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40岁患癌，106岁去世，照这样我可以活多少岁？ | 二湘空间
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在湘雅附二，我与肿瘤斗智斗勇
文/潇湘棋客
前两天到朋友圈查找资料，意外发现做第二次化疗起写过一些抗癌日记发在上面，只不过仅限自己和妻子、女儿、女婿可见。日记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重温一遍，颇有几分感触。
日记也让我发现那篇《湘雅刘翔峰事件让我震惊，庆幸自己重病时在湘雅遇到好医生》有个小失误，“可以同时进行免疫疗法”应为“可以同时使用靶向药物。”在此谨向刘教授和广大网友致歉。
有几位网友在留言区肯定我的乐观态度，我很开心。我觉得，乐观不仅是病人应对重病的一味良药，也是所有人提高生活质量的多种方法中，性价比最高的一种。
其中还有一位江苏网友祝我所有目标都实现，真感动。其实还有一个超级目标，住院时跟病友透露过的，也就不用跟网友保密。这是我为自己设计的一道简单数学题：“宋美龄40岁患癌，106岁去世，照这样计算，潇湘棋客可以活多少岁？”梦想总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呵呵，开个玩笑。上一篇文章写了刘教授，下面聊聊化疗放疗期间我与肿瘤斗智斗勇的体验。
化聊：“吐”与“脱”轻松击碎我的“抗过敏”自信
初识化疗药的真面目，我有点意外，原本以为它跟其它药液一样是清澈透明的，实际却是像血浆一样，暗红而黏稠。它进入我体内的最初两三次，癌细胞可能还有点不屑，没有反抗，我也就没有出现传说中的“呕吐”和“脱发”等症状。飘飘然之下，我忍不住向病友夸耀自己的“抗过敏”体质：观平生用药史，青霉素、头孢等药物我都不过敏，花粉、芒果等也从未让我过敏过，那么，化聊药也未必能够让我“过敏”。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一忘形，我还有闲情逸致跟病友开玩笑：“感觉自己只会有两个过敏源，一是美女二是巨额钞票。只要与它们近距离接触就会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血压升高、面红耳赤、心跳加快、额头冒汗等。前者验证过，但随着步入老年，荷尔蒙与抗体的产量此消彼长，过敏反应接近于无；后者想验证，却一直没有机会……”
病友们只是笑，说是稍微多做几次你就知道它的厉害了。
人一狂妄就容易被打脸。呕吐果然很快就出现了，因为对“首发式”准备不足，仓促间赶紧从床下抽出用于洗脚的塑料桶接住。病友提醒可以到护士站领一只小桶专作此用，我连忙照办。
早中晚刷牙是三个高发的时间点，有时候牙刷无意中触碰到口腔里的某个敏感点，就好像按下了大坝的电动泄洪开关，被拦在里面的东西立刻喷涌而出。这其实反倒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便于处理遗留问题，很快可以清洗干净。同室病友基本有过类似经历，见惯不怪，没人抱怨谁谁谁把盥洗池弄脏了。
按抗癌日记里记的，多的时候我一天吐了五次，不知未写日记时的第一次化聊有没有超过这个纪录的，反正一天两三次三四次是常有的事，有时候恰好是吃完三餐没多久就吐了。我知道这种情况下光靠葡萄糖来补充营养是不够的，于是湖湘汉子“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典型性格特征此刻充分展现了出来——肚子里的难受感稍微减轻一点，就把剩下的粥、面条、蒸蛋、果泥等加热一下继续吃，且强迫自己尽量多吃，把吃饭问题视为在职场时领导布置的一项非完成不可的重要工作任务，——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与肿瘤较量。
我的印象中，化疗阶段自己没有口服过阿瑞匹坦之类的止呕药，每天少则四五瓶多则七八瓶的药液中，护士偶尔告知加过止呕药。
脱发问题也来了，只不过稍晚一点。好像一对夫妻赶路，高个丈夫到目的地好一阵了，矮个妻子姗姗来迟。症状先轻一点，后来变本加厉，用手从额头扫到后脑勺，如同秋风扫落叶。
应对这个问题，办法比较简单粗暴，医院附近有众多小理发店，选一家推了个光头，从此眼不见心不烦。留得毛囊在，不怕没发长。自信化疗阶段结束后，假以时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丝万缕长出来。
我在第一篇抗癌日记中表达了自己应对化疗的乐观倔强态度——
“世界赠我以苦难，我报世界以微笑。”
“第二次化疗今天开始。联系第一次化疗，这种经历颇似影视作品中屡见不鲜的情节：国民党特务逮住了共产党人，一番严刑拷打之后，共产党人昏死过去，特务泼冷水使其苏醒，随后，新一轮大刑伺候！呵呵。”
放疗：在心里模仿影视角色狂呼“弟兄们给我顶住”
在抗癌日记中，我用了不同的比方来形容化疗与放疗——它们像是老电影中常见的两种酷刑，化疗药在体内翻江倒海，如同灌辣椒水；放疗先把人的脑袋严实固定下来，再施以各种折磨，堪称坐“老虎凳”。施刑者，表面上看是医生护士，实际上是肿瘤，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不会糊涂。
“老虎凳”的配套刑具在放疗开始前就制作完成了。化疗中的一天上午，中断了输液，一名医生带我到肿瘤中心量身定制了用于固定头部的模型。模型白色，原料大概是硬塑料，像一个倒扣的网篮，边缘有若干螺丝。上面贴有一小块白胶布，胶布上三行字表明它专属某人，第一行是名字，第二行三个字母“NPC”表明鼻咽癌，第三行是生产日期。
在抗癌日记中，我对第一次放疗的描述是这样的：“年轻男医生先是让我脱下所有衣服，赤裸上身躺在一张类似CT扫描床的床上，然后严丝合缝地把上次出院前做的那个模型罩罩住我的脑袋并固定。另一位医生交给我一个类似遥控器的玩意，告知我要是难受就按键报警。”
“‘前辈’称一次放疗的时间是八分钟，我没有感觉任何不适，只是间或感觉有几道白光射向我闭着的眼皮。”
首次放疗平淡无奇，有了曾藐视化疗的教训，我不敢相信今后30次也是这样，认定只不过“老虎”还在打盹而已。况且“前辈”还曾告诫，什么反应都没有不是好事，意味着癌细胞对此不敏感，也就没效果。
第二天的日记要点：“按医嘱，放疗前半小时要涂抹一种放射治疗皮肤防护剂。大致估算，显示屏上我的名字前剩两名患者时，我开始往眼睛以下的脸部、下巴、脖子等处抹防护剂……放疗片刻后留心了一下，放疗仪运行时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声音，表明至少有三种射线在照射鼻咽部位。白光闪过眼皮时的嘀嘀声最大。”
“老虎”逐渐醒过来，抖擞精神开始发威了。第三次放疗还没做，当天早上就吐了。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原以为放疗只会对头部受射线照射的器官和部位产生影响，后来想想也符合逻辑——老虎要比水威风得多，放疗反应自然也比化疗反应难受得多。
第14次放疗前，当天早上刘教授带队查房，我向他反映了“吐”“咳”“麻”“干”四个问题。“麻” 主要是夜里手掌手指发麻，好在自己活动一下就可以缓解；“干”是常感到渴得厉害，唾液持续黏稠。刘教授一一对症施治：开了一盒进口止呕药阿瑞匹坦胶囊，效果倒是不错，服一粒后当天就没吐了；建议自己到药店买止咳糖浆、雪梨膏、西瓜霜之类服用；散散步，多活动手掌手指；多喝水。
放疗过程中最难受的感觉，其实出现在躺在“老虎凳”上时，不是每次都有或者两种感觉同现，但总体讲频率比较高。
一种难受感觉是渴。每次放疗前在肿瘤中心休息区等候时我都会频繁喝水，并尽量在快轮到自己时排空小便，医生点名了还不忘赶紧咕嘟咕嘟喝上几大口，怎奈经过若干次放疗后的口腔就像严重干旱时的农田，哪怕一车水倒进去，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渴极时，我只好把1800多年前诗人曹操用浪漫主义手法创作的故事，稍加改造拿来一试，想梅止渴。我平时对水果酸味极敏感，极怕它。想起半生不熟的梅子，有时候真能生出一点点唾液，有时候没用。
还有一种更难受的感觉是呕吐感，它出现得比前一种更频繁。可是，脑袋被罩子死死罩住的，怎么吐呢？当然也可以按“遥控器”报警，但我既无意半途而废麻烦医生，更不甘向“行刑者”示弱屈服，那不是我的性格。忍无可忍之际，紧急把自己想象成老电影里危急情况下的某些将领，挥着手枪声嘶力竭地狂喊：“弟兄们给我顶住！顶住！”居然还真的管用，从贲门到口腔的道道关卡，成功阻击住了胃容物，有两三次甚至觉得它们都快冲到口腔了最终还是被逼了回去。
凭借决不认输的意志力，31次放疗过程上，我一次也没有按过“遥控器”。
放疗过程中有个有意思的现象。每天做完例行功课，病友会互相串病房，像相互检查作业效果似的，比比谁的脖子更黑，有无溃烂；舌头有没有起泡，泡有多少，溃烂了没有；喉咙溃烂了没有。我的情况比绝大部分病友要好——脖子没特别黑，只脱皮无溃烂；舌头没烂，虽有泡但不多；喉咙有痛感但似未见溃烂。我的状况让好几位病友惊奇又羡慕，我向他们解释：可能是人老了，皮糙且厚。在同批次做放疗的病友中，我的年纪大概可以进前三的。
放射武器比化学武器威力大得多。放疗给我留下了至少四个目前看来无可逆转的后遗症——左耳听力几乎完全丧失，似乎要论证从祖父到姑妈到我“代有聋人出”的家族宿命；嗅觉全部丧失；“放射龋”致使一个排的牙齿几近全军覆没；唾液分泌功能丧失，常感到口干。
对于我这个死不改悔的乐天派而言，从上述“塞翁失马”中找到好处容易得很——第一点，耳不闻心也不烦。第二点，当别人在街头被香味吸引进店作冲动性消费时，我毫无反应，省钱；当小外孙女每天出现一次正常生理现象，她妈、她妈的妈“同种电荷互相排斥”，掩鼻呵斥时，我淡定自如，依旧笑容可掬。第三四点，极有利于践行养生专家倡导的“细嚼慢咽”“常吃粥”“多喝水”等理论。
精神疗法：“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亲人的爱，也是优质抗癌药。我的这味药里，妻子贡献的成分最多。
妻子的大弟弟大弟媳在长沙工作，在湘雅附二住院及以后复查的日子，他们家始终是我们的根据地。在这里，妻子想方设法为我制作容易消化的营养餐：海参小米粥、泥鳅白米粥、红豆粥，虫草炖老鸭、排骨甲鱼汤、燕窝银耳羹……那段时间，我的动物蛋白来源中，大概泥鳅是份额最大的。因为化疗期间白细胞下降比较厉害，妻子听病友说它对“升白”效果比较好，为寻求品质更好的野生泥鳅，她三天两头给农村的亲友同学打电话请帮忙，一听到好消息，欢喜之情就会溢于言表。
化疗期间，我的白细胞虽也有过下降的时候，但都没有其他病友那么厉害，打“升白针”的次数也没有他们那么频繁，有妻子的心血，想必也有泥鳅们的汗马功劳。
做好了美食，如何送到医院也是一个小难题。妻弟家离医院有半小时左右车程，我虽有一辆小车，但是手动挡且配置低，妻子的驾驶技术原本不高，手动挡车开得战战兢兢，停车水平更糟，所以她很少开，情愿挤公交车到省图书馆站，再走上一截路。真是难为她了！
在医院没做输液没做放疗，且感觉又不是很糟的时候，妻子就陪我散步，在医院周边这个小巷进那个小巷出，听熟悉而亲切的长沙方言，逛平民味十足的小店铺，有时候心血来潮看中一样，买下，带回。稍远一点，走过七八千步，日记中还有破万步的纪录——我原本是个好静的人，即使发病前每日步数也很少达五位数的。
当然，还有其他亲人的爱。
女儿得知消息当即赶到医院，陪我一周，女婿亲家随后也专门从南京飞往长沙看望。我的哥哥姐姐、妻子的兄弟姐妹也都从不同的地方赶到医院探望我。妻子的亲妹妹在长沙一所高校当老师，更是隔三岔五往医院跑，或给我送粥，送鸡汤鱼汤，或给我加油打气。
我一位表弟（前述耳聋姑妈之子）是省儿童医院的主任医师、医学院兼职教授，听说我住院的消息后，在我开始第二次化疗后的当天晚上就赶到医院，从专业角度为我指点迷津，让我放宽心，他所在医院一位老领导得此病十多年了都还好好的。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做放疗期间，我一向非常敬重的岳父突然病故了。出殡前两天，刘教授大概出差了，我找替代他工作的一位女医生请假，女医生不同意，说是放疗都是31次连续进行的，不能随意中断，从周一的血检报告看，我贫血，身体虚弱，准备这几天加强一点营养的。我和妻子反复陈情，她才勉强答应，叮嘱不可过于劳累。
葬礼是在农村办的。回去后，岳母和妻子反复劝我待在楼上的空调房里，楼下寒风凛冽，烟味重，放鞭炮时更有浓浓的硝烟味。
出殡当天天公垂泪。虽然不少亲友劝我留在家里，妻子的生母（妻子很小就过继给亲姨妈当女儿）更是极力劝阻，我还是执意按当地习俗，“手捧岳父遗像送其上山，XX（女婿）在身边撑伞照顾。虽山路泥泞，早饭也吃得很少，身体仍虚，终究还是争了口气，圆满完成使命”。
妻子在当天的抗癌日记下发了四字简评“谢谢老成”，并配三个拥抱表情。她对养父感情极深，我读得懂图文背后丰富的潜台词。
除了从亲人的爱中吸取强大的精神力量抗癌，我还喜欢从音乐中寻找慰藉。不像一些病友喜欢借助平板电脑看电视剧，用手机看抖音，不管是住院还是出院的日子里，我时常用电脑、手机听音乐名曲，如《命运交响曲》《梁祝》《二泉映月》等，刘欢演唱的《从头再来》，我也很喜欢听，觉得那不单单是唱给下岗工人听的，更是唱给所有扼住命运的咽喉，正在与其殊死搏斗的人听的——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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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若在，梦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