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矗：通商口岸对近代经济与教育的影响
作者简介
林矗，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7年第2期（总第76辑）。
全文3602字，阅读约需8分钟
通商口岸对近代经济与教育的影响
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有什么作用？对外开放对教育模式又会带来哪些改变？这三者之间又有哪些内在联系？
上述这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许多年来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们。
然而，如果将视角延伸到历史的纵向维度，回溯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那么问题就会变得容易理解了。
本文试图探查自1842年开埠以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对经济发展和新式教育的促进作用。
01
通商口岸与中国的近代化
口岸（port）是内地水路来往或由水路改其他水路航线的旅客和货物转载设备的总称，包括沿海口岸和内地口岸两种。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规定开放五个沿海口岸（广州、厦门、上海、福州、宁波）为对外的通商商埠，外人可在这五口自由居住与贸易。
随着此后历次战败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陆续订立，中国被迫增开更多的沿海港口与内陆城市作为条约口岸，即所谓的“约开口岸”。
到了1894年，条约口岸的数量增至35处，且大多集中于沿海沿江地区。
时人大多认为通商口岸对近代中国有不利的影响，如郑观应就曾指出：
“今日开海上某埠头，明日开内地某口岸。一国争，诸国蚁附；一国至，诸国蜂从。滨海七省，浸成洋商世界；沿江五省，又任洋舶纵横。独惜中国政府未能惠工恤商，而商民鲜有能自置轮船，广运货物，驶赴外洋，与之交易者。或转托洋商寄贩货物，而路隔数万里，易受欺蒙，难期获利。”
由此可知，随着通商口岸数量的不断增加，西方列强更变本加厉地在这些地区掠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倾销商品并输出资本。
然而，各国洋商的纷至沓来，也在无意间把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教育和生活方式等移植进来，并以该地为起点逐步向内地传播和推广。
因此，从近代史的客观发展状况来看，通商口岸无疑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心。
就经济方面而言，通商口岸是中国近代新式生产事业与商业活动的中心。以工业发展为例，随着民族工业所占比例的增大，经济活动逐渐集聚在通商口岸及周边地区。
例如，构成近代经济发展关键组成部分的上海、广州、天津、武汉等工商业城市均为重要的通商口岸。
单就上海一地而言，据全汉升统计，1911年全国工厂共171家，上海有48家，占全国总数的28.1%；1930年时，上海工厂已增至837家，占到全国工厂总数1975家的42.4%。
与此同时，通商口岸城市工业化的进程也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和人口的迁入，这对于近代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率的提升都大有裨益。
02
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与分布
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始于19世纪60至70年代的洋务运动。当时，以私塾、书院等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方式在近代西方思潮文化的冲击下已走到了崩溃边缘。
为了适应洋务工业兴起的需要，洋务派大臣们兴办了电报学堂、船政学堂、军医学堂以及水师、陆军学堂等各种近代新式学堂，并雇用大量西方留洋归国者在其中任职。
与此同时，洋务派从学“西文”、“西艺”开始，开设了自然科学的数、理、化、天文、医学、生理等学习科目。这不仅使得就学人数越来越多，也使受教育年限大大延长。
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戊戌维新”思潮的启蒙，“新式教育”的层次进一步提高，高等学堂也伴之而来。到了20世纪初，清末新政使近代中国的教育体制发生了质化。
在“上师三代建学之深意，近仿日本文部之成规”的奏请下，清政府废止了延续千余年的封建科举制度，取而代之的是适应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的新式教育模式。此后，无论是学校数目还是在学人数均在新政推动下迅猛增加。
其间，私立学校大批涌现，初等教育也得到飞跃发展。据学部公布的全国初等教育在学人数调查，1902年为5至6千人，1905年即超23万。在高等教育方面，1909年时高等专门学校已有111所，在校人数达20672人。
到了民国时期，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在规模和覆盖面上也都有了扩展趋势。国民政府还专设了教育部，不仅将教育经费正式列入政府财政公共支出之中，还先后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学校令》及《大学令》等法令条例以进一步规范新式教育体制。
近代新式教育发展的最大特征表现为地区间的分布差异和不平衡，因它们大多集中于通商口岸等地。
这里就体现近代新式教育程度的留学生、新式学堂和教会学校等方面分别展开讨论。
近代留学生
“在对西学的吸收和引进上，留学生是承受和集成者；在对中学的改造和构建上，他们又是前驱和开路人，他们是中西学融会的主要载体。”
近代留学始于1872年的幼童留美。在1872年8月到1875年10月期间，共有120名幼童分四期相继出发赴美。他们基本来自于通商口岸地区，其中广东、江苏、浙江居前三，分别有84人、20人和9人。
此后，从海军留欧到甲午战后留日、庚款赴美，留学人数逐渐增多。甲午战争以前，留学生的分布绝大部分集中各通商口岸。甲午战争以后，留学生的分布也随着西方列强的势力由东南沿海各省逐步向长江流域延伸。
这些留学生较早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熏陶，留学归国后也大多留在通商口岸或回到原籍，并从事与教育有关如翻译、出版等工作，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和新式教育模式的诞生。
不仅如此，集中于通商口岸等地的归国留学生，对于这些地区经济近代化的进程也起了重要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地理位置优越、通商口岸遍及的东南沿海各省最先接受欧风美雨洗礼，因此在近代化方面也起步最早。
新式学堂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国人认识到传统教育的弊端，一大批清代官员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并先后创办了大批传授外语、军事知识、制造技术等内容的洋务学校，这也成了中国自办新式学堂的开端。
换言之，洋务运动对人才和科技的需求，直接推动了以“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式学堂的扩散。
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均生活在通商口岸地区，新式教育自然也首先在这些地区萌芽。据统计，至甲午战争前后，全国已有各类新式学堂37所，其中48.6%集中于东南沿海，长江流域13.5%，以两湖、江浙和广东为主。
维新时期也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该时期的新式学堂分布虽更为广泛，但数目最多的不外乎以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的江苏、浙江等省。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更多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
1902年，全国共有新式学堂35787所，学生10万余人；1909年增至59117所，学生人数超过了160万。
总之，近代新式学堂集中在两湖、江浙、广东等地，出现“南盛于北、东盛于西”的局面，这种特征也因此渗透到近代经济发展方面。
教会学校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因西方传教士的涌入而兴起。到1860年，天主教耶稣会在江南一带兴办的天主教小学共90所，设于“五口”的基督教新教小学达50所，学生1000余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教会学校均集中于香港以及五个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作为布道的辅助机关，早期的教会学校大多附设于教堂，规模也较小。
教学内容也已十分全面，除了宗教，还包括数学、天文、地理等课程，甚至还有外语课、科技常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获得了自由进入中国内地办学校的特权，各教会学校也由最初的“五口”扩展到内地，数量和规模自然迅速增加，后来甚至出现了教会大学。
20世纪初，通商口岸地区的教会办学进入鼎盛时期。1906年，教会小学生有42546人，中等高等学校共389所，学生达15137人，总计57683人，到1911年时人数几近翻倍，达102522人。
此外，传统教育近代化转变过程中最为缺乏的教师，也逐渐由教会学校毕业的通晓“西学”的学生担任，有效实现新式教育模式的进一步深化。
总之，近代新式教育的兴起，颠覆了传统的教育模式，推动了近代经济发展，也导致近代人才分布和经济发展的地区间差异。
正如熊月之所言：“国人对于西学的反应百态千姿，笔墨难摹，竭诚欢迎者有之，全力排拒者有之，完全相信者有之，全然不信者有之，疑者参精者有之，始疑后信者有之，阳奉阴违者有之。总的趋势是，受众疑忌逐步消减，反对声音渐趋衰弱，新学影响日益扩大。”
03
小结
基于近代教育的史实可知，通商口岸是中国近代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源地和中心，对近代新式教育的推广起到了关键作用。
它既是近代学生留学海外的桥头堡，是中国新式学堂的摇篮，也是教会学校传播西方文化的起始地。
与此同时，这部分受教育者掌握了近代工业需求的知识技能，在辛亥革命之后逐步涌入城市，主导了近代最大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浪潮，促进了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城市化率的提升。
综上所述，通过探究通商口岸、新式教育与近代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关联，我们发现：
通商口岸对近代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通商口岸为近代新式教育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具体表现为留学生、新式学堂和教会学校等新生事物于通商口岸的兴起，进而通过人力资本的作用提高了工业劳动生产率与城市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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