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庆雄：「颐和园」讲学回忆
作者简介：粟庆雄(Vincent Su)，纽约城市大学经济系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9年第3期（总第41辑）。
1980年的夏天，我接受邀请去台北参加「国家建设会议」。凭心而论，在台北开国建会时，我心中的兴奋是来自即将去大陆的访问。这年的春天，克莱茵博士邀请了我去参加，他在北京开办的讲习班。这个讲习班是以计量经济学为主，共有七位教授参加，三个美国人，四个华裔美国人。除我以外都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了史丹佛大学的安德逊、赫克曼及刘遵义，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南加大的萧政，及宾州大学的安藤及克莱茵。七人轮流接力，两人一组，每组教学两周，一共七周。邹至庄和刘遵义两位教授是第一组，先去大陆讲学后，也受邀请来台湾参加国建会。所以我在国建会上遇到他们，当然知道了许多教课情形，和应做的准备工作。也知道了大陆需要哪类的书籍，所以带去了许多台湾的翻版书，赠送给他们。
克莱茵在北京主办的这个讲习班被国内称为「颐和园计量经济学讲习班」，是上一年(1979)克莱茵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谈妥，专门为训练全国各省的教授和研究人员而办的，中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许涤新负责。这次的讲习会开办于中美建交之初，所以也为后来许多类似的讲习会，开了一条先河，树立了一个范例。
大陆自1949年建国以来，一直施行计划经济，整个经济的运转都是根据计划而行。计量经济学中有一支，叫「投入产出表」，本来就是俄国经济学家梁铁夫(Wassily W.Leontief)，依据苏联的计划经济而发明的。但是这种计量模型必须有精确的数据，才能有效的利用，而苏联的数据并不精确。所以，梁铁夫于1927年到美国后，这类模型的运用就突飞猛进了。
中国于1978年改革开放后，就很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克莱茵提出这个讲习班的构想后，双方很快就取得了共识，并得到姚依林和谷牧两位副总理的支持。只是当时他们缺少外汇，无法负担外汇经费，聘请国外的教授。但他们愿意负担所有教授与夫人，在中国的全部费用。并邀请教授们于教学后，去任何国内的旅游点，免费旅游两周，做为酬劳。讲学的地点也由克莱茵决定；中方建议了庐山、北戴河、和颐和园等数地。因为颐和园的英文名字是夏宫(Summer Palace)，克莱茵以为一定凉爽舒适，所以就选了颐和园。同时，他向福特基金(Ford Foundation)申请了一笔旅行经费，负担大家的机票。
我于1980年7月27日，台北的国建会结束后，由东京乘日航班机去北京。在东京机场遇到另一位教授安藤的太太，一路同行。飞机着陆前，心情无比兴奋，整卅年的离别，近乡更是情怯。由机窗外望，只见一条六线公路，上面几乎没有车辆，我指给安藤太太看，她竟说那是一条河流。着陆后，机场上几乎没有飞机，但提取行李还是花了五十分钟，因为只有一辆行李运送车。工作人员的制服，绿衣蓝裤，大概是当时的空军制服。既不合身，也不熨烫，显得没有什么精神。但是到了通关口，就显出了他们的效率。边防军官员，见了我的证件，马上堆满了笑容，带我们由外交礼遇门通关。来接机的是一大群的人，由经济所的副所长徐绳武带队。我们住在友谊宾馆，一路上很少汽车，都是脚踏车，马车也不少，马匹沿路排泄，又脏又臭。那时一般人对北京的第一眼印象，并不很兴奋。
次日我没有课，社科院安排了安藤太太和我，一同参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处。路上熙熙攘攘，骑车的人最多，但不守交通规则。交通警察手提扩音器，大呼小叫。安藤太太注意到，违规人远扬时，警察也只有跺脚叫骂而已，无法追拦。故宫的建筑庄严宏伟，举世无双，令人惊叹不已。但各处都显得陈旧破烂，又叫人非常惋惜。参观的人潮拥挤不堪。可能因为物质条件差，不是人人每天洗澡，到处充满了体臭汗味。宫殿地上，痰迹斑斑，肮脏无比。与两星期前，我参观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天壤之别。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但我在当时的笔记簿上是这样的记着：「虽然希望台湾能更进步，但是也希望，中国能茁壮起来。老天也该帮一帮这个残破的国家，和可怜的中国人。」
为了我们的讲习班，颐和园的南湖岛对外关闭。因为九十八个学员都住在那里，到处都见到蚊帐。我们的教室是慈禧太后念佛的佛堂，光线昏暗，狭小闷热，几乎透不过气来。全室就靠六把摇头风扇调节空气，但是每把风扇都发声响，好像是噪音协奏一般。教室中密密麻麻的坐满了人，男女老少都有，光只由服装上并不容易分辨他们。学员来自全国各省各地的都有。很多人都是乡音无改，年纪最大的有六十多岁，最年轻的也有二十多。他们按级别而坐，正教授们都坐在前面，讲师、研究生都坐在后面。虽是黑鸦鸦的一遍，倒也鸦雀无声，好像是「老残游记」中描述的「名湖居」听书一般。当我停下喝茶润喉时，就唯闻摇头风扇声。
这也是国内的经济学者，第一次正式的在上级允许的情形下，堂而皇之的接触到西方的经济学。虽然他们多少仍带着些惊惧和惶恐，但他们的学习情绪高昂，学习精神可佩。每个人都是如饥如渴，努力的学习，很显出他们在白白的浪费了十年光阴后，求知的渴望。他们求知的毅力和学习的精神，使我们七位教授都有终身难忘之感。后来国内的经济学术界，就戏称这个讲习班为计量经济学的「黄埔一期」，很受国内学术界的敬重。
按照原订的教学计划，讲学共分三期，每期两周，克莱茵与我教最后一期并负责结训工作。原订克莱茵主持开训后，应再来第二次与我共同教课，负责结训。结果他不克分身，我就变成了唱独角戏，一人苦撑。每天早上「授课」三小时，下午「实习」三小时，都由我一人负责。晚饭后，是两个小时的「自修」时间，我可在旅馆休息。为了他们的实习，克莱茵说服了IBM公司，借予IBM5000计算机一架，但因电压不同无法使用，所以他们要求将下午的实习，也改为授课。因为我是唯一的教授，可以全部用国语讲授，不需翻译。所以上课时，无分秒休息。并因我能用各种方言回答问题，在学生们心中更觉亲切而易懂。对中文词汇的运用及板书，我也都不落于他们之后，因此也特别受欢迎。有些较年长的学员很难相信，我是在台湾受的基本教育。
每天晚上，两小时的自修，原来是让资深学员可以帮助年轻学生，一同覆习。但是他们经过讨论后，一致决定邀请我前往「座谈」。我也因他们的诚意可感，觉得盛情难却，也就不忍拒绝。虽说是座谈会，但他们经过那么多次「运动」后，都成了惊弓之鸟，有点风声鹤唳。对外虽是炮口一致，但是互相之间，还是猜疑重重，矛盾很多。这些情形，美国教授当然看不出来，我却一目了然。晚上座谈时间，他们也不敢问及宏观经济的问题，生怕被扣上帽子。大部的人是听而不问，记而不讲，不发表意见。其实与外界隔离了三十年，他们连学术上的问题都提不出来，所提的少许问题也多是有关外界的一般现象。对于外界的一切，他们觉得样样都是新奇。我有些觉得自己好像是「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所以每天不停的讲话八小时以上，当然是筋疲力竭、口干舌燥，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熬过来的。上课不到一星期，就有失声之苦，最后是靠中药的「澎大海」，才能维持发声。其他的作息时间，他们大家都是集体活动，不敢单独与我们接触。人人都是谨言慎行，绝口不谈个人自己的经验。
我们在来前，已受克莱茵之嘱，上课时不谈课外的事务，尤其不谈政治及台湾。我也只讲授经济模型的编造及运用，尽量避免触及西方的经济思想。光阴荏苒，两星期的时光，瞬间即过。闭幕式上，我代表了克莱茵致词。社科院的副院长马洪，宦乡等设宴于「仿膳」餐馆为我饯行。在当时，这是一个有钱也进不去的地方，我倒是吃了丰富的一餐。当我离去时，学员们列队鼓掌欢送，队伍一直排到南湖岛的桥头。我倒并没有为掌声之热烈所动，但是那人人眼中所含有的感谢的目光，却使我觉得值回了这两个星期的极端辛劳，也给我带来了一段终身难忘的回忆。
这次的讲习班可谓是非常的成功。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因此，奉准成立了独立的「计量经济研究所」。只是他们的高层中，有人不同意叫「计量经济所」。理由非常可笑，他们觉得「计量经济」和「计划经济」只一字之差，有些混淆不清。老百姓会说：「怎么?不搞计划经济了?搞计量经济么?」所以这个新的研究所就被称为「数量经济研究所」。而参加这次讲习的学员，回到各自的岗位后，都能默默的耕耘，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使我们当年辛苦撒播的种子，能散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成长茁壮。而克莱茵博士也在这年的年尾，获得了1980年的诺贝尔奖，奖辞中推崇了他对计量经济学之推广上的供献。
十年之后到了1990年，中国政府为表示对克莱茵博士的感激，举办了「颐和园讲习班十年回顾大会」。在大会上，有许多当年的学员发表了他们和学生弟子的研究成果。大家十年后的久别重逢，把臂同忆当年的甘苦。当我们看到这些成果时，我猜最有成就感和满足感的必是克莱茵博士了。光阴如箭，一晃又是十年，到2000年的九月，社科院为提前庆祝克莱茵博士的八十大寿，主办了「颐和园讲习班廿年回顾大会」。当年的七名教授都回来了，也有不少的学员回来参加，大家都是苍苍华发，略显龙钟老态。当然也有好几位，我还能依稀记得的学员，已经离开了人间。而这时在社科院内，经济、数量经济和财务金融等三个研究所的所长，都已由颐和园讲习班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学员担任，充分的显示出，后浪推前浪的世代传承。这次团聚的时候，虽然大家都已垂垂老去，但那份重逢的喜悦，让我们暂时忘却了逝去的岁月，把我们又带回到二十年前，甘苦相共的短暂相处。大家共聚一堂，欢庆克莱茵的生日，更一同珍诉了这二十年来的绵延感情。克莱茵博士更放弃了与家人同度八十华诞的机会，而选择了与我们大家同庆，也可看出这次讲习会在他心中的份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