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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繁花》当中,裁缝给主角阿宝定制西装的片段,被不少网友称为名场面。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阿宝,一个普普通通一无所有的小伙子一跃成为上海滩上的股神。阿宝赚到第一桶金后,爷叔作为引路人,教给他的第一课就是备行头。对于一件西装好不好,木心先生有过精辟概括:“要经‘立’、‘行’、‘坐’三式的校验。立着好看,走起来不好看——勿灵。立也好走也好,坐下来不好看——勿灵。”“灵”,就是好的意思。剧中,宁波红帮裁缝上门为阿宝仔仔细细地量体裁衣,制作了一套十分有派头的西装。在裁缝的巧手下,西装的面料、款式、用途、设计都十分讲究。有网友评论,“西装一上身,阿宝秒变宝总”。不禁要问,这是剧情的艺术夸张,还是红帮裁缝的剪刀真有这么“灵”?一说红帮乃奉帮。红帮裁缝大部分来自宁波地区的奉化江两岸,而“奉”与“红”在宁波方言中发音相近。民国时期,上海南京路上的六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裕昌祥、汇利、王顺泰、王荣康,都是奉化人开的。因此,红帮裁缝实为奉帮裁缝之说流传至今。也有一说认为,红帮取自“红毛人”之“红”。“红毛人”原指荷兰人,后逐渐成为当时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普遍称呼。在与国外通商后,一些地方的百姓习惯于在逐渐欧化的行业前加“红帮”以区分。为何要走街串巷做外国人的生意?主要是迫于生计。沿海地区土质多盐碱,难辟为良田,纵使故土难离、穷家难舍,当地一些农民与乡间工匠还是揖别了明山甬水。很快,裁缝们完成了原始积累,告别走街串巷的拎包裁缝,走向了租房开店的坐商模式,并占据了繁华街区。1910年,上海南京路上就有一家“荣昌祥呢绒西服号”,这是奉化人王才运开的,其父亲为革命志士徐锡麟缝制了中国第一套国产西装。孙中山先生认为,西服虽好,不适应中国人的生活,正式场合会见外宾有损国体;传统服式,形式陈旧,又与封建体制不易区别。借着辛亥革命的东风,他来到“荣昌祥”,做了“一套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这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中山装”。以“剪刀技术”为看家本领,红帮裁缝在此后越来越“灵”。他们抓住机遇,顺应时势,成为传统手工业者成功转型的一个典范。作为中国服装史上一支不可或缺的服装流派,红帮裁缝无疑是传承发扬中国服饰文化的“执牛耳者”。红帮裁缝为顾客量尺寸场景 图源:“宁波帮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剪刀、厨刀、剃头刀,是有口皆碑的“宁波三刀”,其中尤以剪刀首屈一指。红帮裁缝的这把“神来之剪”究竟有何与众不同之处?一套独门技法。舶来品西装在国内的风靡,有赖于红帮裁缝们融贯中西、手艺扎实,并多作归纳总结。关于素质、造型、效果的“四功”“九势”“十六字”独门技法,“三分裁、七分做”“领半工、袖不息”等从实操中提炼出来的口诀理论,还有“小牛背”“美人肩”等量体时生动的行业术语,都是红帮裁缝力求衣服合体、扬长避短的经验。一双火眼金睛。红帮裁缝有门绝技,叫“以目代量”。比如,只要看一看外国电影中名角的服饰,他们就能为顾客打板复刻。也正得益于此,20世纪初,上海人就能穿上明星同款。再举个例子,享有“西服圣手”美誉的红帮裁缝余元芳,曾受邀为到访的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家人制作衣裳。谈笑风生间,余元芳就通过目测默默记下了“主角”们的尺寸,不日便送去大衣西服,柔软合体、式样新颖,亲王一家很是惊喜。一张用户画像。所谓“天下三主,顶大买主”,红帮裁缝一早就参透了“顾客至上”的理念,除了给予到店顾客宾至如归的服务,他们还会给老顾客发信告之“新货已到,恭候光临”,随信附上面料小样并说明其特色、优点。有时,一杯咖啡的时间里,看似闲聊间,裁缝已为客人做了全方位“把脉”——顾客出入的场所、定制过的面料款式等都被一一登记入册。这大概就是早期的用户画像,可见其做生意之用心。一份千斤承诺。“加工足料,精工细作,永不走样”是红帮裁缝对顾客的承诺。就比如在试样时,除却常规的两次“毛壳”“光壳”,有时还需反复试上三五回,才能让衣服与人更加相得益彰。如果碰上顾客对做出来的样衣不满意,红帮裁缝还会当场剪掉作废,重新免费定制,以顾客满意度为最高标准,以此来赢得信誉、打响品牌。有人说,红帮裁缝是小裁缝闯荡大上海,小剪刀剪出新天地,他们为客人量体裁衣,也为时代“打版定样”。红帮裁缝一路走来,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他们寻求自强。红帮裁缝活跃于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之际,在夹缝中求生存,常常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等势力的遏制与压榨。面对危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与外势力作抗争。只要有“西风”吹到的地方,红帮裁缝就会闻“风”而至。无论是上海的南京路、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北京的王府井等地段,还是背街小巷里,都有红帮裁缝的门店。他们几乎占领了西服业市场的每个角落,其涉足之先、规模之大,让当时的外国西服业望尘莫及。
他们同心协力。红帮裁缝崛起后,又及时引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将产业带入近代化轨道。为了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拥有行稳致远的底气,红帮裁缝还较早建立了行业组织,即西服业同业公会,使得行业在险恶时局中保持了顽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他们良匠筑梦。红帮裁缝沿袭了传统的艺徒制,在生产力低下的状况下,保证了前期发展的人才供给。随着西服业不断发展,上海西服业同业公会创办了西服裁剪补习班,系统翔实的教材、专业专职的教师,取代了“生产第一、教育次之”的学徒制,为西服行业培养了不少人才,也为现代服装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红帮裁缝技艺也曾和许多非遗一样,面临着不少现实难题。对此,宁波早早开始行动,调查红帮源流、创建宁波服装博物馆等,让更多人了解红帮裁缝甚至加入其中。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红帮文化系列丛书出版,讲述红帮传奇故事,让这项手艺过去可追、未来可期。《繁花》带火红帮裁缝,也让不少网友循着线索找到了红帮裁缝的发源地——宁波奉化,当地王兴昌洋服店的“宝总同款西装”销量大增,顾客大为赞叹,“宝总同款西装,真的‘灵’”。从红帮裁缝的裁剪之道中,从飞针走线的匠心传承里,我们除了感受到《繁花》里的温情脉脉,也感受到传统匠心和现代精神的汇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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