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朝华：经验感悟与实证分析
作者简介：韩朝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5年第3期（总第69辑）。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不足七万字，薄薄一小册，却是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制度传统的经典。此书虽称社会学著作，但费先生在书中所分析的中国社会特性，以及作为其文化体现的制度形态，与当代经济学研究中的制度分析属同一问题领域，因而对于关注中国制度问题的经济学人来讲，《乡土中国》也是一部不容忽视的文献。
在费先生的笔下，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可一言以蔽之，乡土性。费先生所谓“乡土性”，中心意思是指人类生存状态上的少变化——世代定居于固定的地域内，面对着几乎不变的自然环境，从事着日复一日、代代相传的劳作，置身于与生俱来的人际关系网中。这样的社会必然重经验。“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第62页）由此也就衍生出了乡土社会的种种文化特点。如，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相对不重要，因为熟人间的交流大多无须借助白纸黑字的明言；又如，乡土社会的基本秩序呈现为以个人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从而中国人心目中的道德是非多因人而异，鲜有对人一视同仁的普适性。再如，乡土社会的秩序维持，不靠法律，也不靠人治（统治者的个人好恶），而是靠礼治——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第63页）这些论断不仅在此书出版的当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冲击，即便今日读来，仍因其深刻性和准确性而令人由衷地赞叹。
然而，现在读此书，也给我一种困惑。《乡土中国》讨论的是中国社会的文化特性及其制度体现，这题目很大，现在仍有许多人、许多高头讲章在分析、讨论、验证、辩驳这方面的种种问题。但与当前这方面的研究相比，费先生此书的分析和论证显得十分简单，既不基于大量的事实考证，也不依靠严密的概念推导，更不借重繁复的数据检验，基本上只诉诸于中国社会中那些司空见惯的人文现象和常识性的生活经验。
例如，开篇第一章，“乡土本色”，在阐释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时，扣住了几个要点。第一，中国这片土地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从而中国传统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农业社会；第二，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在土地上的，从而“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这样的社会中，人和人在空间上是隔膜的；第三，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因而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不是指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而是指村落与村落的关系，“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第四，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它无需法律，仅凭熟悉就产生信任，而这种信任“其实是最可靠也没有了”。仅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让每个熟谙中国风土人情的人读来心领神会，却又自叹心余力绌。
又如，人际关系上的“差序格局”是《乡土中国》里最著名的论断了，费先生阐释和论证这一命题的方式也是相当感性的。他首先指出，中国人对社会事务所持的普遍态度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划分“群己”或“人我”界线的方法与西洋不同。费先生比喻道，西洋社会的组织像捆扎好的柴草，“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第26页）费先生称这样的社会结构为“团体格局”。而中国社会则与此不同，它是“以‘已’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第30页）中国人的亲属关系是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费先生称此为“差序格局”，并认定其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费先生认为，儒家注重的“人伦”概念最准确地表达了中国人头脑中这种差序性的秩序观。在这种社会关系网中，个人的地位并不平等，而是随个人与网络中心的接近程度而有差异。据此费先生断言：“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第31页）由此而来，“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什么标准来。”（第42页）
显然，这些都不是确凿的事实考证，也不是严格的逻辑检验，而是作者对社会生活的经验感悟。读这种文字，不会觉得作者是在申论一项重大的理论定理，也不像是层层剥笋般地探究某种深邃的社会真相，它并不步步为营，也不广证博引，更不反复考证，而是抓住某些关键点，作简单的逻辑联想。捧读此书，我不免疑惑，这么大、这么复杂的一个题目，费先生就这么三言两语给论证了？
而且，在费先生的阐释中，有一段话还很令人费解：“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第33页）但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显然与此不符。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共识是，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本位论的社会，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强调群体统帅个体，认为个体只有归属于一定群体时才获得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这样的社会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和局部从属于整体，如个人服从家族，子女顺从长辈，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等等。与此相反，欧美社会则被公认为是个体本位论的，它强调个体是群体的基础，只有在保障个体自立、自由、自主的前提下，才有集体成立和行动的正当性。但仔细品味费先生的这段阐述，其实还是可以体会到，费先生的本意是说，中国人是按照自己所属的“圈子”来看问题的，同样的事情，对圈内人是一种态度，对圈外人是另一种态度，为了圈内的利益可以不惜牺牲圈外的利益。但这样的思维方式反映的其实是中国人的团体归属意识，而非个体的自我中心意识。因为，在中国人的这种行为倾向中，享有中心地位或曰至上性的并非个人的独立自主，而是个人所属那个群体的主导地位。由于这样的群体中心意识，个人，在群体内要服从群体，在群体外要维护群体，个人不得超越群体利益而自主行事，这不是什么“自我主义”，而是“我的群体主义”。而中国人在待人接物上的差序性是非观也由此而来。因此，要作比喻的话，中国社会才是真正的柴草捆世界。所以，要是仔细地推敲《乡土中国》里的具体阐释，会觉得它并不那么严丝合缝，其效果更像一幅挥洒自如的写意山水，只关注在总体上对问题精髓的把握，并不在乎阐述细节的精准和真确。
我无意凭借现在的学术认识来议论《乡土中国》在阐释上的不足，真正令我感兴趣的是费先生这种感性的经验把握法在认识社会现象本质上的有效性。与费孝通先生写作《乡土中国》的时代相比，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显然是大大增强了。其表现之一就是，在任何命题的发现和论证上，不通过严谨的逻辑推导和扎实的实证检验，仅凭简单的联想推断是很难获得认可的。
以当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为例，它已经成为一种高度技术化的作业。有经验的研究者都知道，完成一篇经济方面的实证分析报告，花在数据处理、模型设计、计量分析、稳健性检验等技术性环节上的精力往往要占到4/5以上，而真正用于开拓、梳理和精炼思想性、理论性判断上的精力只占小部分。如果说这样的分析和验证方法是实证性的，那么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运用的阐释方法就是经验感悟式的。那么，在认识和把握社会现象的本质上，实证性方法一定比经验感悟式方法更可靠和有效吗？未必。
因为，无论是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模型的设计和运用，以及计量方法的选用和稳健性检验设计，都离不开一定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判断。数据从来不是现实世界的等价物，它只能是对现实世界的某种抽象，是人工作用的产物。而具体的实证分析技术所起的作用则是提供一套操作规范，来帮助研究者推敲和深化其理论性或经验性假设。在研究中严格地遵循实证分析规范，能大大降低研究者的假设验证被数据中的噪声和偏差误导的概率。因此，就实证分析的要素而言，理论框架和经验积累决定研究的思想内涵，而实证分析技术则决定假设验证的质量，前者为体，后者为用。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乡土中国》的卓越之处恰恰在它的理论积淀和经验感悟上。现在读《乡土中国》，人们铭记在心的不会是费先生关于西洋社会的“柴草捆”比喻或对中国社会的“自我主义”定性，而是他揭示出来的“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等特征，以及中国民众中由此而生的行为倾向。毫无疑问，如果《乡土中国》能运用当代实证分析方法来支撑其全部的论证和阐释，它会变得更有份量，更加完美。但是，或许正是由于费先生没有如此展开自己的论证，从而使得现在来看《乡土中国》的阐释似乎不无粗疏和简单，才更凸现出了费先生在把握中国社会文化特性上所具有的独到理论功力和经验感悟性。
《乡土中国》的基本发现历久而弥新，至今仍是我们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特性的指针，这无疑显示了社会问题研究上理论洞察和经验感悟的重要性。现代学者所受的专业训练中，往往重技术方法，轻理论积累和经验感悟，以致有些研究者虽能熟练运用各种新锐分析工具和手法，但在发现问题、建立假设以及对分析结果做恰当的理论或经验解释上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擅长计算，却不擅长阐释。他们的研究成果从技术上看很“炫”，但从思想内涵上看却很单薄，与费先生的《乡土中国》正好相反。
1984年10月，费孝通先生在为再版《乡土中国》写的“重刊序言”中提到：“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教师的任务……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这是一种崇尚思想、追求真知的教师观，抱持如此教学态度的教授未必不重视分析方法的训练，但他一定明白，要想使学生具备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理论洞察力和经验感悟性是更具根本性的。
与费先生写《乡土中国》时的中国社会相比，当代中国社会已大有变化，但中国社会中一些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仍然存在，“差序格局”并未消散，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层脉络中依然不乏“乡土性”。现在研究中国的人，要想真正理解这种乡土性，还须注重借鉴费先生的经验感悟式方法，深入地观察和体验实际的社会生活。“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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