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朝华：农业规模化经营与中国经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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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朝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7年第3期（总第77辑）。

全文4337字，阅读约需11分钟

农业规模化经营与中国经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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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农业是否要发展规模经营，学界和政策部门争论已久，却至今难有定论。但细审各方的论据和逻辑却可以发现，其实都有各执一端的偏误。

例如，主张中国农业需要发展规模经营的论者往往强调传统农业的经营规模过小，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从而阻碍农业的现代化。

他们认为，农业现代化必须靠发展公司制的大型农业组织。但这些论者大都忽略了一个普遍事实，即当代发达国家的农业中仍然以个体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大型生产组织的天地很有限。

与之相反，对农业规模经营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论者则强调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直斥发展规模经营的主张不符合农业的产业特性。

但他们也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现代农业虽以家庭经营为主导，但现代家庭农场的生产规模却一直在扩大，与传统农户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可见，在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上，将家庭经营与规模化经营视为彼此排斥的对立物并不符合现代农业实际，所谓现代农业其实是规模化经营的家庭农业。

深入地辨析争论各方的理据，还能发现双方的各执一词中隐含着另一个更具根本性的认识歧异。

主张中国农业发展规模经营的论者中有不少人是按团队生产模式来理解农业规模化的。

这类论者大多不关注农业的产业技术特性，好用工业中大生产优于小生产的经验逻辑来推论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方向，因而在组织形式上倾心于依赖雇工的公司制生产组织。

然而，团队生产、集体劳动在农业中从无优势可言，古今中外的农业经济史都证明，超出家庭成员范围、依靠外雇劳力实现的规模化生产只在某些特定历史环境中有效，长期来讲，农业是一个天然适于个体劳动的产业。

而怀疑和否定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论者都正视并强调农业生产所固有的“亲单干”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断定，在保障农产品供给和农业稳定上，单个农户的小规模经营是最有效率从而最可取的生产方式。

而且，这一看法还得到了国际农经界所谓“规模与效率间逆向关系论”的支持。这个论点最初由亚马蒂亚•森于1962年提出。

当时，森在分析印度的农业统计数据后提出，在农场规模（主要是耕地面积）与土地单产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即耕地规模越小的农户，土地单产越高。

这一论断引起了国际农经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大范围、多样化的调查和验证。

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人们对农场规模与土地单产间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农场规模与农场效率间逆向关系说的适宜性开始动摇。

有许多研究者观察到了两者间的正相关性、非相关性或非线性关联性。

进入80年代后，森及其合作者在总结印度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诸多研究结果后承认，在农场规模和农场效率的关系上无法得出一种普适的法则。

更重要的是，即使小农场的土地产出率真高于大农场，其对于农户的实际意义也与“规模和效率逆向关系说”的诠释截然相反。

根据这套“逆向关系说”，保护和鼓励小规模农业的政策就成为提高农业效率、增加农业产出、促进农业发展的有效措施。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传统农业中，如果人地比率过高，又缺乏非农业收入机会，大量农业人口只能靠充分利用一切可用资源来提高土地耕种强度，以尽可能低增加有限土地的总产出量。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小农业相对高的土地产出率并非小农优势的体现，而是小农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居于劣势和无助境地的反映。

因为，传统小农占用的土地总量太少，其土地产出率再高，所能提供的总收入却很有限，难以保障小农家庭的基本生计。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俄罗斯农经学家恰亚诺夫称小农的这种生产行为是“自我剥削”。当代的经济史学家黄宗智称此现象为农业“内卷化”或“过密化”。

在他看来，过密化农业有增长但无发展，这种农业中的小农在生活上都长期徘徊于糊口水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对传统小农这一特征的概括是“有效率但贫穷”（efficient, but poor）。

他认为，在传统农业中，技术不变，所有的可用要素都得到了充分利用，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靠进一步改善既有生产要素配置所能增加的收入微不足道。

然而，传统小农的产出总量很小，不能满足全家基本生活需要，因而他们虽有效率却往往陷于贫穷。

显然，这样的传统小农业不可能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基石，它们只能是现代化的改造对象。

而要改造这样的传统农业，根本途径当然是打破技术不变的既有结构，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增加单个农户的总产出。

以为靠小农“自我剥削”和农业“过密化”可以长期维持较高的土地产出率并保障国家的粮食供应和农业稳定，实属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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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生产方式作跨国比较可以看出，发达农业和欠发达农业在生产组织方式上的突出区别就在于平均农场规模的显著差异。

如Robert Eastwood等人在2010年的《农业经济学手册》中指出的：“具有较高人均GDP的国家往往都有较大的平均农场规模。”

人们往往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解释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趋势。

但实际上，源于投入要素不可分性的规模经济在农业中只具有短期意义，从长期来讲，所有农业投入要素——土地、建筑、灌溉系统、机械、畜群等等——都是可分的。

而关于发达农业中农场规模与效率间关系的研究显示，当从农场平均成本的角度来考察农场效率时，由于农场主可以根据其农场的特点选用生产技术，在很宽的农场规模区间内，农场效率（平均成本水平）并不因农场规模而有不同。

因此，从长期来讲，规模经济并非推动农场规模持续扩大的主要因素。

大量发展研究证明，导致现代农业中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是社会普遍工资率随经济发展而上升的基本趋势。如世界银行201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

“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促使农场规模不断增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非农业部门中上升的工资，它引导农场运营者们寻求种种途径使自己的收入与他们能在其他经济部门获得的收入不相上下。

正常情况下，这意味着用资本替代劳动，并随时间推移，与工资率同步地扩大农场规模。”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农产品的需求弹性普遍偏小，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直接后果不是整个农业部门的收入大增，而是农产品的价格下跌和农业生产者的利润率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专业务农者的总收入不下降，只有减少农场数目，扩大单个农场的经营规模。

美国农业效率委员会等机构在1975年的一份报告中就已指出过：“从历史上来看，1910年以来农业的总产值增加了两倍半，可是农场主净收入的总额用不变美元来计算，现在比1910年高不了许多……。

作为全部经济的一个主要环节的农业，需要生产得更多才能维持现有的收入水平。……

留在农业里面的人，他们的生活并不比那些不在农业里面的人坏，甚至还可能稍好一点，但这仅仅是因为近年来农场数目缩减很多使平均收入能够增加。”

日本学者大冢敬二郎等人2016年发表的《亚洲小农场的未来》一文指出，小农场，必然是劳力密集型的，特别是低工资经济体中的生计型农业。

在那样的经济体中，工资率很低，小型农场占主导不会引起任何生产效率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率上升，劳力密集型的小规模农业体制变得昂贵。

这时，农场规模必须扩大，以便导入节约劳力的生产方法，从而使高工资经济中的农业在国际市场中具有竞争力。

而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三个东亚经济体在战后的发展中没有随经济发展和社会工资水平上升放松对土地流转的管制，导致农业经营规模过小，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农业丧失比较优势。

作者们强调，在亚洲的高绩效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扩大农场规模将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因为，在这些地区，农场规模历来偏小，但眼前的社会工资率却在显著上升。如中国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由此来看，对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意义和必要性，仅从规模经济这种技术经济性角度来理解是远远不够的。

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意味着在农业领域中通过全面的资本替代劳动，实现基于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提高。

而这需要一个条件，即大部分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力离开农业部门，转入非农领域就业。

如果不改变大量人口以农业为生的传统产业结构，农业中的人地比率降不下来，农业规模化经营就无从谈起。

也就是说，农业规模化经营要求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加速城镇化进程，促进土地流转和集中，推进农业技术革新。

它反映着国民经济的整体结构转换需要，它要求伴行种种重大的制度变革，它绝非一个纯农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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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就被提了出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个问题在中国越来越具有紧迫性。

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会带出三个棘手的长期性后果。

第一，农业生产长期囿于偏小的经营规模，农业生产率提不高，农产品成本难以降低，中国农业将丧失国际竞争力。这对于已卷入全球竞争的中国农业来讲实在是个生死攸关的事。

第二，农业规模化经营推不开，务农收入上不去，城乡之间、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将难以缩小。长此以往，农业人才持续流失，农村衰败和农业萎缩将难以避免。

第三，中国经济已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国内民众的农产品需求正在从求量型向求质型转变，消费者在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满足这种需求会显著加大农业生产者的成本，非规模化的传统小农业完全无法适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从这三十多年里农民增收的主要条件来看，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农业人口的城镇化是推动农村人口脱贫致富的主要因素，农业本身早已不是多数农业人口的主要收入源。

这是因为，依托家庭承包土地的个体农户经营规模过小，劳动生产率过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即使能在区区几亩的承包地上绣出花来，也无法满足农户全家的日常生计需要，还难免亏损。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户为了维持生计并谋求发展，将家庭主要劳力转投于非农领域，或自营工商业，或进城打工，而承包的土地则留给家里的边缘劳力粗放经营。

所谓“老人农业”就是这种现状的准确写照。中国农业已不再过密化，它沦为了多数农户的家庭辅业，农业中的技术创新、效率提高、品种改良全然无从谈起。

这并非中国特有的奇异现象，而是世界各国农业在国民经济的这一发展阶段上都有过的共同征候。

对这一问题的化解之道也很明确，就是加快农村劳力的非农化，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腾出土地空间。

这是诸发达国家共同走过的农业转型之路，也是一条普适的经济现代化经验。Douglas Gollin等人分析62个发展中国家1960～1990年间的发展数据后认为：

“农业生产率增长，加上随之而来的部门间就业转移，是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中国恐怕只有遵循这种经验，走各国共通的农业转型之路，才可能在经济发展上保持增长势头，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在当代中国，一切维持或强化既有城乡分割体制、将大量农业人口固定在农业中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思路都与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要求背道而驰，不仅注定无功，而且将成为农业现代化和中国经济转型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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