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元 王元达：“龙”与“象”的经济马拉松

作者简介：章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元达，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学生。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5年第1期（总第67辑）。

一、“龙”与“象”的经济马拉松的起点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两个国家，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全世界，它们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不但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还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发展中人口大国的经济发展路径。

中国和印度都曾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灿烂文明。史学家Angus Maddison的估算，1820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GDP的比重为33%，而印度紧随其后，高达16%；在当时，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比重为36%，而印度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比重为20%。1820年，印度人均GDP为533（1990年国际元，下同），而中国的人均GDP为600，前者占后者的比例为89%；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1820年作为“龙”与“象”经济赛跑起点的话，当时的印度与中国的差距非常小。

二、“龙”与“象”的经济马拉松目前的胜负已分

但是，这两个文明古国创造经济增长的马拉松比赛进行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差距已经非常大了：199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117，印度的人均GDP为1745，后者占前者的比例已经急剧下降到了56%！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印度在这场马拉松比赛中落后于中国？实际上，如果我们将这个马拉松分阶段来看，则可以发现，其实在1980年代之前的150年里，印度甚至要略领先于中国。比如，1870和1973年，印度的人均GDP为533和853（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包括在内），而中国在这两个年份里的人均GDP为530和839。但是此后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仅仅过了25年，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已经是印度的人均GDP的1.78倍。也就是说，这场长达170年的马拉松比赛，中国是在最后的20-30年里将印度远远甩到了后面！

中国和印度都是二战后获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政府都在实施五年计划，2012年印度就已经完成了它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而中国则将在2015年底才能完成它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从1970年代开始，它们都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而印度在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的人均名义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在1988-1997以及2004-2012这两个时间段内，其人均名义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甚至接近15%。尽管它们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都有着骄人的成绩，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印度却落后于中国这么多？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在最近三十多年时间里迅速超越印度经济的关键点在于它们的农业对于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支持能力不同。在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和城市化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三、“龙”获胜的原因

我们很难想象，在1971年，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进行改革开放，印度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20.10%，而那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却只有17.26%。中国改革进行了几年后的1981年，城市化水平达到20.16%，而印度的城市化水平早已达到23.34%。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的城市化水平竟然还低于印度。但是到了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猛增到49.95%，而印度的城市化水平却只有30.10%！也就是说，印度经济持续增长了40年，其城市化水平仅仅提高了10个百分点，而中国同期的城市化水平却大增了32个百分点。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是什么力量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长呢？这背后有一个非常简单而有力的逻辑在起支撑作用，即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农民所能够提供的余粮率密切相关。一个国家的余粮率越高，它的城市化水平就有可能越高。道理很简单，因为城市人口不生产粮食，但是他们却需要农民生产的粮食才能存活。如果一个国家的农民除了养活自己以外，还能再养活一个人，那么这个国家的城市化率就可以达到50%，如果一个农民还能额外养活两个人，那么这个国家的城市化率就可以达到66.67%。

一个国家的余粮率决定其城市化率的思想，较早地由人文学家、经济史学家以及发展经济学家论证过。例如，美国人文学家WillianmSkinner在1977年论述过这一思想，美国农业经济学家Gale Johnson以及中国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和史学家赵冈在1990年代也曾阐述过这一思想。甚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讨论剩余劳动时也进行了分析：“因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所以在这种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即经济学上最广义的农业劳动，必须有足够的生产率，使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不致全被直接生产者的食物生产占去，也就是使农业剩余劳动，从而农业剩余产品成为可能。进一步说，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劳动者生产必要的食物。”

经济学家还从经济史中找到了上述思想的强有力证据。例如，有研究发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将土豆带回了欧洲，而由于土豆的单位产出比欧洲大陆原有主要农作物能够提供更多的卡路里、营养和维生素，因而土豆被引进欧洲大陆后推动了欧洲人口和城市的快速增长。甚至还有研究者提供了更有趣的证据，他们搜集了一战中法国士兵的身高信息后发现，来自不能种土豆地区的士兵身高要比来自能种植土豆地区的士兵身高平均要矮几英寸。还有经济学家的计量分析表明：土豆的引入至少能够解释1700-1900年间欧洲大陆总人口和城市人口上升的1/4。

反过来，余粮不足则会降低城市化率，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经历这种情况。例如有史学家研究了1955-1956年上海市出现首次城市人口紧缩的原因后发现，由于粮食供应困难，上海市动员了大批外来农民会原籍生产，并组织城市失业人口前往江西等地参加垦荒建设，期间共有50多万人口被疏散。另外，在1958-1960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粮食产量呈下降趋势，而城镇人口数量却明显上升，于是形成了全国性的粮食危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61年夏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以上”。1962年5月则进一步颁布了《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杜润生在1986年时也曾经指出：“十亿人口，两亿在城市，八亿在农村，还是毛主席说的，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农业收入寥寥无几。二十余年来，别的国家农业人口已从80%下降到10%以下，而我们仍然是80%……”这些历史证据和论断都表明了余粮率的提高对于一个国家提高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意义。

当然，余粮仅仅是约束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一个生产要素，推而广之，农业所能够提供的其他剩余要素也依然会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形成约束，比如农业利润以及与之决定的来自农村部门的储蓄，就直接影响城市部门扩张所面临的资本供给。

但是，上述分析只考虑了封闭经济的情形，如果考虑到开放经济，则又会出现一个有趣的机制，那就是：即使一个国家的余量率很低，它也可以通过进口粮食，即利用其它国家农民的余粮来养活自己的国民，从而提高本国的城市化水平。例如，本文作者之一利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粮食净进口能够显著提高它的城市化水平。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Edward Gleaser于2014年9月份发表在Journal of the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上的文章也论证了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下的农业产出对于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他关于封闭经济的故事与我们的完全相同，但是关于开放经济的故事与我们的故事略有不同，他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过去30多年里往往出现贫穷的大都市（poormega-cities）的扩张，但是其农业发展程度却很低。他认为这些大都市所面临的挑战是贫困以及政府的治理能力太弱（weak governance），以至于无法解决由于人口稠密多带来的负外部性。也就是说，他们的故事侧重于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会陷入贫困和治理混乱，而我们的故事则侧重于解释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的农业，却也依然有很多大城市出现。

解释完了机制，下面我们再回到印度和中国。国内学者们研究认为，中国居民如果要达到粮食安全，则每人每年需要消耗400-500公斤粮食。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出售的粮食为460公斤。这表明2010年中国的一个农民正好可以养活一个城市居民，而按照官方统计，2010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恰恰为49.95%。但印度的发展似乎没中国那么幸运。1971年的印度有5.51亿人，而中国有8.52亿；但是到了2010年，印度人口猛增到11.86亿，而由于中国自1984年起采取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只增长到了13.41亿。同时，印度的谷物总产量从1971年的84.5百万吨上升到178百万吨，而中国的谷物总产量从207.86百万吨上升到496.37百万吨。也就是说，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的人口总量增长了0.57倍，但是谷物总产量却增长了将近1.4倍，印度的总人口增长了1.15倍，但是其谷物总产量却只增长了1.11倍。雪上加霜的是，印度在过去40年里基本上还在维持着谷物净出口的局面。如果我们将谷物总产量与净进口相加，然后分摊到每个国民的头上，可以得到每个国民的谷物占有量，结果可以发现：1971年印度国民的人均每天的谷物占有量为417.6克，而到了2010年，却下降到了401.7克；但是同期的中国，该数字则从668.4克上升到1014.11克。这种对比可以说明，如果没有谷物产量的更快速增加并推动余粮率的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可能有如此显著的提高。

然而印度的不幸还远不止城市化水平难以提高，它还是世界上营养不良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例如，根据FAO提供的数据表明，有22%的印度人营养摄入不足；UNICEF提供的数据则表明，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良儿童和发育不良儿童分别有42%和32%分布在印度。印度经济学家基于2005/2006年的NFHS3（National FamilyHealth Survey-3）数据研究考察了农业产出与20个邦的5岁以下儿童和15-49岁人口的营养状况，结果发现提高农业生产率能够强有力地降低他们的营养不良状况。

对比中国和印度最近四十年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看出完全不同的图景：虽然它们的人口总量都经历了快速增长，但是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比印度慢，而农业的增长速度比印度快，从而人均谷物总产量的增长速度比印度要快很多，因此中国的人均谷物占有量显著上升，而印度却有所下降；其次，中国近年来减少了谷物出口并适度增加谷物进口，谷物贸易保持逆差状态，这增加了国内的粮食供给，但是印度近年来的谷物贸易却保持顺差状态，减少了国内粮食供给，因而不仅约束了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甚至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问题，该问题在中国目前几乎不存在。因此，尽管两个国家在此期间的GDP增长速度都非常高，但是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仅仅上升了10个百分点，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却上升了32.76个百分点，其绝对水平和上升速度都远远高于印度。上述对比从侧面再次验证了粮食生产率、谷物总产量以及谷物贸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四、“龙”与“象”的经济马拉松的未来

毫无疑问，“龙”与“象”之间的经济增长马拉松目前的胜利者是龙。然而，冠军的位置还能否维持下去还充满变数。目前，印度的总人口已经接近中国，印度政府似乎并没有采取计划生育政策的考虑，而中国政府正在实施“单独二胎”政策，较审慎地放松了计划生育政策；但很多人口学家觉得这还很不过瘾，担心老龄化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会很快拖累中国经济。在我们看来，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应该通过提高人口质量来应对上述问题，而不是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来应对上述问题，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后的发展趋势就是要用机器替代人手。如果中国能够大力提高人力资本，而印度还不模仿中国采取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总量的膨胀，也不努力提高农村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那么下一阶段的马拉松，胜者将依然是“龙”而不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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