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背奶妈妈”，我需要“公共冰箱”
这是“水瓶纪元”的17篇文章
作者 | 陈竹沁
编辑 | 赵小鲁
“这就是中国的高铁，有着冰箱，放着饮料，放两袋母乳，怎么都不行。”10月31日晚，一位杭州妈妈将手机镜头对准手里两个装满的密封奶袋，上传到抖音视频中，语气平缓而疲惫。高铁工作人员拒绝她的理由是食品安全。这件事引发网友热议。不到两岁的孩子的妈妈郜宪达看完，第一时间有些困惑：她没有带冰包吗？
几个月前，宝宝刚刚离乳，郜宪达终于可以卸下“全副武装”：吸奶器、储奶袋、几包蓝冰，少说也有两三斤。她曾费尽心思，四处搜罗，“升级装备”：两个更高科技、轻便的蓝冰包，二手价也要近三百元。她还试过那种生鲜托运的大泡沫箱，只图保温效果更好。
储奶袋也是进口的，“源源不断”用掉了三四百个。东莞、广州、深圳、香港，博士就读期间，辗转各地做田野调查、上课，一路“背奶”走下来，“我竟然从来没有想过，我是可以借助公共设施来出行的。”郜宪达感叹。
四年前，在欧洲，广州母乳爱志愿服务队队长徐靓帮助一位正在哺乳期的朋友做到了。
她们受邀访问法国、瑞士、摩洛哥三国，十天密集行程过后，硬是把40斤母乳运回了中国。这个故事堪称“神话”——如果你知道，不少中国“背奶妈妈”不惜在公司附近租房，中午也要赶回家喂奶，“隔夜差旅”更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
徐靓推动广州设立了全国首部促进母乳喂养的地方性法规。“我鼓励她，行前做了充分准备，相信不会遇到障碍。每到一个酒店，我们先找冰箱，问餐厅厨师长，没有一个人拒绝；白天参访当地公益机构，出来大半天了，担心冰包里的冰不够冻，一说是母乳，人家就会帮我们找个冰箱存放。”
“哺乳妈妈们出门在外，需要更多包容和切实的公共支持。”七年里，这样的话徐靓不知说了多少次。据其所知，IBM中国公司就有一项给予哺乳期员工的福利：过夜差旅，报销托运母乳的快递费。但这样的好消息并不多，以至于发到母婴群里，就能引来一片钦羡。
而在中国互联网上，那位杭州妈妈被斥为“巨婴”，并最终道歉——仅仅因为“占用”公共资源的“企图”。“吸奶不带储奶包，还不如倒掉，都是惯的毛病！”某亲子项目发起人施钰涵指出，这些评论是典型的“Mom Shame”（妈妈羞耻）。她曾做过一次该主题的故事征集活动，发现：“被周遭的人指指点点”，几乎是每个新手妈妈的必经之路。
“我天，我简直想哭，为什么冰包必须是“妈妈标配”呢？你会带个茅坑出门吗？什么时候公共责任都被推给了个人，用消费升级去解决？”郜宪达写下一篇评论发表。编辑将标题改为《为什么不在厕所里喂奶？那我也在厕所里料理你的奶茶》。
被嫌弃的母乳
全世界0-6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平均水平现已上升到43%。中国是少有的不增反降的国家，从1997年的76%一路下滑到2019年最新统计的29%，甚至落后于多个南亚中低收入国家。
“哪里的也不该放！它（她）那脯子里存不了吗?”
“我要买东西吃知道是跟别人的母乳放一块的，我想呕，太膈应。”
“今天母乳，明天口水，后天血液，然后就是大便小便了……”
“谁知道你有没有梅毒艾滋甲乙丙肝啊痴线。”
梁银菁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产科医生，四个多月前成为二孩妈妈。翻看“高铁事件”的网络评论，令她吃了一惊。她从没想到，普通大众对母乳的认知，竟是如此“恶意满满”。
“严重病患的母乳，确实不能喂食，但几率太低了。而妈妈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出两袋母乳，绝对会做好消毒和密封，不想浪费，洒出的几率又很低。两者相乘，我只能说，“污染高铁食物”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梁银菁说。
恰恰相反，妈妈们担心的是母乳“被污染”。
上海妈妈吴玥休了4个月产假，回到公司。使用单位冰箱，她会在储奶袋外再套一层塑料袋，以免外壁直接接触细菌，倒出时弄脏母乳。“因为母乳不能煮沸，只能加热到40度左右，否则会杀死里面的益生菌。有的妈妈还相信“喝冻奶容易拉肚子”这种不科学的言论。小孩一旦有什么不舒服，妈妈们都会到处找原因，怪到自己头上。”
网友对高铁母乳事件的恶意评论，更像是母乳妈妈平时面对的那个隔膜、由老生常谈管辖的社会大众母乳喂养常识的延伸。从医疗系统到家庭，再到公共设施和公众态度，母乳喂养在中国社会极为缺乏友善、支持的环境。
梁银菁初产因为罹患乳腺炎，高价请了 “通乳师”，却遭遇“暴力通乳”，于是斥巨资考取IBCLC（国际哺乳顾问证书），因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她常常要以循证医学文献，来鼓励一般被认为不宜或不能哺喂母乳的妈妈，譬如乙肝病毒携带者，妊娠合并甲亢的妈妈，坚持母乳喂养。
郜宪达的孩子出现黄疸症状时，不仅不需要断母乳，香港的医院还专门有“人奶姑娘”协助产妇顺利喂食，但这样的支持很稀缺。她得知，国内只有很少的私立诊所，可以实现妈妈全程陪护黄疸宝宝，而不需要母婴分离。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会被“简单粗暴”地喂奶粉。当产妇缺乏经验与自信，经常看到有产妇家属主动泡奶粉，“医院只会说尽量希望纯母乳，但医护时间精力不够，也没有专门人员去做母乳宣教。”
梁银菁的同行也很少像她那样投入时间和金钱成为母乳喂养专家， “现在许多医生没有学习过母乳相关知识，这方面认知也是欠缺或过时的。”
障碍从孩子出生起已经显现。梁银菁每个月自发做院内母乳喂养质控统计，顺产三四天出院，剖腹产则五六天，仅仅这段时间，能做到纯母乳喂养的只有50~60%，混合喂养的30~40%多，而仍约有5~9%左右的孩子，从“第一口奶”开始，就全程由配方奶粉喂养。
家庭不支持也是妈妈们难以坚持的原因。“你太辛苦了，孩子喝奶粉不也一样会健康长大，要不就别喂了。”丈夫看似体贴的一席话，却引得郜宪达和他大吵一架。这还不够，来自婆婆和七大姑八大姨的评论更是没完没了：“再往后，母乳就没有营养了……”“孩子大了，喝人奶会不好意思。”
梁银菁医生遇到的许多产妇，也受这种观念左右，“谁谁谁家都是纯奶粉喂养，身体也很健康。她们宁愿相信身边比较亲近的人，也不相信大数据和循证医学。这是纯母乳喂养推广另一大难点。”
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2016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显示，母乳喂养可以降低孩子患各种流行疾病的几率，坚持0-6月纯母乳喂养的孩子，死亡率仅是没有得到母乳喂养的孩子的12%。母乳喂养的弹性，也超出人们的想象。吴玥因为突发疫情，进口奶粉突然断供，她就是通过刺激泌乳而渡过了难关。
也正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大力倡导0-6月婴儿纯母乳喂养，并通过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和广告禁令。自2002年《婴幼儿喂养全球战略》制定以来，全世界0-6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平均水平现已上升到43%。
中国是少有的不增反降的国家，从1997年的76%一路下滑到2019年最新统计的29%，甚至落后于多个南亚中低收入国家。
中国政府2011年制定的官方规划，是在2020年达到50%以上的目标。2017年还提出，在此基础上，到2030年再提高10%。
难以抵达的母婴室VS. 一百平方的吸烟室
“公共空间的博弈结果呼之欲出。哺乳母亲的合理需求变成了特殊需求，吸烟者损人不利己的需求却被重视和合理化。”
吴玥不敢出差两天以上，唯一一次也是当天往返。比起高铁，机场安检更严格，冰块无法通过，只能临时问机场商店讨要。偶尔带娃出门，她都精确算好时间，配合他的饮食规律。等到自认已经完成了六个月混合喂养的预期目标，某回她选择了“自产自销”。玩笑话是这么说，还是有一丝难过涌上心头，“我自己喝掉，小朋友就少了一顿，还蛮遗憾的。”
每个妈妈都想做到完美规划出行，但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至少不会每次都天衣无缝。
施钰涵做保险顾问，常年沪港两地飞。孩子刚满月，第一次出差，她给自己预留了半个小时挤奶。谁知，浦东机场登机口附近的那间母婴室，正巧坏了，最近的另一间，走路需要15分钟。后来，对国内机场摸熟了，她发现，总会有那么一间母婴室，常年处于被“锁”状态。
可能是还不够熟练，那天，涨奶比她预想得来得早。她戴上哺乳巾，先是在候机室挤了一次，等不及下飞机，又在座位上挤了一次。狭小的机舱里，吸奶器轻微的震动，回荡了十几分钟。身旁的男士几次侧目，眼神狐疑，令她尴尬不已。
有一次，在上海市中心的一个高级商场，施钰涵看到一楼有母婴室标志，走近一看才发现，没有喂奶的隔间，只有一个儿童马桶。问保洁阿姨，也说没有。她又失望又着急，只好走进一旁的残障厕所。坐在马桶上抱着宝宝喂奶，一边听着门外冲水的声响，走出门的那刻，她感到“特别屈辱，很不体面”，“现在一想起来，还是会想哭。”
公园里，商场里，地铁上……几年前，类似的尴尬，广州妈妈于洋也一次次遭遇。她的孩子对牛奶蛋白过敏，又不喜欢哺乳巾，看不到妈妈的脸，就哭着不愿喝奶。她常带孩子去家附近的一个公园，步行只要10分钟。但孩子一饿起来，想赶紧回家也来不及，只能找各种无人的角落解决。那会儿，附近的几个商场，只有一个有母婴室，购物也只能上那儿。就这么“硬撑着”喂到了一岁4个月。于洋的表姐更厉害，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半的午休时间，都在赶路，就为了回家给孩子喂一趟奶。
郜宪达曾见过，一个中年男人闯进母婴室的隔间，只为给手机充电。有的母婴室里，还能闻到一股烟味。她更是公开批评深圳宝安机场，母婴室是4平米的“最低配版”，连排风扇都没有，对于体温本就偏高的母婴极不友好。就在它的对面，却建有一个一百多平米的豪华吸烟室。“公共空间的博弈结果呼之欲出。哺乳母亲的合理需求变成了特殊需求，吸烟者损人不利己的需求却被重视和合理化。”
在广州市妇联最新的《母婴室推荐建设标准》中，基础版配置要求面积10平方米，必备排气扇，标准版和升级版还要求装空调。而在苏州的一份规划建议中，冰箱也是母婴室建设的一个可选项。
“这次的高铁拒存母乳事件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是这位勇敢的妈妈让社会看见了自己。因为极其苛刻和不友好的社会环境，以往母乳妈妈很少能被看见，她们成为了少数。” 在评论文章中，郜宪达呼吁姐妹们公开哺乳，“无需羞耻，无需抱歉”。
这是女性的宣示：女人的身体属于自己。无所畏惧地露出乳房喂奶，或是满足乳房被照顾的基本需求，都应该是女人的自由选择。郜宪达在文章中说：“我不会再用任何男性中心的道德秩序来束缚我自己。”
广州经验：“小脚侦缉队”评估963间母婴室
今年3月1日，《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最“刚”的一条：公共场所建筑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或者日人流量超过一万人的，应当建设母婴室，逾期不整改，将处以二至五万元罚款。
2013年，广州母乳爱志愿服务队发起了第一次“街头母乳快闪活动”，已经持续到了第八年，初衷便是让公众看到妈妈出行的“痛点”，给予更多公共支持。
“母乳快闪”曾在多个城市引发回响，一批地方母乳联盟在网上集结成立，但如今大多已不再活跃。
“很多组织者是母婴行业从业者，但、“广州母乳爱”没有一个人靠这个吃饭，我们一直在做破圈的事情，发挥创意，打倡导牌，传播牌，尽可能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徐靓认为，广州在全国首推促进母乳喂养立法，在十个月内起草通过，可谓“天时地利人和”，“社会公益组织深耕了这么久，政府积极回应民间诉求，一切才有可能。”
在自己工作的广东广播电视台，徐靓发起过“寻找羊城十大最美母婴室”活动，一开始几乎都凑不满名单。在广州市妇联主席刘梅的推动下，母婴室建设提上了市政府的议事日程。徐靓第一次去做前期汇报，发现卫健委、铁路、机场、地铁等实职部门的领导都到场了，分管妇女工作的副市长黎明也是女性，在现场主持会议。
不久后，广州“全民票选”十大民生实事，母婴室建设入选。市妇联为此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在2019年底前建成800间母婴室，去年统计下来完成963间，超额完成任务。
曾有人大代表对立法提出挑战，认为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立法规划，市妇联主席亲自展开游说，“健康中国战略”是最好的金字招牌。
今年3月1日，《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最“刚”的一条：公共场所建筑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或者日人流量超过一万人的，应当建设母婴室。逾期不整改，将处以二至五万元罚款。
条例最后一审时，出现一段戏剧性的波折。有立法专家提出，“在婴儿出生后的前六个月，推行纯母乳喂养”，“推行”应改为“应当”，出发点是优先保护弱小新生儿的健康权。徐靓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我们希望尊重每个妈妈母乳与否的权利，我们相信不管采取何种喂养方式，妈妈都是爱孩子的。“应当”显然过于严厉，而且无从执法。”辩论持续了一个月，除了民意调查，广州市人大还召集法院、医护各方专家座谈，家事庭法官给出有力论据：妈妈因哺乳焦虑而产后抑郁，可能增加离婚几率。
如今，受广州市妇联委托，广州母乳爱志愿服务队已从“倡导方”转型为“第三方”评估机构，负责全市母婴室的评估监管。30多位哺乳妈妈志愿者，走访全市的每一个母婴室，有时也带着宝宝，自诩“小脚侦缉队”，给出“最接地气”的评估标准，每份季度报告都颇为细致。其中，安全性是最大考量：尿布台上方有灯，可能会有爆裂或下落的隐患；镜子最好是亚克力材质的，放在宝宝不容易碰到的地方；绿色植物可能会让宝宝过敏……
徐靓印象最深的是对广州市地铁的督导。广州地铁站内有一百多个母婴室，过去一直使用系统标识库内默认的奶瓶图案，作为母婴室LOGO。然而，这有悖于母乳推广的理念，也无法与国际接轨。在市妇联发函后，广州市地铁采纳督导意见，“摘下”了所有奶瓶。
广州母乳爱志愿服务队原计划今年发布母婴室评估年度“粉皮书”，因为疫情而耽搁下来。但全国各地已有多个城市包括国家级基金会与之接洽，希望学习和推广广州的这套经验和评估标准管理工具。
空间即是自由
慢慢从量变到质变，妈妈的社交圈就收窄了。好像妈妈只能和妈妈在一起，永远都在讨论孩子的问题。她们只是没有机会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七年前，发起“母乳爱”项目的前一天，徐靓去北京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母爱十平方”的会议。负责人讲起多年前在非洲某个国家外派的经历：走到一户人家门前，怀里的宝宝突然饿了，她坐在门口的楼梯上喂奶，这时主人走出来，热情地说：你需不需要进我家里去喂？
这幅美好的画面，徐靓记忆犹新，“这两年，我们看到非常多对妈妈喂奶的恶意，最近高铁事件的评论更是一面倒地黑妈妈，我当时就想这是怎么了，大家的想象力实在是颠覆我的认知。”
徐靓转而想起当年单位为了支持她的公益项目，专门设立了一间新的母婴室，她提出要把自己闲置的母乳专用冰箱捐出来，被工会主席拦下了，“我们尊重广大女同胞，我们要买个新的高标准的冰箱，你说是吧？”
吴玥在单位哺乳时，未婚女同事目光和用词的闪避，让她想到了“月经羞辱”——不经意间，女人也被分为两个阵营。
施钰涵的愿景，不仅是妈妈的“哺乳自由”，还有“社交自由”。“Mom Shame”活动前，她提前与一些未婚女性沟通，她们承认会在公共交通等场合避开带娃的妈妈。“因为社会支持不够，妈妈自己也生怕麻烦到别人。和未婚的朋友一起出去玩，也担心因为孩子在，大家没有玩好。慢慢从量变到质变，妈妈的社交圈就收窄了。好像妈妈只能和妈妈在一起，永远都在讨论孩子的问题。她们只是没有机会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热爱健身的施钰涵，曾看到国外妈妈推着婴儿车跑马拉松，羡慕不已。她业余正在做的亲子瑜伽项目，可以提供幼儿玩乐和体验的服务。她希望将未育和已育的两类女性聚到一起，看见彼此。
施钰涵曾经出差香港三天，拖回十几袋母乳，装了半个箱子，也曾临时借用过商场餐厅的冰箱储奶。但她认识的大部分出差妈妈，都把挤出的奶倒掉了，没有像她这样“执着”。哺乳到8个月，她终于决定休息。两年后的今天，她还是会感到一丝遗憾，“如果再生二胎，哺乳时间是不是可以更久一点？”
这也是郜宪达后悔的事。因为去香港续签签证，强制隔离14天，一年半的哺乳生涯按下中止键。后续“追奶”计划也意外落空。
宝宝一岁时，郜宪达已经开始为离乳做准备。她陪他读过两部绘本，《再见，妈妈的奶》和《奶精灵》，讲的都是“母乳没有了，但妈妈的爱还会在”。
她觉得，“一个完美的离乳计划，应该真的是像故事里那样。奶精灵飞走了，去照顾其他小宝宝了，给他留下一个礼物，在完全没有心理负担的情况下，完成和母乳的告别，而不是被迫的分离。”
那份“礼物”成了永久的遗憾，不忍再去回想。只留下手机里一长串追奶的闹铃，关闭了提醒，却一直没删。
（文中吴钥、于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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