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先生之风——忆萧灼基老师二三事
作者简介
卢周来，国家创新研究院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1期（总第79辑）。
全文4345字，阅读约需10分钟
先生之风
——忆萧灼基老师二三事
得到萧灼基老师离世的消息那天，我正在南方。正是入冬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冷空气南下，沅江流域一片凄风苦雨。
与友人在一起，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回忆起与萧老师交往的片断，脑海里不时飘过八个字：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与导师蒋宝祺先生联系时，蒋先生心情也很沉重。
我建议蒋先生能否写篇纪念萧先生的文章，蒋先生满口答应。但很快又对我说：
我与萧先生年青时交往非常深，萧先生对我帮助很大，尤其对国内国防经济专业方向研究生培养做出过很大贡献，我非常感激他。但我年过八十了，一些事也不一定记得准。你文笔好，而且当年与萧老师交往最多，这篇文章还是你来写吧。
年轻时候，我常常说萧灼基先生是我的老师，以他的学生“自居”，但若以今天严格的标准，我算得上其“受业弟子”，却非“嫡系门生”，倒是萧老师一段时间常说起“我这个学生”。
1990年代中后期，我在国防大学所习的国防经济专业，第一导师是蒋宝祺先生，他曾与萧灼基先生早年在北大同事。
因为蒋先生当时忙于行政事务，加之国防经济作为一个极小众学科，应用经济学学科点正在申请过程之中，师资力量也较薄弱，为此，蒋先生一方面联系我们到北大经济学院选修一些课程，一方面特地请其昔日同事萧灼基先生以及其师兄、时为北大经济学院院长的晏智杰先生，一起参与课程教学，一起指导学生论文。
其中，萧老师还连续若干年担任毕业生答辩委员会主席。于是，我有缘忝列萧先生“学生”行列。
特别是，我当时担任研究生班班长，几届毕业生答辩我又是记录秘书，因此，更是与萧先生走得近，更有机会常聆听先生教诲。
当时，晏智杰院长系统地给我们讲了一门经济思想史，所用参考书就是他此前所著《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因为内容讲的是古典经济学，尽管很专业且较艰深，但因有现成参考书，所以大家也并不觉得很难。
萧灼基先生社会活动非常多，时间安排特别紧，因此，除偶尔以开讲座的形式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大专题下为我们讲些企业改革与证券市场改革之外，就是每学期利用研究生论文开题与毕业答辩之后的时间，给我们进行两到三次即席学术辅导。
因为他讲的东西与经济形势尤其是证券市场有关，非常吸引人，但因讲得随性，没有现成讲课稿，学生都希望能整理后把文字留存起来，于是，我就本能承担了这一任务。
在得知此事后，萧老师非常严肃的要求我，把此前整理出的讲稿都收上来，先交给他校对后再重新下发，否则，其中有些讹误可能会误导学生；以后他每次讲完后，整理好的文字也要先经他校对，这才是对人对己负责任的一种治学态度。
有一件事至今曾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一篇论文中曾引用过马克思两段话，且按惯例给出了出处。一段是，
“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
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
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末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
另一段是“资本有了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便活跃起来，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法律，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
萧老师在看了论文后当即指出，这两段话都不是马克思说的，而是马克思引用别人的话。我赶紧提醒他注意注释，第一段话来自于马克思《雇佣劳动和资本》，第二段引自《资本论》第一卷。
但萧老师非常严肃地对我说，“第一段话，是马克思引用德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魏特琳《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二段引用的是英国经济评论家托•约•登宁《工会与罢工》，不信你查查，要么马克思本人作了说明，要不著作中应该做了脚注。”
事后我一查，果然正如同萧老师所言。我不仅震惊于萧老师的博学，更膺服于他的严谨。
从此，我格外注意引文的校对，且每次转引学者文字时老老实实标明是转引。这是萧老师教会我的。
也是从这一次，我才非常认真去找萧先生的著作来读。彼时，先生已公开出版的著作主要有《马克思青年时代》《恩格斯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若干人物》等，还有一本《肖灼基选集》中大多数文章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这多少让年轻的我有些困惑：
因为萧老师的兴趣点主要在中国经济改革，且在社会上知名度极高又主要是因为他关于证券市场的一些言论非常火爆；而他此前的研究却是非常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研究是如此深入、在学说史方面如此下笨功夫。
这种反差的确有些大！但也正是在这种反差中，我看到了先生那代学人的底色。
有了这种底色，有了如此深厚的理论素养，无论东西南北风，这代学人都好象根深叶茂的大树，是轻易刮不倒的！
这与没读过几本马列或经济学原典、就胡乱臧否时事的那些肤浅“学家”是有天壤之别的。
先生对我们的教诲，除了做学问的严谨，还有做人的一丝不苟。
每次萧老师到我单位去讲课或主持答辩，都是我带车到畅春园家里去接。无论夏天有多么炎热冬天有多么寒冷，萧老师出门时，总是一身灰色西服内一件白衬衣，领带打得非常整齐。
有一次大雪过后，天气奇冷，他又这身简装就出门。考虑到讲课教室里暖气不是很好，我笑着对萧老师说：看来您是要风度不要温度啊！
他淡淡一笑：我习惯了。然后又加了一句，“在课堂上老师是要讲形象的！”这句话反而让有时竟然以不修边幅为荣的我很不好意思。
还有一件事，因为萧老师家离我们单位不远，加之过去的北京城还不象今天这样堵车，所以一般我带着车提前半小时从他家出发就能赶上课。
但有一次接他主持答辩，路上遇到堵车，迟到了近十分钟，一惯波澜不惊的萧老师着急了，几次问我有多少学生哪些老师在等他。
我安慰他说不要紧，他自言自语地说：“迟到总不是好事。”到目的地后，萧老师第一件事，就是向参考答辩委员会的其他老师以及学生道歉。事后又专门吩咐我，以后出门务必提前四十分钟。
在与萧老师的交往过程中，我不仅学业上受益于先生良多，而且个人在专业发展上亦受惠于先生良多。这其中，就有萧老师不断在各种场合举荐我、在关键时刻指导我的结果。
1990年代末，我开始活跃于各种经济类媒体。其中，就曾在《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以专栏形式刊发一些观点。
鉴于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提供公共服务，忽视平衡社会利益，我在一篇专栏文章中特别提出：在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问题应该主要由市场决定，而政府的主要职能则是提供公共服务和确保社会公平。
文章出来后，萧老师对我这一观点特别赞成，在电话中与我讨论了近半小时。不久后，在他一篇文章中，专门引用我的观点，并且在几次演讲中说：我非常同意我的学生、国防大学卢周来教授的观点，市场决定效率，政府的主要责任是提供公共产品。
其时，我在经济学界还属于“小人物”，也根本未评教授；而萧老师却正是风头正劲，闻名暇耳!我心里很清楚他是以这种方式在提携后生。
世纪之交，我对新制度经济学兴趣极浓。在读了一些早期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诺斯等人文章，并到人民大学旁听过杨瑞龙先生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讲座之后，我似乎发现了一把理解制度、体制与组织结构及功能的“钥匙”。
这个时候，我在经济学大众媒体上已小有影响，亦出版过《穷人经济学》等随笔集，也在C刊上发表过不少论文，但我始终很清楚开放而严格的经济学专业训练仍然是我的弱势。
于是，我不再满足于获得一个我早已熟稔的国防经济学方向博士学位，而有了到地方大学读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博士的想法。因为与先生此前如此熟悉且对北京大学心向往之，自然起了报考的念头。
先生起初有些不解，并且建议将来可以学习另一师兄万东铖一样的做法申请北京大学博士后。但在听取了我的真实想法后，先生还是欣然同意了。
而在与我更深入交谈后，他认为，一者我已听了不少北大经济学院的课，也包括他本人的课，二来他本人是政治经济学专业出身，尽管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多有洞见，但毕竟对于现代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前沿在内涉足不够。
因此，他建议我，既然目的已不是获得什么博士学位，而是想在特定学术领域有所建树，那么就不一定要再报考他这个“土鳖导师”了，他可以把我推荐给想报考的任何其他人。
在我与他汇报了我听完杨瑞龙老师课程后的感受后，他对我说，据他所知，杨瑞龙老师是从海外回来的很有水平的青年经济学家，他也注意到了杨瑞龙一些成果，特别是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中国改革的一些成果，很有深度。
因此，他强烈建议我就报考杨的，并且说只要有需要，他会以老师身份向杨力荐我。
这就是后来我再投在杨瑞龙老师门下攻读新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的“缘由”。而事实表明，在杨老师门下求学经历的确让我终身受用。
2016年5月，我到某单位履新。即将与我成为搭裆的，是一位比我年长很多、在此单位土生土长起来且很有个性的领导。此前，我还听说，这位领导似乎对我这样的“空降”干部心存芥蒂。
也因此，我对自己即将展开的新工作尤其是能否与这位新搭裆配合好心里有些忐忑。
在迎新会上，那位领导当着所有单位下属面干脆利落说了这样一席话，“对卢周来同志，我是了解的，他是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这不是我说的，是有公认的。有一年我们单位请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先生讲课，课后留他吃午饭，但萧灼基先生得知卢周来同志就在附近大院后，婉辞了这顿饭，对院领导说，饭就不吃了，我想抽点时间找卢周来教授讨论讨论问题去。这位经济学家现在到我们这里任职，我们一定支持配合好他的工作。”
听完这位即将成为搭裆的领导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
首先，他连基本的客套都没有，其他同事至少象征些表扬一下“经历丰富、既有科研岗位经历，更有领导机关经验”之类，而他完全无视我的行政身份，只说我是一位经济学家。这表明他的确骨子里头对我能否胜任行政职务是不信任的。
但另一方面，稍令人欣慰的是，至少我有一样令他还是认可的，就是我的学术水平和学界声誉。
有了这一条，其他就慢慢来吧！而这种认可，主要还是萧先生“赋予”的。思及此，我又不免百感交集：
距离萧老师缠绵病榻近十年，距离萧老师最后一次前来授课并主持研究生答辩近二十年，而这期间先生离公众愈来愈远，我也因为某些原因与老师也日渐疏离，但至今仍有人提起他，至今我仍然受荫护于他，且是在这样一个场合！
那么，今天晚上，在结束这篇小文之时，让我再次向您道谢吧：谢谢您，敬爱的萧老师！也祝您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