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医PK交易员:戴岭和阮宁宁的“英雄联盟”
如果不是因为来香港读研,毕业后又意外地给一位美国人当上普通话老师,误打误撞进了猎头界,个性外向直爽、大大咧咧的阮宁宁应该还呆在老家浙江、在事业单位过着朝九晚五、打卡上班、相夫教子的生活。
如果不是因为遇上2008年雷曼兄弟倒台,戴着黑框眼镜的小眼理工男戴岭应该不会从欧洲辗转到日本,又从日本辗转到香港,走上交易和创业的路。
如果不是不可言说的机缘,戴岭和阮宁宁不会前后脚来到香港,如果不是他俩在香港西贡大浪湾一起爬山的那天,戴岭背了两大瓶水,并主动送了一瓶给阮宁宁,阮宁宁应该也不会立即觉得戴岭很“靠谱”,两人或许也不会相识相知,成为人生伴侣、事业伙伴。
人生就是一个个随机,一连串偶然。戴岭和阮宁宁喜欢美国学者/前交易员Nassim Nicholas Taleb探讨成功和概率的著作《随机漫步的傻瓜》(Fooled by Randomness)。
作者在书中写道,人们成功不见得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高明,或者比其他人更努力,更有可能是运气和概率的结果。反之亦然。
学物理的交易员戴岭和前猎头阮宁宁坦然接受生命的随机性,但并不放掉任何一个可以努力去改变命运的契机,他们是一起创业、同甘共苦的人生伴侣、创业搭档。
杨振宁叫我别搞理论物理了
哪怕已经过了许多年,戴岭依然记得自己还是南京大学理论物理专业的一名本科生时,跟来学校做演讲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的一番对话。
“学理论物理的能做什么?不学这个学什么?”,他和其他同学一起问杨振宁。
“他说,我那个时代,三流的物理学家可以做一流的工作,现在,一流的物理学家做不了三流的工作。理论物理不是金矿,银矿,连铜矿都不是……你们年轻人要搞交叉科学,要顺着世界的潮流走。”
杨振宁的一席话让戴岭有三分幻灭,三分失望,在他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
2007年,戴岭从南京大学毕业后,去法国读研,毅然跟理论物理分手,转读应用数学和经济。研究生毕业,他加入法国的雷曼兄弟的量化资产管理团队。就在事业似乎顺利起步时,全球经济危机袭来,雷曼关门。
戴岭开始寻找下一个机会。他拿到了法国兴业银行在东京的工作。在等待日本签证期间,他去一家巴黎的中餐馆工作,体验端盘子的生活。
从高大上的雷曼,切换到拿每小时8欧的中餐馆,戴岭放低心态,跟餐厅里的伙计们聊天,观察白手起家的老板怎么赚钱、生活。他开始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会。
就在戴岭在巴黎的中餐馆端盘子时,他未来的太太——阮宁宁,正在香港一家知名的猎头公司上班。
阮宁宁的猎头工作来得也很突然,跟她的专业也并不对口。
2008年,阮宁宁毅然丢掉了很多人艳羡的“事业单位”工作,从杭州跑到香港来读“教育英语”的研究生。
这个决定让她的父母很忐忑。老人家觉得对独女来说,最稳妥的出路还是回老家工作。
“我还没毕业呢,我妈就又已经在老家把工作给我找好了。”她告诉我。
阮宁宁并没有那么着急回家。硕士毕业后不久,她开始自己的教书生涯,第一位学生是一个想学普通话的美国人。
这位美国学生是香港一家知名猎头公司的高管。他跟阮宁宁一起学语言之余,两人也一起探讨中国文化、历史、甚至一起讨论《经济学人》杂志上面有关中国宏观经济的文章。他有疑问时,阮宁宁总是有话就说,有问必答。
也许是被阮宁宁的坦诚和直率打动,不久后,猎头大佬主动邀请她去自己公司工作。
就这样,阮宁宁黄掉了父母在老家找好的工作,直接去猎头公司上班了。
进入这家香港猎头公司,阮宁宁这个对金融一窍不通的文科生像海绵一样吸收各种行业知识,迅速成长。
猎头公司的客户大多是香港的投行,阮宁宁的工作是帮他们找到不同岗位的合适人选。这需要她对行业和每个工作岗位要求的技能有基本的认知,也需要她主动出击,精准定位,找到跟雇主要求般配的候选人。
在老板和同事的帮助下,阮宁宁开始学会使用彭博终端看新闻,学会看不同的板块和行业,学会去问候选人各种各样的问题。
随着能力的增长,她的职责也开始扩张。除了日常的工作,她担当起一项“特殊”的任务——每天给自己的潜在客户发“新闻早报”:
“我们会在最前面写,谁挖人了,谁跳槽了,今年的奖金谁是多少,当然也会加入一些新闻评论性的东西”。
2009年到2010年左右,全球经济危机袭来时,阮宁宁的早报收件人名单已经从1000多个增加到了一万多个。
因为要做早报,阮宁宁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新闻资讯,并需要从海量的信息里“抓重点”。
在经济危机最严重时,宁宁在做早报时,抓到了一个对她的职业规划即将产生重大影响的“重点”。
她发现,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银行大多数部门都在裁员。然而,不管是哪家银行,只有一个部门不受影响,不但不裁员,还在野蛮增长:这就是私人银行(Private Banking)。
交易每天挣钱都是“新”的
阮宁宁开始注意到私人银行的蓬勃发展时,戴岭已经从法国辗转东京,回到香港,在香港一家对冲基金当交易员。
戴岭有两个表姐在香港当地产经纪人。有一天,戴岭和阮宁宁去表姐家吃饭,遇到表姐的朋友给他推销保险。
戴岭问,自己在大公司,拿着很好的保险package,为什么需要买保险。
“她跟我解释说,你现在有好的工作,但如果以后没有这样的package,不具有可保性,就买不了了”。
戴岭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整个过程,阮宁宁一直在旁边听着。“当时完全没有想过要做这个。”她说。
那次经历之后,戴岭和阮宁宁开始琢磨这个行业。他们隐约感受到中国富有阶层对于分散风险和海外资产配置的巨大需求。
那时,许多内地中产阶级已经开始来香港买保险。
而作为离市场很近的人,戴岭总被朋友问到怎么投资。他说:“我是做金融的,不代表我知道你该怎么去投资啊。”
戴岭认为做交易和理财不管是从策略还是目标上,都不一样。
“很多人会交易的,特别自信,但是你直接做投资,要天天去想,而理财则是可以不占用太多自己正常工作。交易追求的也是一个短期回报率,不是长期的回报率。”
2012年年底,阮宁宁打定主意,正式从猎头公司辞职,开始着手准备搭建自己的第三方理财平台。
“当时不是为了钱,而是想好好做点事情出来,岁数也不小了。”回想起自己当时的决定时,阮宁宁这么说。
戴岭是阮宁宁的投资人兼IT,也是她的创业导师。创业初期,他每天给她布置任务,教她去看Fact Sheet,让她去考保监会的牌照,给她学习的书单。
“书看了没有?跟你说了多少次了,逻辑!逻辑!”戴岭总是严厉地督促她。
在跟阮宁宁一起筹备理财平台的过程中,戴岭自己也把相关的产品一个个研究了个透。他发现己虽然逻辑清晰,专业知识够强,但并不擅长做销售。
“我可以把道理说清楚,但细节具体到‘先生你买吧’这种话我就说不下去了。”他说,“但她(宁宁)善于跟人打交道,她的工作我不一定做得来,但我愿意帮手去做。”
戴岭和阮宁宁对做这个事的信心来自两方面。首先,他们认为投行追求的是高净值的客户,但从普通中产到超高净值当中,还有很多被遗留的人,这些人并没有被服务到,这给他们留下了可以创造价值的空间。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对冲基金的交易员,戴岭敏锐地看到了保险产品销售领域和交易领域人群间专业性和数量的巨大反差:
“高频交易市场很小,根本不够分,一堆聪明人都挤在这儿;但保险行业人才和专业性跟不上,客户找不到好的顾问,需求量又巨大。”
理财事业吸引戴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戴岭认为,交易上每天挣钱都是“新”的,没有相关性的。可能出现一个高手,或者市场风波就把你打败。交易者要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努力,才能维持在这个水平上。
相比之下,他认为第三方理财平台,是一个可积累性更强的事:
“你每天付出同样努力的时候,你的收获就会一天比一天大。只要你愿意去做。”
跟二级市场不一样的问题
在第三方理财平台正式开业前,戴岭和阮宁宁花了半年的时间做各种准备、考牌、招聘、搭IT后台。
终于,万事俱备,只欠“客户”。然而,被戴岭认为“善于跟人打交道”的阮宁宁一开张就遭遇了三个月不开张的窘境。
阮宁宁承认自己是个认真的好学生,但是“销售能力一般”,给客户讲产品经常讲得“文绉绉”,“结果讲完后人家会说,那我到底该买还是不该买?”
有一次,阮宁宁在跟她妈妈一个朋友的女儿讲保险产品时,她妈在一旁看不下去了,大方地问对方:“女孩子,结婚后,怎么样都要存点私房钱。你看着存多少?”
对方答道:“一年十几万没什么问题。”
她妈接着说:“那刚好在香港,就做个海外投资吧。”
就这样,阮宁宁的妈妈三言两语就帮她拿下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客户。
阮宁宁的第二个客户,是戴岭在香港的健身教练。
“他也老问我这些问题,问我买什么,我说你就找我太太买吧,服务比你现在好多了。”他说。
三四个月下来,公司积累起几个客户,再过了三四个月,这些老客户又推荐来新客户。阮宁宁发现,自己最初“没有客户”的担心,根本就是不成立的。
在公司开始慢慢积累的同时,戴岭也开始给大家做培训,卸包袱。
“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去说,我就开导他们,你不要觉得人家会怎么想你,你就告诉他们你做这个,他们知道了,要买的时候就会去找你。”
随着公司业务扩张,他们开始接触到形形色色、不同投资需求的客户。
“你去投行、金融圈,基本上就是那个样子,差别不会特别大。采访10个量化投资的,三四个不一样就差不多了。但有钱人,只是有钱,并不代表他们都是一个样子。有钱人可能千奇百怪。”戴岭说。
对于不同的客户,戴岭和阮宁宁会针对他们的需求,给出不同的投资理财投资建议。
“我们会看他们的需求,现在的担心是什么,有没有小孩,想自己以后怎么生活。这些钱是为小孩读书,移民,还是自己移民,还是想自己做一个风险分散?”
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客户,往往需求也各异。比如有客户关心合理财富传承,养老,也有客户关注资金出境,或担心自己子女未来婚姻不靠谱而未雨绸缪。
戴岭说:“这些考虑的问题,就跟我们做二级市场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每天考虑是买还是卖,是涨还是跌,每天都是一样的问题,但这些都是新的问题。”
男性和女性客户的观点也不尽相同。男性客户常常有比较强的主观意见,“比如他特别看好医疗行业。需要我们搜集医疗行业的信息——我们只是帮他把想法和产品做一个桥梁。”
还有时,客户可能听到一个回报不错的产品,就找上门来打听。
阮宁宁和戴岭就要找律师或投资朋友,问这个项目是不是靠谱,哪里能买到。
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可能市面上很难抢到,能有的地方,中间商为了赚钱,包了几层,等分到客户时,回报就不是那么诱人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拿到东西给客户讨论,为什么不值得买,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已经赚不到钱了,已经被层层盘剥了。”
谁做什么很清楚
阮宁宁和戴岭的公司取名为“引力咨询”,创意来自物理背景的戴岭。公司位于九龙海港城附近的一栋办公楼里。
这间实用面积60平米左右的办公区,设有有共同办公区,两个单独的办公室,一个会议室。
阮宁宁的桌面整洁规整,上面摆着一台27寸的iMac电脑,一头迷你金牛,以及一盒德州扑克的筹码(她后来告诉我,如果周末客人不多,她跟同事会在办公室玩下德州扑克)。
她桌上放着两本书:一本是《管理的真相》,一本是《Global Residence and Citizenship Handbook(全球居住与公民手册)》。
宁宁在桌子下面放了10多双不同款式的高跟鞋。对于平时在办公室都是穿着拖鞋走来走去的她,这是随时备用的装备。
从公司初创,引力咨询到现在拥有十多名运营人员、14名挂牌经纪人,跟32家保险公司签约。
一路走来,作为公司老板的阮宁宁发现自己每个月都在经历不同的磨炼。
一开始,她担心没生意。后来发现生意会来的,第一个月算是“白担心”了。再后来,当第一个员工辞职的时候,她又开始担心怎么留住人才。
“怎么去炒人我都不知道,以前当猎头从来不需要炒人的啊。”她笑着说。
在这不断面临危机,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她的抗压能力不断提升。
“因为所有的问题,最终一定是我去解决。张三捅了篓子,说错了,他拍拍屁股走了,我不能走啊,每天都有新的困难,但过几天又发现,前几天担心的那个算个毛啊。”
在她的办公室,阮宁宁打开自己的电脑,给我看她做的一个Excel文档。这个文档有个好玩的名字,叫“谁做什么很清楚”。
把工作分到不同的部门之后,阮宁宁在表格里还要把具体的工作写出来,把每个人的任务填进去。填任务之前,她会想,这个人的性格是不是适合做这个,他是不是工作做多了,是不是有兴趣。
这一年多来,这几年,戴岭和阮宁宁开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团队建设和平台搭建上。每两个星期,阮宁宁都会跟同事聊一聊,问问他们最近做得怎么样,开不开心,对公司印象怎么样。
“一年多我一直在做。要不留不住人才。”她说。
为了更好地进行数字化管理,戴岭自己开发了一个IT系统,让客户可以查到自己自己买了什么产品,收益多少,什么时候到期。公司的销售也可以登录系统,看到自己卖给客户什么东西,接下来需要哪些沟通,哪些跟进。
在追求盈利的同时,他们注意避免急功近利的赚钱模式,不让佣金高低去决定推荐给客户的产品,也不因为客户是小客户就降低服务质量。
他们发现,如果普通客户如果对服务满意,会介绍他们的高净值的亲戚过来,所以,如果目光短浅,就不可能“做得长久”。
这两年,戴岭和阮宁宁最深刻的感受是“高净值客户一直在,小高净值客户越来越多”。
而中国的小高净值人士开始有越来越强的资产分布意识,不再是在某个二线城市的小区有七八套房,而是希望放眼全球去看更多的投资机会。
这就是戴岭和阮宁宁的目标人群。
戴岭说:“你有10个高净值客户,你这辈子事情就做不完了。”
牙医PK交易员
在跟阮宁宁一起搭建理财平台的同时,戴岭也经营着自己的交易团队。
2013年,戴岭离开千禧年对冲基金。2015年,他组建了自己的私募公司,现在主要从事量化交易,包括固定收益、利率衍生品、国债期货等。
虽然一直做着交易,但戴岭认为高频交易其实并不值得这么大的关注。
“场外也能赚钱,做什么都能赚钱。高频交易只是这群人用知识,用技术赚钱。整个市场就这么大,如果都去做,可能大家都没饭吃。”
戴岭拿自己做的期权交易举例,“有时刚刚开始赚钱了,发现挤来一大堆人,马上完蛋。”
他说这个市场有很多失败者,只是很少被人提起。
现在,戴岭大概每周花4到5天的时间在深圳,跟自己的交易团队一起工作。
晚上下班后,他会玩玩“英雄联盟”,或者跟阮宁宁聊天。
早期创业时,戴岭会跟阮宁宁讲授一些金融知识。现在两人最经常讨论的是公司怎么去运营,怎么去发展。
两口子经营着两个创业公司,工作强度可想而知。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下班时间,尤其是阮宁宁,似乎24小时都在手机上工作——她用的是一款屏幕巨大的华为手机。
两人最近一次出国旅游,去了伦敦和巴厘岛。但他们也每天起床先工作两个小时,再出去闲逛。
有时,戴岭会想念自己在大公司打工时的“轻松”状态。那个时候他有时间学钢琴、滑雪、潜水、马拉松、太极拳。而现在,责任越来越多他觉得自己越来越不“自由”:
“现在我一方面要盯交易,改进、调整、适应新的情况,一方面要帮这边。”
交易对于戴岭来说,是个一直进行的工程,需要他不断付出努力和耐心。而同时,交易这边的所见所闻,也给他的理财创业带来截然不同的视觉。
今年1月24日,戴岭和阮宁宁庆祝了结婚三周年。结婚这几年,他们吵过不少“无聊”的架(阮宁宁说戴岭“嘴很毒”),也一起读过不少书。两人最喜欢的书之一,就是Taleb那本《随机漫步的傻瓜》。
戴岭告诉我,这本书里一个关于交易员还是牙医赚钱多的例子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书里写道,很多人觉得交易员赚钱比牙医多,但事实上,交易员赚钱多的时候是很多,但你选择做交易员的时候,你很大概率是不赚钱的交易员,只有极小概率是会成为特别赚钱的交易员。
“故事强调的是一种必然性,但比如交易门采访的这些人当中,如果行情发生微小变化,他们的结果可能不一样,所以很多东西有偶然性在里面。”他说。
然而,戴岭和阮宁宁并不认为自己就可以停止努力:
“你得到什么跟你的付出不一定匹配,但你去努力做这个事情,早晚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优势——失败了就加油,成功也不要想太多。”
写在后面
交易门另外一位主角罗烜曾经跟我们讲述过他在纽约大学学习时,在课堂上跟他的老师、《随机漫步的傻瓜》这本书的作者Nassim Nicholas Taleb学习的经历。如果有兴趣,可以点击阅读罗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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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主角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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