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生：经济学的“术”与“道”

作者简介：王跃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4年第2期（总第64辑）。

经济学一直号称“致用之学”。在人文社科领域中，经济学确实也是最实用、最世俗、最接地气的学科。不过，尽管如此，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究竟有什么直接的功用，仍不时受到质疑。这不仅来自经济学圈外，甚至时常也来自经济学内部，来自一些初入此道，以经济学教学研究为业的专业人员口中：写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经济学论文，究竟对社会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呢？虽说当今时代人们的职业选择更多地是出于谋生、赚钱、购房买车、养家糊口，动辄以事业、追求、经世济民、文章千古事之类拉大旗作虎皮装腔作势多少有些矫情，但对自身职业的价值认同还是会影响人在工作中的态度，至少影响心情：自己都觉得自己做的事毫无用处，浪费生命，纯粹为了那点人民币，心情总是不爽吧！

唠叨半天，想说什么呢?

在大学任教，越来越资深，免不了会与年轻同事以及晚辈学生讨论起我们所做的经济研究工作、我们的职业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的话题。老师和学生都有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而且越来越严格，大家不得不努力劳作，发表文章。但对于自己以及同行发表的那些论文，所做的那些研究、所取得的那些“成果”，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不少人心存疑惑。带着这种疑惑去做研究，起码会影响心情，也注定写不出什么好文章：写那些连自己都觉得毫无价值的论文，无异于受刑。所以，我觉得把这个事拿来念叨念叨，也许比写无用的论文还有点用，至少愉悦心情。

那么，究竟应当怎么看待经济学研究“用”和“无用”呢？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对这一问题心存疑惑，固有个人眼界的局限，有对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对现实发挥作用方式认识的局限，也有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研究作茧自缚、走入歧途的影响。

先说后者。必须承认，我们当下的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研究，确实存在着重方法轻思想、重数据轻逻辑的毛病，经济研究刊物以及学位论文中充斥大量毫无用处、不知所云的垃圾。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评价标准与考核体系有关，但更与所受的经济学教育、训练有关。学生为了毕业、为了拿到学位，老师为了提职、晋级，不得不在毫无兴趣的情况下大量制造学术垃圾，为发表而发表，抄袭模仿，雇用枪手，简单复制，花钱铺路，不一而足。不过，就我所知，学术论文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有学术情感和学术良心的，希望能够写出至少合格的论文，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能有所发现，有学术的和现实的功用。但是，他们所受的专业教育、学术训练、所掌握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偏狭性，甚至舍本逐末，误入歧途。经常会看到，经济学的学生乃至年轻学者对现实经济运行没什么了解，对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漠不关心，根本提不出问题，找不到论文题目；或者从书本到书本，美国教授研究什么我们也研究什么，什么热门就写什么。在论文的阐述中，完全缺乏对问题的经济学理解和对经济学逻辑的把握，只是简单地找两个似乎有关的经济现象去做实证。任意地调整一些变量、指标或者参数来改变研究结果，得到自己想当然的结论，或者与美国研究者一样的结论，显出极大的随意性。如此只能是照猫画虎，人云亦云，甚至张冠李戴，东施效颦，结果要么不知所云，要么画虎不成反类犬，写出来的最多只能是平庸之作，连作者自己都不信。长此以往难免让作者对自己所做的研究产生怀疑，对经济学的有用性产生疑惑。此类平庸的复制恐怕是当前的大多数情况，是比少数造假、抄袭、交易更可怕的情况，对学术发展的损害也更大。因为造假、抄袭超出了学术的范围，是违法和违规，而平庸的粗制滥造影响了对于学术的兴趣、信任。每日面对此景，焉能不出产生对所做工作意义和价值的怀疑？

由此看来，要改变对于经济学有益无用的看法，根本上还是要改变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状况，改变重“术”轻“道”的状况，还经济学以社会科学身分的本来面目。这涉及对经济学发展认识的分歧。当然这也是老生常谈了。

经济学究竟能做什么？有什么社会价值？从经济学二百多年的发展史来看，从经济学产生以来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来看，经济学的价值可以从术和道两方面认识。这其实也就是过去常说的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分。

按照理论的说法，经济学是关于有限资源合理配置的选择科学。从现实的角度看，经济学无外乎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形势，提出经济政策。无论是按照理论的说法还是按照现实的理解，经济学其实都可分为术和道两方面。要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就要考虑如何实现，要研究配置的过程和方法，这些都归于术。同时，也不能不讨论怎样的配置才是合理的，为什么这样是合理的，这就属于经济学的道。曾经有一种趋向，似乎经济学可以只讨论前一个问题，不涉及后一个问题，把它看成外生的，或者简单化地以最大化产出为目标。现在看来，这不仅在现实中是过度简单化的，有害的，在学理上也是不成立的。就以产出最大化为例，实际上它不仅取决于要素投入的多寡和结构，而且取决于要素的质量特别是人力资本的状况。而人力资本的状况如何，不仅取决于熟练程度，还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努力工作，取决于它的动力、激励、情感、精神等等。如果人力资本所有者认定所谓的最大化状态是与自身的福利背道而驰的，即使有再好的监督、激励，也未必能实现既定要素投入下的最大产出。忽略了生产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是有思想有意识有情感的要素——人，对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解释必然流于花拳绣腿和纸上谈兵。从现实情况来看，经济学家在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时似乎说的头头是道，但一涉及预测，则往往大跌眼镜，各种模型立即失灵。为何如此？正是因为各种经济学模型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总是过于简单化的。

经济学中有人类的活动，这使得经济学永远成不了物理学、化学，再复杂的信息科学也不能相比。正是这一点使经济学不仅要讲术，还必须要讲道。这里的道，就是经济学的思想和经济行为的逻辑。然而，自从凯恩斯革命以来，经济学在道的方面进步很少。可以提到的，大概只有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了。其实，道，当然有经济学价值观的意义，但也绝不是没有现实的功用。道的问题不断清晰，术的改进才更有意义。80年代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的繁荣，不仅具有反政府过度干预的价值观意义，也促成了对相关操作领域术的研究，成为美国90年代以后经济繁荣和创新热潮的基础。这一点，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晰。

因此，经济学的术和道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术有助于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和经济过程的认识，道则有助于把握经济规律，建立经济学共识，形成共同价值，简化决策过程，节约交易成本。道从经济学角度形成人们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改变，当然不仅具有意识形态意义，也具有现实经济功能。譬如，就中国来说，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当然有最高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但同样有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群体对于公众包括领导人意识的改变。对好的市场经济的追求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更有赖于经济学和经济学者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呼唤和倡导，以市场经济思想对大众的教化。一个受过经济学教育和训练的领导人，比一个工程师更能够采取符合经济规律的政策。这体现了经济学的社会功用，体现了经济学道的力量。

回到开篇的问题。为什么有时总会觉得经济学无用？一方面源于对经济学社会功用的特点缺乏清晰认识，另一方面则源于对经济学道的忽视。经济学社会功用的发挥当然具有经济学的特点。它通常并不是一个人忽然有一个什么发现或者发明就改变世界，如同“牛顿的苹果”或者“乔布斯的苹果”。现代经济学的进步通常是千百万人的边际推进的结果。我们身处其间，也许难于发现这种细微变化，但从历史视角看，这种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其中也有我们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所写的一篇一篇研究成果和论文的贡献，当然可能微乎其微。同时，从术与道的角度来说，经济学的社会功用之一在于社会启蒙。当社会大众都有了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和经济学价值，有了对市场经济制度的信仰和信任，那种反市场经济的政策就很难出笼，就会受到更多人的批判和抵制。经济学知识与智慧、经济学思维和价值，有助于建立一种更好的经济制度和更好的社会，提升大众的福利。这难道不是经济学的更大用途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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