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日碧力戈 | 天地游心 法用两真 ——我的学术回顾
作者简介
纳日碧力戈，蒙古族，长期从事符号学、族群理论、民族理论研究，美国卡尔顿学院珍尼-拉斐尔·伯恩斯坦人类学讲座教授（2005-2009）、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研究中心主任、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特聘院长，全国首位人类学/民族学双学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民族学类本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评审组专家，兼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副会长。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等多项课题，出版著作3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代表作《万象共生中的族群与民族》《姓名论》《语言人类学》，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奖。
01
童蒙开启
耳顺之年，各种讲座多起来，学友之邀，同仁之请，敢不尽力！讲座前要贴海报，海报上有简介，简介选自简历。现在有微信，方便了，常常把全部简历发给人家，任由选用。简历要更新，更新是抚今追昔的时刻，也是百感交集的瞬间。
我出生在呼和浩特市，生活在地质局大院，直到上初三。父母来自科尔沁左翼中旗，过去叫“达尔罕旗”。外祖母不懂汉语，常用蒙古语给我们讲薛仁贵的故事；出门是汉语世界，住户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我从小是双语人，后来汉语超过蒙古语，看《三国》，读《水浒》，背唐诗，练书法。小伙伴们都是汉族，一起捉蛐蛐儿，挖胶泥，养兔子，放鸽子，弹珠珠，打扑克，玩儿逮的（藏猫猫），背杏核，砸砖（cèi砖）。那个时候，大院周边有草地河流。草地上有蜻蜓、蚂蚱、蝴蝶，有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河里有泥鳅，有其他种类的鱼，还有“皮条儿”，就是水蛭。大院南边有养鱼池，可以到那里捞鱼虫，挖胶泥，经常挖出蝲蝲蛄来，结结实实，前足极有力。冬天可以在养鱼池滑冰，也可以到“大河”那边滑冰，起初自制“冰车”，在两根方木上各安装一根钢筋，方木上钉上几条小横板，跪在上面，用冰锥滑行。后来院子来了一家朝鲜族人，姓具，他们把“单刀”传进来了。“单刀”用四块小木板拼成，底板上安装“单刀”，有条件的安装一片冰刀，没有条件的就用铁片代替。脚踩在上面，蹲着滑行，灵巧如燕。
02
高中时代
高中时代最难忘，那时在内蒙古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结识了呼勤、敖仁其、朝戈、朝戈金、李晶、呼格、哈布尔、阿来、乌尼、阿拉泰、宝力道、陈济和等同学，还有初中同学呼和那日苏，周卫星也在这个班。我们有几位是“立志”少年，互相勉励，呼勤好古，敖仁其明哲，朝戈、哈布尔、阿来善画，朝戈金巧言善书，呼格善友。课间休息时，男同学们就涌向教室外面的大菜窖，在上面谈天说地，推推搡搡，嬉笑怒骂。那个时候流行戴军帽，穿四个兜儿的干部服，有垫肩，个子差不多的站在一起，肩膀要高出来不少，很威风。我从小学到高中都负责出版报，写写画画，擅长粉笔大字，尤其喜欢魏碑，外方内圆，偶尔也写外圆内方的隶书。因为视力不大好，没有加入美术班。
呼勤借我《曹操集》，那些凄美壮怀的诗句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我俩放学同路回家，还约定每天早起在内蒙古大学操场锻炼，他背古诗，我背俄语。
对我学俄语产生很大影响的有两位前辈：一位是巴达荣嘎先生，一位是耶拉先生，两位都是达斡尔族。巴达荣嘎先生，毕业于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教育系，通晓达斡尔、鄂温克、满、蒙古、汉、日、俄、英等语言文字，曾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是当地著名的语言学家，人送雅号“八国翻译巴达荣嘎”。我在高中时代拜他为师学俄语，他的教学法就是让学生“背诵”，从高尔基的《海燕》《我的大学》到屠格涅夫的诗，都要背诵，后来我就靠这点底子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巴达荣嘎先生喜欢锻炼身体，年近花甲时自学希腊语，对我很有感召力。耶拉先生吉林师范大学毕业，擅长国画、油画和蒙汉文书法，曾任内蒙古美术家学会副主席、内蒙古书法家协会主席，他的油画作品《开向新工地》《嫩江远眺》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他和我父亲是老朋友，来我家做客时也顺便指导我的俄语发音，他模仿俄国人发音很像，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他也指导我练习书法。现在我对俄语生疏了不少，但对两位先生的音容笑貌刻骨铭记，随时浮现，是我日后对巴赫金感兴趣的关联所在。
根据克拉克和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介绍，苏联的著名学者巴赫金9岁时迁居维尔纽斯，那里的建筑风格多种多样，语言文化丰富多彩，有俄语、波兰语、立陶宛语、依地语，很像呼和浩特市的多语汇聚：汉语、蒙古语、达斡尔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还有不同汉语方言的南腔北调。多语或者“杂语”可以避免“单一的真理语言”，可以保持语言的活态发展，防止思想僵化。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指出，对话理论是巴赫金思想的核心，对话是人类的生存方式。自我“全观”认识是人类生活完美的需要，但是人类有天然局限，不能靠自己实现“全观”，例如不能直接观察自己的面孔和背部，这就是“视域剩余”。人必须借助他人、借助中介来弥补“视域剩余”的缺陷，实现对自我的超越和完善。多语多调多文是人类对话和自我完善的必要前提。
03
优秀徒工
1976年高中毕业后，到内蒙古104地质队当徒工，在伊克昭盟钻井，队部在东胜，现在是鄂尔多斯市的一个区。那个时候没想很多，就是努力工作，评上了“优秀徒工”，奖励了笔记本。我在二号机台，几乎每个月都要搬家，帐篷、行李装到解放牌卡车上就走，司机姓李，后来换了白姓司机，搬家学会了刹车扣、瓶扣、猪蹄扣、拴马扣等小技巧。到了新地方要搭建帐篷，然后要建塔，苏联钻塔18.5米高，塔腿长而重；国产钻塔21米多，塔腿短而轻。我们把安全绳系在身上，坐在横梁上，用腿盘住斜拉，以保持稳定，瑟瑟发抖，用绳子把塔腿吊上来，一节一节往上安装。提钻和开升降机最不方便：泥浆四溅，喷到眼镜上，什么也看不见，只能跑到后台水槽里洗一洗；操作升降机时，如果赶上下雨，抬头往上看，眼镜会被雨淋，影响视线。有一次机台搬到乌审旗河南公社钻井，我们住进了窑洞，这里和陕西交界，走一段路就可以到陕西定边县，我们还和那里的驻军打过篮球呢。
业余时间也读书，尤其是借助词典读蒙古文的《红楼梦》，书上写满了生词，由于没有整块时间，文字阅读的水平提高不大。
1978年我听到高考信息，抓紧时间复习，但压根儿不知道高考会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会出什么样的题。工作之余的复习时间也是碎片化的，零打碎敲，不成体系，只能靠老底子碰运气。
04
呼京问学
1978年夏，我请假去东胜参加高考，考取了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读的是俄语专业，入学后赶上俄语专业统一改为英语专业，从ABC学起，每天背诵许国璋《英语》，四册全背下来，考试不发愁。学外语靠背诵，先正着背，后倒着背，可谓“倒背如流”。年轻的王可老师，还有其他两位老师，教口语，用指头量口型，一遍遍练习国际音标。一年不到，我和另一位同学插到快班，快班同学大多从师专英语系毕业，底子厚。我们这个快班的班主任先是刘庆荣，后来是潘桃霞。我在学英语的同时，利用学习二外的机会，学了一点法语和德语的基本知识。77、78、79这三届，可谓老的老，小的小，“40后”和“60后”同班学习，我是“50后”，居中。那些考俄语进来的大龄同学，原本考分较高，改学英语后遇到困难，年纪大了，背功大不如前。那个时候，人人都憋着一股劲，拼命学习，努力钻研，常常“夜里挑灯看剑”——统一熄灯后，还私拉电线，点灯研习课文。后来我们这里有了外事活动，记得当时为了迎接外宾，系里的老师在厕所里点香，那味道很特别。很羡慕那些77级的从知青考上来的同学，许多人来自北京和天津或其他大城市，手里有张道真语法和葛传椝语法，振振有词，能说出道理，不能不佩服。
记得张海洋、林宗成和我，每周要去北京大学上考古学的课，吕遵谔先生教旧石器，李仰松先生教新石器，我们认真做记录，还画那些盆盆罐罐。林耀华先生请吴汝康先生讲授体质人类学，请杨堃先生讲民族学，林耀华先生和庄孔韶老师给我们讲原始社会史，宋蜀华先生讲傣族农村公社，王辅仁先生讲藏族史，黄淑娉先生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邵献书先生讲彝族社会，苏晋仁先生讲《唐宋文举要》，黄布凡先生讲语言学概论，祁庆富老师讲“亚细亚生产方式”，陈昌平老师讲民族人口学，等等。我自己还去旁听贾敬颜先生的蒙古史和陈连开先生的历史地理课。先生们讲课各显其能，精彩极了，有些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林耀华先生讲原始社会史，把英语“黑猩猩”说成tsinpenzee，把“变化”说成“变发”；王辅仁先生讲西藏农奴制，拇指和食指相接成环形，放到眼睛上做“瞭望孔”，模仿农奴主从碉楼监视农奴劳动的样子；邵献书先生讲课要挥动扇子，抑扬顿挫，像表演评弹。吴汝康先生提到他和安志敏先生的分歧：从猿到人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还是存在“亦人亦猿”阶段？他用右手比画拿石斧的样子，一边慢慢砸向左手中想象的砾石，一边问我们：“这时候变成人了吗？”“这时候呢？”他显然不同意“突变论”，同意“亦人亦猿”过渡论——一石斧砸到砾石的刹那间，猿立马变成人，这样太突然了吧？
1985年临近毕业，研究生科宝玉柱老师告诉我马学良教授要招收博士研究生，鼓励我报考。如果没有宝老师提供的信息，我可能会失去这次机会，对他至今心存感激。我请林耀华先生写推荐信，先生欣然同意，写道：“极力举荐纳日碧力戈同学报考马学良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这是马学良先生首次招博士研究生，方向是藏缅语族语言文学，面试合格之后，马先生告诉我，你以后还是要回归民族学，现在的专业方向是语言民族学。早在1981年，马学良教授和戴庆厦教授合写了《论“语言民族学”》一文发表在《民族学研究》第一辑上，文章指出“通过民族来研究语言的特征和过程的（即以研究语言为目的的），可称为‘民族语言学’”；“通过语言来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即以研究民族为目的的），可称为‘语言民族学’”；1983年两位先生又在《民族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语言和民族》一文，指出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重要地位、从语言研究民族和从民族研究语言的方法。记得马先生的老师罗常培在《语言与文化》的后记里提出，要在语言和文化之间搭一座桥，看来我要走的是这条路。读博期间，主要由马学良先生和他的助手范慧娟老师授课，大多是语言民族学理论和听音与记音；戴庆厦先生、陈其光先生、张公瑾先生、罗安源先生、倪大白先生、史有为先生等也都给我们上过课或者开过讲座。我们也去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和其他院校参加各类讲座。读硕士期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讲座上见到在人类学领域首先使用“主位”(emic)“客位”(etic)概念的肯尼思·派克（Kenneth Pike）教授和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有很多有趣的书，少数民族文字的书也不少。我阅读了沙夫的《语义学引论》，后来又读了高名凯的《语言论》。当时对我来说，这些书不好懂，云里雾里读了一遍，但为以后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动力。
经过马学良先生、胡坦教授、戴庆厦教授以及王尧教授的多次指导，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定为《姓名的语言辨析研究》。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杨希枚先生给了我很多启发，龙宇晓同学引荐并带我去见他。杨希枚先生是人类学家，也是先秦史专家，杨先生能够整段背诵《左传》，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我多次登门拜访，他从不拒绝，还把大量姓名研究资料借给我。姓名涉及语言，也涉及文化，适合语言民族学（语言人类学）研究。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是在1989年6月举行的，地点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三系所在的17号楼，答辩主席是王静茹先生，答辩委员是杨堃先生、胡坦先生、戴庆厦先生，应该还有罗安源先生，李炳泽老师担任记录员。我的博士论文以《姓名论》为书名，200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5年又出了修订版。本书得出如下结论：形式与内容、区分与整合是姓名发展的内部规律；连名制中父名与子名的前后位置，最初取决于有关语言的名词性修饰语对于中心词的位置；姓名是社会分类系统；多次举行的命名仪式标志了人生过程；讳名制既反映信仰，也反映社会权力和社会控制；数目字名、排名制、亲子连名制也往往和“存在相互性”(mutuality of being)或者父子、祖孙血统观念或其构建，密切联系，互为因果；双名制和多名制反映族群之间交往的频繁程度，有时也反映在特定环境下隐藏身份的需要。从死者名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反映特定社群的人观、生死观和宇宙观。
05
社科天地
我于1989年6月博士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现更名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民族学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民族研究所工作期间，我的主要兴趣仍然是在语言与文化之间搭桥，作为尝试，在《民族研究》上发表了《民族与民族概念辨正》（1990年）和《民族与民族概念再辨正》（1995年），从符号尤其是语义和语用角度探讨民族概念。《民族与民族概念辨正》提到像满族这样的民族，虽然不再全面保持自己的语言，也失去了物质和精神的特点，但是仍保持了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自称，因此对他们来说，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自称是最稳定的民族要素。满族的自我意识体现了一种类推原则：别人都有归属，我们也应该有。文章还拟出自己的民族定义：民族是在特定历史的人文和地理条件下形成，以共同的血统意识和先祖意识为基础，以共同的语言、风俗或其他精神和物质要素组成系统特征的人们共同体。此外还有投射作用——历史条件和民族特征消失后，会通过神话传说之类的形式对民族成员产生投射作用；促激作用——民族压迫和政治压迫会激发民族意识；变体作用——“变体”概念借自语言学“音位变体”理论，出现在特定范围内同样文化环境中且可以互相替代、表达同一意义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因素，称为自由文化变体；各自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出现且不能互相替代、表达同一文化意义的文化因素，称为文化条件变体。例如在内蒙古牧区, 奶茶待客是既定习俗, 而在城市里, 蒙古族既可以用奶茶（如果有条件）也可以用红茶、花茶等来待客, 起到的作用和表达的文化意义是相同的或近似的, 因此, 仅就城市环境而言, 蒙古族用奶茶待客和用红茶或花茶待客属于自由变体；但是在牧区就不同了, 只要有奶茶, 就得用奶茶招待客人,只有在奶源缺乏的情况下,才用砖茶待客,用奶茶待客和用砖茶待客在牧区文化环境属于条件变体。五年后发表的《民族与民族概念再辨正》认为，民族的实质是符号性，不同的时空条件赋予它不同内容，但其形式意义保持不变。这个观点背后有结构主义的影响。文章又另外对“民族”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民族是家族符号结构和家族符号资本的基础上形成的超族群政治—文化体。”此外，文章指出：文化多元不直接影响国家安定，关键是不把文化现象政治化，不把文化多元变成国家多元，不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转化成为民族问题。1995年6月21日至7月12日北京大学举办了“首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这次高级研讨班成为许多高校人类学民族学学术交流的模式，大大推动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建设,提高了学术水平，影响深远。费孝通、李亦园、乔健、金光亿等海内外著名专家莅临指导，亲自授课，让研讨班的全体学员大开眼界，大有收获。我就是在这次研讨班上从乔健先生那里了解到巴特(Fredrik Barth)的族群边界理论。周星和王铭铭根据这次研讨班的演讲，编辑出版了《社会文化人类学演讲集》（上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我发表的《民族主义·象征符号·中国》一文，收录于下册第533-557页，重点从语言符号、象征意义、社会记忆的角度，探讨中国的民族和民族主义。
1997年1月6-20日，我到昆明参加了云南大学主办的“国家教委第二期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林耀华、田汝康、李亦园、乔健、庄英章、宋蜀华、陈国强、郑杭生、何耀华等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莅临指导，另有莱曼(F. K. Lehman)、何大伟(David Hicks)、魏杰兹(J.W. Wilkerson)等海外学者做了演讲。1998年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6月15日至7月5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了“21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系列讲座，同时举办了“第三届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中外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莅临这次学术活动的，包括金耀基、李亦园、乔健、庄英章、中根千枝、金光亿、史翠珊(Marilyn Strathern) 、萨林斯 (Marshall Sahlins)、布洛赫(Morris Bloch)、帕金(David Parkin)、桑高仁(Steven Sangren）、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等。1999年6月23日—7月2日，北京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在昆明联合主办“第四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得到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海内外前辈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关怀和支持，来自中国十多个省区和海外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班。我从认知角度，借用“家系（族）类（相）似性”和“区别性特征”概念，反思“民族识别”，认为中国的“民族”是主要体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基础上的政治—文化体系。
2000年，我在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张强编辑给予我很大支持。本书是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基金项目“民族文化与多元一体”和1996年国家人事部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活动重点资助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关系新观察”的研究成果，重点介绍和讨论国内外人类学族群理论，突出前沿性，填补中国人类学族群理论研究的空白。族群是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超强的生命力和可塑性，可以给社会冲突提供动力，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希望和信心。族群研究要揭示族群的本质和演变，有助于超越偏见、增加宽容，让国际和平多几分希望。
06
游学西洋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期间，于1992—1993年获英国外交部高级奖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亦即博士后，合作导师是卡洛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教授。1993—1994年获“蒙古与内亚研究室—共同保障委员会—牛顿”基金，在剑桥大学续任高级访问学者。我在剑桥大学的联系单位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MIASU），前身是由拉铁摩尔建立的利兹大学蒙古研究中心。拉铁摩尔懂汉语和蒙古语，著有《荒漠路至土耳其斯坦》《满洲：冲突的摇篮》《满洲的蒙古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等，对中国—内亚有深刻独到的研究。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的主持人是卡罗莱·汉弗雷,她从利兹大学毕业, 后来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习人类学, 在布利亚特人集体农庄做田野考察, 写成《卡尔·马克思集体农庄》一书。她的俄文极好, 蒙古文也不错, 当时还计划学习汉语。相隔26年，去年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再次见到她。我加入了她主持的“麦克阿瑟内亚文化与生态保持”项目,研究畜牧业经济文化和生态保持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土世界观和神灵观对保护环境的作用是重点之一。团队有各类人员六七十位, 多数是名誉成员。办公室是现租的, 计算机是现买的, 人也是现雇的, 有经费就有一切。她很重视本土人参与,团队成员有来自独联体布利亚特和图瓦的学者，有来自蒙古国的学者, 中国新疆和内蒙古也有学者参加。后来，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编成了上下册两本书出版，还被译成了蒙古文。
我来剑桥学习在语言和文化之间搭桥的技艺,学习语言民族学/语言人类学理论方法。汉弗雷根据我的计划,邀请斯蒂芬·休-琼斯(Stephen Hugh-Jones)和雷切尔( Rachel) 两位专家加入合作导师组，她们的办公室在国王学院，我两次去向他们请教。休-琼斯对我的帮助很大，他给我开了书单,我开始研读符号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的文献。斯蒂芬·泰勒在《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 1969）导言中强调, 文化不是物质现象, 它是内在认知对外在物质现象的组织, 即它是通过对物质现象的分类而得到的认知模式，这种由内向外的研究方法,受到各种质疑和挑战。认知离不开物感物觉、物物相指。这种由内而外的思潮和20世纪50 年代心理学和语言学领域发生的范式转移（“认知革命”）有关。在20世纪20年代和50 年代之间，刺激—反应学派作为心理学主流,强调观察到实验, 反对概念推理，但这种研究范式最终遭到挑战。从动物到人类，大脑中都贮藏着事物和事件的图像,儿童尤其能够建造有关周围世界的复杂模型。1956年以前，行为主义是语言学的主导,听音、记音、线性结构分析是“本分”，对心理敬而远之。乔姆斯基于1957年出版《句法结构》，引起语言学革命。他证明，人类不是通过词汇组合来学习语言的，而是先学习少量语法,然后用语法转换生成大量句子。其实，传统人类学也并不排除心理和认知的研究, 只是提法有一些不同。例如， 埃文思-普里查德把人类社会作为符号系统来研究；克拉克洪研究那伐鹤人的观念和价值。20世纪50年代末, 族群科学(ethnoscience)和语言人类学的合流。弗洛伊德·劳恩斯伯里(Floyd Lounsbury)和沃德·古迪纳夫(Ward Goode Goodenough) 发表了分析亲属称谓和本土天文学的重要论文。深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语言学理论影响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发展了结构主义人类学。他认为神话、亲属制度、面具、丧葬活动等文化形式，表现了人类心理的无意识结构。结构人类学的典型做法是在文化材料中寻求结构性二元对立, 推导转换生成的形式, 而并不涉及本土人是如何看待自己文化的, 因为文化材料的结构是无意识的产物。
2001-2002年我应邀到美国卡尔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任弗里曼人类学客座教授(Freeman Visiting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为社会学人类学系授课，2003年通过全球竞聘，获得正式教职，由于身份尚未解决，暂任伯恩斯坦人类学客座教授(Bernstein Visiting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2005—2009年正式就任卡尔顿学院珍尼-拉斐尔·伯恩斯坦亚洲研究与人类学讲座教授 (Jane & Raphael Professor of Asian Studies and Anthropology)。2008—2009年任美国麦卡莱斯特(Macalester College)学院人类学客座教授。
在卡尔顿学院讲授的课程有：人类学概论、语言人类学、语言与文化、族群理论、族群与民族、东亚人类学、朝鲜人类学、韩国人类学、日本人类学、中国人类学、跨文化成长（合教）。当时任社会学人类学系主任的费舍尔(James Fisher)要求我开新课，其中就有上面的日本人类学、朝鲜人类学、韩国人类学、东亚人类学。
卡尔顿号称中西部“小哈佛”，曾经在全美排名第四，是文理学院，实行三学期制，学生在三年级之前要修满理科、社科、人文三个领域的学分，三年级才分专业，即便选了数学系、物理系等，学过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可能性也很大。
卡尔顿图书馆条件很好，有全美馆际互借图书的服务，方便借阅各种文献资料。当讲座教授的好处是有额外经费补贴，可以购买设备和图书，还可以参加各种重要的学术会议。我在这里主要研读符号学文献，重点学习皮尔士理论。皮尔士理论的优势在于符号系统的生态性，不把物感物觉、物物相指、价值意义分隔开来，而是让它们互为条件，各自因对方的成立而成立、存在而存在，心物关联，内外互动，以至于美国符号学家约翰·迪利（John Deely）把皮尔士符号学思想说成是后现代西方哲学的一场革命。
07
复旦治学
我于2009年7月回国，任复旦大学的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2011-2014年任本院副院长，配合邓正来院长工作。随后主持筹备和成立复旦大学第一个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2014年12月1日揭牌），担任创所所长（2014-2019年），哈佛大学资深教授凯博文（Arthur Kleinman）任名誉所长，裴宜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汉弗莱（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等担任海外顾问。2013年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复旦大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重点基地“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成立，我担任中心主任至今。本中心是当时长三角地区唯一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重点研究基地，致力于凝聚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系所的相关研究力量，组织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研究，撰写调研报告，为政府的民族事务决策服务，编辑出版《民族研究文摘》（双月刊），突出信息咨询的功能，被评为2014-2017年度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优秀研究基地。2008-2014年任贵州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2012-2017任贵州师范学院特聘教授、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兼国际山地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2011年任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2016-2019被聘为内蒙古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兼职院长，2019年任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同年被聘为河西学院“祁连学者”和民族学学科带头人，2020年担任内蒙古大学特聘教授。
我来到复旦大学，主要在两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符号人类学研究，重点是中国古代“地天通”思想和西方符号学理论的比较研究；二是人类学研究，涉及族群和民族理论。根据《尚书》《国语》《山海经》等古文献记载的“绝地天通”传说，颛顼帝派大臣断绝地天通道，让民神不再混杂。我们也许仍然处在“绝地天通”时代，官民有别，尊卑有序。不过，人类学研究代表了“续地天通”努力。人类学者是跨语跨族跨文的沟通者，浓描文化，呈现神韵，让文化变为资源，益众生，利万物。
皮尔士的“符号生态”观符合中国古代的儒道思想。不谋而合的是，美国学者郝大维和安乐哲在《孔子哲学思微》（2018年）中也指出实用主义适合研究儒道思想。皮尔士的“三性”符号理论把物象与理性联系在一起，有互动、开放、自返的特点。在他的符号理论中，“第一”是质感，是潜能，它关联着“第二”，即“事实”；在“质感”和“事实”之间起居中协调作用的是“第三”，即“推理”或者“理性”。从“第一”到“第三”是由“物”到“心”；“心”之为“心”，属于约定俗成的习惯。皮尔士说 “人是一堆习惯”(Man is a bundle of habits)，信念也是习惯，但它是被意识到的习惯。皮尔士的“习惯”接近布尔迪厄的“惯习”：日常的临场发挥是有规则的，受生成原则(generative principle)的指导；生成原则产生实践，实践会反作用于临场规则，规则是实践的中介也是它的结果。由物归心是重要的，由心返物也同样重要，它们都是心物对话的可逆过程。皮尔士的三性符号论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古代思辨很合拍。无论精神现象还是物质现象，无不相互关联，组成一个互相作用的互联体，形成“万物生态”。2015年我在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民族三元观：基于皮尔士理论的研究》，在国内民族研究中首次引入皮尔士三性符号论，结合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辨，也结合少数民族的三元观，综合研究中国民族现象，寻求更高层面的重叠共识。
2015年，应徐新建教授之邀，在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民族三元观：基于皮尔士理论的比较研究》，本书写作由2010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由“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四川大学‘985’工程”资助出版。从书名可以看出，这是我自己用皮尔士理论阐释民族理论和民族现象的初步尝试。同一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万象共生中的族群与民族》，结合古今中外的哲理，以万象共生的立场研究族群与民族的和睦之道，弘扬“千灯互照，光光交彻”的历史传统，以学术推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民族事务和民族工作提供新视域。
近些年，中央高层号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的文化观、民族观、祖国观需要守正创新。需要指出，张岱年先生提出的兼和相济论很可以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理念。张先生指出，“兼和”实质是对立统一，要阐明“一”“多”关系，在承认差异性、肯定事物多种内外矛盾客观存在的前提下，追求事物内外矛盾的动态平衡。他又在《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说：“一切都是在创造中的、一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我觉得，中国的特殊精神，也仍是在创造之中……我们不只要不失固有的特殊精神，我们且应加以发展改进，使之更以新的姿容表现出来。”“这些话的意思，即是主张不一定要执著旧的中国精神，而应重新创造新的中国精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单靠少数民族，要靠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双向努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历史传统、语言文化、政治制度三个维度着手，民心相通、互守尊严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同时，伦理担当、美学感召、意志推动都很重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五通”：心通、情通、语通、文通、政通。地天相通、兼和相配、仁德重义、自强不息，这些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共有内核，由古老传统积淀、升华而成。兼和相济，左右取中，这种和而不同的传统智慧可以丰富人类共同体的普遍价值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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