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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年前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与英国莎士比亚“同出其时”的东方戏剧大师汤显祖，在漫长而曲折的流放生涯中，辗转来到浙西南崇山峻岭间的小城遂昌，开始了他人生中唯一一段独立主政的仕宦生涯。在遂昌这座斗大小县，汤显祖不仅完成了《紫钗记》的定稿和《牡丹亭》的构思，更在中国文学版图甚至是世界戏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为重要的是，他在遂昌推行了劝课农桑、重教兴学、轻刑宽狱三大惠民仁政。这“三把火”，在他任遂昌知县五年的全部任期持续燃烧，他也因政绩卓越“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那么，这位具有浓郁诗人气质的书生，究竟是怎样燃起他亲民善政的“三把火”？又何以留下了汤公遗爱遂昌400余年的传奇佳话？
汤显祖像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春天，疲惫困顿的汤显祖刚从位于雷州半岛的徐闻县，来到浙西南的遂昌。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29岁的莎士比亚在伦敦发表了他的首部印刷作品——《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并于同年完成了《理查三世》《维洛那二绅士》两部剧作。这对在中西戏剧史上最具参照意义的“双子星”，正踏着各自命运的鼓点，上演着并无交集的未知戏码。而遂昌这座浙江处州府（今丽水）下的偏远小城，正以“学舍、仓庾、城垣等作俱废”的残颓场景，等待这位远客的到来。当时的遂昌一直因穷山薄水、虎害猖獗，而导致生产落后、赋寡民稀、流民滋生，这也一度让历任知县深感焦虑。刚一上任，汤显祖就把百姓果腹、安定生产作为头等大事。不仅开启了“班春劝农”——颁布春令、以劝农事的农耕盛典，还在农忙时节为策励春耕，停止派夫征税，暂缓争讼之事。五年中，每逢立春时节，汤显祖就作为“带头大哥”，亲自扶犁，绕春场一周，行耕籍礼；同时备办花酒，与当地百姓“把酒话农桑”。与此同时，山高林密、虎害猖獗，是该县长期面临的另一重魔咒。汤显祖到任的第一年初冬，就发生了老虎伤人的恶性事件。为尽快消灭虎患，汤显祖组织村民壮丁，亲自带队上山打虎。他们先后杀虎十七只，彻底消除了传说中神灵附体的百兽之王，极大地振奋了乡民的士气。仓廪实而知礼节。五年间，遂昌生产安定，社会和谐，并获“仙县”之称，汤显祖则被誉为“仙令”。汤显祖劝农安民的动人场景，也成为其《牡丹亭》相关戏目的生动剪影：“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可以说，汤公在“戏里戏外”劝农安民的具体实践，正是“以情安民、清正爱民”最真实的写照。
今天的丽水遂昌 图源：视觉中国
在解决遂昌百姓温饱问题的同时，重教兴学是他在当地燃起的第二把火。民以教化为本。缔造“民朝于田而暮于学”的耕读社会，就成为贯穿汤显祖整个仕宦生涯的理想图景。而此前，在千里之外的位于海南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他就创办了旨在教化民众的贵生书院。到遂昌上任三天后，他就率众拜谒孔庙。有感于教育设施荒芜殆尽，他带领学官亲自勘察，选定眠牛山麓的一块旷地，营建文武合一的相圃书院。上任遂昌的第二年，汤显祖又创建了藏书楼“尊经阁”；次年，又为书院加建大堂，名曰“聚德堂”。从此，千年古城遂昌，有了历史上的第一座书院和第一个公立图书馆。为此，他拿出了例归知县所有的讼费及相关款项，用于设施的修缮和对清寒学生的补贴。政务闲暇之时，他还以县令之身份兼学长之职，与众学子一道讲课问学，并亲手为生员批改文章，师友交游，乐此不疲。自此，一个矛盾丛生、看似积重难返的小城，居然呈现出“市上无喧少斗鸡”“琴歌积雪讼庭闲”的升平景象。遂昌习礼尚文的传统日益浓厚，士气民风为之大振：“士相师友而游。至夜分，莫不英英然、言言然，讲于《诗》《书》六艺之文。相与为文，机力日以奇畅，大变陈常。”作为王阳明的四传弟子，汤显祖深受阳明心学影响，这主要体现于他在任期间，始终坚持轻刑宽狱、正德厚生。而这带有浓厚温情的第三把火，不仅驱逐了黑暗，烛照了光明，而且传达了正义，温暖了人心。他曾在多个场合不只一次动情地说过，他审案时虽然也动过刑罚，但从未打死过一名囚犯。此外，他从未借兴建学舍、城墙等政府工程捞取油水，反倒是自掏腰包补贴教育和民生工程。但这位文学巨匠温情脉脉、感性柔软的另一面，却是他对豪强劣绅的嫉恶如仇。对于拒缴田赋的大户地主、被纵容包庇的官宦亲族、无恶不作的盗劫无赖，他亮出的是刀与剑，是法与理，其背后是他对百姓对弱者的周全与呵护。当然，在遂昌的五年，最具传奇和温情色彩的是，汤县令“私下”做出了“除夕遣囚”和“纵囚观灯”两件惊动政坛的大事：一是除夕之夜，他让狱中囚犯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三天后，囚犯全部自行回狱服刑，无一人逃脱；二是在元宵节，他组织囚犯到城北河桥上观赏花灯，与民同乐，共享人间温情。后人通常将这一人道主义实验，作为对他崇文重教、风化天下的重要证明。除此之外，笔者更愿将其理解为是以人性之光烛照人心之善的仁爱之举。因为，只要条件许可，他都会尽可能地让所有人活得舒展，活得温暖。这也是他在遂昌的“三把火”中，持续闪耀的烛心与主题。
《牡丹亭》，汤显祖的代表作之一
对一个建置近两千年的县邑，万历时期的五年时间，短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今天，以大历史的眼光来看，汤显祖主政遂昌的五年，其意义和影响，则须从在此后四百余年甚至更长的岁月长河中去探寻。他走后，遂昌百姓自发为汤公立生祠、建遗爱祠以祀。在从隋到清有姓名可考的遂昌县官315人中，仅此一例。五年时光中，这位载誉后世的艺术家，见到过猛虎的死去，也享受过江南姹紫嫣红的良辰美景；他拒绝了金银的腐蚀，也放弃了官升一级的诱惑。但他始终参悟不了怎样与世俗苟合……因此，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对于朝廷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开采金矿的命令，他所有的抵制与嘲讽，无异于螳臂挡车、蚍蜉撼树。终于，在这一年的初冬，极度愤慨的汤显祖甚至等不及他那张辞呈批复的到来，就早早挂起官印，缓步踱出县衙。在今天看来，遂昌成为汤显祖理想破灭之前，完成心灵转场的最后驿站。因为，正是在这里，他完成了《牡丹亭》《紫钗记》等伟大剧作的经典采风和原始积累。正如在伦敦的莎士比亚一样，在遂昌的汤显祖，在他的人生低谷，以对艺术与事业的执著，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
更重要的是，他在这场理想与现实短兵相接之下的“三把火”，留下了他对传统道德与仁政的坚守，留下了士人的风骨，也留下了至今“满城尽忆汤公情”的经典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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