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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卓元：忆《经济研究》办刊初期二三事
作者简介
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9年第1期（总第83辑）。
全文2732字，阅读约需6分钟
忆《经济研究》办刊初期二三事
因此，经济学家都迫切感到需要有一个经济学园地，发表文章，讨论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全面推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紧锣密鼓地进行，有一大批现实经济问题需要经济学家研究和贡献智慧。
据我所知，发起创办《经济研究》杂志的，主要是中宣部科学处和处长于光远同志。于光远是当时就很出名的经济学家，他常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经济学方面文章。
那个时候，我们常看见他带着科学处的杨士英和郑必坚同志到经济所，与经济所狄超白所长商议创办刊物事宜。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源于干光远的豪爽性格，他虽自视甚高，但喜欢同年轻人交往聊天，他到经济所，谈完工作方面事情后，只要有时间，就会到我们政治经济学组办公室跟大家聊天。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他突然也坐车到经济所我们办公室聊天来了，我们政治经济学组年轻人多数尚未成家，星期天也在办公室看书，于光远大概知道这一点，所以不打招呼就来了。他学识渊博，擅长天南海北聊天，有时也把筹办《经济研究》的事情告诉我们。
为了筹办《经济研究》，组织上专门把时任东北统计局副局长的林里夫同志调到经济所，让他任《经济研究》常务编委，实为主编。当时任常务编委的除林外，还有狄超白和王寅生，王寅生时任中国财经出版社社长，且为党外民主人士，国此是挂名的，狄是所长，不会专管杂志。
林里夫同志是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对《资本论》很熟很有研究，算是当时党内有名的理论家，担任《经济研究》常务编委完全够格。与此同时，还从上海调来原在经济周报工作的陈世昌、汤国钧等到编辑部工作，我也被告之参加编辑工作。由于领导得力，筹办工作进展顺利，几个月后创刊号就出来了。
张问敏同志是创刊后不久就调来的，他调来工作时还不到二十岁。我认为，创办《经济研究》，主要应归功于于光远、狄超白和林里夫三位同志。《经济研究》已创办了六十多年，我们不应该忘记当年创办者的功劳。
那个时候，我们都听说，于光远和孙冶方常到我们编辑部下面二楼的大会议室，与时任中财委秘书（相当于现在的中财办主任）薛暮桥一起开会，为总结三年经济困难教训应研究讨论哪些问题？不久即确定要分别研究和讨论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后来人们通称三大问题讨论。
先在二楼会议室内部讨论，请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党内经济学家参加，然后再由经济所和《经济研究》出面，请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家参加。
据我记忆，经常参加研讨会的中国人民大学有宋涛、苏星等同志，北京大学有陈岱孙、樊弘等教授，会后《经济研究》都会发一篇会议报道，我写过一些，用的笔名都叫金理。会议报道等发出后，都会带动全国有关杂志和学界积极参与讨论这些重大问题，从而显示当时《经济研究》对经济学研究和讨论的引领作用。
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讨论，主要是研究大跃进中以钢为纲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减产，粮食减产是最突出和最严重的问题。农业减产也影响了轻工业生产，影响轻工业品的市场供应。总之是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从而造成灾难性后果。
要重新协调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必须从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入手。记得当时还讨论过制订国民经济计划要不要留有余地的问题，多数经济学家主张今后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必须留有余地，不能满打满算。
关于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主要是针对大跃进时期不计工本，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的错误思想和做法，提出必须严格经济核算，讲究经济效果包括投资效果，减少浪费和损失。
孙冶方对严格经济核算最感兴趣，提出不仅要重视劳动消耗的核算，还应注重资金占用的核算。还引发了关于利润问题的讨论。时任财政研究所所长的沈经农同志大胆提出利润是企业经济核算的中心指标。
孙冶方则在利润问题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利润的多少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综合的指标。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是每个企业必须达到的水平，超过平均资金利润率水平的就是先进企业，达不到这水平的就是落后企业。文革前夕和文革中，造反派批判孙冶方首先就指责他主张利润挂帅，反对政治挂帅。 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核算、经济效果三大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抓到了大跃进错误的要害，对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理论是很有价值的。
孙冶方对他很尊重，他们关系很融洽。骆耕漠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名学者，《经济研究》创刊号第一篇文章也是专门约他撰写的。
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他于当年秋带着我到河南省修武县调查人民公社制度。修武县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县一社的所谓先进典型。
调查回来后，由于受到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人民公社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的探讨》，发表在《经济研究》1958年第11期。
文章提出国家插手“支配公社的积累和统一社员的收入水平”的主张，认为“国家迟插手不如早插手更为主动些，因为等到贫社和富社在经济上的差距扩大了以后……就会积重难返”，难以过渡。这是趁穷过渡的错误观点。
文章发表后不久，随着上面开始纠正太过头的错误，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在一次干部会上，点名批评了我的这篇文章和趁穷过渡观点。骆耕漠当即把我的错误由他包揽下来，说是他指导的错误。
这件事我当时并不知晓，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的。对此，我心存感激几十年，对骆耕漠的为人敬佩不己。骆耕漠热心帮助他人是很有名的。
我们从干校回来不久，顾准肺癌病发作，想到协和医院看病，医院因顾准问题没有解决，不让他往院。是骆耕漠拿着拐杖（他当时还没有解放、视力又不好）一步步到协和医院，找到他当新四军供给部长时下面一个红小鬼、时任协和医院党委书记的，再三求情，才让顾准住进协和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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