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中国画何时再登“高峰”
浙江，素有“美术重镇”之称，其中尤属源远流长的中国画艺术为甚。无论是从历史底蕴、艺术造诣，还是从时代发展来看，浙江都曾多次攀上中国画的“高峰”。
2009年，深具地方特色的浙江中国画，在全国美展上的获奖数量曾达到全国的五分之一。但此后十年，浙江的中国画作品连续两届在中国美展上“缺席”中国美术奖。
虽说能否获奖并不能作为评判艺术水准的唯一标准，但诸如中国美术奖这样的奖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文化主张，也是衡量区域美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
两次与重要奖项失之交臂，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最具传统优势的浙江中国画，该如何发力才能接续往日辉煌？
一
浙江中国画的传承发展史，是一部写意精神与时俱进的演变史。画家以自然为师，绘天地万物，将自身的美学趣味、精神取向、人格风骨融入到创作中。
始于唐代、兴于宋元的“文人画”，是写意传统极重要的源流。元代画家黄公望崇尚自然、讲求写意，八十高龄提笔绘写富春江，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尽数收入长卷《富春山居图》。
到了明代，画家戴进既沿袭了南宋院体遗风，又有元人水墨画意；绍兴人徐渭开创“泼墨大写意花鸟”画风，将花鸟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浙江的自然山水，养成了画家们讲诗性、重笔墨的写意精神，以及关注本体表达、追求个人修养的价值观念。
后来，浙派绘画的文脉持续繁衍生息。1928年，我国第一所高等美术院校——国立艺术院创立于杭州，一批中国画大师汇集于此，探索和思考中国时代艺术的发展之路。在这里，林风眠提出“调和中西”的思想，潘天寿提出“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奠定了浙江当代中国画的品性。
现当代国画史上的大家，如黄宾虹、诸乐三、陆俨少、李可染、方增先等都曾在美院工作或学习，他们将诗性涵养融入笔墨，开创写意精神新境界。此外，曾宓、吴山明、童中焘、姜宝林、何水法等名家，以水墨艺笔，将山水情韵与人文精神互融互通。
二
正因为人们对浙江美术有较高的期待，在历届全国美展上，浙江中国画的表现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据统计，从第六届（1984）到第十一届（2009）全国美展，浙江中国画无论是入选作品还是获奖作品，数量都独占鳌头。但在最近两届全国美展中，浙江入选作品虽不少，但进京展作品却较少，获奖作品更是无所斩获。于是外界不免发出质疑：这样的成绩单，与“高峰”地位还能匹配吗？
古人云，“目见百步之外，不能自见其眦”。要回答这个揪心之问，我们须“揽镜自照”，方知画中得失——
重本体表达，对时代主题着墨不够主动。浙江的一部分中国画画家对现实主题创作“不感冒”，其主题性创作往往是被动承接的任务，而非发自内心的艺术表达。他们个人的艺术生活更愿意沉浸在中国画本体语言和笔墨技法的探索中，创作方向多囿于表现花鸟山水等传统题材，相对较少反映社会主流意识、历史题材、百姓生活等时代命题。当创作的作品与热气腾腾的群众生活不贴近，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不敏感，作品自然很难打动看画人的心。
偏“单打独斗”，集体创作氛围不浓。团队作战本是浙江画界的优良传统，20世纪50年代就有“国画山水写生组”，到80年代又成立了“莫干山创作组”“两江创作组”等，带动画界欣欣向荣。现如今，浙江中国画领域虽不缺创作研究机构和团体组织，但缺少向心力强的“学术共同体”；不缺领军人物，但缺少协调力强的服务型带头人。
好话套话多，批评乏力锐度不足。文艺批评被称为文艺创作的一剂良药，但这味“药方”，很多评论家似乎不敢开。浙江是艺术史研究的重镇，却鲜见一针见血式的艺术评论。有些艺术家办个展，大家都来捧场，图的是宾客尽欢、而非创作提升，整个文艺界普遍存在批评乏力、批评失语的现象。
受市场羁绊，部分艺术家难守本心。在艺术市场化背景下，中国画的超逸化、小品化倾向日趋凸显，人文关怀和现实观照则有被弱化的迹象。有些画家在经济大潮中找到“捷径”，少谈创作而常谈市场。认为纯粹的艺术创作花大精力、费大力气，兴趣缺缺。
回望那些流传千古的经典之作，必定是历经时间打磨、沉淀时代精华的作品。任何脱离时代的艺术都难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粗制滥造的“快餐艺术”更是转瞬即逝。它们，终将被时代远远甩下。
三
有人说，浙江绘画传统崇尚写意精神，重视艺术本体，若刻意迎合、过度雕琢便是落了下乘。笔者恰恰认为，中国画理应体现时代精神，写意精神也需要守正创新，赋予其时代表达。
如今的“写意”，已不是文人画的狭义“写意”，而是应“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写身边的故事，写这个滚烫的大时代。
写意精神绝不是让艺术家活在旧时代、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每一天都有动人的故事发生，每一处都有值得书写的时代命题。画家要去田间地头、街头巷尾感受一下泥土气、烟火味，拾起或闪烁、或隐匿的文化印记，捕捉历史更迭、社会变迁的脉络，刻画平凡人的不平凡。
主题创作是艺术家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它绝不是让艺术家丧失个性、空唱赞歌，也不是片面地将主题性等同于程式化、概念化，忽视艺术精进的追求，而是提倡“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
主题创作与艺术创作不是对立的，而是同向的。艺术家只有在借鉴、融合与创新中把握文艺规律，在人民的创造中进行艺术创造，展现新时代的万千意象，才能实现艺术性、时代性与人民性的平衡。
浙江的历史上并不缺乏兼具主题性和艺术性的扛鼎之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浙派人物画”崛起，以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为代表的水墨写意人物画，以及宋忠元、顾生岳为代表的工笔人物画，在中国画坛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比如周昌谷的代表作品《两个羊羔》就是他深入藏区生活所作，画中的藏族女孩满眼爱怜地看着两只小羊羔，天真淳朴跃然纸上，展现浓郁的藏区风情；李震坚毕生坚持“画老百姓的画，给老百姓看”，在他创作的《在风浪里成长》中，一位老渔民手把手教年轻的舵手在风浪中驾驶船只，表达了当地渔民不服输的精神。
近年来，在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浙江画家的身影也并不鲜见。在中国画领域，尉晓榕的《社戏》、张捷的《井冈山》、茹峰的《绿水青山》、吴宪生的《十送红军》、黄骏的《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作报告》等等，皆为佳作。
但不得不承认，相比其他艺术门类，浙江中国画主题创作整体氛围不浓，在出精品、出力作方面呈现疲态。笔者认为，在全国美展这样的中青年艺术家展示才能、突围冒尖的舞台上，浙江不应该缺席，更不应该孤芳自赏。
美术界应以更优的机制激励美术工作者到全国舞台争金夺银，留下属于自己的时代刻度；应鼓励青年生力军挑大梁，激励中生代骨干再展翅，开展试验性、准备性创作，发挥团队作战的传统优势，培育发掘一批“种子选手”。
对画家而言，还须提升知识的丰度、语言的深度、精神的高度，深入一线采风、感悟百姓生活，创作出一批有浙江辨识度、紧扣新时代脉搏的精品力作，成就浙江文化强省建设的澎湃“大我”。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浙江文艺界也需要更多敢讲真话、能开“药方”的艺术评论家，用富有锐度的评论引领创作风向、推动创作提升。
相信具有时代精神的写意新风，将让浙江中国画“高原”之上再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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