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叙事理论的发展、流派和主要观点（助人工作者如何能整合个人困境和社会压迫，打破殖民主义叙事？| 去殖民化心理学），内容又硬又长挺烦人的。这次我想用人话，结合着近期的阅读实践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要梳理叙事理论的发展史，以及如何能够运用到心理学去殖民化的议程上来。先聊一个我近期参加去殖民化理论读书会的小感悟。读书会中穿插着观影活动，会结合着每周所读的理论知识，做相应的分析。我发现去殖民化视角打开了我对“不正常”（abnormal）行为更深层次的理解，也就是陈映真所说的“深刻且有知性的同情”。比如，我们上周观看的上世纪60年代塞内加尔导演乌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ene）的作品《马车夫》（Boron Sarret）（B站有资源），如果缺少去殖民化视角，我们还以为殖民者给被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文明”“科技”和“发展”。但是，从一个塞内加尔老百姓的视角来看，却是贫穷、暴力和种族隔离。如果从殖民化心理学视角来看，我们会把这位马车夫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中连根拔起，认为这位马车夫的“违规行为”（马车夫是不能进入白人/上层人的居住区的，但是由于家里揭不开锅，所以不得不铤而走险）是有反社会倾向的。如果我们关注塞内加尔的殖民史，就不难发现，是压迫性的殖民结构让老百姓吃不上饭，而这一面是殖民主义叙事中看不到的“另一种现实”。 读书会有位伙伴说当意识到心理学理论很多都是基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框架的时候（之前在文章中提到过的发展心理学大师埃里克森），ta放弃了考心理学研究生的念头。我很理解这种沮丧，也尊重这位伙伴的选择。我个人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我觉得心理学越是有偏见，越需要更多人去关注和批判。我看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心理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全身心投入做出去殖民化的研究（Dr. Sunil Bhatia）。受前辈们的感召，我也在积极地把自己的实务工作和去殖民化理论相结合，开始在工作中加入这一视角，进行我个人的整合工作，并把感悟持续性地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学习批判性理论，拥有种族、性别和阶级视角，对于助人工作者共情能力的培养是潜移默化的，也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一门必修课。当我们开始批判资本主义父权制，而不是延续殖民主义标准化的“诊断”，心理学很多理论和技巧能帮助我们打破被内化的社会压迫，更好地赋权个体，团建起来，做出积极的改变。回到上周叙事理论的整理。如果用两句话总结，就是：人不是从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受环境影响而不只是个人化的行为）；人不是纸糊的（有自己的主体性，而不是被动接受的客体）。对人言行的分析需要回归到ta的家庭、文化、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中去。如果没有历史沿革的眼光，就会带着某些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观念去评判一个人而不自知。这会变相地对个体造成压迫（咨询师觉得自己比来访者更了解来访者）。我在最新一期“嘿，妈妈”（嘿，妈妈 | “妈妈，为什么你不能为自己而活？”）节目中，就是带着去殖民化视角，意识到自己对于“自我”预设背后的政治经济现实，以及去带着好奇心去了解母亲的成长环境和以及对这个议题的基本预设。这会让我们能够放下对追求“正确答案”的执念（“追求自我天然正确”或者“结婚生子是基本共识”），减少防御性的回复，能更心平气和地面对彼此真实的想法。去殖民化心理学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人际关系沟通，还有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被边缘化群体的主体性的重塑。年前读书会观看了1966年上映的《阿尔及尔之战》（The Battle of Algiers）（B站有资源），讲述了1954年10月1日，以法属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卡斯巴为中心，爆发了阿尔及利亚人民族解放运动。电影是由意大利男性导演吉洛·彭泰科沃（Gillo Pontecorvo）执导拍摄的，削弱了阿尔及利亚女性在民族解放抗争所做出的积极的贡献。在《战争中的妇女：阿尔及尔之战中对女性的呈现》（Women at War: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The Battle of Algiers）一文中，作者Danièle Djamila Amrane Minne 批判道：“在阿尔及尔，Barberousse监狱（也称为Serkadji）位于卡斯巴的郊区。女囚区位于一楼，靠近监狱入口，这意味着女囚往往是第一个听到沉重的监狱大门在天亮时为装有断头台的卡车打开时发出的刺耳噪音的人。他们会和男囚犯一起唱爱国歌曲，支持面临处决的男子。在外面，一旦宵禁解除，囚犯的妻子和母亲就会来看望他们。如果允许的话，她们就会给他们带去食物。每当她们看到水在巨大的大门下流动时，她们就会立刻知道处决已经发生：那只能是用来洗掉血迹的水。她们会跑过去读烈士的名字，这些名字别在大门上的一张白纸上。她们会给受害者的亲属提供支持，一旦一名警卫把受害者仅有的几件财产交给她们，她们就会把财产带回受害者的家，并公布被处决者的人数和姓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妇女几乎都是文盲。尽管如此，作为囚犯的亲属，她们还是接触到了律师，一点一点地排队领取探视许可证，再次排队进入监狱，并获得许可携带一些勤奋攒下的食物。她们获得了一些法律知识，并发展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积极的囚犯支持团体。她们在囚犯与外界之间建立了联系，并在监狱外、地方当局和政府办公室前举行了示威活动。（忽略女性在民族解放抗争中所做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对妇女角色的传统看法，即认为妇女帮助完成她们通常所做的日常任务是正常的。她们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甚至偶尔冒着孩子的生命危险，为抵抗运动成员运送物资、会见联系人或提供住所，这一事实经常被忽视。即使是负有政治职责或技术责任（如经营野战医院或秘书处）的妇女也一直默默无闻。”互联网中经常流传的“女人无祖国”论，阿尔及利亚女性首先就不同意。性别视角不是合理化殖民侵略的理由（发达国家以“解放女性”为冠冕堂皇的借口，进行对欠发达国家殖民/侵略行为）。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断地强调只是有性别一种视角，不足以看到第三世界国家被边缘化的群体所经历的压迫。如果缺少对于殖民主义的批判，会剥夺女性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国家建设中的主体性。遗憾的是，很多女性主义意见领袖都秉持类似这种观点。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上野千鹤子。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的前言就写道：“中国所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它真的意味着男女平等吗？实际上，育儿的公共化并不是‘男女平等’的政策，而是一种为了动员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政策’。并且，由于它只是为了‘减轻女性的负担’，因此男性并没有将此看作是与自己相关的事（p.2-3）。”这种完全否认女性的主体性，认为她们是被国家“洗脑”的论点跟彭泰科沃在《阿尔及尔之战》中对女性的呈现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在讲述我姥姥故事中就曾批判过这个观点。我个人认为上野千鹤子的观点和当下主流自由派女权（女性主义、多元主义高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叙事）立场有很多吻合的部分。这不仅是上野千鹤子的困境，也是后现代主义的困境。马克思主义被阉割，新左派和第三道路大行其道。即便他们打着“左”的名义，也缺少对政治经济结构的批判，更多关注的是文化领域，把身份政治视作为新马克思式的文化，成为了资本和殖民霸权的拥趸。这种对于历史政治经济背景的剥夺的确会造成对于被殖民被侵略国家弱势群体主体性的剥夺，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去凝视劳动阶级女性的自主性，觉得她们是被男权社会洗脑的牺牲品，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傲慢。塞姆班在《“电影制作人对我们的人民负有重大责任”——乌斯曼·塞姆班访谈录》（“Film-Makers Have A Great Responsibility to Our People”: An Interview with Ousmane Sembene）就曾批判过这一点：“说我们的女性从未参与过我们的斗争是一种白人的想象。事实上，妇女参与这场斗争有几个层面，包括养育儿童、使儿童融入社会和保护我们的文化。她们也不像男人那么疏远，她们更独立。目前，我们城市里有很多‘酷女孩’，大多数时候这不是她们的错，因为她们没有任何符号或参考点。她们所有的符号象征，所有的美的标准，都来自西方世界。基于此，欧洲人总是指责非洲妇女被疏远。但你必须和一个非洲家庭住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才能看到殖民主义的代价是什么。非洲电影制作人的工作非常重要——他必须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他必须找到自己的符号，如果必须的话，甚至创造符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拒绝他人，但这应该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传统，然后才能了解我们自己，了解它的深度。”如果你认为这种对于第三世界国家主体性的否定已经是“过去式”了，那很遗憾当下一直在重复这类殖民主义的叙事，而且是心理学界的主流思想。上周我一直在关注美国现役军人Aaron Bushnell在以色列使馆门口自焚的抗议事件。上周三起了个大早听Katie Halpter的圆桌。嘉宾是已退役上校和和平主义者Ann Wright, 记者Talia Jane和中东研究历史学家Dr. Assal Rad。Dr. Assal Rad主要关注西方主流媒体如何把Aaron Bushnell的抗议“white-wash”“curate”（洗白、精心策划）成为一个“精神问题”“自杀倾向”“受狂热思想影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以及在标题中模糊重点，故意用“中性”的词（“killed”“strikes”），弱化加沙人民所经历的苦难，仿佛平民死于一场车祸或者营救过程，而不是精心策划的、有组织的种族灭绝。Ann Wright梳理了历史上美国人用“self-immolation”（自焚）抗议越战的行为。详见文章《为什么有人会为了阻止战争而杀死自己？》（Why Would Anyone Kill One’s Self In an Attempt to Stop A War?）。里面最著名的人物就是诺曼·莫里森 (Norman Morrison) 。1965 年 11 月 2 日，来自巴尔的摩的 31 岁贵格会教徒莫里森在五角大楼自焚身亡，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莫里森认为传统的反战抗议活动对结束战争没有多大作用，并认为在五角大楼自焚可能会动员足够多的人迫使美国政府放弃对越南的介入。莫里森选择自焚尤其具有象征意义，因为约翰逊总统决定授权在越南使用凝固汽油弹，这是一种粘在皮肤上并融化肉的燃烧凝胶。莫里森不知道的是，他选择了在五角大楼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窗户下自焚。三十年后， 国防部长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 1995 年的回忆录《回顾：越南教训中的悲剧》中回忆起莫里森的死：“到目前为止，反战抗议活动一直是零星的、有限的，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然后是 1965 年 11 月 2 日下午。那天黄昏，一位名叫诺曼·R·莫里森 (Norman R. Morrison) 的年轻贵格会教徒在距离我的五角大楼窗户 40 英尺的地方自焚身亡，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也是巴尔的摩 Stony Run 朋友聚会的官员…莫里森的去世不仅对他的家人来说是一场悲剧，对我这个国家来说也是一场悲剧。这是对摧毁许多越南和美国年轻人生活的杀戮的强烈抗议。我对他的行为感到恐惧，我压抑自己的情绪，避免与任何人谈论这些事情——即使是与我的家人。我知道（他的妻子）玛吉和我们的三个孩子与莫里森对战争有很多共同的感受。我相信我理解并分享了他的一些想法。这一事件在国内造成了紧张局势，随着对战争的批评不断增加，这种紧张局势只会进一步加剧。”越南诗人Tố Hữu因此而创作了一首诗歌，描绘莫里森在自焚前跟女儿艾米莉（Emily）的依依惜别。在诗的开头，就写道：“Emily, come with me/ So when grown up you will know the way and not be lost.”（艾米莉，跟我来/ 这样当你长大时候，你将知道在何方，而不会迷路）。难道这些人以死明志的“抗议”只是被某些思想“洗脑”的结果么？心理学圈内很有名气的心理学家Brene Brown（擅长有关脆弱性的研究），最新撰写了巴以问题的文章《目光不移：对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的思考》（Not Looking Away: Thoughts on the Israel-Hamas war）。Brene Brown的评论性文章观点基本基于corporate media的意识形态，认为哈马斯是恐怖分子，对以色列的袭击是反犹行为，倡导爱与和平。Daniel Mate（创伤专家Gabor Mate的大儿子，独立记者Aaron Mate的亲哥哥）对这篇文章，以及对心理学和灵修圈儿的批判很精彩。在他的批判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关于暴力的论述。白左把被殖民者非人化处理（宗教狂热分子、恐怖分子、天生的自杀性袭击者）是殖民者惯用的伎俩，呼吁的“非暴力”立场是对殖民者暴力行为的视而不见，对反殖民斗争的污名化。摘抄一段如下：“她（Brene Brown）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助（self-help）意见领袖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某些界限内。他们定义了思想的术语和辩论的政治背景。在某些方面，这与更公开偏执的人一样危险或更危险，因为这听起来很合理热爱和平，甚至是人性和精神层面的，但它有各种阴险的假设。这些假设可能会真正限制他们将这场冲突中的所有人视为人，并在道德上负责任。想到几天前在左翼读书会中读到的有关拉美饥饿美学的文章，《饥饿美学：Glauber Rocha，巴西，1965年1月》（An Esthetic of Hunger: Glauber Rocha, Brazil, January, 1965 ）：“对于欧洲观察者来说，只有在满足对原始主义（primitivism）的怀旧情绪的情况下，欠发达世界的艺术创作过程才有意义。这种原始主义通常被呈现为一种混合形式，伪装在‘文明世界’迟来的遗产之下，这种遗产由于受到殖民条件的影响而鲜为人知。从《新电影》（Cinema Novo）中可以看出，暴力美学在原始之前是革命性的。这是殖民者意识到被殖民者的最初时刻。只有当面对暴力时，殖民者才能通过恐怖了解他所利用的文化的力量。这种暴力所包含的爱与暴力本身一样残酷，因为它不是自满或沉思的爱，而是行动和转变的爱。”最后引用网友们对Aaron Bushnell的评价：“他无法背叛自己成长与受教育的背景，又无法硬着心闭上眼去罔顾事实，最后只能选择伤害他自己来结束这种矛盾……在烈火的煎熬中大喊到最后一刻，发不出声音就继续奋力甩动手臂，双腿绝不歪曲让自己倒地，这是他作为军人以及军人世家子弟最后的骨气。”愿每个人都能够被当成一个有尊严有力量的“人”来看待，愿公平正义永存。<END> 扫描下方二维码获取社群信息加入Couragers大家庭👇 群里不定期有各种互动和活动也可与创始人对话和获得支持一起在自我成长的路上不孤单 精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