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合作又竞争：传统中国的皇权—相权博弈

冯天瑜勿食我黍

2024-08-28

作者｜冯天瑜（1942-2023）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汉制的一个突出现象是皇权与相权博弈，于起伏间走向复杂化、尖锐化。这是秦制内部矛盾性的必然产物。

秦制的基本属性是皇帝专权，而皇帝掌控天下需要依凭官僚系统，其主脑是宰相。皇帝与宰相的关系，便成为秦汉以降两千年重要的政治关系。秦代仅历时 15 年，君相矛盾尚隐而未彰，其充分展开是在汉代，汉制演出了皇权与相权博弈的复杂实态。

《周制与秦制》

冯天瑜著

商务印书馆

2024年3月

“相”，始见于殷商甲骨文

及金文

，字形为用目看树。《说文解字》释为“省视也。从目从木”，指观察以作判断，引申为起辅助作用的人。“相” 在春秋时指君主或贵族行礼时的赞礼者，主持饮酒礼、射礼、丧礼的有关礼仪，并操持贵胄家事，称家宰或家相。战国初，一些诸侯国的卿大夫执掌国政，其家宰（家相）成为邦国之相。作为列国行政首脑的相位之设，始于春秋末的齐国，战国三晋（魏赵韩）普及，又延及秦、燕等国，称相、相邦，秦国东陵器物刻铭有：“八年相邦薛君”“八年丞相殳”，秦地出土铜戈有铭文“相邦吕不韦”。《吕氏春秋》释曰：“相者，百官之长也。” 丞相是相邦的副手，秦武王增设左右丞相协助相邦。秦二世增设中丞相，遂有左、中、右丞相。汉制丞相仍为相国副手。主持行政的官员又称宰相。“宰” 与“相” 本是周王家奴的统称，任务是处理君主家事，是天子“私臣”。后来由私臣转为外臣，权力由天子授予。战国时列国相邦事权甚大，统辖兵权、财权、司法权，乃行政主官。秦代设相邦，为群臣之首。汉代为避高祖刘邦讳，相邦改称相国。后此沿用。秦制确立以后，诸王朝面临的一个长期存在的政制问题，是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关系。继秦而起的汉制便是在这一对矛盾中得以生长的。

一、相位是君位的辅佐，“置相”庶几接近“传贤”

相为百官之长，春秋时齐国始设，战国时列国设相，唯楚国设令尹，其职能近相。秦制的相及众卿由君主任免，为君主效命，“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

君主专权面临的一个困局是，以王者一人之精力，不论其智商高下、能力大小，要治理地广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几百万以至几千万的国度的庞杂政务，力不能企。因此，“自古帝王之兴，曷尝不建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乎！”历代君主大都注意选拔贤能，“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统理中央行政，调度各方机构协调运转。这种“提纲而众目张，振领而群毛理” 的“建辅弼之臣”，首推相位。

“相” 上承君主诏命，下统百官，总揽政务，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汉书· 百官公卿表》称：“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秦国丞相始设于秦武王二年，秦昭王三十二年改称相邦，汉代讳“邦”（高祖名邦），改称相国、相室。秦制，出任丞相者皆受封侯爵。秦设纠察百官的御史大夫，为左丞相。此为监察官之始。

丞相一职，历朝名称不尽相同。秦汉已如上述，隋、唐、宋称宰相，元、明初又称丞相。丞相总理中央行政，在君主政治体系中，处于关键

地位。

君主世袭的王朝政治中，相权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因为，“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为确保“传贤” 这一古典善政，丞相制便至关重要。

相权作为君权的工具而设立 , 君相协力的主辅关系为理想状态。君主要物色能臣协理天下，达成“王天下” 的目标；臣下追求“得君行道”，“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以宋代为例，帝—相合治被视作当然，文彦博说，帝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而相乃士大夫之首，自视“明君” 的皇帝都竭力善处君相关系。宋太宗对宰相说：“前代帝王多以尊极自居，凛然颜色，左右无敢辄进一言。朕每与卿等款曲，商榷时事，盖欲通上下之情，无有所隐。”宋真宗也告诉宰辅：“军国之事，无巨细必与卿等议之，朕未尝专断。卿等各宜无隐，以副朕意也。” 这是协调君相、和衷共济的主张。

二、相被君视作天敌 —萧何为什么自毁形象

在王朝时代，君—相关系实际运行往往并不顺畅，发生扞格、抵牾为其常态。其根本原因在于君权的自私性和排他性。君权既要任用丞相贯彻旨意，又时刻提防相权分割、架空君位。君权与相权始终处在这种微妙的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之中。

西汉初，丞相职权范围宽广，“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内政、外交、民政、立法、司法、用人、赏罚，均在其管辖之内，有职有权，“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 。正因为如此，王权对相权多有

防范。汉王刘邦率兵在外，屡屡遣使慰问留守后方的丞相萧何（？—前193）。萧何询问高人，汉王其意安在，“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 。萧何便以子孙昆弟为人质，以换取刘邦的信任。除鲍生外，召平等人也先后给萧何敲响警钟。

刘汉建国，以萧何功劳第一，封侯拜相。萧何计诛韩信，更得皇帝

恩宠，除加封外，还派一名都尉率五百名士兵作相国护卫。诸人前来为

萧何致贺，唯有召平告诉萧相：祸患从此开始了。你留守朝中，未遭战

争之险，反而增加封邑并设卫队，这是因为淮阴侯刚在京城谋反，对你

也心存怀疑。萧何听从召平之议，辞谢皇帝封赏，刘邦果然高兴。英布

谋反，皇帝亲征，萧何每次派人运送军粮，身在前线的刘邦都要询问来

人：萧相国在长安做甚？使者答曰：萧相国清廉爱民，深受百姓拥戴。

刘邦听毕，沉吟良久。使者回长安向萧何报告，萧何明白：皇帝起疑心

了。于是大肆挥霍，又强占民田民宅，低价购置、赊借良田，引起民愤。

刘邦获悉消息，大觉欣慰，对萧何放下心来。萧何不惜自毁形象，以去

帝王疑心，求得自保。萧何素以谨慎著称，尚且难容于君主，唐人卢照邻诗云：“专权判不容萧相” ，由此可见君权与相权的微妙关系。《史记》不惜笔墨作这些载述，表现君权对相权的猜忌、相权对君权的防范，颇具典型意义。也有帝王注意发挥相权的作用，如唐太宗批评“励精之主” 隋文帝“至察则多疑于物”，“每事旨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太宗自称：“朕意则不然，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但汉唐以降，君相协合者少，君权排斥相权者居多，这是君主集权政治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

三、相权走弱

秦制确立以后，诸朝政制的大趋势，是君权增强，相权日益走低。以西汉而论，帝—相矛盾层出不穷，除前述高祖对萧何用而疑忌之外，名例还有文帝与周勃（？—前 169）角力，景帝与周亚夫（？—前143）争斗。略述后者：景帝欲废太子刘荣，周亚夫反对。景帝应母亲窦太后之意，要封舅舅王信为侯，周亚夫以汉朝祖制（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为由，称“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周亚夫否决景帝旨意，帝、相矛盾加深，景帝终以“谋反” 惩处周亚夫，周在狱中绝食而亡。这说明皇权—相权斗争的残酷性，且多以君胜相败终局。也有相权得势的例子，如武帝亡，内朝尚书霍光专权，废一帝（昌邑王刘贺从帝位贬为海昏侯），立一帝（宣帝刘询）。

西汉中期以降，丞相权势明显削弱：其一，丞相的单独行政权被一分为三，原来地位在丞相之下的太尉、御史大夫地位提高，与丞相平起平坐，三者改称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分掌民政、军事、土木营造，互不统属，均对皇帝负责。其二，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御史台，代表君权对相权实行监督、制约。其三，强化“内朝” 以与“外朝” 对峙。武帝时，选拔职位远低于丞相的内廷办事人员参与朝政，甚至包括部分宦官，形成宫内决策机构，牵制以丞相为首的行政系统。

东汉仍以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为丞相，但权力锐减，“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 ，而“内朝” 地位进一步上升，掌管内廷文书的尚书机构扩大，正式称尚书台，“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 。仲长统（180—220）说，丞相职权“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 ，其变化原因，正在于君权对相权的猜忌。

隋朝中央政权确立三省六部制。尚书、门下、内史三省长官并为宰相，共掌国政；尚书省下分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每部又辖四司，进一步分割相权。六部事务在秦汉时由九卿分掌，魏晋后分曹治事，曹变为部，隋以后称六部，比附《周礼》六官。

唐承隋制，但改内史省为中书省。因三省长官名位太高，皇帝往往故意将其空置，而以副职或其他官员代行三省长官的宰相职务，其人数有时多达十余人，其目的显然在削弱相权而强化君权。六部中的“民部” 为避太宗李世民讳，改称“户部”，以后六部通称吏、户、礼、兵、刑、工。

宋朝用“分化事权”“官与职殊” 的手段来抑制相权。从宋太祖始，变“独相” 为“群相”，以分散相权。枢密院掌军事，中书门下省掌行政，三司徒掌财政。中书门下省长官称“中书门下平章事”，行宰相权，无权过问军事、财政，且事事须请示皇帝，不仅大政方针，而且具体措施，也要由皇帝裁决，宰相权力越来越小。

由唐至宋，相权走向低落，仅从君相礼仪便可见一斑。唐代“宰相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罢”。奏稿拟定、进入，皆由宰相办理，皇帝于宫中亲览，用御宝，允许其奏。“由唐室历五代，不改其制。”至宋代中期以降，元朝废尚书、门下省，以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关，其长官中书令，由皇太子亲任。“惟皇太子立，必兼中书令”，中书令之下，才设丞相，体现君权对相权的直接控辖。

四、明清取缔丞相制

明代君主专制走向极端，朱元璋登极之初便刻意限制相权，于洪武四年免去李善长相职，代之以汪广洋，又切断中书省与各行省的关联，架空丞相主持的中书省。洪武十三年，以谋反罪名处死丞相胡惟庸，取消中书省，废除丞相职位，提升六部官秩，规定六部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君权囊括相权。他还颁布诏令：“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明代及后继之清代再也没有设置丞相，这是明代开端的一大恶政，“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

明清两代设立辅政的内阁首辅（内阁学士中为首者），此即号称“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 的内阁大学士，但实际上，内阁大学士除个别情况（如明代嘉靖间大学士严嵩、万历间大学士张居正）外，大都无宰相实权，不过是皇帝的秘书而已。《明史》说：

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其纠劾则责之都察院，章奏则达之通政司，平反则参之大理寺…… 分大都督府为五，而征调隶于兵部。

这“罢丞相不设”“帝方自操威柄”，点化出皇权专制的特色：皇帝集君权、相权于一身，亲自统领各事权机构（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等）。黄宗羲指出：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诚哉斯言！

朱元璋曾留下两条断然不移的遗命，一是不设丞相；二是不许宦官读书，以免干政。而明代后世谨遵废相之旨，却大开宦官干政之门，可谓弃其善治、行其乱政，“是注定要演为一大悲剧，造成中国史上最可怖之黑暗时代”。

专制皇权排斥相权，并非个案，清代乾隆皇帝对宰相握有实权也十分疑忌，他曾专门撰文非议相权，表述了帝王绝对集权的病态心理：

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范，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若不幸而所用王、吕，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乾隆在这里流露出对王安石一类权相的忌恨，并谴责宋儒的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不为国相即为国师的精神。乾隆所希望的是，士子们成为君王的文学侍从或不问政治的书蠹。乾隆是容不得臣下以“名臣” 自居的。有一文臣尹嘉铨因编《小学大全》上呈皇帝，得乾隆嘉许。尹嘉铨以为自己深得皇上青睐，致仕（退休）后上奏，为父亲请谥，乾隆颇不高兴，朱批“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但尹氏不知趣，再上一本，请许“我朝” 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这下触怒乾隆，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将尹嘉铨着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乾隆严惩尹氏，意在厉禁臣下以“名臣” 自居，只能做平庸安分的臣仆。乾隆得意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