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审视小花梅和丰县？| 雨薇碎碎念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我们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审视小花梅和丰县？

本来想录一期播客节目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考虑到这个话题的严肃性，还是以文字的形式表述出来。

我很反感看到诸如“我们与丰县母亲之间只有一记闷棍的距离”的叙事。我非常认同陈亚亚在《我们与丰县母亲之间只有一记闷棍的距离吗？》里的观点，她认为这背后并不单纯只是对底层女性的一种关注，还掺杂着中产焦虑，甚至是对底层/乡村的傲慢或优越感。我们是否能够把性别议题放在阶层差异的话语体系中？

现在热议的文章都是关于大学生/被拐卖的事件，我们总以为自己可能是那个受害者。但是，社科文献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的《女性缺失与社会安全》在“国内拐卖女性”有关徐州的记载如下：“1985年以后，江苏逐渐成为被拐卖妇女的重要买方市场，云南籍妇女由拐卖这一途径流入江苏的现急迅速增加（王金玲，2005）。”

这说明拐卖妇女的主要方式不是城市拐向乡村，也不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反而是从最穷的地区拐向相对富裕的农村。真正的受害者是最穷苦的云贵妇女。

最近网上疯传罗翔老师建议提高贩卖妇女人的刑事处罚的文章和《盲山》这部电影，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探讨，但是惩罚底层的人渣，或者宣扬女大学生至死要逃出大山的精神，是否有其局限性呢？

现在铺天盖地都在骂丰县，骂牵扯进去的当事人，甚至把矛头转向那些被拐卖的选择不离开的女性。我能理解大家的愤怒，我也感到愤怒。但是，愤怒之余，我在思考，我们是否在强化对农村“落后”“野蛮”的想象？忽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对乡村所制造的发展和伦理困境？我们是否以精英女权（中产、海外、学院派）的视角去审视底层女性的选择？我们是把矛头指向了权力还是权力的代表呢？

我们总是喜欢惩恶扬善的黑白叙事，可能现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昨天在社群和伙伴们聊到了罗翔老师对于丰县的观点。当说到城乡矛盾这一点的时候，一位来自玉林的伙伴回忆起玉林狗肉节被报道出来之后，ta作为一个普通玉林人被网暴的经历。以下是我的回复：

“听到你的经历感到很抱歉。作为一个爱狗人士，虽然感到愤怒，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普通玉林人或玉林这个城市被网暴的理由。因为我相信玉林也有很多保护毛孩子们的普通人。其次，即使我反对吃狗肉，但是我也能理解可能对于当地来说这是一种传统。改变是需要深入当地，了解具体是什么促成了这样的文化，以及如何更好地普及、推广和改变，而不是一下子被围剿，或者以一种傲慢或者道德至上的立场说这是一种‘不文明’的体现。从古至今，这种打着‘道德’‘正义’之名对于ta人的围剿比比皆是，代价惨重。”

这让我想到读研的时候，最让我头疼的理论家之一，印裔美籍后殖民主义学者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在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下属群体能说话吗》）里的观点。

Spivak所指的印度烧寡妇的传统（sati）在英国殖民时期被看做是一种“错误”。英国人把sati说成是一种野蛮的行为，因此能够证明帝国主义是一种文明使命。通过立法禁止这种宗教实践，英国人把sati重新定义为迷信和犯罪。

女性以两种相互排斥的方式呈现：一种是能够承受火葬熊熊烈火的女英雄，另一种是被迫投入火海的可怜的受害者。然而这种呈现忽略了选择sati丧偶女性的自主意愿：她逃离了现在的地狱，并希望在下一个化身中能有更幸福的来世。

因此，通过禁止sati，白人男性似乎并没有将印度女性从印度男性手中拯救出来，而是事实上剥夺了女性选择的自由。这背后的意思是，印度女人需要被白人男性拯救，而女性的声音从未真正地被表达出来。

无论丧偶女性们的叙述看起来多么现实，它只是一种由西方视角创造和构建的呈现，目的是突显西方观点的优越性。

可能读完这些观点，有人就会说：这种烧寡妇的传统就是迷信落后的体现。说什么自主选择，连命都没了，还说什么选择？你们这些学院派的人脑子都锈掉了吧？

我承认学院派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脑部损伤（为什么PhD又被称作“Permanent Head Damage”或永久性脑损伤）,但是Spivak主旨并不是在讨论底层女性生命贵贱的问题，而是底层女性的声音是如何被呈现的。这种呈现服务了谁的利益，代表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Spivak的质问直击我的内心，颠覆了我对正义“理所应当”的迷思，让我不断问自己：作为一个咨询师，我是否能不断批判自己的特权和盲点，尽量回到当事人的处境和叙述中，赋权个体，尊重对方的选择？

如果这么说太抽象，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的工作聚焦亲密关系暴力，我的来访者有很多已婚女性，她们经历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但是依然选择不离开。

我也曾一度不理解这背后的原因，对她们产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受。我甚至动用了自己的资源，去在经济上提供给她们一些新的机会。最后，她们依然选择暂时留在这段关系中。那个时候我感到很无力，陷入到自我攻击的恶性循环中。

真正帮助我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是接受了加州州立大学心理学系教授Dr. Ramani有关自恋型创伤干预的培训。她提到，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的核心是让受害者否定自己的情绪感受，怀疑自己所经历的现实，从而对自恋狂言听计从。咨询师要做的不是像自恋狂一样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受害者身上（对方是个自恋狂，赶快离开！），而是不断认可ta的情绪和感受，让ta回归自己的需要，做出自主的选择。

在一对一的咨询中，打破精神控制的核心不是做出政治正确的选择，而是让对方直面内心的声音，重建对自己的信任，尊重ta个人的选择。因为离开背后牵扯很多其它的议题，包括：经济基础、受教育程度、职场性别歧视、离异女性的污名化、年龄焦虑、孩子抚养问题等等。

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我之所以能够选择离婚是因为我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有挣钱的能力，家里条件不错，没有孩子。但是相比之下，一个没有受到过太多教育的家庭主妇，两个孩子的母亲，很难做出离开的选择。

有选择，也是一种特权，而不完全关乎于个人的勇气和能力。我现在觉得女权主义的核心是给予女性不同选择的权利，而不是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我开始放手，去以对方的处境和声音去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不再执着于“拯救”对方（这和自恋狂的逻辑出奇相似，多少是一种自我价值感的投射），而是给予对方她需要的支持和鼓励。哪怕走三步退五步，我也会在旁边陪伴着她。

至于那些自恋狂施暴者，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人当成人渣。可是，这种认为某些社会现象是个人或群体的劣根性（“跪久了都起不来了”）所致，是太天真的想法。当我越深入从这些受害者口中对于施暴者的描述，我越发现ta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性别结构、代际创伤、社会不公的受害者。谴责施暴者之余，可能有更艰巨复杂的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

当然，我并不是在为施暴者虐待性的行为找借口，而是说如果我们过于简化对于事实的认知，很可能会忽略很多其它社会不公不义的因素。因为分析问题不只有性别一个角度，还有阶级、民族、城乡等其它维度。

当然，判定某个群体是人渣/落后的会更容易找到发泄愤怒的对象，也更容易感觉问题解决了，这个社会是公平公正的，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毕竟丰县被铁链捆绑的女性的遭遇令人发指，我们希望正义得以声张。但是，如何更有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地看问题，是在这个复杂的世界，我们需要训练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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