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红亮：《经济研究》给了我发光的好平台

作者简介

郑红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9年第1期（总第83辑）。

全文4851字，阅读约需11分钟

《经济研究》给了我发光的好平台

本来，出版这个集子的初衷，正如寿宁已经介绍的，主要是请作者谈一谈对《经济研究》的一些感悟，以纪念复刊40周年。后来，霞辉主任和永山社长建议，在编辑部工作时间长的同志也写一点文字。

我觉得有道理，因此有了这篇短文，以此感谢长期以来支持《经济研究》的广大作者和读者，感谢历任主编和各位同事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经济研究》给了我贡献自己力量的好平台！

到今年为止，我已经在编辑部工作了31年有余，现在到了60岁退休年龄，10月份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但承蒙培勇主编和编辑部同仁的厚爱，继续担任副主编一职，发挥一点余热，内心里也是既高兴又感到责任在肩，一定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真正站好最后一班岗！

同时，看到许多新老作者纷纷给这个集子撰稿，并给了编辑工作很高的评价，甚至一些地方有过誉的成分，我也觉得受之有愧！感谢之余，觉得自己需要以新的工作姿态继续回馈作者和广大读者。

我是1987年7月从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到编辑部工作的。当时的一个考虑是，想做科研，但也怕高压。

虽然本科在杭州大学经济学系按部就班读了有关课程，也认真啃了中英文版的《资本论》，毕业后又到丽水地委党校从事过一段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其后慕名考到人民大学深造，但总是觉得自己的研究能力还不突出，做专职研究可能压力太大，不如到《经济研究》编辑部这样的高端平台做编辑工作，同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后来我才知道，在编辑部这叫“编研结合”。

在人大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根据计划安排，我回浙江调研，重点自然是当时已成为全国关注热点的“温州模式”问题。

在杭州期间，得到了许多老同学的帮助，尤其是从毕业留杭大经济学系的林大跃处得到了不少他个人积累的一手资料，到温州时又得到了在农委工作的王加劲同学的大力帮助，还碰到了带队在温州调研的省计委蒋泰维等同学并交流了看法。

这些都成了我写调研报告的非常重要的资料和信息来源。后来这篇报告在《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上发表，研究生同学王碧峰是责任编辑。

正是受这一发表过程的启发，我将心比心，觉得能够帮助作者发表他得意的作品，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虽然常被认为是“为人作嫁衣裳”，但也有一种幸福感！这强化了我想到《经济研究》工作的愿望。

不久后，我就带着这篇研究报告的手写稿（那一期杂志还没有出来）到编辑部联系工作的——自认为字写得还不错，当编辑可能会加点分。记得接待我的是编辑部主任杨长福老师。

当时的编辑部主要负责人是常务副主编唐宗焜老师和杨长福主任，主编是董辅礽所长，其后任是赵人伟所长，再后来冒天启副所长还兼任过副主编并分管编辑部工作，他们都是有名的经济学家。

从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研究》所发表文章的风格经历了主要从概念和原理出发的规范性研究，到更加注重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和内在规律的实证性研究的转型。我有幸在这个阶段加入编辑部的团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编辑部当时的人手比现在要多不少。我记得总共有十七八位，除了编辑部办公室的编务，编辑人员按照各自的专业所长分为几个小组，负责初审和二审稿件，意见比较一致的较好稿件提交编辑部“凑稿会”大家讨论，最后由编辑部负责人提出终审意见——退稿或者修改后刊用。这就是大家原先所熟知的“三审制”。

其后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了若干年，期间担任过编辑部主任的有朱铁臻老师和樊纲等。在这种制度下，编辑人员能否“慧眼识珠”发现（包括组约）好稿件有很重要的作用，而编辑部负责人能否有担当拍板发表一批有影响力的重头文章，对刊物的地位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

1997年10月我担任了编辑部主任一职，顿觉肩上的担子很重。好在有所领导和编辑部同仁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张卓元老师和后来的刘树成老师作为主编的直接指导。与当时的搭档詹小洪、王利民一起，我们在国内经济学期刊中首先推出了“部分稿件的匿名审稿制度”。

在1998年度的编委会上，编辑部的工作汇报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抓好审稿工作，对部分稿件实行匿名审稿制。由于经济学发展迅速，并且越来越专门化，一些论题较新、分析方法较前沿的文章，仅靠编辑部自身的力量来把握已有一定的困难。为使好文章不致被遗漏，我们借鉴国外学术刊物审稿的经验，外聘一些专家进行匿名审稿，从而保证了这部分文章的审稿质量。”

当然，国内经济学研究发展很快，学术刊物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几年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很快又“与时俱进”地实行了新的措施——“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这些措施的实行和及时完善，从制度层面为办好刊物提供了保障。

有人称此举是构筑了一个“防火墙”，可以把劣质稿件拒之门外！这不无道理。因为有了匿名审稿专家的专业性审稿意见，一般作者也就容易接受编辑部退稿的决定，并且从审稿意见中也能获得中肯的意见，为以后写出更好的文章提供参考。

当然，作者也可以对审稿意见提出异议，至于最后能否刊用，绝大部分作者都是比较能够理解编辑部的苦衷的。

办好刊物的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作者队伍的培养和成长。前面说到80年代中期刊物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中青年经济学家。

其后樊纲当编辑部主任的时候，倡导与国际规范接轨，并在国内经济学刊物中首先实行参考文献制度，也成就了一大批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年轻学者。

延续这样一个大的思路，《经济研究》在其后举办的一些重要学术会议，也实实在在地推动着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一批批青年才俊的成长。这里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开始举办、迄今已成功举办18届的“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

该论坛发起单位是《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现在有20多家全国重要的经济类院校和研究机构成为了论坛的理事单位。

这18届论坛，我作为论坛秘书长，每一届都参加了，这在我参加的编辑部举办的各种论坛中，是唯一的一个，算是创了一个小小的记录。另外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是“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迄今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最初是2007年在刘树成主编的指导下创立的，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里重点说说“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首届论坛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开始，第二届到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当时的张维迎院长和邹恒甫教授对论坛的发起举办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后各届论坛先后在中大岭南学院、东北财经大学、复旦经济学院、山大经济研究院、浙大经济学院、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西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第十一届回到了光华管理学院，接着是北师大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再到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经济学院，然后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其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不仅应征论文和入选论文的数量不断增加，其质量也在稳步提升；论文的发表园地从论文集到《经济研究》增刊，再到通过“发扬学术民主”（裴长洪主编语，指入选论文作者在分论坛投票推荐稿件）和匿名审稿等严格程序更多地发表于《经济研究》正刊；优秀论文奖的名称从“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优秀论文奖”到“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优秀论文奖”，奖金从万元提升到十万元，等等。

尤其是通过论坛成长起了一批批青年才俊，其科研成果十分突出，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有龚六堂、李涛、吴卫星、陈彦斌、吴联生等，他们因为高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而成为年轻的编委。

在匿名审稿制度下，编辑部工作的另外两个重要环节是：如何选出比较好的稿件送匿名审稿，以及对外审回来的比较成熟稿件，在基本确定要刊用后，进一步由责任编辑来编辑加工及排版后的通读、校对工作。

就第一个环节而言，个人觉得，因为来稿量比较大，编辑部在推荐送外审的工作中，考虑到不能给审稿专家很多的工作量，因而不可能把太多的稿件都推荐送外审，因此是比较挑剔的。

也就是说，一些有政治导向问题和质量上比较不理想的稿件，比如涉及敏感问题，典型的如主张私有化的文章等，一般在这个环节就不会通过。

不推荐送外审的理由可能还有：文章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大，内容过窄或者过于技术化；文章从研究角度、所用数据和方法、是否有新观点和得出新结论等方面看新意不足；文章论述过于简单浅显，分析深度不够；逻辑不严谨，不能自圆其说；事实归纳和理论抽象不准确，以偏概全；写作粗糙，病句和错别字不少，如此等等。

文章如果存在上述某个或某几个问题，就可能不被推荐送外审，因为这里是优胜劣汰，优中选优。当然，为了防止尽可能少的误判，编辑部现在是安排三位编辑同时审一篇文章，意见分歧时提交编辑部讨论，编辑部负责人来最后把关。

第二个重要环节的编辑加工稿件和通读、校对，要求相关人员工作认真细致，并不断积累经验，到一定时候可以做到熟能生巧。这些工作不管熟练到什么程度，都是一个苦差使，需要必要的奉献精神，这样才能耐得住性子，不会忙中出错或急中出乱。

记得我担任编辑部副主任期间，于祖尧老师是直接通读了很多期《经济研究》的全部校样的，这作为当时主持工作的所领导，确实是很难得的。

在编辑工作之余，我也抽时间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等报刊发表了一些文章，并出版了部分专著和译作，这也是积极贯彻编辑部一直提倡的编研结合精神的结果。

编研结合做得好，既能促进编辑工作本身，也有利于编辑人员的成长，从而安心编辑工作，有利于办好刊物。不过，编研结合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做好确实也不易。这既有主观努力的原因，也有客观条件的限制。

主观上，有一个努力程度和如何合理安排时间的问题。因为编辑部工作事务性的多，比较琐碎，加上又是月刊，编了这期马上就是下一期，不像国外很多刊物是季刊，中间的空档期会比较长，这样稍不注意，时间就在手边溜走了。

客观方面，现在编辑部的人手比原来少多了，而工作量和工作头绪却有增无减。我刚到编辑部那若干年，每年有两个月的读书假，这是作为制度安排下来的，可以静心读书和写作。现在这一点已经不能奢望，只能靠不坐班这个社科院的优势来发挥主观能动性了。

而从社科院职称评定这方面来看，目前的制度安排似乎并不利于年轻人长期安心编辑工作，因为如果从“在什么岗评什么职称”的规定（目前有所松动）来看，走编辑系列职称似乎存在一些局限。

比如，一是不能带研究生（因为指标很少，还好我个人也不大想带），二是职称上升的空间有限，升到二级岗的条件十分苛刻。

结果是，据我所知，中国社科院那么多好的刊物，在编辑系列上评上二级的，除去出版社，目前为止仅有《中国社会科学》副总编王利民和我。可能正是因为有这些局限，不少在编辑部工作的年轻人不大愿意走编辑系列职称。

而编辑人员去评研究员系列，要直接与研究室的同志竞争，其压力可想而知。我真心希望，能减轻一点他们的压力。当然，作为个人，也应该把职称问题看开一点，顺其自然比较好。我也是在培勇主编和院所有关领导及评委的大力支持下，才在退休之前的一年评上二级的，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记得若干年前和编辑部主任王诚及编辑部其他几位同事在广州参加与一个大学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时，学报的一位同行曾这样感慨：做编辑就应该做《经济研究》杂志这样的编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研究》在同行中的很高的地位以及他们对我们编辑人员的尊重！

这样看来，虽然我们工作繁琐一点，累一点，但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期待今后有更多的青年才俊愿意加入到《经济研究》这个好平台中来！

衷心祝愿《经济研究》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越办越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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