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最后算算自己创业也有九年了，从无到有，再到负，像做了一个梦。从负到正，真的好难，大家加油。”“创业第7年，员工陪着公司一起成长，如家人般。不劝退，不裁员，不降薪，不拖欠。担负起企业应尽的责任。大家一起挺过这个最艰难的冬天，必将迎来繁花似锦的春天!”18985条评论，包含1117个“加油”、606个“倒闭”、389个“流泪”、272个“难关”，每一条都是疫情期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真实写照。这些评论来自于范否疫情期间发布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讲述中小企业疫情现状的《第一批扛不住的企业家已经开始倒闭》，另一篇是分析复工延期的《让企业雪上加霜，北京上海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两篇文章阅读量加起来已经超过了2000万，作为一个致力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创业者，在那一刻，范否似乎与这些企业主读者们共情。五年记者经历，让范否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也窥见了行业更深层次的隐痛。做过行业的“观察者”之后，范否加入无讼团队，开始踏上探索法律行业革新的路途。在媒体人“公共利益”信条的指引下，范否从无讼离开之后，在互联网产品经理思维里摸索，最终落地成一家以“中央法务部”为模式的法律服务机构——海蜂法务。
公司介绍的页面里，海蜂的slogan是“让中国企业家拥有更多法律安全感”。这条愿景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范否多年行业经历的注脚。从记者到创业者，他在“理想主义”的道路上孤注一掷，一边见证别人的故事，一边书写自己的故事。从服务中小型民营企业主群体的过程里，他“感知到超出于生存本身的价值与意义”。2009年，厦门大学新闻专业出身的范否进入《法制日报》（现更名为《法治日报》）担任法治调查记者。到了2014年，调查记者这个职业在逐渐紧缩的报道环境里失去了用武之地，“基本上就没法往外跑了”。恰逢以微信公众号为主的第一波自媒体浪潮，他开始折腾起个人公众号的运营。绝大多数的头部法律公众号诞生于那一年，而凭借媒体人独有的敏锐视角和所积累的行业资源，范否创办的公众号律政观察，逐渐在法律行业打出了一定的名气，粉丝量也涨到了十万加；与此同时，记者生涯走入了瓶颈，他需要找到一个新的职业定位。那一年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肇始，“互联网+”的概念深入各行各业，开始改造各个细分领域。最开始的想法只是朦朦胧胧的，“基于对互联网行业的一些观察，就想我能不能在法律领域结合互联网一些探索和尝试。”创业思路尚未成型，但他想改变以往冷眼旁观的身份，亲身踏入行业，做一个践行者。同年10月，范否加入无讼团队，成为早期员工之一——这家公司作为第一批“互联网+法律”的创业公司，在之后的两年内以迅猛发展的势头被视为行业“准独角兽”。
12月4日，北京美术馆后街一个小型剧场里，无讼的第一批理想主义者们汇聚在一起，召开了一场热闹的产品发布会。范否曾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过一首诗，怀念那个场景：“那是热闹的年代，许多脸都在这里出现。今天你去城里问问，他们都大名鼎鼎。”内容创作者不再是范否的唯一身份，包括他在内的整个无讼团队，都在探索一条“技术改造法律服务”的商业路径——直到今天，行业里都没有出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者，大家都在试错，而范否是走得最早，也走得最坚定的那一批。从To C的内容生产到To B的商业模式探索，转型的阵痛驱使着范否“放下对过往资源的依赖，扎根到行业里”。他需要学习大量的新东西，“我给自己定了八门课程，从管理、法律业务、产品、技术到市场营销等等。”事实上，法律服务创业的新大陆空间足够广阔，“很多的方向可以去探索，比如面向律师，或者服务个人、企业，还可以面向政府。”而走在商业化道路上的范否，依然保留了理想主义的微光。“创业是商业行为，适当的理想主义才能保证创业者不会过于短视。”在“改变法律行业”的宏大愿景下，范否找寻着真正触动他内心的方向。而一位“堂吉诃德式企业家”的出现，击中了他的心灵，让他理清楚创业的第一步——到底被谁所需要。2015年11月，已经加入无讼创业的范否接到了一位旧时采访对象的电话，这位企业家“偷偷打电话告诉我，说他逃到了北京。”时间追溯到2012年3月，那是范否与这位企业家的第一次交集。当时因为一篇“公务员特供别墅”的调查报道，范否在广西来宾当地引发了不少关注。彼时作为一名调查记者，范否已经报道过不少企业家蒙冤的事件，也借助媒体的力量帮助一些企业家平反。
于是，这位原本开水泥公司的企业家找到他，讲述了自己因资金短缺，通过转让55%的股份换取了400余万现金，却因为合同条款和操作流程问题，只收到了小部分的钱，还失去了公司的控制权，并发生了一系列不利的事情。2007年，他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却遭遇了诸多非正常干预，无奈之下走上了漫漫上访路。范否写了一篇报道，也引起了当地领导关注，然而，企业家的噩梦并没有因此结束。不仅问题没有解决，还因为丧失控制权，企业家丢掉了所有股权，倒欠公司一大笔钱，当地以拒执罪要抓他。一个命运的巧合是：范否接到电话的那天正是记者节，他正在与朋友们聚会。这个电话燃起了他内心的情绪。“但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媒体，也只能将这位企业家的遭遇告诉了我的媒体朋友们。”最终《中国青年报》跟进了这个案子，推动了最高院指定广西高院再审此案。那时候已经是 2016年。而直至今日，这位企业家也未等到一纸胜诉判决，他仍在举债诉讼，靠在工地干活维持生计，如同堂吉诃德，一腔孤勇，却四处碰壁。“这个魔幻的结果让我感受了荒谬。”一方面，民营经济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中小企业突破3000万家，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支撑着就业增长的基本盘。另一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依然没有太多安全感，诸如上述企业家的案例依然存在。有企业家们自身的因素：他们的法律素养知识以及能获取的法律资源都是非常稀缺，很多交易行为都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而制度的漏洞与规则的缺位，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外部因素。这位堂吉诃德式的企业家触动到了范否，他开始思考，如何从根本上“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提供法律安全感”。2017年4月，范否以项目实验的方式，在无讼内部拉起一个小团队，探索面向中小企业的法务产品。 一个合作机会非常幸运地降临。当时用户群已经达到400万的阿里巴巴钉钉，正在筹划推出一系列第三方服务产品，其中一个模块就是法律。于是，范否带着7人团队前往杭州，驻扎在钉钉办公3个月，研发基于钉钉平台的“企业法律顾问”产品。“我们选了5家企业，定了3个月的共创计划。一周驻企，一周讨论产品并画出原型，下一次驻企时再带过去听企业内部各岗位的反馈。”接受了钉钉“共创”文化和方法论的改造，共创第一个月，最初版本的思路被彻底推翻。钉钉的同事给了范否一句忠告：“你们会发现，老板说的，和员工说的，和中层管理岗说的，都会不一样；他们分别说的，和公司实际运转的情况也不一定一样。”To B的需求挖掘显然更困难，必须做立体与深入的了解。在驻扎企业的过程中，他们看到了很多外人看不到的痛点。比如一家互联网企业，在急速扩张中只配备了一名律师兼职顾问，负责把关一年近4000份合同。因为大多数是模板合同，审查流于形式。但他们最大的焦虑，不在于合同文本的把关，而是每年4000份合同的管理。他们的行政总监用的是一款「扫描全能王」的 app，公司所有合同都只能依靠这个应用简单管理。“来一份扫描一份，存在一个文件夹里，不管查阅、检索还是提醒，都极不方便。”这些管理上的痛点，不是聘请一位常年法律顾问可以解决的。这也让范否团队意识到，面向企业的法务产品，必须做到「像企业内部法务一样」。因为在这个领域上已经有了两年的探索，在决心独立创业之初，范否就对创业进行了精准的计划，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第一阶段根据两年实践总结构建产品体系，第二阶段在封闭市场中测试需求状况，是否有需求，能否盈利；第三阶段进行规模化的扩张。“前两个阶段——打磨产品与验证市场，放在厦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厦门是范否度过大学时代的城市。2017年年底，他选择从无讼离职，离开北京，南下回到熟悉的厦门创业。厦门的人力成本相较一线城市更低一些，足够发达的民营经济让法律服务的市场有足够空间，但不会有太过激烈的同业竞争。“只要能在厦门这样规模的市场跑通，那么这样的商业模式在其他一线城市也更容易复制成功。”他给自己的公司取名叫“海蜂”，这个名字源于海蜂突击队——是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场上，专门负责在战区修建登陆设施和简易机场的特种部队，他希望“海蜂”这家公司也能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搭建稳固的法律基础设施。从整个市场而言，目前企业法律顾问服务主要有两个流派：一种是法务公司以低廉的价格与强大的营销能力，对市场进行快速的铺陈推广。但这类服务本质是一次性买卖，只是浅层次的模板化服务，因此续费率非常低。另外一种流派则是律所提供的法律顾问服务，依赖于长期的客户积累，没有形成规模化，基本以零散的个人或者松散的机构存在。这类服务本质是为从法律顾问里挖掘诉讼业务等增值服务。而海蜂想尝试两者的结合：既要能够相对定制地解决客户法律需求，又要能被规模化推广。规模化的发展需要标准化的产品，这意味着必须要使用新的服务模式，升级原来的生产关系。在科技的加持下，海蜂借鉴「中央厨房」理念，独创出「中央法务部」的概念。在以降本增效为目的改造常法服务的驱动下，海蜂的服务产品延展了三条核心优势。团队专业度的直观感受来自于客户的体验，比起长篇累牍的业务知识，客户更擅长在「谁更懂我」上判断优劣。因次常法服务的细分化与行业化也理所当然。2年的时间里，海蜂研究院团队针对主流的近20个行业，梳理了所有过往诉讼、行政处罚、舆情等风险数据，并搭建起可能是国内最大的分行业企业风险规则数据库。在数据基础上，面向一定数目的主流行业，提供行业定制的法律顾问解决方案。 事实上，海蜂自主研发的智能法务管理系统，来自于与阿里巴巴钉钉平台的共创经历，目的是为了帮助企业建立良好的法务管理规范，及时发现和规避人工管不到的风险。目前，这条系统不仅在海蜂会员中被不同程度的使用，也成为了钉钉生态合作伙伴中唯一的法务管理应用。而为了提升与客户沟通的及时性，把自己变成客户“眼前的法务”，海蜂还联合腾讯投资的独角兽公司“小鱼易连”，打造出了行业内首台远程法律顾问终端机「蜂眼终端」。 海蜂的智能法务管理系统
海蜂的法律服务人员对标的是「企业内部的法务」，第一步是人工服务的标准化。在「懂你、专业、及时、主动、可依赖」的服务宗旨下，海蜂将服务标准进行了严格的细化。全年12个月主动服务、订单7×18小时10分钟响应、需求交付前经过双重审查……高效率背后是高标准的培养机制。“我们内部有一本厚厚的服务手册，里面细到每一句话该怎么说、每一个订单该怎么处理。培训完之后，通过考试的形式来进行成果核验。两个星期上课结束，六门考试通过之后法务人员才能上岗。”「海蜂模式」的解决路径是事前建章立制，事中风险管控，事后风险化解。海蜂在保证效率和用户体验成倍翻升同时，也将成本降至传统服务一半以下。“这才是我们的市场核心竞争力。”某种程度上，海蜂业务的探索过程，伴随着客户业务的发展壮大。2019年2月，范否接到了海蜂的第一笔业务问询。他微信里一位创业者发来信息，咨询是否能够帮助审查一份合同。当时的海蜂还在前期的产品研发期，并未准备对外承接业务。秉着帮忙的心态，范否找合伙人免费帮其审查了合同。紧接着几天之后，那位创业者转来一笔服务费用，希望海蜂能够帮忙审查另一份合同。为了与服务企业建立联系，了解足够的需求痛点，海蜂的法律服务模式是会员制。“所以我告诉她前两次是帮忙，之后就没法继续了，如果她的需求足够频繁，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 范否的线下演讲
当时这位客户并没有接受这一提议，直到一个月之后，她提出来希望先购买半年会员试用。这成为海蜂签下的第一个会员服务合同。直到今天，这家公司仍然是海蜂的会员企业。事实上，企业法律服务只是一个入口，海蜂也在自己的会员企业里挖掘到了新的增量业务。海蜂在帮助另外一位会员客户完成公司股权架构改革之后，又在今年7月，辅助客户在厦门设立集团公司，并与海蜂共同成立一支专门投资海蜂会员企业的基金。“目前海蜂旗下有商务财税公司、管理咨询公司、投资基金以及自营的律师事务所，这些都是围绕着海蜂的法律会员进行服务。”这个服务矩阵从底层逻辑上，就与律师从事法律顾问的出发点不同。“很多客户会认为，律师做法律顾问服务，是希望客户将来产生诉讼或者纠纷，能够直接通过他来处理。但是海蜂的模式可以很好反驳这样的认知，我们根本不希望所服务的企业出现法律风险，陷入纠纷与诉讼当中。”“海蜂的使命是让中国企业家拥有更多法律安全感。”范否最早在做记者时，就已埋下这一心灵火种。受过南方系媒体的熏陶与教育，他始终将调查记者李海鹏“公共利益”的理念奉为圭臬。从观察者的媒体人，到行业理想主义的践行者，范否的来路一直清晰坚定。“我自己以及团队，认定了企业法律服务这件事情。这过程中可能会犯错，也会有挫折，保持开放的心态才是关键，如果方向错误那就换一个方向试，没有什么大不了。”今年的8月13日，是海蜂成立两周年的纪念日，朴树的一句歌词，反复在他脑海里闪现：「心里像有一些话，我们先不讲，等待着那将要盛装出场的未来。」而他正在等待海蜂盛装出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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