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荫贵：中国的市场经济始于何时？
作者简介：朱荫贵，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3年第4期（总第62辑）。
当今世界上的经济体制多种多样，但占据主流地位的无疑是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经历过多种探索试验之后 最终目标指向也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如果有人要问，中国的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场经济？或者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改革开放后的1992年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吗？估计对此进行过认真思考并能够一下就做出确定回答的人不会多。
当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以市场为中心配置资源。但是, 要做到这一点并确保其正常运行，则需要某些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能够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转，同时可以看见和计量，否则就很难确定其是否为市场经济。例如，是否有法律法规规范市场配置资源的行为和参与经济活动的各种利益主体的行为？是否有安全迅速地承担能够大规模物质移动的运输条件？是否有为市场经济服务的金融结算体系？还有，是否有一定数量的以市场为目标进行生产的生产力，特别是规模宏大的大机器生产力？这些生产力的目标在于通过市场获取利润，并在社会总生产中占有一定比重。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进行思考，特别是从上面提到的法律、现代运输体系、金融结算和机器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进行衡量，近代中国以1911年建立中华民国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可称市场经济雏形，后期进程明显加快。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为止，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成型。之所以能下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有一系列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统计数字可作支撑：
辛亥革命后制定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近代国家宪法的形式宣布中国国民的权利。此后，被任命为民国政府农林工商（后改为农商）总长的晚清状元和实业家张謇，在任期内主持制定有关全国工商矿业、农林业、渔牧业等的政策法规二十余种。这些政策法规涉及保护民族幼稚工业，招商顶办官营企业，统一度量衡，统一铸币权，改组商会、减免稅厘以及引进外资，兴办实业等方面，初步构筑了近代中国工商实业方面的法律体系。许多法律法规和施行细则填补了此前中国工商法律的空白，对中国民族工商实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制度的保障。
此期内，交通运输和电讯企业有了明显发展。与铁路相比，传统运输方式成本高运量低时间长。据估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铁路运输运费每吨公里不到0.015元，而手推独轮车或平板车的运费至少要高十倍，至于人力肩挑背驮运输的费用则高出二十至三十倍。[1]
到1911年为止，中国修建好的铁路有9618公里， 1937年时达到2万1千多公里。[2]
这期间同样是中国轮船航运业快速发展的时期。 1913年时中国轮船总计894只141055吨，1924年发展到2781只483526吨。[3] 1935年时轮船增加到3985只71万余吨。另据调查，1936年时，中国已拥有5000吨以上的大中型轮船公司27家。其中，拥有万吨以上的轮船公司14家。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后分别有5家万吨以上的轮船公司问世，共有轮船22只78358吨，船均3561吨，[4]明显朝着大型化方向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轮船公司成立、船舶检验、颁发船舶证照、考检船员及引水人、管理港务等项工作，以及沿海沿江航行工事的设立修理等等事务，均由外国人执掌大权的海关一手把持。在多方面努力特别是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下，1933至1934年起，航业管理权从海关得以收回，建立了交通部直属的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和哈尔滨五大航政局，统管全国航政工作。
在官方收回航政主权的同时，民间以维持增进同业公共利益和防止营业弊害，发展交通为宗旨的轮船业同业公会同样纷纷成立，或在原有基础上改组重建。抗战前各省先后成立的航业公会已达四十多个，[5]中国的轮船公司几乎全都成了航业公会的会员。
1936年中国公路达117396公里，汽车62001辆。民航航线11841公里，飞机27架；邮路584816公里，邮政局所72690个；电信局所1272个，从业人员20704人。[6]公路和民航都是在这期间发展起来的。
辛亥革命后中国经济中发展较快的另一领域是金融业。以代表新式金融机构的银行业为例：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1897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银行总数只有7家，资本总数为2156万元。辛亥革命后，仅中华民国元年一年间成立的银行数就达到14家。[7]此后到1920年，不算各种原因倒闭的银行，实存的银行数目达103家。[8]到1937年为止，中国的银行总行数达到164家，分行数达1627家。[9]实收资本数1936年已达4亿零50万元。[10]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加上原有的中国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的活动，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外国银行在华势力的扩张。
在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证券、保险、信托业也都得到相应的发展，近代中国的金融业整体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与此期新式大机器企业的发展相互呼应，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与此同时，经过1933年的“废两改元”和1935年的“法币改革”，此前中国极为混乱的币制基本得到统一，这时，经过多年的努力，到1934年为止，中国的关税主权也基本得以收回。这些都为大范围的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民国政府提倡鼓励和法律法规的保障下，中国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据农商部统计，仅仅在1912年和1913年，中国新成立的工厂数分别达到2001家和1249家。到1916年全国的工厂数已达16957家，1918年全国工厂资本数达一亿五千万元以上。[11]
此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经济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期间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批民间资本企业集团的快速崛起。也因此，这段时期被中外研究者称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这些中国民间资本企业集团的崛起方式中，有首先从事一种行业，取得成效后逐步扩展，最终形成横跨纺织、燃料、建材、采矿、火柴、运输、金融等多种行业进行多元生产和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如大生、周学熙、刘鸿生企业集团等；有重点投资于面粉、纺织两业，并使两业齐头并进，最终形成较大规模的资本企业集团，如荣家资本企业集团；有重点投资于某一行业并兼及其它行业的企业集团，如以纺织行业为主的裕大华企业集团、以烟草行业为主的南洋兄弟烟草企业集团、以轮船运输业为主的民生企业集团和以化工行业为主的范旭东企业集团及吴蕴初企业集团等；还有从经营商业入手，然后投资于工业而发展起来的企业集团，如郭氏家族的永安纺织企业集团等。
这些企业集团大多数起步于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发展，到三十年代，大部分中国民间资本企业集团已经形成。
这些企业集团在各自的行业里都有相当影响。这里可以举几个统计数字以见一斑：1919年，周学熙企业集团中启新洋灰公司一个企业的销量就占国产水泥市场总销量的100％。[12]1924年，启新洋灰公司的资本额占全国水泥业资本总额的55.7％，占全国水泥业生产能力总数的33.62％，占国产水泥业生产能力的43.4％；[13] 1930年，刘鸿生企业集团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在中国火柴市场上的生产比重占22.43％，销售比重占22.25%；[14] 1932年，荣家企业在除东北以外的全国纺织和面粉行业中的地位是：纱锭数占19.9％，线锭数占29.5％，布机数占28.1%，绵纱产量占18.4％，棉布产量占29.3％，工人数占17.5％。茂新和福新面粉厂在全国面粉系统中所占比重为：资本数占35.3％，粉磨数占30.7％，面粉生产能力占31.9%，当年实际面粉产量占30.7％，工人数占23.4%。[15]如加上孙多森、孙多鑫兄弟经营的通孚丰集团所属的阜丰面粉集团的生产能力，则荣家企业集团的茂新、福新系统加上孙家的阜丰系统，两家面粉企业的生产能力就占到全国除东北外面粉生产能力的40％以上。[16]
这些民间资本企业集团的崛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均通过市场获取和销售，通过金融市场融资，部分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市，通过保险系统投保。这些民间资本企业的出现和发展，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标志和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典型的体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某些重要特点。
法律法规初成体系，工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快速发展，这些骨干行业为主构筑的近代经济体系，是打破清朝统治王朝体系“旧房子”，摸索和建立共和国“新房子”阶段中取得的成效。这些变化大大推进了近代中国国内商品市场的扩大和发展，各种要素市场得以出现，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比例大大增加，使得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得以发展并初步成形。
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的研究，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还很慢，九十年代起开始显著，迅速扩大是在二十世纪，尤其是二三十年代。韩启桐先生根据海关原始货运单编制的《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一书的数字支持了吴承明先生的论断。根据韩启桐先生的统计，1936年不包括东北在内的四十个海关输出总值（指输往国内各关者，故等于各关输入总值），“为十一亿八千四百七十余万元”，[17]但这仅仅是通过轮船运输的贸易值。铁路、公路和木帆船的货运量无统计，在三十年代，铁路、公路和木帆船的货运量大约是轮船运输量的三倍，如果就“以三倍计，粗估1936年的全部埠际贸易额约达四十七亿点三元，比之鸦片战争前的长距离贸易约增长四十三倍”。[18]
再从市场的商品结构来看，鸦片战争前国内商品流通额中，粮食居第一位，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居第二位，占百分之二十四；以下依次为盐、茶、丝织品等。鸦片战争后，逐渐发生变化，“到1936年，在埠际贸易统计中，占第一、第二位的都已是工业品，粮食退居第四位，盐、丝等更在二十位以下了”。“若就全部埠际贸易流通额论，工业品占百分之三十四，手工业品占百分之四十二，而农产品只占百分之二十四”。商品的主要流向是：工业品从沿海通商都市流向内地；农产品和农副业加工品由内地流向沿海通商都市。工业品到达内地城市后，大部分还要分运下乡；而农产品则要从农村运来。在此过程中，主要的都市成为商品的中转地。例如1936年上海运出机制“棉布九十六万八千余公担，分走二十三个商埠”；运出棉纱“九十六万余公担”，“直接运往三十一个关埠”。[19]
值得强调和指出的是，辛亥革命后经济领域中出现的这些变化，并非是一般性的变化，而是在性质上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这时期的经济，已经不是此前完整意义上的传统经济，不是在封建皇朝体系下，以维护和巩固“清朝”统治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而是改变为以“市场”为中心进行运转。很明显，辛亥革命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换和配置资源的经济成分大大增长，并在不断推进和完善中。此时，经济法律法规为市场经济的推进提供了法律法规的框架和边界；交通运输业的演进和发展为商品流通提供了运量大范围广时间短的运输工具；电讯邮政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商品市场所需的快速信息；新式金融体系和传统金融体系相配合，共同为市场经济资金结算和资金融通及汇兑提供了便利。可以说这些变化，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并已初步形成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