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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宋代有秦桧、蔡京、贾似道等权臣奸相遗臭万年，可是别忘了，宋代更有包拯、范仲淹、王安石、寇准等名臣流芳百世。比如，源于宋代话本的包公戏，从明清至今，不断推陈出新，深受百姓喜爱。《包青天》系列电视剧曾红极一时，《少年包青天》在2000年播出时，就拿下了年度电视剧收视冠军，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之作，可见清官人设受欢迎的程度。其实，无论哪朝哪代，“清”与“浊”本就是相互映衬的，泾渭分明，又生死较量。两宋时期，清流涌动、清风徐拂，特别是在家国危难之时，这股澄澈清流才更显珍贵，这也是我们要找出来、传下去的宋韵。一卷《清明上河图》、一辑《东京梦华录》，可窥宋代繁华。彼时，商品经济发达，享乐之风随之盛行。但并行不悖的是，代表清廉公正的清官文化在民间兴起，并逐渐影响此后多个朝代。宋代清官严于律己的同时，喜欢以诗词形式劝廉止贪。不少名篇佳作中，就有关于对清廉的沉思，弘扬清廉的价值与精神。莲者，廉也。“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众所周知，周敦颐是宋代理学大家，写下了《爱莲说》这样的传世名作，成为其品行的生动写照。
莲 图源：视觉中国
周敦颐为官清廉，领到俸禄后，经常用来救济贫困百姓，有“至廉”“清尚”之称。黄庭坚称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周敦颐在任洪州南昌知县时，有一次突发大病，却请不起大夫。他的朋友们知道后，纷纷表示要资助他，并准备“众筹”给他造一个宅院。然而他义正辞严地表示拒绝：“我节衣缩食，是为了给黎民百姓作表率，防止奢华浪费之风盛行。”做官一日三省、自律自警，这是古今清官的风范。大文豪苏轼也推崇廉政。他在《六事廉为本赋》中，就谈到官场最关键的就是廉洁问题。其中六事，指的就是善良、能干、恭敬、正直、守法、明察。尽管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操守。离任杭州时，他的一位好友怕他过得太清贫，以金银相赠。他大为感动，却将其留给了急需治病的贫困百姓。用他的话说就是：求官的目的在于得，但在得与道发生矛盾时，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道，哪怕放弃高官厚禄。其千古名篇《定风波》言：“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词作流传至今，为人所称颂的不仅是文字之美，更是品德之高洁。爱国诗人陆游一生笔耕不辍，虽然官职不高，但却一直保持清廉的作风，甚至还主动要求朝廷停发俸禄。他在成都做官时，当地突发疫病，他二话不说就拿出积蓄配制汤药，在街头设置药缸，病人可随时取用，有效地抑制了疫病蔓延。他的儿子陆子龙去吉州上任时，陆游写下《送子龙赴吉州掾》谆谆告诫：“汝为吉州吏，但饮吉州水；一钱亦分明，谁能肆谗毁。”清廉自持的背后，是宋代清流高度的道德自律。不论周围环境如何，他们始终正直挺拔，洁身自好，将崇德尚廉内化为内在的精神追求。包拯系列电视剧红极一时，也让“包青天”成为造福百姓、与恶势力斗争的代名词。作为封建时代官员，包拯既把倡廉与坚持个人操守并重，还能不畏强权，为贫苦百姓洗雪沉冤，着实难能可贵。在他眼中，“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为官做人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才能永葆一身正气，造福一方百姓。据史书记载，在100多年的北宋一朝，有180余人曾担任开封知府，人事变动频繁。开封府是当时京师所在地，达官贵人集聚，利益盘根错节，京官不好当。嘉佑元年（1056年）12月，包拯权知开封府，上任后便简化诉讼程序，大开衙门，百姓可直接递交状纸鸣冤。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包青天》系列影视剧中，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包拯谏言的火力也非常猛。对于皇帝提拔外戚，他从其业务能力不行，说到任人唯亲，再说到贵妃干政，丝毫不留情面。到最后，他竟“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唾沫星子竟迸到仁宗的脸上。作为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范仲淹也不遑多让。在审核地方官吏名册时，只要看见有德才有亏、名声不佳者，他就会将其姓名一笔勾除、永不任用。有人这样劝阻：这一笔下去，那官员一家都要哭了。他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意思就是，这一家子哭好过这一省的百姓哭啊。范仲淹的“一笔勾销”，划出的正是对庸官、昏官不妥协的态度。“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在朝时，他曾与宰相吕夷简、宦官阎文应等作斗争，数次遭遇贬黜。但其襟怀、气节，可谓为官之典范。
宁波鄞州 图源：视觉中国
即便是小小明州、庆元府，在两宋期间，也向中央和地方“输出”了不少清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安石，他在鄞县实打实地干了三年知县。王安石在鄞县任知县期间通过调研与改革，推行了“贷谷于民，立息以还”的措施，在青黄不接的时节，打开官府粮仓，百姓可自愿以低息借贷的方式获得粮食，等秋收后再还上新米。这一举措在当时惠及了大量贫苦农民，这就是“青苗法”在基层的最早实践。梁启超在《王安石传》里写道：“此即后此执政时农田水利、青苗诸法，而小试诸一邑也。”心忧天下、廉政爱民，可以说，这是宋代清官群像的一大特征。他们处“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正是这股清风徐徐拂面，才为宋代官场注入了政治新风。
其实，宋朝之所以涌现出不少“青天大老爷”，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北宋结束了五代乱政，新王朝需要革除弊政、整顿吏治。宋人有何新的破题思路？大力倡导清官文化和制度，或许就是关键招数，也是安定民心、稳固政权的重要举措。宋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一座高峰。宋代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反腐“打法”，立法和司法都为人称道。早在北宋初期便建立了严厉的法律制度和监察制度，凡贪官污吏徇私枉法都处以重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设有相应的监督岗位。其中，宋朝代表监察权的台谏系统尤其强大：“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在宋朝，“执政”与“台谏”相互制衡，才得以遏制贪腐之风。宋代首创的提点刑狱司，主要负责地方上的人事、司法以及处理疑难案件，但同样有纠举违法官吏的职责。大家所熟知的《大宋提刑官》里的宋慈，他不只是个法医，他还是个“纪检干部”。宋代推崇文人治国，“取士不问家世”，士大夫阶层因此迅速崛起，名臣辈出。科举入仕的官员，多数来自民间。他们以儒家思想来塑己，对民间疾苦有着切肤之痛。他们心怀天下，实践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认为：“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宁波宋韵·堇书房
正是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和一支优秀的清官队伍，营造了新风尚。然而，随着后期政治腐败，百姓迭遭苦难，更加激发了对清官的渴望。这也启发大家思考一条千古不变的历史规律：官员清廉则国运兴盛，官员贪腐则国家败亡。诚然，古代清官具有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性，但清官情结恰恰反映了老百姓的理想期盼：他们大公无私、廉洁自律；他们心中有百姓，恪守“清、勤、慎”的为官箴言……清官，代表着公平和正义。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感念于宋代清流的戒奢以俭、勤勉奉公与浩然正气，感受到士大夫阶层的为民情怀和政治抱负。如今，这也激励着我们每个人摒弃贪念、勤勉耕耘。“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这或许正是我们从中“寻宋”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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