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出来怪谁？工程师红利与教育的谎言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段子手查理徐 Author 查理徐
今天推荐一篇工程师朋友写的颇有代表性的，关于“内卷”的感悟文。也给大家分享下我的思考。
内卷的实质：大家都在选择做自以为正确的事，未来的结果对个体而言成本却难以承受。
个体选择的实质：选择时做比较只对比可能的收益去了，成本今后再说，这样就埋下了悲剧种子。
对个体的残酷之处：收益不一定能捞着，成本一定只能自己承担。
体会到残酷的个体再选择：不管不顾把感知成本转嫁，外推，延后，因为之前根本没有预留这个成本预算。
生娃：重压下，最不会考虑当期兑现的成本，当然能不生就不生。
以上一切的实质：社会变化太过剧烈，做选择时，未来成本预估根本就是模糊的。过程成本变化是高度动态的，尤其是资产价格的剧烈上涨。对个体来说，太难了。
央行的工作论文火了，一文戳中当代小镇做题家的所有痛点。
高房价，放开生育，工程师红利，延迟退休，个个都是高能词汇，还不忘夹带私货地图炮一下文科生。末了，还机智地化用毛的精彩句子，“一定要有提前量，并且搞的多多的”。
总结一下就是，侠之大者，为国生娃。
一场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已经展开。政府、企业、家庭的三方博弈，家庭内部夫妻的双方博弈，夫妻与双方父母的多方博弈，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些利益纠缠，最终都归结到三点，高房价，低工资，高税收。
这三者形成的飞轮效应，是一切博弈的基础。
飞轮效应下的内卷困境
高房价、低工资、高税收，这三点在当初设计的时候，是个完美的闭环，形成了一个超级飞轮。低工资保证企业家利益，高税收保证政府利益，高房价保证政府利益的同时保证工程师的奋斗精神。
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工程师供给，只要用房子绑定婚姻和教育，掐住工程师的软肋，这个飞轮就能高速运转。只要不把弹簧直接拉变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房价越高，飞轮运转速度越快。
低工资和高房价双向压榨工程师，牺牲工程师的利益，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就是工程师红利。
瑞银这么形容中国的工程师红利：
“中国每年大学理工科的毕业生数量超过300万人，为美国的五倍，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研发人员薪资仅为美国的八分之一左右，这种‘工程师红利’可以弥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所带来的影响。”
拿着美国八分之一薪水的中国工程师，撑起了三分之二于美国的中国GDP。
超级飞轮之下，出现了996，内卷，福报，甚至女拳。
中国三千多万工程师，互联网程序员只有180万，一线二线大厂程序员10万左右。只有这10万才能忍受996的福报，享受相对高薪的待遇。
为了成为这三十分之一，每年几十上百万理工科学生、在职程序员放弃旅游、看电影、谈恋爱，不眠不休地刷LeetCode（某种程序员必刷的习题集）。脉脉上有个程序员每天刷到三点，终于如愿跳去阿里。
中国的工程师的薪水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但是美国的程序员的薪水只有中国的2-3倍。这就是996的福报。
程序员们一边跟风谴责着大厂的996福报，一边削尖了脑袋往里挤。部分认真谴责的程序员，也不是为了离开大厂，而是为了让大厂从让2个人拿3个人的工资干5个人的活，变成让5个人拿5个人的工资干5个人的活，这样既能避免996，又能多出来3个职位供选择。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多的那2个人的工资，马云出吗？
这就是工程师的内卷。胜出的程序员们接受了工具人的设定，化身人形干电池，唱起奋斗X之都。
能激励工程师们如此奋进的，除了成就感，就是下一代。第一代读工科，当工程师；第二代读金融，当银行家；第三代读艺术，当艺术家。这是被榨干的程序员们内心最朴实的向往。
程序员们准备牺牲自己，先卷进去，为下一代制造不卷的机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在残酷的教育制度下，这或许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最终落入一代卷，代代卷的陷阱。
教育改变命运的残酷谎言
在中国，高房价与教育深度绑定，是各方默认的现实。券商有些行业干货满满的路演无人问津，但请小升初专家、学区房专家来分享，听说总是场场爆满，管着几百亿资金的基金经理们要是跑得慢了，也得提着小板凳挤在门口听。
有人质疑，学区房价格不断高涨，高校教学质量却越来越水，就业质量越来越差，戴维斯双杀即将到来。通俗点说，清华毕业生都买不起房，那学区房凭什么还值这么多钱？
这个角度有点意思，但是前提条件错了，结论也错了。
很多人对于教育还抱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认为大学要培养你，教会你各种知识和技能，学历越高，应当培养的越好。真正进了名校，强烈的落差感让这部分人非常不适，一度出现某名校专硕集体在知乎吐槽教学质量，引起学校特别照顾的尴尬场面。
中国的教育早就不培养人才了，只提供筛选人才的功能。你可以不接受这个筛选，不考名校，如果你家没有足够的钱送你进海外名校，那意味着你拿不到好企业的敲门砖，而好企业才是你真正接受培养的地方。
三十年前，清华毕业生无论去哪里都是香饽饽。现在从BAT出来的人在互联网行业所向披靡，从中金出来的人在金融行业炙手可热，各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取代了当年名校的功能，成为了真正培养人才的地方。大厂入职前有新人群，离职后有离职同学会，大厂人有了大规模的组织性，类似于当年的同学会。
不谈那些佛系的在家里自己教孩子的父母，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你的小孩得上好幼儿园，考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最后才能进一个好企业。你说你买不买学区房？只有真正打破学区，才能破解学区房难题。
但破解了学区房难题，也破解不了大城市高房价的难题，这是两个问题。
有种理解更加残酷，高房价的本质是一种人才税，最好的人才去哪里，哪里的房价就涨到和他们的能力匹配的程度。
贫穷的国家与贫穷的家庭一样，不培养孩子，只是筛选孩子。贫穷的企业不培养员工，只是使用员工。本质都是赛马，各个社会组织的赛马。
只是因为教育是公共的系统，人们对教育是有高期待的，所有赛马问题带来的后果，在教育问题上被广泛的传播。赛马问题在家庭、企业单位中同样存在，只是鲜少获得关注。
少数中国大企业培养人才，但由于工程师红利的存在，工程人才拿不到好的收入，大量理工科学生转行做金融，金融行业的火爆甚至喂养起一批付费实习机构，打着传播信息的旗号，干着拉皮条的丑事。
所以，那篇文章里认为中国理工科人才太少了，文科生太多了，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这个年头，小镇做题家挤破头读金融，读不了金融的人读理工科，然后转行干金融，唯独是文科，谁都瞧不上，还无辜躺枪。
当代年轻人的自我阉割
小镇做题家们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青年时代的他们要把所有的能力全部转化为赚钱的能力，才能在大城市生存下来。中年时代的他们要把所有的资源用来培养一个孩子，才能保住自己胜利的果实，避免可怕的阶层滑落。
比起天之骄子的50、60后，努力拼搏的70、80后，在低工资和高房价的夹击下，90后00后更擅长自我阉割。
结不起婚就单身，生不起孩子就不生。在生理需求、精神需求、家庭稳定、传宗接代、照顾父母等众多需求无法同时满足的情况下，他们选择将每种需求分开，寻求不同的关系或者付费服务，或者直接放弃部分需求。
最先被放弃的，就是生娃。如果说一胎尚能接受，二胎就是万万不可。把所有的家庭资源用来培养一棵独苗，已经成为小镇做题家们的共识。
生活？不存在的，福报之下，除了工作就是睡觉。现在的年轻人不需要用鞭子抽，主动走到墙角给自己充上电。
马克思说过，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包括三部分：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用以培训适合资本主义再生产需要的劳动力。
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第二部分也被拿走，劳动者不繁衍后代，劳动力难以延续供给。
飞轮效应的核心矛盾那么明显，却被高明地转化为男女对立，男女对立又被巧妙地转变成婆媳矛盾，最后演变成一场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高速运转的巨大飞轮之下，个体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指标，是出生率、活产率、死亡率。
这种场景似曾相识。
50至80年代的工农剪刀差，可以说是一轮农民红利，90至本世纪初登上经济历史舞台的是农民工红利，2020年后是工程师红利。三代人的红利，为中国70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
然而，所有的红利最终都是要偿还的。10年后，工程师红利走向终结，下一代人口骤减。我们将去哪里寻找红利？
有句经典的口号，为了胜利，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这一次，谁会是那个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