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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他的投行,我们谈谈梦想

交易门 2022-05-29


交易门记者马赛客 发自深圳



陈达2006年底入职一家顶级国际投行香港分公司的衍生品交易部。

国际投行人才遴选严苛,动不动就是十几轮面试。但陈达认为自己能进去有运气成分。“2005年-2007年,国际投行积极拓展亚洲市场,用人需求很大”,他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很多投行都开始裁员,更是很少去学校招聘毕业生”。陈达不单躲过了金融危机之后的裁员,还一路晋升,成为公司董事、亚洲(日本除外)股票期权负责人。

然而8年之后,在事业顺风顺水时,陈达选择了离开。



1投行是一座围城

9月初,我在深圳福田区一家嘈杂的咖啡馆见到陈达。他身材高大,胡子拉碴。那段时间他的落脚点经常在香港和深圳切换。他和家人住在香港,但新公司的办公地点在深圳。逗留深圳时,陈达和他的合伙人F在一家酒店共住一个标间,318元一天。

陈达大学念理论物理专业,物理是他整个高中阶段唯一喜欢的课程。大学后期,看不清自己能在物理方面做什么贡献,陈达开始把兴趣转向金融物理学,而华尔街投行成为他的奋斗目标。

2006年夏天在国外拿到理论物理博士学位时,陈达自认为更适合做量化工程师。他拿到了一家投行量化工程师的工作邀约,但他最终选择了做交易员。当时国际投行在亚洲势头很好。

陈达入职的公司股票期权业务在亚洲市场实力强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证券经纪人向我透露,这家公司股票期权业务的交易量前些年一度做到亚洲第一。

采访中,陈达并不愿意太多地回忆投行的故事。他把那段经历划入历史,而现在,他是个创业者。

陈达告诉我,衍生品交易员需要较强的信息归纳能力、情景分析能力,并对每种情景发生的概率有所准备。“很幸运,前几年做的几个市场产品都赚钱,顺利升级,接下来就是开拓新市场,研发新策略并且保持持续赚钱。

2013年,陈达做到公司亚洲(日本除外)股票期权业务的负责人,工作驾轻就熟,业务开展、团队管理以及与高层的沟通,都很顺畅。“一时半会儿不会被干掉,而且发展空间也很大。”陈达说。

然而两年后,在取得“阶段性的成绩和暂时的稳定”之后,陈达感受到了事业的瓶颈。杨绛谈钱钟书的《围城》时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投行之于陈达,大概也是这样的情况。

1980年出生的陈达事业有成,有了孩子,父母开始老去。参加同学会时,他发现多年未见的同学境遇各不相同,人生状态高高低低。“虽还谈不上极大的差距,但一些之前性格内向的同学变得侃侃而谈,曾经的阳光青年变得木纳少言。这多少都与境遇有关。”

陈达开始思考一些寻常会被笑话的问题:“我为什么来?”“要做点什么?”

这是一种常见的情绪,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只是有的人一笑而过,有的人越想越深沉。陈达说:“有一种 ‘冥冥之中’的预感,自己不会在那个岗位上一直做下去。”



2再做30年的旁观者?

2014年底,在一次内地差旅中,陈达忙完工作,躺在酒店的床上点开了纪录片《互联网时代》。1969年10月29日22:30,世界上第一次互联网通讯试验仅仅完成两个字母的传输(“Login”中的“L”和“O”)。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从家庭电脑到智能手机,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甚至思维方式。

陈达1990年代就开始拥有自己的电脑,中国的互联网则在最近二十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自己的工作,身边的朋友,很多人的故事都围绕着电脑和互联网展开。陈达突然问自己:“大历史在身边滑过,在最适合我的年龄和条件,但我是什么角色?”

“路人甲。”这是陈达给自己的答复。

这部纪录片看得陈达热泪盈眶。那是一种累积情绪的宣泄。“我突然想到世事变迁,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打酱油。”陈达说,“机会的出现短暂而热烈,但我们总是 ‘没赶上’,或者‘错过了’。”

陈达工作后经历了2008年经济危机,在中国金融市场则有2010年股指期货上市,2015年2月9日初上证50ETF期权上市。“金融创新的大幕已经拉开,期权、量化交易、对冲基金……”陈达说。这给他一种改革开放初期和互联网发展初期万物复苏的感觉。“这种大机会一辈子赶上一次已经很幸运,在我合适的年龄,条件也正合适。”

陈达曾经向公司申请,做更多的工作倾斜中国期权市场。他花了半年时间准备,提交报告。但这跟公司战略部署不尽一致,而且境外资金在中国金融市场存在一些限制,需要等待。

陈达不想等,因为等待是有成本的。他不想60岁时再看一部讲述中国金融的纪录片时黯然神伤——因为自己依然是路人甲。

“金融创新在国内金融市场还是块处女地。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潜力巨大的市场。”陈达说,“对我来个人来说,现在是最好的年龄。而这是最理想的市场。”



3梦想合伙人

如果只是茶余饭后吐吐孤闷,聊聊梦想,有一个听众就可以了,但创业不行,创业需要志同道合的伙伴。很幸运,陈达找到了一些跟自己想法一致的朋友。

陈达的团队目前共5个合伙人,我通过邮件采访了另外四位,C、F、W和Z。

C到目前已经做了9年软件工程师工作,澳洲4年,香港5年,在现在的团队做交易的技术支持工作。C说:“该吃饭吃饭,该烧香烧香。”辞职创业对他来说,是该办的事,“天打雷劈也得办”。

F跟陈达都毕业于同一所大学。F告诉我,他跟陈达认识“快半辈子了”。“我们团队的背景大都非常相似。在大陆念本科,海外念博士,然后在投行工作几年。”F说。

大学毕业后,F在香港拿到运筹学博士学位,之后在香港投行做股票衍生品、外汇衍生品交易工作,今年4月离职。在新的团队,F负责运营和风险控制。

F说自己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人。大学毕业后F考上了公务员,但他选择了出国留学;博士毕业后F有机会去大学任教,但他选择了金融行业;在金融行业,F待遇和发展空间都不错,但他选择了辞职创业。

“我一直偏向于选择风险,当然风险大回报大。 我想陈达所说的梦想在我这里就是风险回报比——我追求最大的风险回报。”F说。

W毕业以后一直在香港做量化分析师,“主要做一些和模型定价相关的工作”。在新团队,W依然做一些技术的工作,研究交易策略并且写程序实现。W“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辞职了。他认为中国金融市场会有不错的机会属于这个团队。

Z在加拿大博士毕业后进入当地银行从事金融模型方面的工作3年,之后回到香港继续从事金融模型方面的工作5年。在新团队,Z依然做金融模型、交易策略方面的研究工作。Z辞职的理由,是“希望找一个更大的舞台可以发挥自己的潜力,做自己一直以来梦想做的事情”。“另外,我觉得陈达以及其他合伙人值得信赖,这个非常重要。”Z补充说。



4通往梦想之路

F描述他走出公司大楼时的感觉:“我的命运彻底改变了。原本有一条比较清晰的轨迹,现在却不知路在何方。一切都从零开始了。”Z则坦言,刚辞职出来时,有一种“一穷二白的忐忑不安”。

陈达告诉自己那些原本做着不错的工作、待遇和前景都不错的合伙人,“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就是我们可能两年都见不到钱”。

聊完梦想,该干活了。

“我们这帮人,能力都是有的。但是坦白地说,我们见过猪跑,还没吃过猪肉。”陈达说,“我们的期权这一块做得很不错,但我们想做的远不止这一块,我们想做得更多。”

策略研究,总体来说都希望“收益高一点,回撤小一点”。陈达把风险看得尤其紧迫,他要求团队竭尽所能地考虑每一种可能性,并对差错零容忍。“一旦发现策略中有bug(漏洞),第一时间解决,哪怕是通宵加班。”陈达说,“因为一旦程序跑起来,出现未曾预计的情况,那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程序化交易一旦出现差错,损失可能是难以估量的。2012年3月美国第三大交易所BATS在IPO时发生闪电崩盘(flash crash),导致BATS的股价在900毫秒的时间内从16美元跌至仅几美分;2012年8月美国骑士资本(Knight Capital)因软件技术故障巨亏4.4亿美元,公司股价也在两个交易日内暴跌七成。国内则有2013年8月16日的“光大乌龙指事件”。

所以“没事儿”、“无所谓”,这种话陈达听不得。他说在这件事情上自己一点也不民主,急了会在办公室大骂。“我不怀疑大家,但是希望多一层紧箍咒。”陈达说。

为了形成很好的团队意识,陈达要求团队所有策略对合伙人都保持开放透明。与此同时,每个策略合伙人都要掏钱试错。“我领投,大家跟投。以后发产品也是这样。”陈达说。

陈达强调持续性,不管是团队,还是策略。“大家都在逐利,出现一个新的赚钱机会就蜂拥过去。2005-2006年,一种策略就可以挣钱,比如期现套利、跨期套利、alpha策略,分级基金一出,大家都抢着去做分级基金。大家都去挣快钱,有能力因素,也有短视的原因。”陈达说,“什么时候大家开始深挖,而不是抢着挣这种快钱,这个市场就可以谈成熟了。”

筹备发产品期间,陈达的团队赶上市场变化和一系列监管政策的出台,他决定把时间往后推。“我们投资人的钱5月份就准备好了,我们要发产品也随时可以发,但我告诉他们现在不是最好的时候(股票策略不便对冲等)。”

距陈达现有团队完整搭建,接近半年时间,除了拿手的期权策略,他们也完成了股票、期货策略的开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团队在策略设计、开发、测试、实盘交易(目前是自有资金交易)整条线路的合作已经得到很好的磨合。比起挣快钱,我们更关心可持续性,要争取活得久,越活越好。”陈达说,“已经有券商朋友抱怨我啰嗦了,但我觉得前期多花点时间准备,是值得的。”

“你有没有想过失败?”我问陈达。

“人的一生大好机会不多。我们现在要看到了(中国金融创新发展的机会),希望参与其中,成为它的一部分,并为此付出努力。”陈达说,“我们知道困难很多,但这不只是梦想。”



下期预告

1983年,Andrew Collier作为耶鲁大学交换学生,到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学生时代的他曾在论文里为中国的“大炼钢铁”运动进行辩护。1998年,告别中国15年的他再次回到北京,刚下飞机就泪流满面,因为中国变得他认不出来了。2015年,现在的Andrew是驻扎香港的中国经济分析师。每周六,他在南丫岛的Lamma Quartet爵士乐队当鼓手表演。“我是一个老嬉皮”,他告诉我。


发布时间:10月19日


*陈达为主角化名 | 未经授权谢绝转载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隐去了团队成员毕业院校和就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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