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彭萍：社会叙述理论视角下的京剧译介初探

摘要

按照社会叙述理论，京剧译介是一个完整的叙述故事，是一种社会叙述行为，其中译者、翻译发起人和相关管理部门、译入语读者和观众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尤其是，在翻译策略方面，译者应该采取时空建构、选择性建构和标示性建构，才能保证京剧的有效传播。

关键词：社会叙述理论；京剧译介；建构

01

引言

社会叙述理论是英国翻译学者贝克（M. Baker）2006年在《翻译与冲突——叙述性解释》（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1] 提出的翻译研究视角，将翻译放在社会语境下进行审视，探讨翻译得以发生的完整故事，涉及到社会背景、各种叙述对翻译的影响、译者在这一叙述过程中采取的手段等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该研究是西方整个人文科学社会学转向的产物，更是西方翻译研究“社会学转向”的产物。社会叙述理论将翻译活动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来审视，使翻译跳出了最初的语言藩篱，跨越了文化语境，进入了更广阔的天地。本文将运用社会叙述理论探讨京剧译介过程中译者、翻译发起人和相关管理部门、译入语读者和观众的角色和责任，尤其是译者应该采取的建构策略，以期对京剧“走出去”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参考。

02

社会叙述理论产生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迅速发展，大批社会理论家创立了自己的核心理论，包括布迪厄（P. Bourdieu）的文化社会学理论、鲁曼（N.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以及拉图（B. Latour）和卡农（M. Callon）的行为者网络理论。自此，社会学理论充当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思想推进器和催化剂。^[2]28-29 翻译研究也不例外。1999年，海伯伦（J. Heilbron）的《翻译的社会学：文本翻译作为文化的世界系统》一文第一次系统地将翻译纳入社会学研究的领域。2005年，《译者》杂志出版了特刊《布迪厄与笔译、口译的社会学》，比较全面地显示出布迪厄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同年5月，奥地利的格拉兹大学翻译系承办了 “作为社会实践的笔译和口译”的学术会议，其中不少论文体现出鲁曼和拉图尔等的社会学理论对翻译的影响。2007年，由沃夫（M. Wolf）和富卡瑞（A. A. Fukari）编写出版了论文集《建构翻译社会学》，涵盖了翻译社会学建构、翻译社会学方法论以及翻译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多个主题。实际上，2002年至2005年间，沃夫本人也发表了关于翻译社会学的一系列论文，其中包括《文化、社会、个人之间的翻译活动：翻译社会学探索》（2002）、《翻译——一个社会事件：翻译的社会学方法探索》（2003）、《翻译的社会维度》（2006）等，提出了建构翻译社会学的主张。^{[3] 143-144}

毫无疑问，翻译社会学研究的是翻译与社会的互动作用和相互影响。社会叙述理论正是西方社会学和翻译社会学发展的产物，由贝克在其《翻译与冲突——叙述性阐释》（2006）一书中提出。该书堪称西方翻译研究“社会（学）转向”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大量的例证，从叙述的角度阐释了翻译与冲突和政治的关系，认为翻译是冲突和政治的一部分。贝克指出：“翻译既不是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副产品，也不仅仅是社会与政治发展的结果，更不是文本与人互动的副产品，它首先是使得这些发展和运动成为可能的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6例如，叙述为暴力冲突创造知识环境和道德环境，而译者恰恰参与了这些叙述的传播和抵制。而且，在贝克看来，叙述不单单是文本的叙述，而是社会学与交际理论中的概念，更包含了文本外的叙述，是社会中更广泛的各种叙述。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叙述之中，不可能处在叙述之外来观察事物。^[1]5由此可见，这里的“叙述”指的是社会和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故事。社会叙述理论将翻译和“叙述”结合，不仅从宏观方面探讨了翻译与社会的关系，更从微观方面探讨了译者翻译过程中该如何根据社会叙述采取不同的“建构”翻译策略。总之，该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和研究的框架，将翻译放在社会语境和交际语境中进行审视，强调翻译是社会政治运动、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使各种社会要素在翻译中的角色和作用更为明晰，使译者的“建构”策略在社会背景下显得更加有效。 

03

京剧译介：一种有意义的叙述行为

京剧被誉为中国的国粹，将念、唱、舞、演完美地融为一体，堪称一种完美的表演艺术和中国戏曲艺术的典范。京剧承载着众多文化元素，所以，译介京剧不仅意味着译介了中国戏曲艺术的典范，更意味着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国外，对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京剧于19世纪末就进入了国际视野。尤其是20世纪初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几经周折将京剧介绍到了日本、美洲和欧洲等地，梅兰芳先生本人的表演以及京剧的魅力使得京剧深深吸引了那里的戏剧艺术家。1930 年1 月，梅兰芳一行赴美国演出，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包括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地。1935 年3月，梅兰芳剧团赴苏联演出期间，不仅演出场次不断增加，而且每场演出完毕都要谢幕多次，最后一场谢幕达18 次。他们的演出不仅吸引了苏联政要，还吸引了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德国戏剧界泰斗布莱希特以及著名文学家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派遣京剧团赴世界各地访问演出，其中梅兰芳先后于1952 年、1957 年和1960 年赴苏联访问，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赢得了巨大荣誉。中国京剧艺术家的表演不仅消除了当时西方对中国戏剧甚至是对中国人的偏见，促进了中国京剧在海外的传播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同时也使得京剧对西方戏剧艺术和电影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在他们的创作中也都汲取中国京剧的一些精华，使得京剧这一东方艺术奇葩在世界戏剧舞台上大放光彩。

以上成功的京剧传播说明了京剧艺术的魅力所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夏威夷大学戏剧系的魏丽莎博士指出，京剧是完美的戏剧，是全面的戏剧。在外国，京剧的观众也在不断增加，外国人对京剧的兴致与爱好逐渐提高。至少在美国，人们渴望看到更多“严肃”的、有更多唱段的文戏。^[4]这不难理解，尤其是包含了更多唱段的文戏，用更丰富的语言讲述了比较完整的故事，有着完整清晰的叙述情节，更能让外国观众看懂，从而产生一定的共鸣。

要想让京剧“走出去”，翻译的作用不可忽视。上文提到外国对文戏的兴趣，文戏在国外的表演更需要翻译。魏丽莎指出：“在国外演出，好的译文是必不可少的。”^[4]62曾在中国担任过客座教授的杜大卫也认为，如果想让京剧得到应有的尊重，就要真正向外界推介这一艺术瑰宝，让外国观众更加喜爱京剧，同时，通过正确使用外语来表达对外宾的尊重，就必须严肃对待戏院里提供的翻译，不管这些翻译出现在印刷手册中、录音设备里，还是电子显示牌。^[5]38

贝克认为，译者在传播和辩驳其所在的国家界限之内和之外公共叙述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5将贝克的这一论断推而广之，不单单是译者，只要是与翻译行为相关的各方也都扮演着自己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按照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H. Lassewell）于1948年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所提出的，任何传播行为都包括以下五个要素（５W模式），即：Who→says what→through which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s. 如果我们把翻译看作是一种传播行为，从这一公式可以看出，翻译也是一种完整的叙述行为，存在着事情的开端、发展和结果。这一叙述行为中，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存在行动者（比如谁发起一项翻译工作、谁来具体实施翻译行为、谁来接受最终的翻译等）。由此可见，在京剧译介过程中，译者、翻译的发起人和管理部门以及京剧译介的受众都将发挥自己的作用，只有这些主体积极参与，才能保证京剧译介能够实现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戏剧和文化交流的目的。

04

社会叙述理论对京剧译介的启示

4.1

社会叙述视角下京剧译介中的译者

译者既是社会的个体，又在社会网络中与翻译发起人和读者等构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同时也是翻译行动的核心人物，“在自己社会内部传播公共叙述故事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1]36同时，译者又是原语与译入语之间的纽带，是原作与译作之间的纽带。具体说来，译者处于原语社会、原作、译入语社会和译作交织在一起的网络当中，既受到原语社会和原作的制约，又受到译入语社会和译作的制约，尤其是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译者对文本的选译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这一网络如图所示：

4.1.1 京剧文本的选译

在贝克看来，译者不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任务，而是会主动选择文本，因为译者是社会中的一员，对其制作的文本和言语负责，在有意和无意中参与了创造、协调和质疑社会现实的过程。在京剧译介过程中，译者就要考虑到自己在上图中扮演的角色，既要考虑到自己应为原语社会负责，又要为译入语社会负责。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译者既要选译刻画中国人民勤劳善良、乐观豁达、追求爱情自由等有利于传达中国人形象的京剧，又要选译历史上在国外受欢迎的京剧，还要选译符合今天西方人价值观和兴趣的京剧。比如，《锁麟囊》讲述了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红娘》说的是唐贞元年间西洛书生张珙进京应试，在河中府普救寺邂逅崔相国的女儿崔莺莺，二人一见倾心，红娘从中搓合，最终结成眷属。这些京剧对应的主题与西方社会经常讲的mercy和love主题基本契合。另外，历史上梅兰芳表演的《刺虎》以及张云溪、张春华、张世桐、谢锐青演出的京剧《三岔口》和张云溪、张世桐演出的《武松打虎》等曲目在西方都曾大受欢迎^[6]107，因此在当今时代，这些剧目依然可以介绍出去。当然，译者作为语言背后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之间的桥梁，还有责任了解西方社会喜欢何种主题的京剧，然后选择译介。比如，上文魏丽莎所提到的，美国人更喜欢有很多唱段的文戏而非武戏，那么译者也可以选择一些这样的京剧进行译介。

4.1.2 翻译策略的确定

在贝克看来，翻译可以视为一种建构（framing），但又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解释性建构，更是包含了一系列解释性建构的行为。^[1]36如果可以将叙述的各部分分离，不需要考虑其社会文化环境就可做出阐释，或是在阐释他人的叙述时不需要对之进行调节使之适应我们自己的叙述或不需要调节我们自己的叙述使之适应他人的叙述，翻译就会简单得多，牵涉到的干预也会少得多。^[7]318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译者既要考虑到对原语社会和原作的忠实，还要根据译入语社会和文化对原文做出适当的调整，从而使得自己的译本与译入语读者集体和所在的文化取得关联。也正如龚和德指出：“翻译成英语的京剧，既保持京剧的独特风格和韵味，又使美国观众感到生动、亲切、有趣，最终带着能听到更多的京剧音乐的渴望离开剧场。这确实是一种极富于创造性的跨文化的移植工作。”^[8]59

翻译京剧，首先要做好时空建构（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ing）。所谓时空建构，是指选择某一文本并将之置于一个特定的时空语境下以突出此文本的叙述，并以此引导读者将此文本与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叙述相联系。京剧是唱、念、做、打四种技能结合在一起的艺术，这在西方艺术形式中是少有的，或者说几乎没有。就像贝克所说，在翻译某种体裁时，如果译入语没有这种体裁，译者就需要对这种体裁进行干涉。 ^[1]98因此，译者要对原作进行调节，从而使译文更易于理解。京剧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细节，但几乎所有的京剧剧目都蕴含了一定的故事情节，因此，为使外国读者更好地看懂京剧，或为引起外国读者对京剧的兴趣，有必要以叙述的方式先将京剧的故事梗概用英语讲述一遍。西方观众对叙述已经非常习惯，因为西方文学的源头《圣经》和《希腊神话》都是以叙述为主。讲述京剧剧目故事的重点在于讲述背景、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这种讲好京剧故事的方式就可以视为一种解释性的时空建构，也是翻译中一种副文本形式。

翻译京剧，还要采用选择性建构（selective framing）和标示性建构（framing by labeling）。所谓选择性建构就是贝克所言的选择性选择文本（selective appropriation of textual material），即在翻译过程中省略和增加某些内容，从而抑制、强调或铺陈原文中叙述的某些特定方面或更广泛叙述的某些方面。^[1]114标示性建构就是对一些词汇、短语等进行解释或变通。毋庸置疑，目前，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相比，依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如果过多地照搬京剧中中国特色的元素，就会破坏外国观众对京剧的兴趣。因此在目前阶段，应该考虑京剧在西方文化世界中的可接受性，要对一些地方进行必要的变通，比如删节、改写、增加注释说明等建构策略，迎合英语本身的叙述策略。特别是一些比喻、叹词、称谓词、双关语、古诗词等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就需要译者采用选择性建构和标示性构建。

4.2 

社会叙述视角下京剧译介翻译发起人

和相关管理部门的角色和责任

任何叙述均具有关联性，关联性不仅指叙述情节内部的关联性，也包括所牵涉到交互活动的参与者之间的关联。如前文所述，翻译活动中，除居于核心地位的译者之外，当然还有翻译活动的发起人和相关管理部门。毕竟一项翻译活动的发起有时不在译者，而在于发起人，如政府机关、公司、出版社等等，这些社会组织拥有自己发起翻译活动的动机，会对译者进行选拔，决定翻译何种文本等。另外，翻译活动中还会涉及到翻译活动的管理部门，如对翻译行使审查权的政府机构等。王志弘将翻译活动中的社会位置关系分析如下^[9]1-25：

有鉴于此，京剧译介的发起人（如出版社、京剧艺术团体、文化推广机构等）就应该担负起翻译社会属性中自己的责任，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发起人和前文所述译者自由选译文本的标准多数时候是一样的，但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译者本人有时选译某一特定京剧剧目是将自己的兴趣与社会需要联系在一起，发起人更多的时候选译某一剧目更看重该剧目的社会意义（包括对原语社会文化推广的意义和对译入语社会文化的意义）以及翻译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团体的名誉效益等。由此可见，发起人选译文本的社会属性比译者选译文本的属性更大。换言之，发起人不但要将自己选择译介的京剧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相吻合，同时还要考虑到目标读者和观众的接受。

发起人对译者的选择应该服务于上文翻译目的和剧目选译的社会属性。首先，可以考虑外国译者，毕竟在中国戏曲译介史上不少外国译者译介了一批中国戏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翻译了《汉宫秋》，莫利根（Jean M. Mulligan）翻译了《琵琶记》，斯科特（A. C. Scott）翻译了《四郎探母》、《十五贯》等，柯润璞（J. I. Crump）翻译了《李逵负荆》、《潇湘秋夜雨》、《中山狼》、《魔合罗》等，理查德（R.E. Strassberg）翻译了《智取威虎山》，海登（George Allen Hayden）翻译了《盆儿鬼》、《陈州粜米》，等等。^[10]277-475这些外国译者在语言的处理上一般会采取归化的译法，尤其是在涉及文化密度较强的内容时强调译者的创造，强调译文的流畅。毋庸置疑，如果想让更多的京剧“走出去”，这些外国译者的翻译能够使更多的外国读者和观众了解和接受京剧。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按照韦努蒂的当代后殖民翻译理论，外国译者的这种翻译方法巩固了英语国家的语言霸权主义和在全球文化交往中的不平等状态，迎合了英语国家的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不利于保持异国情调，客观上牺牲了文化传真，造成文化失真，甚至损害中国文化的形象，从而会造成外语读者对中国戏曲作品或作家不同的整体形象。^[11]144所以，目前京剧译介更好的译者选择方式应该是中西译者合作，毕竟，中国本土译者对中国文化更熟悉，所以能够保证在京剧译介的过程中更好地传达出中国文化，尤其是与外国文化不矛盾的中国文化。这就需要京剧团体、翻译机构、出版社和文化推广机构邀请中外译者共同翻译京剧，必要的时候提供财力和人力的支持。在中外译者合作的过程中，中国译者会更好地打磨自己的英文，了解外国读者和观众的需求，最终成为独立翻译京剧的本土译者。正如潘文国曾经指出，汉籍英译不是外国人的专利，中国学者和翻译工作者应该理直气壮地勇于承担这一工作，只要我们刻苦磨练，练好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基本功，我们就有可能在21世纪弘扬中华文化的伟大事业中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12]43

京剧译介发起人和管理机构要为京剧译介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按照沃夫的观点，翻译现象与权力机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13]128文化政策、出版政策及市场政策等对翻译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些社会因素在京剧译介的过程中尤为重要。众所周知，一般译者会认为京剧译介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因为里面的文化因素需要译者付出太多的艰辛，很多时候需要查阅资料，甚至亲自看完整部京剧的演出。所以翻译管理部门和翻译协会应该为京剧译者争取更好的权利和福利，为译者提供应有的便利，甚至还可以像沃夫所建议的那样，为译者立法，保障译者的基本权利。^[13]129大多数时候，出版社和京剧演出团体是直接与译者进行联系的机构，因此要注意保持与译者的友好沟通，理解京剧译者工作的甘苦，为京剧译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更高的报酬，让译者感觉劳有所得。同时，在译者完成译介工作后，有关机构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对译品进行宣传。上述社会部门的这些保障是京剧译介顺利进行的关键，是保证质量的前提条件。

当然，有关部门还应该组织专家对著名京剧剧目的名称进行英语定名，这项工作其实非常重要。“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只有更好地定名才能更好地促进传播。

4.3 

社会叙述视角下译入语读者和观众的作用

从社会学角度讲，译入语读者和观众是京剧译介行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毕竟，京剧译介最终是指向读者和观众的。在沃夫看来，“翻译接受层面的代理人主要是图书市场，尤其是广大读者。所谓‘图书市场’指的是，以读者反应为尺度评判译品认可度，以评奖、批评、研讨为手段规范译品的场所。” ^[13]130从社会叙述角度讲，京剧译本的读者和观众是翻译叙述行为的终端检验者，因此读者和观众应该对京剧译品做出积极的反馈，从而使译者发现自己翻译的可取之处，改进不足之处。有了读者和观众的参与，翻译活动这一整个的叙述行为才能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读者和观众对翻译的反馈一方面可以通过翻译研究者的调查研究获得，也可以通过译者、出版机构、京剧表演团体和文化管理部门主动收集信息获得。当然，作为社会的一员，作为翻译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读者和观众也应该主动联系上述部门和个人将自己的感受反馈出来。不过，前两者更为重要，在操作层面更加可行。

05

结语

从社会叙述视角看，京剧译介不单单是一个语言的转化过程，而应是一个完整的叙述故事，其中译者、发起人和管理者、读者和观众都发挥着自己的重要作用。本文对这些因素在京剧译介中的角色和定位进行了初步探讨，明确了各个要素在京剧译介中应有的社会属性和责任。当然，这种探讨基本还是宏观的，京剧译介中不同语言特点的翻译策略、出版社选拔译者和激励译者的具体措施以及宣传措施、京剧译介管理部门和翻译协会具体应该采取哪些激励措施、如何对译入语读者和观众的接受进行调查从而发现京剧译介已有的可行之处和缺陷等，这些微观层面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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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载于《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01期，第37-41页。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本为准，转发请注明“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及文献来源。

作者介绍

彭萍，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英语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文化研究、商务英语等。已出版专著《翻译伦理学》《本科翻译教学研究》《社会叙述理论与京剧英译和传播》等10余部，出版译著《新中国故事》（英译）《中国通史（第六卷）》（英译）等近20部，在各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及其他项目10余项，参与项目多项。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商务英语阅读（上、下册）》（第二版）以及其他教材如《英汉笔译》《实用语篇翻译》《非文学语篇翻译》等10余部，参编国家级规划教材及普通教材10余部。现兼任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医药翻译与国际传播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海外汉学研究分会理事、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研究员、《国际汉学译丛》编委、西藏大学和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授等，荣获“文明之光·2019中国文化交流年度人物”称号。

转自：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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