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浙皖的一盘大棋
作者 | 彭艳秋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 | 陈 莹
民为邦本，从孔子的“天下大同”到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悲悯，历代仁人志士设想了美好的社会形态。
相比“大同”的终极理想状态，“小康”的社会理想距离百姓生活的切身需求更为贴近。“共同富裕社会”这一目标，也是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自然延续。
“共同富裕”，目标是坚定的，过程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充分预估过程的艰辛，才好不打无准备之仗。“共同富裕”并不是平均富裕，承认并尊重社会区域的客观差异，是科学合理应对和缓解差异、缩小差距的前提，而客观全面认识存在的差距也才能更加科学地制定与执行规划。
这其中，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还不充分，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等问题，是“共同富裕”要攻坚克难的重要议题。
收入很关键
作为中国区域均衡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长三角整体或者单体省份甚至单体城市，常常承载着“探索”的历史使命。长三角一体化，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共同富裕”的探索，以“一体化”促“共同”。只是，不仅人群之间人力资本互有差异，地区之间的发展现状也具有差异。
镜头拉近，以2021年上半年苏浙皖三省各市的经济总量看差异程度，即能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到地区之间的差异。
从下表中能够看到，江苏GDP最高的苏州与最低的宿迁相差不到10倍，为6.46倍，浙江和安徽都超过十倍，安徽为11.54倍，浙江为10.85倍。
2021年上半年三省各地级市GDP由高到低排序/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制表
地区差距之后，看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
江苏2021年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11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49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55元，可计算出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109。
同期，安徽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96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37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10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18。
浙江2021年上半年城乡收入倍差1.78，比上年同期缩小0.03。其中，宁波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73，绍兴的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74，嘉兴更是仅有1.43。
作为参照，全国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2.61。
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比是全国最低的地区之一。若分别看人均可支配收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浙江都在全国省区中排第一。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共同富裕示范区”花落浙江。浙江多山，先天禀赋并不占优，而敢闯敢拼，体制机制创新为先，做大了蛋糕，硬是矫正了先天环境造成的劣势地位，让事实上的社会弱势群体享受到社会整体进步带来的福祉。
三省有差异
三省的“共同富裕”各有特色。
浙江的城乡区域发展均衡、群众富裕、社会经济活力，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打下了基础。共同富裕，重在“共同”，难在“共同”。
关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浙江已完成首批试点遴选工作，确定了六大领域、共计28个试点。试点单位肩负重任，要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发挥良好的示范效应。六个领域，以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打造精神文明高地及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为重点。既要城市繁荣，又要乡村振兴；既要陆海统筹，又要区域协调。
浙江的试点单位已经在响应“共同富裕”的主题。
“杭州方案”于7月29日正式发布，目标瞄准2025年，要在六个方面实现共富，包括先富引领、区域共富、城乡共富、群体共富、精神共富和地区共富。
其中几个数据引人注目，到2025年，杭州的目标是人均GDP突破18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5万元，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50万元的群体比例达到85%，20—60万元的群体比例力争达到5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实现翻一番，以及跻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行列等等。
宁波的这几项目标数据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7万元，占人均GDP比重达45.8%，由此计算人均GDP目标为18.996万元。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50万元的群体比例达85%、20—60万元的群体比例达48%。两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倍均为差缩小到1.7以内。从以上几项数据能够发现，杭甬“双子星”，到2025年“共富”的目标也极为接近。
温州、绍兴、嘉兴、金华等市也相应出台了自己的“共同富裕”行动方案。
江苏和安徽也有动作，根据自己的特点，陆续发布了相关的实施意见。比如，江苏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到2025年的发展目标，并提出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四条”新路径、“三个”新动能和“四项”新机制。其中，混合所有制经济、绿色经济、服务经济、“飞地”经济等，是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新路径；改革发展动能、闲置资产增收潜能、创新人才引领动能成为要激发和释放的新动能；村村“抱团”、村企合作、村社融合、法人治理则是要探索或规范的新机制。
而安徽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相较而言，还较为突出。
8月24日，安徽日报发表了一篇《推进安徽共同富裕的思考》的文章，指出在先行先试的方案中，要支持发展好、支撑强、设施完善的地区，参照浙江标准先行探索。扩大市场准入、构建新型亲清政商关系、创新解决融资难问题等，都是着力增强实现共同富裕的载体功能的做法。而对重点人群、领域和区域，要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如针对低收入人群、转型发展较慢或困难的地区。
尽管三省的探索程度不同，进度不同，但“共同富裕”都已经在实践和验证推广的路上了。
热词的背后
今年的热词，“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三次分配”，事实上自成体系，并不割裂。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开篇，留下这样的语句，“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里的乡土性，并非庙堂之上居高临下的俯瞰视角，恰恰是平视和重新审视“乡土”。如今，乡村振兴，通过特色产业路径能够从内释放乡村的活力和潜力，实现乡村富裕。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工业化进程，乡村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重提乡村振兴是对乡村地位和作用的肯定，也是用历史的眼光重新看待乡村。
而三次分配提出的背景，则是以财政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环节，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兼顾公平的作用，但这还不够。第三次分配被喻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温柔之手”，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自觉自愿的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更强调主体责任，体现道德力量。
乡村振兴、三次分配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之一。若简单理解，“乡村振兴”是“做大蛋糕”的一种方式，而“三次分配”是“切蛋糕”的一种方式，目的都是为了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极大丰富，才可能实行按需分配。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到了分配环节，正如前文所言，显然，共同富裕不是简单地“均贫富”，而是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让每一位中国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得到应有的回报，实现全社会福利的不断提升。
彭艳秋
城市个体，皆为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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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彭艳秋
编辑 | 陈 莹
排版 | 沈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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