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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再析“日本诺奖现象”:研究过日本做的这些事,就会相信“诺奖”不是偶然

张霄 校长会 2020-09-01



近日,日本科学家再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引发热议,日本为何能够在进入21世纪以来拿下19项诺奖(本文中的诺奖仅指自然科学奖)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相关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分析。


本文尝试追溯这些科学家的中小学时代,看看那时候的日本基础教育有何过人之处。


基于日本获奖科学家的基本信息,笔者在他们的出生年上加六,作为接受小学教育的开始。在此基础上加十,将这一阶段视为接受基础教育的时期。虽然这种计算比较粗糙,但能够大体定位出这些科学家接受基础教育的时代。



对日本科学家接受基础教育的大致年段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项重要结论。第一,如果以十年作为标准对其接受基础教育的年段进行划分,能够发现在时间层面不存在断层现象。


第二,1940-1970年接受基础教育的科学家所占比例较大。



那么,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基础教育有何“过人之处”呢?


01国家层面关注科技发展以及民众科学素养的提升


二战后,日本进一步加大了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关注程度。并且这种关注贯穿于普通民众与知识精英,具有明显的全国性和全民性特征。


国家层面,二战结束后时任日本首相的铃木贯太郎在第一次政府广播讲话中就明确指出:“为了共同完成保护和发展日本人永久生存的国土的大业,人们应该培养具有自信、创造力和勤奋这样一种新的生活精神 ,特别是应该努力推进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对国家教育体制以及人才培养方式进行了大力改革。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这些改革并不限于教育领域以及学校体系内部,而是全体国民层面有所体现。


其中最为明显的两项举措即家庭教育的立法以及对公民科学素养的关注。


一方面1947年日本颁布的《教育基本法》将家庭教育纳入其中。该法明确提出了家庭教育的概念,并将其归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还进一步澄清了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在家庭教育方面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另一方面,日本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时任文部省科学教育局长茅诚司(后成为东大校长)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提高家庭主妇的科学教养是绝对必须的……为了建设富于独创性的技术与产业 , 根本的前提就是倾注全力提高中小学生及一般家庭的科学生活。”这一理念可以说在当时的国际教育领域都处于领先。


实际上,上述两项举措具有极强的内在关联性。


家庭教育立法能够促进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高度关注。提高家庭主妇的科学素养,有利于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激发孩子对于科学的兴趣、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培养孩子的探究思维与能力等。这两项举措的综合效果能够使日本孩子在科学素养方面“赢在起跑线”。


反观我国,我国对于科学素养的实质关注比日本晚了整整半个世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大光指出:“没有证据表明,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国家开始的公众科学素养概念的讨论对中国产生过影响……在西方国家讨论科学素养达到高潮的20世纪80至90年代……(在我国)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和讨论。199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现‘科技素质’的术语。”


02

义务教育的大力投入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日本以“教育基本法”为核心的教育法体系初步形成。这一时期日本政府教育支出的重点在于义务教育。例如《教育基本法》第4条规定“国家及地方政府所设学校的(9年)义务教育,不征收学费。”


与之相匹配的是日本加大了对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1950年日本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高达31.6%,1960年小学教育经费所占比例高达39.4%。教育投入的增加使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初中教育的普及率也达到了80%以上。


从日本战后初期的重视义务教育普及到21世纪重视个性教育发展来看,将义务教育、特别是初等义务教育放在首位则是明智选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初等教育的收益率(无论是个人收益率还是社会收益率)在各级教育中都是最高的。儿童接受四年的教育程度是教育显示其社会效益的临界点。在此基础上,平均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可使国内生产总值(GDP)提高3%。良好的义务教育为日本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03

注重教育立法


日本教育立法的数量和细致程度可谓世界之最,目前仅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教育法就有200多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实现科学与技术的快速发展,日本针对科学教育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基于1947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日本于1954年制定了《理科教育振兴法》,其目的是 “为通过理科教育在传授知识、培养技能的同时,培养具有创造能力、能够合理安排日常生活、并能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有为国民,谋求理科教育的振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理科教育振兴法》附录里还规定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理科教育观察和实验使用的全部仪器设备的清单目录。


此外,在1957年制定的《新长期经济计划》(1958-1962))中,也列有专门章节阐述 “振兴科学技术” 问题,并提出从根本上充实中小学的科学技术教育。1995年,日本国会以空前高度的一致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科学技术基本法》的通过,标志着日本科技政策进入到重视基础研究和强调创新的新阶段,并开始向“科学技术创新立国”转型。


相较而言,我国在教育立法方面整体起步较晚。



特别是在依法促进科学教育方面,我国任重道远。近30多年来,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虽然在不断改革,但是这些改革缺少法律保障与支持。我国关于科学教育的法律目前仍处于呼吁阶段。


04

多轮课程改革尝试


战后日本进行了多轮针对科学教育进行的改革。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四个阶段:“经验主义”、“学科主义”、“宽松教育”、 “扎实的学力观教育”。


具体而言,1952年日本针对振兴科学技术的要求,出现了振兴理科教育的势头。彼时的关注点集中在系统化理科的建设以及现代化理科课程编制。


50年代后半叶,发端于美国的尊重“学科的本质与科学方法相结合的内容”中心课程,对日本中小学的课程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进一步将课程改革的重点转向关注现代化理科课程及其发展。即重视生活经验的单元学习法和间题解决学习法,特别强调应用科学知识,并把科学知识视作应用于生活的工具。1968年受美国科学教育改革的影响,日本科学教育改革进行探究学习时代。


整体而言,战后至今,日本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几乎每隔10年就要进行一次修改。可见,日本对课程改革的重视程度。


需要说明的是,在激荡中不断尝试的课程改革,和模糊折中的课程改革具有本质区别。前者能够在不断的的实践中积累宝贵的经验,虽然可能失败,但是在为成功做准备。


相较而言,我国在同一时期出现了明显的教育断层。


05

教师待遇与专业性的提升


在日本,教师具有“圣职”的美誉。就社会地位而言,日本教师的社会地位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都非常高。


主要职业的职业声望评分变迁

表格为大规模社会学调查中“职业声望调查”结果的部分数据。职业声望评分数据是通过让人按照“由高到低”的5个等级评定所列出的职业,然后计算得出的。


就教师的待遇而言,二战前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教师的工资待遇并不高。在 20世纪 50年代到 60年代的高度经济成长期,教师的工资水平与一般企业和一般公务员相比也仍处于较低的状态。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教师的待遇有了很大改观。


1974年,《关于为保持与提高中小学教育水平,确保义务教育各学校教职人才的特别措置法》(简称《教师人才确保法》)颁布。从法律层面明确规定:教育公务员的工资应高于一般公务员的工资水平。


该法颁布后,教育公务员的工资得到了切实的改善。由下表能够看出近年大学毕业生入职工资水平的变化。教育公务员的入职工资标准通常会高于一般公务员;与一般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相比,教育公务员的工资也要高出许多。


大学毕业生入职工资变迁


与日本教师高社会地位与高工资相匹配的是教师的高专业性。二战后,日本新制学校制度规定具有大学学历者才能获得教师资格,由于学校教育课题与日俱增,教师培养高度化逐渐被提上日程。“教师培养高度化”意指在大学4年本科学习的基础之上再增加 2年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日本教师的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


小学教师的学历构成

然而与之对比,我国教师在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教育断层时期我国教师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被标以侮辱性名号。


70年代末,中国教师的社会地位虽然有所提升,但工资待遇仍然较低。1978年和1979年,教育行业工资水平处在全国十二个行业的倒数第二位。进入80年代,随着国家对教育地位的重视,教育行业工资水平有所提高,其工资相对水平在1985年达到最高位置——第五位。但进入90年代,教育行业工资相对水平又降到了倒数第三位。


从上述分析我们能够看到日本教育确有过人之处,在这些过人之处中,还有两项重要特征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即日本教育改革的连续性与系统性


所谓连续性,即日本教育改革的上述五项特征在实践层面上未出现断层现象。虽然不同时期在不同内容水平上有所调整,但整体仍处于连续发展状态。例如森岛通夫在《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指出:“在准战时阶段和战争时期,日本都怀有完善高等教育,特别是那些关于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高等教育的企图……日本政府从未间断过对教育进行人力、物力的投入,不管是在战前,还是在战争时期。所以,尽管战后的日本处于百业待兴的困难时期,9年义务教育仍可以顺利实行。”这一点也能够从日本科研人员数量的持续增长中窥其一斑。


所谓系统性,即上述五项具体特征内部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和相互保障性。首先国家层面树立明确的科技发展理念。其次加大教育投入与法律制定,作为理念落实的基本保障。再次,提升民众的科学素养和教师的专业水平。最后在课程改革中勇于实践、大胆创新。


更为“可怕”的是,20世纪70年代至今日本基础教育的上述几项优势还在不断深化,虽然我国近年来在上述方面有了很大改观。但和日本基础教育相比,我们不但有所落后,有些甚至还处于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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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矗

图文排版: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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