的历史，不仅能让我们直面极端的暴力与傲慢，也能提醒我们主权是能分享、分解与改变的。过去不是一条单行道，不是只能通向早已命定的未来。”这是相当智慧和中肯的结论，近年来很多学者都表示赞同。历史上帝国或许显赫一时，但我们不清楚其最好的替代品是否就是今天的这200多个主张拥有主权与民族统一的民族国家，因为这看似更像是引发无尽国内与国际纷争的源头。尽管帝国有各种弊病，但是在治理多样化与差异性上仍给我们指出了新方向，而这种多样化和差异性正是民族国家几乎不可避免要遭遇的难题。这足以让我们继续有关帝国的研究，并思考能从帝国的历史中获得怎样的教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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