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猎”公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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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版本的《红楼梦》 图源:视觉中国
多个版本的《论语》 图源:视觉中国
然而,对于这块“唐僧肉”,各方争议也从未休止。有人将其贴上“低成本”“赚钱利器”的标签,有人将其等同于“复制粘贴”。公版书也因此陷入圈内“鄙视链”底端,做原创书的看不起做版权书的,做版权书的看不起做公版书的。这也暴露出公版书行业的一些乱象。
著作权侵权,首当其冲。公版书虽然进入“公有”领域,但也不是谁都可以随意出版。事实上,公版作品不受保护的仅仅是发表权和十三项财产权,也就是不需要作者或其他权利人的许可和付酬,但是署名权等三项人身权永远受保护。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的出版商肆意篡改名家名作,或者抄袭其版式设计、体例编排、结构策划、标题拟定、排版加工等,侵犯了著作邻接权。
比如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爱的教育》一书,1959年已成公版,其中王干卿翻译的版本是最受欢迎的版本之一。而该译本长期遭受侵权之困,被直接照搬译文或“洗版”;又如被擅自篡改后出版了注音版、插图版,导致原译本的翻译权、修改权、署名权等被侵犯。
跟风出版,难以保证质量。有些出版单位,只顾眼前利益,而不衡量实际情况,在“编校人员不足、专业水平欠缺”的情况下,强行跨专业跟风出版。比如古典文学作品注释校勘要求高,倘若理工编辑校古籍,恐怕难以胜任,极易发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出版差错。
有的名著刻意追求学生版、青少版,进行大量删减,盲目降低阅读难度,置原文内涵于不顾;还有的为了规避版权限制,投机取巧、东拼西凑,导致编校质量不合格。笔者曾买过一本薄薄的《资本论》,封面上没有注明译者,对照200多万字的原文后,发现它只有部分章节梗概,俨然将一本权威经典著作变成了故事书。
营销“用力过猛”,常被诟病。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公版书市场,有的出版商为了秀“存在感”,打着图书“下沉”的美名,试图以媚俗的封面、花哨的装帧挤占高品质公版书的市场空间,搅乱市场秩序的同时,让书业不知不觉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
图源:视觉中国
公版书制度建立的初衷,是打破知识垄断,共享人类智慧,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经典作品的魅力。这些作品看似各家都可以出版,实则颇为考验出版社的水平,门槛反而更高。
面对市场上鱼龙混杂的现象,如何走出“拿来主义”的老路,变“故纸堆”为“活资源”?笔者以为,为其注入更多知识内涵应是最佳解法。
内容是“硬通货”,编辑应追求“信达雅”。一方面,挑选优质底本是关键,既要符合当代文化价值取向,又要能得到权威认可。另一方面,译者、整理者水平直接反映图书品质,注重翻译、注释、校订各个环节,精确传达原作思想艺术风貌。唯有秉承认真细致的工匠精神,在内容上多做“加法”,才能摆脱公版书“炒冷饭”的老派形象。
比如,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大星文化策划的《月亮与六便士》,选择水沫诗歌奖、波比文化小说奖得主徐淳刚作译者,根据英国Vintage Books出版社1999年英文定版进行翻译。其版式简洁明了,在开篇配上了精美的高更绘画作品作插图,深受年轻读者的喜欢,目前已累计销售244万册,是市场上较为畅销的版本之一。
服务是“附加题”,答题该戳中读者“心巴”。好的出版服务,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创新的思维不可或缺。比如《2022年度图书市场分析》报告显示,短视频电商图书销售同比增长近43%。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妨借助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第一时间收集读者反馈,增强双向互动,获取更多“种子读者”,让口碑传播带动营销。
此外,也可以利用数字出版技术,让公版作品跳出纸本,尝试电子书、音频书、视频书,实现“一种产品、多种产出”,延伸文字作品附加值。
尽管当前出版行业仍缺乏针对“公版书”管理的具体法规,但相关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国家新闻出版署在这几年图书“质量管理”专项工作中,就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公版图书内容和编校质量的检查力度”,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也呼吁“加强公版书出版管理”,行业正一步一步向好发展。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在经历时间检阅和书业洗礼后,那些底本优质、质量上乘、装帧精美的公版书,定会似琼浆玉露般,缓缓流进你我他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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