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武术内功经济学
作者简介：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3期（总第81辑）。
格斗术各国都有，但有一种特别的武术是中国独有，那就是内功。中国的武术家讲究修炼内功，据说内功精深的人能够打人于无形。内功到底是什么？谁也没见过具体的东西。影视节目里倒是经常见到，不过那都是影视剧特效做出来的。在没有特效的年代，武打影视片里的格斗场面也都是一招一式的对打。看过老港片的人都会对此有印象。后来影视剧行业发展出了各种特效，内功就成了这些电影电视的主角，大侠们在里面基本上用掌风就能够击倒一大片。当然现实中也有看似内功的表演，比如硬气功，一些人练成后可以铁枪刺喉，可以胸口碎大石，可以掌劈鹅卵石等等。据说还有金钟罩铁布衫之类，可以形成超乎寻常的抗击打能力。内功厉害不厉害？信者认为牛得一大糊涂，为啥现实中看不见？因为会的人不敢使，怕出人命。好吧，权且信之。只不过有一次看擂台比赛，某个练就金钟罩铁布衫的选手被对方击晕了，貌似内功不太管用。其实不信内功的人也一大堆，在武术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信内功。
内功的争议太大，就是在于其看不见摸不着的特征。练成的人没法展示，这属于不可观察，自然也就更谈不上证实了。有些科学家试图证明内功的存在，于是找一些武术家做实验，通过仪器确实捕捉到一些红点，代表某些部位的特殊运动。问题在于，即便这种测试能够发现内功运行的存在证据，还是没法证明内功有特定的格斗功效。气功的健身效果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但也没听说过气功可以用来格斗。这么说来，内功岂不就是养生功法？也就是古代流传自今的导引吐纳术？果真如此，内功就走下神坛了，这恐怕会触怒很多武林人士。只不过真相可能就是这么残酷。迄今为止，真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内功可以用于技击，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武术家在技击中运用内功战胜过对手。既然内功可能就是一种养生术，那么是如何走进武术的世界，并成为武术的内核？甚至取代了武术本身的技术范畴？本文将通过经济学的视角解开内功谜团，还原一个真实的内功江湖。
一、内功存活于小说里
内功的模样在武术典籍里确实找不到，不过武侠小说里倒是描绘得非常生动。印象深刻的当属金庸的《天龙八部》。在《天龙八部》第十四回“剧饮千杯男儿事”中，段誉初遇乔峰，两人喝酒，段誉不胜酒力，就想着是不是可以通过内功护体，念想之下，六脉神剑便自发启动，让段誉得以将酒逼出。金庸写道：“……（段誉）体内酒气翻涌，竟与真气相混，……让这真气由天宗穴而肩贞穴，再经左手手臂上的小海、支正、养老诸穴而通至手掌上的阳谷、后豁、前谷诸穴，由小指的少泽穴中倾泻而出。他这时所运的真气线路，便是六脉神剑中的“少泽剑”。少泽剑本来是一股有劲无形的剑气，这时他小指之中，却有一道酒水缓缓流出。”[1]从金庸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假如内功真实存在，那么它是一种沿人体经络运行的内在物质，也就是古人常讲的“气”，这种气息运行可以形成一种神秘的超级力量，可以用于外在的技击。
内功可以由内而外运行，这点至关重要，也构成了内功可以用于技击的依据。如果内功只能在人体内循环，循环多遍也不管用。只有内功可以从人体脱出来，形成可以体外运行的物质，才可以获得技击功效。比如一些太极拳家忽悠的“凌空劲”，据说可以在不接触身体的前提下，通过内功控制对方、击垮对方。内功的体外运行在金庸的小说里同样比比皆是。比如金庸在写逍遥子传功虚竹的时候，是这么描述的：“那人……头下脚上的倒落下来，脑袋顶在虚竹的头顶，两人天灵盖和天灵盖相接……虚竹……突觉顶门上“百会穴”中有细细一缕热气冲入脑来，嘴里再也叫不出声……。”[2]逍遥子将自身七十余年的内功修为传给虚竹，传完后顿时从一风度翩翩的中年美男子变成了一个龙钟不堪的老者。这种内功在人际之间的传递就是内功体外运行的表现。只要穴位对接，一个人的内力可以通过该穴位进入另一个人的体内，并供其使用，从而实现了内功的体外运行。在《天龙八部》一书中，金庸多次描写段誉吸人内力，就是这个道理。
既然内功可以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当然也可以被一个人用于击打或者对抗另一个人。在金庸的《天龙八部》中，内功最高的公认为少林寺的扫地僧。金庸是这么描述的，鸠摩智“暗暗使出“无相劫指”，神不知、鬼不觉的向那老僧弹去。不料指力甫及那老僧身前三尺之处，便似遇上了一层柔软之极、却又坚硬之极的屏障，嗤嗤几声响，指力便散得无形无踪，却也并不反弹而回。”[3]萧峰和慕容复再起争斗，那老僧“双掌只这么一合，便似有一股力道化成一堵无形高墙，挡在萧峰和慕容复之间。萧峰排山倒海的掌力撞在这堵墙上，顿时无影无踪，消于无形。”[4]就是说扫地僧的内功可以在自身周围形成一堵墙，这堵墙看似松柔极致，其实刚硬极致。练过太极拳的读者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民国以来的主流太极拳论一直认为，太极拳就得慢慢练，松柔着练，柔到极致了，也就刚到极致了；慢到极致了，自然就快到极致了。所谓以慢打快、以柔克刚，太极拳家能够在推手中轻轻松松地将人发于丈外，超乎寻常的神技着实迷倒几辈人，业内均称呼此为内功。时至今日，众多的太极拳习练者依然沉醉在太极拳先辈们的无敌神话当中，难以自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诸如一些太极拳习练者所崇尚的高深内功只能在武侠小说中得到印证，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印证。可能一些人会反驳说，太极拳高手在推手中轻松发人，难道不是内功所为？实际上推手较技是两个人在练习听劲，进而学会懂劲，这个过程中推手会采用固定的一些技法，无论单推手还是双推手，都有固定的动作设定。而在推手比赛中，选手相互之间一旦出现真的对抗，要么只能用上踢打摔拿之法，要么了无生趣地摸来摸去，混时间。假如去掉这些设定，直接上擂台比赛，面对真实的拳打脚踢，练过的人就会明白，推手中的那些神技根本用不上。过去没有较技记录，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后来有了录像设备，可以通过录像的形式记录下来。或者有文字记载公开的擂台赛事，同样可以保留下客观的比赛资料，那么通过这些资料就可以了解真实的技击中内功是否起作用的问题。
有两个事件可以检验这一说法。一是1929年杭州举行的国术游艺大会，实际上就是全国性的武术比赛。这次比赛参加比赛的实为125人，基本涵盖了当时的中国武术界精英。比赛结果是，太极拳选手无一人取得好成绩。既然太极拳推手神乎其神，为何上了擂台就完全不行了？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习练南拳的都打不过习练北方拳的，南拳同样讲究内功，为何出现一边倒的趋势？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刘高升与曹宴海的比赛。据当时的资料显示，刘高升练成了金钟罩铁布衫，还有一手铁砂掌的功夫，这最符合影视剧里的高手形象了。但结果他败给了曹宴海。所以这次游艺大会结束，很多武术家总结下来的共识就是，“死功夫没有用”。还有一个事件是五十年代在香港吴式太极拳的吴公仪和白鹤拳的陈克夫（也练过拳击）的对抗，这个事件引起轰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后来梁羽生据此写了《龙虎斗京华》。这次对抗留下了录像资料，通过录像资料可以看出，双方都是采取最原始的打斗，不仅没有传说中的内功展现，甚至连传统武术的技巧都看不见。就和两个普通人街头互搏似的。要知道吴公仪可是吴式太极拳创立者吴鉴泉的大公子，从道理上说应该深得吴式太极拳精髓，内功应该异常精湛才对。但视频资料并没有给出这方面的证据。
这就尴尬了。堂堂的吴式太极拳居然没有内功！要知道跟随吴鉴泉习练吴式太极拳的吴图南等人后来一直号称太极拳有凌空劲，如果没有内功，岂不是这些人都在夸大其词？目前看起来还真是。如果了解武术史的人大概知道，武术原本就是没有内功的。
二、武术神秘化，内功唱主角
从武术史上看，内功的出现和内家拳一词的出现相关。史料显示，内家拳和的说法来自黄宗羲和黄百家父子。黄宗羲曾写下《王征南墓志铭》，其中写道：“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黄宗羲父子和王征南熟识，黄百家师从王征南习武，而王征南的武艺前溯可到明嘉靖年间的张松溪。黄宗羲父子当年和王征南都是反清复明义士。不过后来黄宗羲父子也为清廷做事。这事就说不清楚了。据这对父子所言，张松溪的武功得自武当张三丰，乃内家拳功夫。明万历年间首辅沈一贯（1531-1615）曾写过一篇“搏者张松溪传”收录在《喙鸣文集》中，他写道：“我乡弘正时。有边诚。以善搏闻。嘉靖末又有张松溪。张有五字诀。曰勤。曰紧。曰径。曰敬。曰切。”这是关于张松溪的最早记录。沈一贯和张松溪是同乡，都是宁波人，其记录相对可靠些。从沈一贯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张松溪的确是善于搏击的，也就是会武术，但那会并没有内家外家之说，假设张松溪武功得自张三丰，沈一贯岂能不记录？
在黄宗羲父子眼里，张松溪的武功显然被文学化了。关键在于，和张松溪同时代，出现了两位著名的武术理论家和技击家，一是戚继光，二是俞大猷。两人在嘉靖年间均在浙东驻防过。按照戚继光《纪效新书》中的介绍，当时有名的拳法有：“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势长拳，又有六合拳，猴拳，囮拳，名势各有所称，而实大同小异。至今之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翻、十二短，此亦善之善者也。吕红八下虽刚，未及绵张短打，山东李半天之腿，鹰爪王之拿，千跌张之跌，张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与青田棍法相兼，杨氏枪法与巴子拳棍皆今之有名者。”[5]与此相印证，明代郑若曾在《江南经略》中也介绍了当时著名的十一家拳法：“曰赵家拳（太祖神拳三十六势、芜湖下西川二十四势、抹陵关打韩童掌六路），曰南拳（似风、似蔽、似进、似腿凡四路），曰北拳（供看拳凡四路），曰西家拳（六路），曰温家钩挂拳（十二路），曰孙家披挂拳（四路），曰张飞神拳（四路），曰霸王拳（七路），曰猴拳（三十六路），曰童子拜观音神拳（五十三路），曰九滚十八跌打过拿”，又有“眠张短打破法、九内红八下等破法、三十六路拿法、三十六路解法、七十二跌法、七十二解法”等[6]。
明代沿海备受倭寇侵扰，抗倭就成了当时军民的头等大事。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倭寇擅长刀术，凶悍异常，寻常人根本不是对手。最开始时明朝官军也抵抗不过，后来戚继光和俞大猷等军事家和武术家调防，才有效遏制住倭寇侵扰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针对倭寇的特点，戚继光和俞大猷等通过精炼传统武术，一方面形成了有效抗击倭寇的拳法和兵器技术，另一方面也提炼出了相关的武术理论，由此中国武术进入到有理论的新阶段。戚继光的《拳经》和俞大猷的《剑经》（实为棍法）代表了当时传统武术的最高水平。此后武术的发展均是随着他们的军队的流动，传播到全国各地。可以这么说，后来的武术基本上都得益于他们的武术理论和武术技术。
作为当时最顶尖的武术家，包括郑若曾也是当时的军事家，其作品中均没有关于内家拳的记录。特别是假如张松溪的拳法颇具特色，也颇具威力，同在宁波，为何会被这些军事家所忽略？特别是，假如宁波当时有如此精妙的拳法，为何没有形成对倭寇的有效对抗？这些似乎都和黄宗羲父子的描述不相符合。沈一贯只是说张松溪善搏，并没有说其技战术水平多高，作为一介文人，自然没法给出专业评判。而戚继光、俞大猷和郑若曾则不同，他们都是军事家，戚继光和俞大猷还是顶尖的武术家，是能够给出专业判断的。另者，黄宗羲父子在描述松溪派武功时，称之为内家拳，其特点是以静制动。实际上以静制动是传统武术的基本特征，少林拳也不例外。以静制动的法则在俞大猷的《剑经》中有明确讲述，俞大猷还把阴阳变化等易理融进了拳理。可见要么黄宗羲父子没有读过明代武术典籍，要么就是刻意夸大王征南的拳技。实际上，从黄百家对王征南拳技的具体描述看，和戚继光的拳理没本质区别。又何来内家和外家之分？最后还得说一点，张松溪活跃在明嘉靖年间，会不受戚继光和俞大猷的拳理影响么？
从武术流派的发展来看，刨去各种传说和孤证，有连续证据的所谓内家拳流派都出现在明末清初或者清中叶。比如太极拳出现在清初，和河南温县陈家沟人陈王廷（1600-1680），有关。比如形意拳源自心意六合，而心意六合的创拳时间同样是清初，创始人姬际可（1602—1680）。形意拳是道光年间河北深州人李洛能在心意拳的基础上改革创立而成。比如三皇炮捶的创始人是乔三秀，明末清初河北冀县人。比如八卦掌，创拳时间在清朝中叶，创始人河北文安县董海川（1797—1882），清代嘉庆年间生人。比如五行通背拳，清道光年间浙江人祁信与其子祁台昌创。比如苌家拳，是河南汜水苌乃周（1724-1783）在所学的禹家武学基础上创立的。其中苌乃周首次综合易理、丹道学说、中医学和武学，构建了一个关于内家拳的理论体系，这大概是传统武术第一次关于内功的系统理论描述。不过从其描述看，也只是把导引吐纳之法嫁接到武术当中，并非后来的武侠小说中所描绘的可用于技击的神奇内功。
武术史的这个变化同样可以在古代武侠小说的演变中得到印证。古代武侠小说在宋代之前主要是一些传奇故事，并没有具体的武术技法描述。到了明代，开始出现了具体的武术技法的描写，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施耐庵的《水浒传》。这部经典作品中，施耐庵把一个个武林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其中并没有所谓的内功描述。到了清末民初，武侠小说的兴起，各种作品中开始出现了内功一词。特别是民国期间，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的作品，都遵循了武林高手得先练内功、再练技法的成长模式，并且内功成为主导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写作框架成为后来金庸等人的固定模式，直到古龙把这种模式打破。纵观古代武侠小说的演变史，明代之前，小说人物要么勇力取胜，要么仙法取胜，没内功啥事。到了明代小说，除了勇力（比如鲁智深和李逵等）、仙法（如公孙胜等），更多地可以依赖技法取胜，比如燕青、武松、卢俊义等等，一大波梁山好汉都是武艺出众，靠技术打击对方。到了清代之后，内功开始占主导，无论是勇力、仙法或者技法，都得以内功为基础才行，自此之后，内功统治了整个武林。武侠小说的这个变迁史恰好和武术史的脉络高度一致。
三、人体经络流淌着现金流
武术从技击技术向内功的转变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因素。明代武术以技击著称，无论戚继光还是俞大猷都是技击大师，其训练的军队都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之一，南征北战，战功显赫。这种技击导向的武术发展来自特定的对手。当时的倭寇拿手的是刀术，对付刀术就得有兵器和拳法的技巧，这是当时武术得以快速发展的激励所在。由于抗倭的主战场在东南沿海，这也知道促进了当地的武术发展。后来随着戚家军和俞家军的换防和征战，明代技击武术得以传播到各地，戚继光和俞大猷的武术思想也得以对当时的各地武术加以全面改造，从而造就了明代武术的巅峰时期。
到了清代，一方面清代八旗子弟以弓马骑射为主，明代发展起来的武术技法一时没了用武之地；二来当时反清复明活动此起彼伏，慑于清朝政府的严控，这些反清复明人士不得不结成秘密帮会，在帮会当中传习各种武艺，以期对抗清朝军队。问题在于，弓马骑射练习太显眼，对硬件要求也高，对于这些地下帮会而言难以做到，只能选择拳技和器械加以练习。但如果仅仅习练技击法，同样过于曝露。从风险防范的角度讲，通过某种外在的神秘外衣把武术技法掩盖起来，偷着练，才可能实现长期反清复明之目的。由此，武术神秘化就有了巨大的激励。这种神秘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便于吸引和控制帮众。在这一前提下，内功被凸显出来，就显得非常及时且有效。
引入内功的意义在于，首先，内功习练本质上是导引吐纳术，这就可以和道教的丹道术挂钩，从而地下帮会可以宗教化，这是吸收并控制帮众的最佳模式。其次，内功不可观测也不可证实，从而帮会骨干可以通过无限夸大内功的效果来起到广告效应和权威效应。后来的义和团等都是采取了这种模式并在一定时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最后，单纯的技击很容易检验，对抗之下，胜负立分，没有神秘感。而内功不一样，内功没法检验，通过一些魔术手法可以神话其效果，从而充满神秘感。正因为如此，出于反清复明的需要，武术伴随着帮会化和神秘化，也开始向内家转变。这才是内家拳出现的真正原因，和某些神仙没有半点关系。
随着反清复明的热情消退，武林人士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由于单纯的技击训练容易伤身，如果辅助以导引吐纳术，就可以弥补其不足，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道教的丹道术追求修仙，辅之以养生，正好满足武林人士的这一需求。于是以中医导引吐纳术和道教丹道术为核心的内功修炼之法开始在各武术流派普及，成为中国武术的所谓根基。到了清末民初，拳脚完全没了用场，特别是义和团的惨状让武林人士看清了武术的局限，面对枪炮，武术毫无用处。在这种特定背景下，内功的养生意义就被突然放大，进而成为武术的主流，也在情理之中。
清末民初对内功的需求急剧上升。这一方面来自八旗子弟，此时这些人已经没了先祖的尚武精神，更多地是享受生活。那么如何做到保留尚武的面子前提下还能延年益寿？选择内家拳就成为一个最好的途径。内家拳具有武术的成分，从而可以满足八旗子弟的尚武梦；同时内家拳引入了内功修炼，内功本质上就是养生术，可以满足这些人的健康需求，从而当时以太极拳为代表的内家拳风靡京城也就不难理解了。另一方面，清末汉官集团崛起，汉人权贵阶层同样希望让自家子嗣尚武的同时，还能拥有长寿的体魄，同时汉官更容易理解内家拳背后的儒道哲学，也更容易认同内家拳的拳理，从而把习练内家拳当作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来对待。到民国时期，权利重新回到汉人手中，这些汉人形成了新的权贵阶层，并把习练内家拳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时很多权贵家里都请了传统武术教习，给自家子嗣传授武艺。
在清末民国时期，还有一个特定的外在冲击因素刺激了人们对传统武术的需求。即外国列强的入侵，一方面让武术家看到武术面对枪炮的绝望；另一方面则让当时的有识之士看到民众强健体魄的重要性。因此，在民国时期，习练传统武术开始作为中国人强身健体的主要方式。这是因为当时现代体育运动刚开始传入中国，远没有普及。老百姓所能接触到的和认识到的健身方式只有武术，没有其他。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有识之士就开始联手武术家，进行武术的普及活动，期望通过民众习武来改变体魄，抵御外强。当时很多学校都把国术当中必修课程，武术家开始走进校园，向学生们传授传统武术。由于武术的定位就是强健体魄，也就是健身养生，所以武术作为技击的成分就逐步淡化了，而作为健身养生的部分就被逐步强化，这其中就是内功修炼。站桩就是那会开始兴起的。站桩作为内功修炼的最具代表性的技法在明代武术典籍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但到了民国时期，站桩成了习武的必备前提。
供给方面，由于义和团的失败和外强入侵，让武林人士颇为绝望，不少武林人士开始消沉，客观上导致了清末武术家供给减少。有本事的武术家成了稀缺品种。特别是当时人口流动性不强，大多数武术家都活动在自家范围，很少出远门。这就导致北京这种大城市武术家更加稀缺。这客观上大幅度提升了这些稀缺武术家的身价。代表性的如杨露禅和董海川等。杨露禅进京，把太极拳带入了京城，成为当时京城最稀缺的拳种。由于太极拳的拳理最好地体现了儒道哲学，而太极拳的内功修炼又恰恰最生动地展示了传统的养生术，从而在京城大受欢迎，并由此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杨家也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拳术流派，即后来的杨式太极拳。杨露禅的成功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这也是后来很多传统武术家纷纷进京创业的动力所在。与其说杨露禅是以高超的拳技征服当时的京城武林，不如说是其带来的巨大经济效应激励了武术家，让身处沮丧中的武术家看到了自己的出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杨露禅成功之前，京城很少有法宗道教的拳种，而在杨露禅成功之后，京城冒出了一大堆这类拳种。甚至连太极拳、八卦掌和形意拳这些原本具有清晰传承脉络的大拳种也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忠于原创，而另一部分人则转而拥抱神仙。这是民国时期各种拳术流派纷纷投身神创说的缘故。无他，都是利益驱使尔。
因为有了杨露禅等杰出武术家的传授和普及，京城武术家的供给大幅度上升。到了民国时期，八旗子弟需要谋生，原先学过拳艺的人开始投身到武术市场。而外地武术家看到京城武术市场火爆，也开始流动，进京教拳。武术家供给的大幅度增加导致供给侧竞争越来越激烈。对普通人来说，学武术就是为了强身健体，无需关注技击效果。因而武术市场上就缺乏有效的甄别武术家本事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武术家们为了利益就必须进行产品创新。一个路子是精修技击术。问题在于，健身导向的武术传承对技击之道早就轻视，民国时期传统武术的技击内容实际上已经弱化，所谓打败国外名家之说都为虚构。顶尖武术家所对抗的国外武术高手其实都是些来混或者淘金的业余爱好者。以顶尖武术家对抗别国的业余爱好者，这本身就反应了当时传统武术技击技术的衰落。所以，走技击精修路线是不可行了，也没市场需求。
另一条路子就是走内功修炼路线。内功不可观测也不可证实，只要有弟子配合，加上合理的宣传，一个普通武者可以迅速成为顶尖的武术家，从而在武术市场获得比较优势。这可以看作是武术家竞争的差异化策略。当时的武术家深懂市场之道。于是各种流派的武术被创立起来，各种内功修炼形式也被设计出来，当然背后各种神仙也被附会出来。由此，民国时期的武术市场达到一个空前的繁荣。这繁荣其实是建立在内功的创新基础之上，而不是武术的发展所致。内功描述得越神秘的流派获得民众追捧的概率越高，这就激励当时的武术家语不惊人死不休，创新出各种神奇的功夫。而武侠小说的走俏客观上也助推了这种创新，加速了内功导向的武术流派的传播。即便1929年国术游艺大会上的结果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武林，但在武术的江湖里，人们更关心地是通过内功修炼获得长寿，而不是擂台胜率。这一根本特征决定了当时的武术市场必然劣币驱逐良币，武术退化为养生术，而武术的技击成分愈加弱化。最具代表性的事实是，尚保留了技击的陈式太极拳被许多京城太极拳家排斥为外家拳，而这些太极拳家反过来把仅仅只有养生功能的现代太极拳当作正宗的太极拳，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太极拳这个民国时期最火的拳种直接退出了技击竞争行列，时至今日，除了陈式之外，其他太极拳名家只能通过推手玩耍，而无法真正走向擂台。
传统武术本为技击技术，传到清代，服务于特定目的，才引入了内功这种神秘的体系，从而形成了传统武术内外兼修的特点。到了民国时期，技击的需求淡化，强身健体的需求凸显，催生了内功的创新，从而形成了各种基于内功修炼的新武术流派。这些武术流派看似对过去传统武术的传承和发展，实则完全走向一个有着本质差异的境界——养生。而导致这种武术质变的关键因素就是市场。武术市场蜕变为健身养生市场，武术自然就蜕变为健身养生术，从而内功被赋予从未有过的崇高地位。加上武侠小说的推波助澜，造就了中国传统武术内功的传奇。说到底，这种创新不过是一种利益最大化行为的结果。至于后来武术被拔高到文化层面，进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元素之一，那就另当别论了。只是这种演变过程让武术自身离原本的技击本源越发遥远。
[1]引自金庸，《天龙八部（二）》，第491页，广州出版社，2011年。
[2]引自金庸，《天龙八部（四）》，第1132页，广州出版社，2011年。
[3]引自金庸，《天龙八部（五）》，第1545页，广州出版社，2011年。
[4]引自金庸，《天龙八部（五）》，第1549页，广州出版社，2011年。
[5] [明]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八卷本），曹文明、吕穎慧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
[6] [明]郑若曾，《江南经略》，隆庆年间刻本，日本京都大学藏本，卷之八“兵器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