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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政策深度】“一带一路”十周年回顾与展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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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困难和阻碍,包括地缘政治风险、营商环境不佳、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风险以及企业国际化能力和意愿不足等。站在资本市场的角度,我们整理了基础设施、能源矿产资源、数字通信以及贸易联通等核心主线,分析其对建筑装饰、有色金属、通信以及交通运输等代表性行业的影响逻辑,并从证券板块、人民币国际化、跨境电商出口三个重点领域提出中长期投资建议。

摘要

  本报告作为“一带一路”十周年回顾全景图系列报告的下篇,主要回顾了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以来遇到的困难与阻碍以及“一带一路”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分析,并提出投资建议。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遇到的困难与阻碍,本文从战略和执行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分析。战略层面主要的困难主要包括两点:第一是沿线国家的担忧疑虑,包括对中国扩大地缘影响力,改变地缘战略平衡的担忧,此外还有对中国对外投资的泛政治化的担忧;第二是来自西方政府的阻碍。自2016年明确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以来,美国动用了军事、外交、经济、科技、舆论等手段与中国进行对抗。同样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自然也是美国进行扼杀的主要对象之一。从执行层面来看,地缘风险、营商环境不佳、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常见风险以及企业国际化能力不足等问题也始终围绕“一带一路”海外合作项目的开展。针对这些困难与挑战我们还需要在政治沟通、安全保护、风险管理、法律和监管合作、商务纠纷解决机制、企业海外本土化经营能力和国际化经营规范能力等角度大力完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报告的第二部分分析了“一带一路”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未来展望。2023年是我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也是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之年。随着峰会的逐步筹备,“一带一路”这一投资主题的热度也逐渐提升。报告回顾了过去十年内“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因素驱动的五轮上行行情。整理了“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合作、能源矿产资源合作、数字通信合作以及贸易联通等主题对建筑装饰、有色金属、通信以及交通运输等几个代表性行业的影响逻辑,并分析十年间这些行业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建设的代表性公司的行情变化以及“一带一路”十周年新背景下的发展前景。

目录


正文

一、 “一带一路”遇到的困难与阻碍分析

(一)战略层面

1. 沿线国家的担忧疑虑

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自发出以来获得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截至2023年1月,“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拓展到全球151个国家以及32个国际组织。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实行的过程中也遇到了沿线国家的战略误判和担忧疑虑等难题。“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较大,地缘关系复杂,这使得“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互信面临挑战。部分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产生疑虑,担忧中国利用“一带一路”扩大地缘影响力,改变地缘战略平衡。比如,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作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其部分项目建设位于印巴争议克什米尔地区,印度政府担忧中国通过投资加深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力,从而影响到地区的政治稳定。

此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也引起了部分国家的担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国家过分集中于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方向集中在矿产、能源、交通、通信等敏感产业。同时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以国企为主,由于中国政府成为主要出资方,加之国有企业先行投资,这很容易引起投资目的地国家的政治疑虑。中国政府作为出资主体的另一个潜在后果是加剧经济问题的泛政治化,甚至引发地区大国对传统地缘政治秩序改变的担忧。例如,在非洲地区,部分西方国家担忧中国在非洲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如港口、铁路等,会改变非洲地区的政治格局,影响其在非洲的地缘影响力。

为应对这一问题,在宣传“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还需积极展示倡议的真实成果,做好民心相通工作,通过可靠的案例和看得见的事实说明“一带一路”项目如何为沿线国家带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技术转移等实质性利益。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传递一个公正、客观的“一带一路”倡议形象,有效减少和消除沿线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担忧疑虑。

2. 西方政府的阻碍

近年来,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单极化世界格局恐难维系。2022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72%,考虑到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未来十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有望超越美国。尽管中国反复强调要走和平发展和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但美国以己度人,坚信中国“国强必霸”,认定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一定会挑战其霸主地位。自2016年明确中国为头号竞争对手以来,美国动用了军事、外交、经济、科技、舆论等手段与中国进行对抗。同样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自然也是美国进行扼杀的主要对象之一。

在外交上,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不断进行战略制衡,以遏制“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挤压中国的国际政治空间,甚至尝试将中国“踢出”当前全球产业链。美国先后提出“繁荣非洲”倡议、“蓝点网络”计划等一系列“去中国化”的区域发展战略,试图将中国孤立于全球化发展进程之外。同时还相继提出在印太地区建立一系列“去中国化”的经济政治联盟,试图重塑全球产业链,如美日澳印韩越“经济繁荣网络计划”、美日“印太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融资合作关系 、美日澳印“四边机制”等。2021年6月,在美国的主导下,G7国家达成“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共识,提出与盟友伙伴探索推动“新印太经济框架”,试图联合“两洋盟友联动”应对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2022年5月,“印太经济框架”启动,在此框架下,美国将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在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为东道国提供“一带一路”的替代性方案。2022年6月,美国牵头联手G7集团共同宣布发起“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试图在更广阔的范围进一步挑战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此外,在美方的政治渗透和拉拢下,我国与“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合作的不稳定性提升。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在亚洲地区和东欧地区的渗透和控制,缅甸、柬埔寨、巴基斯坦等地政治局势混乱,地方军阀割据盛行,安全风险极大,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带来极大隐患。2022年8月, 继立陶宛之后,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正式宣布退出由中国所主导的“17+1”合作机制,加速向美靠拢,“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东欧合作变数增多。

在经济和科技上,美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在经济和科技层面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遏制,甚至不惜牺牲自身的利益和信誉。一是与中国发起贸易战。2018年3月,美国以中国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并实施投资限制。此后,美国又多次升级关税措施,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约5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这是自19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战,给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不确定性。二是科技封锁。美国利用自身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和影响力,对中国的科技企业和机构进行了多种形式的限制和打击。例如,美国将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其出口或提供技术、软件、设备等产品或服务。美国还对中国用于人工智能和芯片制造工具的半导体出口实施限制。这些措施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发展,造成了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产业缺口。三是人才打压。美国通过各种方式阻碍或干扰中国人才在美国从事科研、教育、创新等活动。例如,美国对来自中国或与中国有关联的科学家、学者、留学生等进行了无端的审查、调查、起诉甚至逮捕。美国还限制或取消了部分中国人才赴美签证或工作许可。这些做法严重侵犯了中方人员的合法权益,损害了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在舆论层面,美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持有敌视态度,宣扬这是中国寻求全球霸权的计划,是21世纪的“马歇尔计划”。为了遏制中国的影响力,美国广泛动用舆论武器,从环境、债务、人权、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等角度,在全球对“一带一路”进行抹黑和诋毁。从环境角度来看,美国媒体报道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规模基建项目中,忽视环境保护问题,导致当地环境污染严重。此外,美国媒体还反复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会导致沿线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例如,美国媒体声称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口项目中,中国公司在施工过程中违反了合同条款,导致斯里兰卡政府无法偿还高额贷款,最终不得不将该港口出租给中国。美国媒体同时也广泛渲染炒作“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概念,报道声称“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经济殖民主义”的工具,旨在通过向沿线国家提供大量贷款和援助来扩大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并将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附庸。

除去负面报道这一基本手段外,美西方加大力度资助对“一带一路”的系统性负面舆论宣传,有组织地发动舆论战和认知战。202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中明确要求美国加大对华舆论战力度,专门将“一带一路”倡议抹黑成中国“扩大影响力”的手段,授权美国政府于2022—2026财年每年拨款3亿美元,作为“对抗中国影响力基金”,并要求国务卿任命一位助理国务卿级别以上官员负责政策指导、协调与经费动用等统筹工作。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被安排利用这些资金支持并训练“记者”,让他们对“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发起所谓“公共责任调查”。美国政府还出资支持一些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利用其跨国网络控制信息的产生和传播。此外,美国注重潜移默化改变国际社会共识,从传统媒体上升到网络的“认知战”,矮化、丑化和妖魔化中国形象。

  (执行层面

1. 地缘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国家涉及中亚、东南亚、南亚、欧洲、非洲等全球多个大洲的广大地域,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传统思维、政治形势、宗教信仰存在着巨大差异。特别是中亚、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战略资源,是全球大国开展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地带。这些地区往往政治派系复杂,且易受到内外势力的扰乱与干涉,呈现出国内局势动荡、 政权更迭频繁、恐怖主义盛行、政策缺乏连续性、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风险高企的局面,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中面临的突出风险之一。以下是一些具体案例:

(1)国内局势动荡

中缅经济走廊是中缅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重要合作项目之一。该项目包括从中国云南经曼德勒到若开邦皎漂的走廊建设,从云南到曼德勒再到仰光走廊上兴建城市、农业区、工业区和运输相关设施等基础设施,以及公路、铁路的建设和完善。然而,由于缅甸长期存在的民族冲突和政治动荡,使得项目进展缓慢。2021年,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军方夺取政权,这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局势不稳定,对“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项目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2)恐怖主义

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巴双方共建的“一带一路”的另一标志性项目,全长三千多公里,包括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和光缆覆盖的“四位一体”通道和贸易走廊,被称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起点位于中国新疆喀什,终点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巴基斯坦作为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的关键合作伙伴之一,其国内长期存在恐怖主义、民族纷争和政治动荡等问题,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安全威胁。2018年8月11日俾路支省达尔本丁地区的中国工程师车队遭遇袭击,3名中国人和3名当地安保人员受伤;2018年11月23日3名武装分子闯入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被击毙,2名巴警卫身亡;2019年5月11日4名武装分子对瓜达尔港自由区附近的明珠洲际酒店发动袭击,3名酒店安保人员身亡。2021年7月14日,中企承建的开普省达苏水电站项目出勤班车当天在赴施工现场途中遭遇爆炸,造成9名中方人员遇难,28名中方人员受伤。2021年7月28日,信德省卡拉奇市2名中国公民乘车外出时遭遇枪击,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伤。

3)政治稳定性与政策延续性不足

2018年,马来西亚发生政权更迭,执政达到61年之久的巫统在选举中失利。马来西亚的政权更迭则对双方在“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2018年8月宣布,将取消三个中资企业在马来西亚投资建设的大型基建项目。这些项目由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承建,均被视为中国在马来西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项目,这些项目的暂停引发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对“一带一路”项目在马来西亚的推进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也被西方媒体炒作为“中国遭遇挫败”。

2. 营商环境不佳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面临营商环境不佳的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法律和监管障碍、开办企业成本过高、商务纠纷解决能力不足、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等几个方面。

1)法律和监管障碍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过程中,我国企业面临着法律和监管障碍。许多沿线国家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法律法规可能含糊不清,执行力度不够。此外,一些国家政策制定不稳定,经常发生变动,这给企业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投资的过程中,企业需要应对复杂的审批流程和腐败现象,这会增加投资风险和成本。监管方面,沿线国家的监管机构在很多领域仍处于发展阶段,对外国投资者的监管能力有限。这意味着在法规执行、环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企业可能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我国企业在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需要克服这些法律和监管障碍,确保投资顺利进行。

(2)开办企业成本过高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过程中,我国企业需要承担较高的开办企业成本。在一些沿线国家,企业需要支付高昂的政府审批费用、税收等,这可能削弱企业的竞争力,降低投资收益。此外,国家基础设施水平较低通常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如物流、通信等。高昂的人力成本也是一个问题。一些沿线国家缺乏高技能的劳动力,企业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培训员工,或者从其他国家引进人才。同时,语言和文化差异也会增加沟通和管理成本,给企业带来挑战。

(3)商务纠纷解决能力不足

沿线国家很多时候缺乏有效的商务纠纷解决机制。这导致在与合作伙伴或当地政府发生纠纷时,我国企业很难获得公正、及时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涉及合同纠纷、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沿线国家的法律制度可能无法提供充分保障。此外,不同国家间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存在差异,这给企业在跨境纠纷解决中带来了难题。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应对这些纠纷,从而影响投资效率和收益。为了降低商务纠纷的风险,我国企业需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法律合作,推动建立公平、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4)商业透明度不足、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过程中,商业透明度不足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些国家往往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企业难以获取准确、全面的市场信息,这给投资决策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此外,一些沿线国家存在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可能导致企业在获取政策优惠、资源配置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这种不透明的商业环境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可能导致投资损失。

(5)政府治理能力不足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政府治理能力不足也是一个重要挑战。很多沿线国家政府治理水平较低,政策执行不力,可能影响企业的投资和运营。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税收征管等领域可能存在问题,这会增加企业的投资风险。此外,政治不稳定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在一些沿线国家,政治局势动荡,可能导致政策的突然改变,对企业投资造成严重影响。为了降低政治风险,我国企业需要在投资前进行充分的政治风险评估,并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3.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常见风险

根据世界银行《一带一路经济学》专题报告,“一带一路”倡议普遍存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常见风险,主要包括收益风险、债务可持续性风险、环境与社会风险等

(1)投资项目收益回报不足甚至成本收回困难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面临着投资回报不足甚至成本收回困难的风险。基础设施项目通常涉及巨额投资、长周期、复杂技术和管理要求,这使得项目的收益和成本预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市场需求不足、管理不善、融资困难等原因,基础设施项目的收益可能远低于预期,甚至无法收回成本。

(2)债务可持续性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往往需要巨额融资,这给沿线国家带来了债务可持续性风险。一些国家在接受中国的投资和贷款时,可能过于乐观地评估了项目的收益和自身的偿债能力,导致债务负担过重,甚至出现债务违约。2018年,斯里兰卡因无法按期还款,被迫将汉班托塔港99年使用权出让给中国,在国际上引发了较为负面的反响。斯里兰卡政府曾将汉班托塔港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期望能借此提振经济。然而,由于项目收益不如预期,斯里兰卡在承受巨大债务压力下不得不采取这一措施。

(3)环境风险

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环境风险。在建设过程中,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排放污染物、消耗大量资源,对当地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菲律宾南部的普兰吉河上拟建的南普兰吉水电站项目引发争议。该项目位于棉兰老岛,装机容量为250兆瓦,旨在增加菲律宾第二大岛屿棉兰老岛及岛上2400多万人口的电力供应。这个项目被认为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建设、建设、再建设”基础设施计划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交汇点。部分环保人士和当地民间组织质疑兴建如此大型的大坝项目的必要性,认为项目对环境影响较大。主要担忧包括森林和河流生态系统的破坏、影响原住民社区、野生动物和生态系统。

(4)社会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带来社会风险。这些项目可能导致土地征用、强制拆迁、民众抗议等社会问题,进而影响项目的实施进度和投资回报。以肯尼亚蒙内铁路项目为例,该项目是“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约40亿美元。然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土地征用引发了当地居民的抗议和诉讼。部分居民担忧失去土地和生活来源,因此对项目产生抵触。

4. 企业国际化能力和意愿仍显不足

中国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仍然暴露出不少国际化能力相关的问题。

1)国际化规则标准话语权不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式规格标准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相对较弱。要实现与沿线国家的制式规格标准相衔接、相融通,需要推动中国标准规范“走出去”。“一带一路”国际规则标准较碎片化,企业参与“一带一路”项目遵循相关国际规则标准协调成本高、纠纷多、仲裁难,缺乏统筹“一带一路”国际规则标准软联通的专门机制,中国规则标准不够国际化,对国际规则标准的对接与联通缺乏系统规范的前瞻性研究等。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和高质量发展,加强市场、规则、标准方面的软联通,强化合作机制建设。

(2)专业化的服务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不足

现有国际仲裁和争端解决机制程序复杂繁琐,费用高昂。例如,仲裁费用可能包括仲裁机构的管理费、仲裁员费、律师费等,对中国企业构成较大的经济负担。据统计,中国企业在境外诉讼仲裁中败诉率高达90%。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企业在国际法律环境中处于劣势地位,缺乏专业化的服务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为例,2015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加蓬共和国的一起石油开采纠纷案中败诉,损失超过9亿美元。这主要归咎于公司在国际法律环境下的应对不足和相关服务机制不完善。

(3)中国企业海外本土化经营能力不足

“一带一路”倡议要求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实现更深入的融合,这包括适应当地营商环境、融入当地文化和实现属地化管理。然而,目前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能力仍有待提高。同时,我国海外投资起步较晚,企业不熟悉国际市场、缺乏海外投资经验,以及会计、律师、咨询等中介机构发展程度低、风险评估能力弱等问题比较突出。海外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复杂多变,语言文化、商业规则、法律体系、行业标准等与国内截然不同,对企业的适应能力和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4)国际化人才严重短缺

目前,中国企业在国际化人才方面存在严重短缺。具有国际化视野、国际化技能、能够适应国际化劳动市场的专业化管理人员比较稀缺,成熟且能适应国际用工市场的产业工人也较为紧缺。在海外项目中,中国企业往往面临与当地员工沟通障碍、文化差异、管理理念不同等问题。例如,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项目时,与当地员工的沟通和管理问题一直是企业面临的挑战。这些问题可能导致项目进度延误,甚至引发民间抗议,对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 “一带一路”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影响分析

2023年是我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也是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之年。随着峰会的紧张筹备,“一带一路”这一投资主题的热度也逐渐提升。回望过去十年,“一带一路”指数共有五轮比较明显的上涨行情。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这段时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筹备期,大量的高层表态和政策规划极大地推动了资本市场,区间内“一带一路”指数的收益率为211.29%。第二轮上升行情出现在第一轮市场过热调整后,我国召开第一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期间,时间为2016年6月至2017年4轮。经历第一轮行情中市场的激烈表现,第二轮上升行情的特点体现在较为温和,区间收益率为37.61%。第三轮和第四轮上升行情同样与事件驱动因素有关,分别受到第二届高峰论坛以及“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的影响,时间区间分别介于2019年1月至2019年4月与2021年6月至2021年9月。这两段行情的特点体现在时间短、上涨快、相比事件的时间具有前瞻性,区间收益率分别达到了36.41%和30.85%。最后第五段行情的时间区间为2022年11月至今,主要的驱动因素为防控政策的优化、“十四五”规划的发布以及即将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区间收益率为18.50%。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组成的“五通”建设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其中处于优先地位的是设施联通工作,同时也是其他工作的先决条件。设施联通部分的建设内容可以分为基建工程、能源矿产以及数字通信三大板块。基建工程板块包含了铁路、公路、港口、航空、工业园区等工程建设;能源矿产主要包括油气管道、电网系统等能源设施的建设、新能源技术合作、能源矿产开采及贸易等的合作;数字通信包含跨境光缆、洲际海底光缆、空中信息通道的通信干线网络建设,卫星、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以及跨境电商园区建设等几个方面。在设施联通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利用建设的交通网络与沿线国家开展广泛的陆陆、陆海、陆空贸易合作,几个代表性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中欧班列、中老铁路、瓜达尔港、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昆明-科威特中转航线等。根据上述分析,本报告选取建筑装饰、有色金属、通信、交通运输等几个受到“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代表性行业,分别对应基础设施合作、能源矿产资源合作、数字通信合作以及贸易联通等“一带一路”主题。分析十年间这些行业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建设的代表性公司的基本面变化以及“一带一路”十周年新背景下的发展前景。

(一)建筑装饰

1. 行情复盘

选取“一带一路”指数(399991.SZ)的成分股中从属于建筑装饰行业的股票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建筑装饰行业发展的代理,并使用它们的按总股本加权平均收益情况进行行情复盘。样本共计包含11家企业,全部为国央企。

过去十年“一带一路”建筑装饰行业有三轮主要行情:(1)2014年7月-2015年7月,区间收益率达到298.63%,相比“一带一路”指数超额收益率为161.39%,相比沪深300指数超额收益率为202.61%。(2)2016年6月-2016年12月,区间收益率达到64.55%,相比“一带一路”指数超额收益率为44.18%,相比沪深300指数超额收益率为57.38%。(3)2022年9月-至今,区间收益率达到38.67%,相比“一带一路”指数超额收益率为24.17%,相比沪深300指数超额收益率为31.61%。

2. 未来展望

国际合作新形势有望助推更多基建项目落实。2023年以来,随着我国两会的召开以及密集的主场外交接连取得重大成果,“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迎来新形势。19个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国家或国际组织高级官员密集访华,发表了多项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和发展伙伴关系的声明,强调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成果。

4月1日,中国与新加坡共同发表《关于建立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强调将以今年倡议提出10周年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地区人民。4月7日,中国与法国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联合声明》,强调中法两国愿开展合作,解决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融资困难问题,鼓励其加快能源和气候转型,支持其可持续发展。同时,法方将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4月14日,中国和巴西共同发表《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同意在高委会框架内继续促进相互投资,在符合两国各自利益和法律的基础上,探索新的经济互补领域和合作机遇。双方愿意探讨南美一体化等巴西发展政策和投资计划,同“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发展政策和国际倡议进行对接。在近期连续不断的外交事件催化下,“一带一路”基建工程项目未来在全球有望取得新进展。

(二)有色金属

1. 行情复盘

选取中证“一带一路”指数(399991.SZ)以及同花顺“一带一路”指数(885494.TI)成分股中从属于有色金属行业的数据完整的股票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的代理,并使用它们的按总股本加权平均收益情况进行行情复盘。样本共计包含13家企业,其中5家为国央企。

过去十年“一带一路”有色金属行业有三轮主要行情:(1)2014年6月-2015年6月,区间收益率达到185.08%,相比“一带一路”指数超额收益率为-64.22%,相比沪深300指数超额收益率为35.58%。(2)2020年3月-2021年3月,区间收益率达到138.36%,相比“一带一路”指数超额收益率为102.32%,相比沪深300指数超额收益率为98.79%。(3)2022年9月-至今,区间收益率达到47.40%,相比“一带一路”指数超额收益率为33.33%,相比沪深300指数超额收益率为40.39%。

2. 未来展望

虽然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大宗金属的产量和消费量已经在全球具有重要地位,但同时依然存在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实现碳达峰任务艰巨、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行业利润率普遍较低等痛点。在“一带一路”十周年新形势下,应当进一步加强海外矿产资源战略布局,提升产业链韧性,保障我国重要资源安全。

“一带一路”能源矿产合作战略对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发展意义重大。从资源储备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4.6%,战略纵深广阔且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仅有色金属而言,该地区生产了全球71.1%的精炼铝、62.8%的精炼铜、59.4%的精炼铅、54.7%的精炼镍、81.4%的精炼锡和63.8%的精炼镉,在矿产资源领域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空间和潜力依然巨大

从行业现状来看,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贸易摩擦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2022年我国十种常用有色金属冶炼产品产量达到6774.3万吨,同比增长4.59%;规模以上有色金属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63亿元,同比下降6.0%。电解铝和精炼铜是我国主要的有色金属产品,2022年分别产量达到4021.4万吨和1106.3万吨,同比增长4.5%。我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和冶炼与压延加工业营业收入也呈现逐步回升或稳步增长的趋势。

从政策导向来看,有色金属是“一带一路”能源矿产合作的重要一环,也是“十四五”计划和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关注的重点行业,未来前景值得进一步关注。2022年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在“十四五” 期间,有色金属产业结构、用能结构明显优化,低碳工艺研发应用取得重要进展,再生金属供应占比达到 24%以上。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3年要加强重要能源、 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

(三)通信

1. 行情复盘

选取同花顺“一带一路”指数(885494.TI)成分股中从属于通信行业的数据完整的股票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通信行业发展的代理,并使用它们的按总股本加权平均收益情况进行行情复盘。样本共计包含10家企业,其中仅有3家国央企。

过去十年“一带一路”通信行业有三轮主要行情:(1)2015年1月-2015年6月,区间收益率达到152.00%,相比“一带一路”指数超额收益率为62.16%,相比沪深300指数超额收益率为92.99%。(2)2017年6月-2017年11月,区间收益率达到43.77%,相比“一带一路”指数超额年化收益率为35.34%,相比沪深300指数超额年化收益率为24.14%。(3)2022年9月-至今,区间收益率达到32.72%,相比“一带一路”指数超额收益率为19.29%,相比沪深300指数超额收益率为25.02%。

2. 未来展望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技术和信息化为基础,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通过网络、平台、智能化等方式,实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通信行业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性产业,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合作领域。2017年,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构想,将数字经济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在国际合作层面,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和协议,涉及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发展、网络安全保障等方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等。这些文件为双方在通信行业开展务实合作提供了政治保障和法律依据。

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广泛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通信行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一是制定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目标、任务和重点领域,包括加强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等。二是建立了“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倡导共建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数字经济规则体系,推动数字技术在贸易、投资、金融、治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共享。三是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中国通信行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与国际接轨,为沿线国家和地区采用中国通信产品和服务提供便利。四是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通过政府间对话、部门间磋商、企业间交流等方式,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扩大合作共识和空间。

此外,我国企业的优势为通信行业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创新体系,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通信设备制造能力领先。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生产国和出口国,拥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在全球市场占有较高份额,尤其在5G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二是通信服务运营水平高效。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拥有规模庞大、服务优质的通信运营商,其网络覆盖能力、用户管理能力、业务创新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竞争力。三是通信应用创新活力强劲。我国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拥有一批在电子商务、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其应用创新能力和用户体验能力在全球范围内享有较高声誉。

(四)交通运输

1. 行情复盘

选取中证“一带一路”指数(399991.SZ)成分股中从属于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完整的股票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代理,并使用它们的按总股本加权平均收益情况进行行情复盘。样本共计包含12家企业,全部为国央企。

过去十年“一带一路”交通运输行业有三轮主要行情:(1)2014年6月-2015年6月,区间收益率达到270.70%,相比“一带一路”指数超额收益率为29.79%,相比沪深300指数超额收益率为125.96%。(2) 2017年6月-2017年11月,区间收益率达到64.11%,相比“一带一路”指数超额收益率为27.40%,相比沪深300指数超额收益率为30.68%。(3)2022年9月-2021年7月,区间收益率达到88.76%%,相比“一带一路”指数超额收益率为50.45%,相比沪深300指数超额收益率为54.52%。

2. 未来展望

在“一带一路”十周年背景下,交通运输行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以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交通运输行业应该抓住中国经济恢复带来的市场需求,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扩大,努力提升基础设施项目的质量和效益,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在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还将进一步扩大,与“沿线国家”继续深化合作、扩大范围、提升水平,为交通运输行业创造更多机遇和挑战。首先,共建“一带一路”将继续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打造高效便捷的运输网络。其次,共建“一带一路”将继续拓展合作领域和方式,打造多元化的合作模式。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合作领域和方式也在不断创新和丰富。除了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外,“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新领域也逐渐成为合作热点。这些领域的合作不仅需要传统的交通运输服务,也需要更加智能化、绿色化、健康化的交通运输解决方案。

随着中国防疫政策的优化,中国经济的快速恢复带动全球交通运输需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等因素将改善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前景,202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有望达到5.2%,并将大幅带动东盟及其他亚洲新兴市场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为全球交通运输行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机遇。从贸易层面来看,中国的进出口表现依然强劲,2023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9.89万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出口5.65万亿元,同比增长8.4%;进口4.24万亿元,同比增长0.2%。对东盟进出口大幅同比增长16.1%,占我国对外贸易总值的15.8%;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共计3.43万亿元,同比增长16.8%;与RCEP其他14个成员国合计进出口总额3.08万亿元,同比增长7.3%。总的来看,我国的外贸规模和结构呈现比较显著的复苏态势。此外,我国的国内和国际旅游需求的反弹也将极大地增加交通运输需求。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预测,2023年国内旅游人次可能达到45.5亿,出境人次有望超过9000万,旺盛的旅游需求将辐射至“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国家和地区。

(五)中长期投资建议

中长期来看,除了上述传统的“一带一路”概念行业,受益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我们还建议关注证券板块、人民币国际化、跨境电商出口三个重点领域。

(1)证券板块。从当前金融体制改革进程的落实和实施,到金融稳定法的预期出台,直接目的是更好地维护金融安全稳定,长远目标是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随着“一带一路”由前期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向资金融通转变,向规则、制度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加强资金融通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落实的关键一招。“一带一路”沿线范围的债券融资、股权融资、银团贷款等证券金融服务有望显著提升,金融证券领域的“走出去”与“引进来”,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建设有望进一步加速。

(2)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难而正确的事情”,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的有效举措之一是丰富离岸人民币金融资产,使得我国在整体贸易顺差的环境下能够有效推进人民币国际循环流动。随着我国与各个国家贸易量、投资量的上涨,以及各国“去美元化”诉求的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规模的增长具有较大确定性。经常项目顺差并非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阻碍。一方面,可以针对我国对其贸易逆差的国家优先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我国对其贸易逆差最大的五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巴西、瑞士、沙特、俄罗斯,其中巴西、沙特和俄罗斯均已签订了本币交易相关协议,可率先推动“人民币局部国际化”流通。另一方面,针对我国对其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可考虑通过资本项目逆差实现有效循环,增加该国人民币资产投资,推动其发行熊猫债等。建议关注人民币国际化趋势下跨境支付相关标的。

(3)跨境电商出口。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数字经济有效落地两个条件具备后,跨境电商出口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上的着力点,且具有基数较低,空间广阔等特点;以广州为例,2022年广州市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1375.9亿元,同比2014年增长93倍。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的决策部署,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境电子商务出口退运商品税收政策的公告》,降低跨境电商企业出口退运成本,积极支持外贸新业态发展。


风险分析

(1)既有政策落地效果及后续增量政策出台进展不及预期,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策的理解不透彻、落实不到位。(2)经济增速放缓,宏观经济基本面下行,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加剧。(3)近期房地产市场较为波动,市场情绪存在进一步转劣可能,国际资本市场风险传染也有可能诱发国内资本市场动荡。(4)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剧扩大,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上升。(5)地缘政治对抗升级风险,俄乌冲突不断,国际局势仍处于紧张状态。


文章来源

证券研究报告名称:“一带一路”十周年回顾与展望(下)

对外发布时间:2023年4月23日

报告发布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分析师:胡玉玮 执业证书编号:S1440522090003

研究助理:冯天泽相关研究:【中信建投◆政策深度】“一带一路”十周年回顾与展望(上)
【中信建投◆政策简评】政策加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利好平台经济等诸多行业【中信建投◆政策简评】从财政四本账探析财政施政思路——预算执行情况与预算草案报告简评【中信建投◆政策简评】把握当下经济问题,推动经济全面复苏——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学习体会【中信建投◆政策简评】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落实二十大报告精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简评


中信建投政策研究团队

胡玉玮

中信建投政策研究团队负责人。经济学博士、牛津大学博士后、欧盟访问学者。曾担任中国证监会研究院国际金融部负责人、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驻华代表(养老金与保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顾问专家,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客座研究员。参与或主持多项国际、国家和部委重大经济金融领域研究课题,多篇政策研究报告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或批转。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资本市场。

冯天泽

中信建投政策分析研究员,CFA,FRM,北京大学理学学士、金融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职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金公司,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政策、金融监管、汇率及外汇储备等。

周之瀚

中信建投政策分析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理学学士与经济学学士,北京大学金融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数字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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