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职业视角看中国经济变迁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从不同角度回顾、研究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成就、经验和问题，其中不乏有价值的成果。笔者也试图对此写点什么，但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观察视角，泛泛而论又实在不情愿。日前，想起自己曾经关注过的一个话题：职业、职业化和职业精神，顿时产生想法：基于从业者（即劳动者）的视角，40年，他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人们可能会说，他们的收入提高了。是的，但收入是增长的函数，经济增长了，从业者的收入自然会相应地提高。我们要问的变化，是本质的、内在的变化。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同体制下，从业者本质的、内在的规定性有何不同呢？在前者，从业者首先看身份：城镇户籍，还是农村户籍，决定了他们分别在哪里从业，城镇还是乡村；城镇户籍的从业者，再看属于何种编制：行政，事业，还是企业，决定了他们的第二重身份。在后者，从业者只有从事职业的不同，工人、农民、公务员、教师、工程师、医生、经理人、律师、会计师，等等；进而，职业能力的不同，可从收入上体现出来。所以，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先天身份差异，且改变可能性很小基础上的身份社会，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从业者（职业人）自主选择职业基础上的能力社会。从计划经济的身份社会，到市场经济的能力社会，中间环节就是职业。有了职业这个环节，才好解释能力，即职业能力，专业水准和职业素养是其内核。

      一. 职业是分工和选择的产物

      社会有了分工，包括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就有了产生相应职业的可能性。职业的形成还有一个决定性条件，那就是，作为供方的从业者，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作为需方的企业（雇主），也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即双向选择的权利。计划经济时期，固然存在分工，但不存在选择，所以，计划经济不存在职业。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城乡二元结构紧密联系。城镇的从业者按计划分配工作，他们没有自主选择工作的权利。而且，如果没有计划指标，他们就将待业（为了区别于市场经济的失业，计划经济时期称失业为待业）；农村的从业者与土地结合，从事农业生产，就算处于就业状态。当然，在一般意义上，这是符合国际通例的，美国的失业率就是非农人口失业率，农民不在调查失业率的统计范围。但是，中国的情况是，人均耕地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即隐性失业严重，且不能自由流动，城镇登记失业率和现今的调查失业率都低估了实际失业水平。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城镇开始形成就业市场，城镇从业者有了一定的自主择业的权利。通过流动来到城镇的农民工，也开始有了自主选择就业的权利，但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权利是受到歧视的。直到今天，农民还不是职业。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社会平均水平的农业从业者，即职业农民，数量还极其有限。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农民职业化。

      从职业视角观察，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尚未完成。计划经济身份社会的“遗毒”还在作祟，集中表现在农民工如何市民化，享有与城镇从业者同等的权利。尽管多项改革措施正在持续推进这一进程，但所需的时间还很长。当然，即便在市民中，仍然存在身份社会的问题。在所谓行政、事业和企业编制的内部，还有具体的差别，例如，同在一个事业单位，还有着不同的身份：事业编制，人事代理或项目代理。这些对从业者的歧视性制度安排，难道不是完成转轨所必须改革的吗？

      二. 职业化，“化”了什么？

      职业化，首先是劳动要素的商品化、货币化。在市场经济自然演化的情境下，所有生产要素都是商品，都要用货币表现其价值，是题中应有之义，不会存在疑义。但是，在计划经济国家，包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生产要素的商品化、货币化，从理论到实践，都经历了一个过程。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不是商品，但留下了一个“外壳论”，即生产资料只具有商品的外壳，因为它们仍然需要用货币计价，但价格是计划当局制定的，所以，它们本质上也不是商品。其实，那个时候的消费资料，也只具有商品的外壳。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商品化、货币化是分阶段完成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价格改革，就曾经试图较快地让生产资料的计划价与市场价并轨，以实现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和货币化。但是，“一步到位”的改革并未成功，我们还是渐进地完成了包括劳动、土地等在内的，生产要素商品化和货币化的改革。

      劳动要素商品化、货币化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唯有商品化、货币化以后，不同职业的劳动要素的稀缺性，才能够得到反映和评价。具体到每一位职业人，商品化、货币化使他的劳动能力，或者说职业能力，能够得到体现和衡量。要素的商品化和货币化，还意味着要素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和运作。无论在企业外部的劳动市场，还是企业内部的劳动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在起作用，内在于劳动要素的职业能力，成为决定从业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职业化，还是从业者行为和相关制度的规范化与标准化。这既是在商品化、货币化的基础上，对职业能力评估、定价的需要，也是对从业者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的需要。职业人工作行为的标准化、规范化，就是在工作中应该具备的职业素养、职业操守和与之匹配的职业技能。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合作研究，在那里观察他们的文员，我就发现，中国内地的城市，即便上海，与香港相比，在职业化、职业精神上的差距是明显的。由此，我也感觉到，所谓职业化，说白了，就是做什么，像什么。展开一点，就是职业人只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用合适的方式，说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不为个人好恶与情绪所左右，冷静且专业。职业化程度高的员工，必将成为非常优秀的员工；团体职业化程度高的企业，必将会成为受社会尊敬的企业。

       三. 职业精神是一般意义的竞争力

      职业精神既是国家的竞争力，也是组织的竞争力；既是企业的竞争力，也是其他公共组织、非营利组织的竞争力。所以，职业精神是一般意义的竞争力。

      关于职业精神的研究，绕不开马克斯·韦伯和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职业精神。韦伯研究专家斯蒂芬·卡尔伯格，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罗克斯伯里第三版，2010.8）写过一篇“导读”（上书，306-365页）。在这篇“导读”中，卡尔伯格就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思想做了一个梳理。他写道：“尽管《新教伦理》经常被理解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甚至对我们今天世俗的、都市的和工业的世界的起源提供了说明，但其目的实际上远比这更为谦虚。韦伯希望阐明现代工作伦理和物质成就取向的一个重要来源——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存在于‘入世’的功利关切和商业精明之外的领域中的。……韦伯坚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讨论必须承认这一核心的宗教源泉。”理解这段话，要特别注意“更为谦虚”和“之外的领域”这两个提法。所谓“更为谦虚”，是指韦伯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那里，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是有原则性区别的），其实就是职业精神。“之外的领域”，是指他所要承认的“宗教源泉”的背后就是新教伦理，就是清教徒入世的禁欲主义。

      照韦伯的意思，职业人要过人格关，要在“功利关切和商业精明”的激励和“禁欲主义”的约束之间找到平衡。市场经济内在着激励，新教伦理内在着约束。韦伯阐述了他眼中理想的职业人和企业家类型，他写道，他们“具备鲜明的和较高的道德品质，以及远见卓识和行动能力”；“工于算计而闯劲十足，更重要的是，他们节制有度，守信可靠，精明强干，全力投入事业之中”；“只有性格异常坚强的新型企业家，才不致丧失自我克制力，才能免遭道德与经济上的双重覆灭。”可见，在职业人（企业家）身上应该是激励和约束两种精神的完美结合。同时，职业精神还内在敬业精神、专业精神、团队精神等。职业精神在促进现代市场经济兴起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经济、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根本上是人的变化与发展，二者互为因果。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业者从被动安置到主动选择，这一变化很根本、很重要，但其基本实现尚需时间。在这40年，乃至未来的时期，从业者（包括创业者）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一起，推动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9年第1期，总第8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