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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 “一号提案”如何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
摘要
1998年由成思危领衔的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该提案被列为当年“一号提案”。提案提出后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在各部委、各级地方政府和科技界、金融界产生巨大反响，掀开了我国风险投资大发展的序幕。仅仅十余年，中国取代英国成了全球风险投资第二大目标国。
一、提案产生的背景和过程
1981年，在化工业已颇有建树的成思危到美国学习管理学，第一次接触到了风险投资，并注意到催生苹果、惠普公司、IBM公司等大公司的秘密武器就是风险投资。当时，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非常低，大约只有10—15%，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为60%—80%。原因主要在于，没有人愿意把资金投到一个正在研发的风险很大的产品中去，也因此大量的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长期从事科研管理的经历使成思危认识到，引进国外的风险投资理念有利于促进国内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成思危曾提到：“我一直有一个感受，总觉得科技成果转化起来非常困难。报告论文可以写一堆，但是真正要应用，就有很多困难。一项技术研究成功后，企业往往不愿采用，因为有风险。尽管许多科研成果很好，可企业还是宁愿去引进技术，因为风险小，而且还可以有其他的好处。因为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感受，所以到美国接触到风险投资时，我就觉得这个理念很好。它是用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让它尽快地商品化。所以当时我就修了一些这方面的课程。”
1996年，成思危在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参加科技成果转化高级研讨班学习时，撰写和发表了《科技成果转化呼唤风险投资》一文，指出风险投资是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种重要手段，阐述了风险投资运行的主要特点，并对我国发展风险投资提出建议。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论文，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从此风险投资成为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1996年12月，成思危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当时，我国已经历改革开放后的“草根创业”“精英创业”，国家正亟需新的创业浪潮和经济增长点；科技界人士迫切需要转化科技成果；企业在买方市场环境下，需要新技术和新产品，保持企业的发展；金融领域资金以银行对外贷款形式为主，巨大的存款基数使得银行压力很大，金融界人士需要一个新的投资工具。而风险投资可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可以有效支持高新技术的发展，可以开辟民间投资的新渠道，这契合了当时科技界、企业界、金融界人士的需要，也与国家发展的目标相符合，风险投资在我国发展的时机逐步成熟。
1997年始于泰国的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亚洲乃至全球的经济都受到冲击和影响。为了抵御经济危机，1997年9月15日，在湖北沙市驶往重庆的“神舟号”客轮上，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主持召开了名为“风险创业投资及资产证券化融资研讨会”的国际研讨会，邀请中外科技、金融专家和企业家100多人参会，美国花旗成长基金、穆迪公司等都派人参会，就中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问题进行了三天的热烈讨论。会上，成思危的主旨演讲引起了热烈反响。
最后，参会者一致认为，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的条件基本成熟。在研讨会意见的基础上，民建中央经过斟酌，决定以全国政协大会提案的形式加以反映，从而形成了民建中央《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力求通过有关政府部门的办理，落实提案建议，发挥实际作用。该提案特别指出，我国“缺乏健全的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而这两个市场是风险投资运行机制的基础。目前我国的股票市场刚刚建立，能够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很少；产权交易市场不发达，高技术企业不能自由地转换产权，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二、提案的影响
风险投资的风险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即为系统性风险或外部风险，其中又可分为宏观风险和微观风险；另一类是风险投资本身的不确定性因素，称为非系统性风险或内部风险。
当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邀请国家计委、科技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举行联合办案会，共同讨论和研究提案的落实问题。国家计委在答复中对提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全国人大当时把风险投资列入了五年立法计划；科技部积极推进、进一步研究风险投资；国家计委和人民银行着手制定包括风险投资基金在内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国家经贸委开展研究利用风险投资支持中小企业；财政部研究从财政角度如何支持风险投资的发展；证监会研究怎样开创科技板块问题等。
之后，各级政府积极参与，在风险投资中承担了政策导向和具体操作的双重角色。上海在1999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将“结合建立创业基金，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机制”写进了上海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并推出了总额达6亿元的“上海创业投资基金”；北京市政府提出3年每年的风险投资额不低于两亿元；深圳斥资5亿元发起成立“深圳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据当时的报道，仅1998 年下半年，我国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就达到43家，平均一个省1.3个。截至1999年8月，全国各个层次的政府创业基金达到100多家，不少地方政府还推出了与之配套的风险投资担保基金。相应地，各地还纷纷成立了创投协会。2000年3月，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北京创业投资协会正式在北京市社团办登记注册；2000年10月，深圳创业投资同业公会、上海创业投资企业协会成立。
提案提出后的一年时间，国内发表有关文章1000余篇，召开了各类研讨会20余次。以民建中央的“一号提案”为契机，我国风险投资很快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仅仅十余年，中国取代英国成了全球风险投资第二大目标国。10年磨一剑，2009年10月30日，中国创业板（二板市场）正式上市。通过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不断转化为商品，变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我国加速走上了创新型国家的道路。
三、持续关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
在提出提案后，与社会的关注热度相呼应，成思危和民建中央持续关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1998年4月，民建中央邀请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政府部门，以及企业界、金融界、学界人士，就风险投资进行了专题研讨。经讨论，与会同志认为当时的风险投资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开放风险投资企业的股票市场和产权市场，即允许获得成功的风险投资企业迅速上市或出售，建立风险投资收益得以兑现的出口；二是开放风险投资的金融市场，从根本上改革以集中统一计划为导向的投资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企业和个人投资并举的投资机制，即允许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三是深化产权体制改革，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即建立产权明晰的高风险投资公司，使投资各方共担风险，共享回报。
1999年4月，民建中央和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联合举办“进一步推进风险投资事业研讨会”，期望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与会同志围绕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风险投资的国际比较、风险投资管理公司运作中的经验和问题、风险投资基金的募集与管理、开辟二板市场的条件与时机、政府在发展风险投资事业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在反复讨论的过程中，成思危和民建中央逐步认识到，由于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社会制度和发达程度的区别，我国的风险投资发展不能照搬美国的模式，要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探索自己的道路，根据邓小平同志“大胆试、允许看、不争论”的原则，努力推进，最后通过实践去证明什么模式适合我国的情况。
在研讨的基础上，民建中央和全国政协联合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当前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建议》。针对当时风险投资存在的三大问题，即创新项目从哪里来、如何筹集必要的资金、如何建立资金退出机制，提出我国风险投资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建立风险投资咨询管理公司，为国内外投资者评估和推荐风险投资项目，并受投资者的委托对项目进行管理；第二步，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并制定相应的法规及管理办法，风险投资基金具有杠杆作用，能调动大量的资金；第三步，建立包括二板市场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健全风险投资投入、运行和撤出的机制。
此后，民建矢志不移地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陆续推动成立了中国风险投资公司、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举办了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其中，1999年，由民建中央发起成立的原“中国工商经济咨询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公司由民建会员企业家参股、以民间资本为主体。民建中央还在1999年和2000年举办中国风险投资研讨会的基础上，从2001年起，将研讨会改名为“中国风险投资论坛”，此后每年举办一届，规格层次不断提高。到2019年已举办21届，成为中国风险投资领域历史最久的年度盛会，在国际国内风险投资领域产生着广泛影响，成为民建中央参政履职的一个重要品牌。
资料来源：《100件有影响力重要提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