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此前周游欧洲、日本和泰国的马云回到杭州，去探望了云谷学校的师生，还谈到了现在炙手可热的ChatGPT。他觉得ChatGPT对教育带来挑战，要用AI解决问题，而不是被AI所控，机器只有“芯”，而人有“心”。他还说：“工业时代是知识驱动，知识的竞争；数字时代，是智慧驱动，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竞争，是领导力、担当力、责任的竞争，是独立思考的竞争。”照片上的马云穿着白色长T恤，脸蛋红红的，看着精神不错。马云此行被外界很多人看做是重振民营企业的一个标志，阿里的股票也一度上涨5%。马云这些年日子并不好过，此前的马爸爸跌落到很多人眼中的黑心资本家。马云在B站的视频，弹幕都是骂他的言论，说他恶心，吸血鬼，扬言要打倒资本家。前一阵刷到马云在日本买了豪宅的视频，下面也是一堆的负面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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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是邪恶的，资本家没一个不是黑心的。这些年，社会上“仇富”的言论颇有市场，资本家们都被骂得噤声了。究其原因，是许多人对财富的分配感到不公，凭什么资本家随随便便就是几百几千万，有些人辛辛苦苦一天也赚不到几十块，这公平吗？韩国电影《寄生虫》里面，有钱人住大豪宅，穷人住在逼仄的地下室，这公平吗？一个流量明星靠着自己的脸蛋和长相就能获得巨额收入，还有最近走红的《狂飙》张颂文，因为出色的演技和他的表演天赋获得众多粉丝，他出演《狂飙》，收入是500万，而张译据说是2000万的酬劳，不管是500万，还是2000万，对普通人都是天文数字，是很多人穷其一生也无法获得的财富，这公平吗？财富的分配，说到底，其实就是社会正义和公平的问题，如果把社会财富比作一块蛋糕，该怎么分蛋糕才公平？关于这个话题，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1921年－2002年）提出了一个广为接受的正义理论，即“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他强调财富和资源应该根据一种公正的原则来分配。社会应该通过适当的资源分配来缓解不平等现象和贫富差距。他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自由原则认为每个人都应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利，而差异原则认为社会应尽可能地减少劣势群体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现象。社会不仅要关注已经存在的贫富差距，还要让每个人在进入社会时，拥有相同的起点和机会，不受先天条件和出生环境的影响。当然，他还是认为自由原则更优先，只有在保证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才能谈论财富的再分配。那么，财富和资源怎么分才是公平的？罗尔斯提出了一个“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假设所有人都是站在一个大幕后面，都不清楚他人的情况和自己的角色， 这时候制定的规则，才可能是正义的。刘瑜将其简化为：“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你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在无知之幕下，大家如何制定出一个对所有人都公平的社会规则？蛋糕该怎么分？最合理的情形就是分蛋糕的这个人最后去取他的那一份，这样，这个人肯定会把蛋糕分配得足够均匀，才能保证他自己得到可能有的最大一份。也就是说，规则的执行者不会因为他的身份而分到更多的资源。1971年，罗尔斯总结梳理之前的论文，出版了代表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本书系统探讨了正义的概念和原则，提出了一个公正社会制度的理论，强调自由、平等和公正，是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很好的补充。这本书出版以后，受到很多好评，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之一。但随后也受到不少反击，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批评者是诺齐克。 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年－2002年）也是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1974年，他出版《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震动了学术界，这本书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哲学中的经典之作。他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出发，反驳了罗尔斯的《正义论》。首先，诺齐克对罗尔斯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tion）提出质疑。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原初状态“下，即在没有任何先天优势或劣势的情况下，人们能够自由选择社会和政治结构。但诺齐克认为，这种假设是不现实和缺乏理性的，因为人们天生就有不同的才能、天赋和资源，这些因素会影响人们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他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无法应对人类的多样性这一现实。第二是对”差异原则”的反驳。罗尔斯的“差异原则”认为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只有在有助于最劣势群体时才是合理的。诺齐克认为，这种思想过于侧重最劣势群体的利益，而忽略了个人自由和所有权的重要性。第三，对个人权利的反驳：诺齐克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过度强调了社会正义和平等，而忽视了个人权利和自由。他提出了"最小国家"的理论，认为政府的作用应该限于保护个人权利和财产权，不应过度干预个人的自由。 第四，是对社会契约理论的反驳。罗尔斯的正义论基于社会契约理论，认为人们在社会契约中达成共识，以确保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公正合理的。但诺齐克认为，人们并不是通过一个社会契约来达成共识，而是通过市场和自由选择来达成共识。第五，是对再分配的反驳：罗尔斯认为，再分配是一种公正和合理的方式，以确保社会和经济差距不至过分扩大。诺齐克则主张，再分配会破坏个人的自由，因为它违背了人们自由选择使用自己的资源的权利。他认为，应该限制政府对财富分配的干预。
诺齐克
诺齐克的理论虽然很有力地反驳了罗尔斯的《正义论》，但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忽略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影响。诺齐克理论认为，人们行为的动力来自于个人利益，但它没有考虑社会和政治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忽略行为的复杂性。诺齐克假设人们的决策是简单的、理性的和自私的，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决策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情感因素、社交因素、心理因素等。忽略公共利益。诺齐克理论关注的是个体行为的理性性质，而忽略了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实际上，一些决策可能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因此，考虑公共利益也是至关重要的。需要说明的是两位学者都划为自由主义学派，罗尔斯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强调的是平等。诺齐克则属于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的是自由。罗尔斯强调的是分配正义，而诺齐克强调的是持有正义。罗尔斯强调的是积极自由，而诺齐克强调的是消极自由。罗尔斯认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应该平等，但诺齐克认为经济平等是不现实的。罗尔斯强调弱势者的权利，而诺齐克认为富人的权利也同等重要。诺齐克秉承康德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理念，富人若非自愿，就不能够被牺牲来达到其他目的。他们的分歧还在于政府和社会对于财富分配的角色。罗尔斯主张国家干预，而诺齐克反对国家干预。罗尔斯认为社会应该充当裁判和协调者去再分配，照顾穷人和弱势者。但诺齐克则不认为政府应该充当此角色，政府应该保证的是机会平等，但不是结果平等，政府应该保证个人自由，保证个人对财产的持有权，任何政治权力的干预都是违反正义的，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尽量缩小。诺齐克认为一个政府极少干预的国家，才是一个最公正的政治组织。回到到分蛋糕的场景，罗尔斯认为应考虑以下问题：每个人分到的蛋糕是否平等？如果不平等，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不平等？分配的过程是否公正？每个人是否都有平等的机会去获取更多的蛋糕？分配结果是否对最不幸的人群有利？但诺齐克认为蛋糕怎么分是自由市场的事情，他更关注蛋糕分到之后的正义和公平，富人分到的蛋糕大，但国家没有权利从他的蛋糕中再分一块给穷人，除非富人自愿分出他的蛋糕，也就是我们说的慈善和其他公益行为。北大经济学家张维迎有类似的观点，他在这篇文章里说：“真正要解决的是这些不合理不公平的因素，不是看到谁手里的蛋糕大，就给他拿走，这样下去咱们以后的蛋糕就没了。”两位学者的另一个重要分歧在于对因天赋或者出身而获得的财富的所有权上。罗尔斯认为一个人的天赋是集体资产，在天赋和家庭出身上的差异是运气使然，所以幸运的人要帮助那些不走运的人，才能安心获利，否则，就不是正义的。而诺齐克认为一个人用天赋获得的财富是正当的，是属于个人的。出身不好或者没有天赋的确是不幸的，但是却不能认为是不公正的。回到文章最开头，流量明星通过长相，张颂文凭借表演天赋获得巨额财富，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应该对他们征以重税，把钱分给穷人。但诺齐克则认为，如果他们是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得的财富，那就有权利保持它们的持有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最重要的，是不可侵犯的，任何干预都是不合理的，简言之，别的人没有理由去分明星们的一瓢羹。两位学者都是成就卓越的哲学家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理论家，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社会。理论指导实践，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拥趸。他们的理念分歧大致对应了左派和右派的分歧，或者说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歧，也是很多在美华人的分歧，秉承罗尔斯的观点的人一般支持民主党，而认同诺齐克的人大多支持共和党。美国最高法院很快就要裁决哈佛是否存在对亚裔的歧视，结果将决定是左派还是右派的胜利。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保守派和相信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并不是一个概念。信奉丛林法则的社达相信弱肉强食，而这里的保守派只是更尊重个人自由，捍卫个人财产的持有权。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里，持有仇富论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处在社会底层的穷人，他们把自己境遇的窘迫怪罪于金字塔上层的富人。还有相当一部分持有仇富论的人是自身经济状况已经非常不错，但他们同情弱者，关注弱势群体，他们跟随罗尔斯的理念，认为社会应该对穷人有更多的福利政策，公共资源也应该更倾向穷人，比如大学招生要考虑种族因素，要通过平权运动来减低非裔和拉丁裔的入学要求等等。当然很多时候，很多人仇恨的是“为富不仁”，仇恨的是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仇恨的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手段带来的财富，那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话题，也不在这篇文章讨论范围之内。本文讨论的是穷人之所以穷真的是因为富人占据了所有资源吗?他们如此仇恨富人到底有没有找对靶子？仔细分析，贫穷可能是因为如下几个原因：1.经济条件：缺乏足够的经济收入。可能的原因是找不到工作、低工资、失业、退休金不足、残疾等。2.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不高，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机会。3、社会阶层：社会的阶层划分也会导致贫富差距，一些人因为种族、性别、宗教、地域等原因而陷入贫困。比如女性往往在就业时被歧视。4、健康状况：贫穷可能是因为生了一场病，又缺乏医疗保健，从而导致贫困。5、家庭状况：如果你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或者家庭成员失业、家庭成员患病等都可能导致贫困。简言之，教育程度不高，失业，生病，地域，家庭，这些都可能导致贫穷。那么，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吗？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认为：“穷人首先是因为没有权利才沦为穷人，这些权利包括教育机会、无差异、无歧视的就业机会，以及为了捍卫公平待遇所必需的一系列权利，比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正是这些权利使所有的穷人能够不是以个体的形式，而是以一个社会组织的形式去争取、捍卫穷人的利益，以及基于其国家成员身份，从国家那里分得由国家统筹的公共福利。这些权利被压缩、被无视、被牺牲，是造就一个国家大量穷人的主要原因。人们永远不可能通过抑制财富增长、限制资本自由去拯救穷人，更不可能通过均贫富来解救穷人于贫穷之中。在任何时候，穷人都不可能靠敌视富人、消灭富人摆脱贫穷。如果一个社会有大量人口陷于贫困，那么表面上看，穷人之贫困或许是富人之恶所致，但实质上，穷人的普遍贫困之首要根源在于自由的丧失。正是由于权力未能容许、未能保障和维护国家成员体的外在自由，而使其人民丧失了本该有的一系列权利，从而丧失了一系列创造财富的机会，丧失了得其所应得的渠道，才造就大量穷人。在这个意义上，要使穷人摆脱贫困，首先要限制权力，节制权力。权力有界限，资本有法律，则穷人可脱贫，富人难为非。”说得非常好，我同意“穷人不可能靠敌视富人、消灭富人摆脱贫穷“，也就是说，资本家有钱和穷人贫困之间没有线性的因果关系，至少富人没有明面上抢了穷人的钱，或者说，富人并不是通过使穷人变穷而变得有钱。但是，资本家背后的资本呢？资本会导致贫穷吗？答案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一方面，资本家手里有钱，可以制造工作机会，资本是可以解救贫穷，而不是必然的制造贫穷。但是，另一方面，资本本身已然成为一种权力，而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为此，资本家可以不断地把工作外包给成本更低的地区，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际外包，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制造业外包给中国，而现在，又转移到越南，马来西亚等企业成本更低的地区，这无疑会造成美国的蓝领工人以及中国的技术工人失业，也成为他们陷入贫穷的原因之一。现在，ChatGPT等人工智能慢慢取代人工，必然也会使不少人失去工作，陷入贫穷。那么，仇富的人把靶子指向资本背后的资本家是正确的？且慢。无论是国际外包，还是大规模的智能化，它们的目的都是提高效率，从而扩大财富，那么他们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更大的财富了吗？或者说，他们把这个蛋糕做得更大了吗？穷人可以受益于这个更大的蛋糕吗？或者换个角度，这么多年，社会的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了吗？大家一般的惯性思维的确认为如此，美国的左派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是这么说的，《新闻周刊》（Newsweek ）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这个时代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在不断扩大的时代，超级富人和一般富人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加大”。但美国政治哲学家索维尔认为，这其实只是因为统计方法的问题，”在知识阶层和媒体的这些统计数据和他们杞人忧天的隐喻背后， 其实是一个极为平常的事实：大部分人从底层开始他们的事业，最初拿着最微薄的工资；随着时间的增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技巧和经验，不断提高的生产力使他们获得了更高的工资，并成功进入了更高的收入阶层。”对此，大部分60后、70后留学生都深有体会，当年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基本都是穷光蛋，但是一找到工作，尤其是高科技行业的工作，就会迅速进入中产阶级阶层。 “但是，知识阶层的辞令技巧，却将这个不断变动的人群处理成一个静止不变的统计范畴，即一个被称作“穷人”的持久阶层。”这么多年，美国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是在不断提升的。索维尔在《知识分子和社会》里列举了这样一组数字：”在2001年时，收入在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中，有75%的人拥有空调（1971年时全部美国 人中仅仅三分之一拥有空调），97%的人拥有彩色电视机（1971年只有 不到一半），73%的人拥有微波炉（1971年只有不到1%），98%的“穷人”拥有录像机或者DVD（1971年无人拥有）。另外，72%的“穷人” 拥有机动车辆。”而生活在中国的老百姓，从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到现在，大家的吃、穿、住、行是不是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呢？是不是整个社会的收入和生活水准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呢？而这，是不是因为财富的蛋糕越做越大，让最底层的穷人也水涨船高呢？而这些，要不要感谢那些创业的资本家富人呢？仇富的人仇恨资本家是不是找错了靶子呢？无可否认的是，社会的财富差距会一直存在。但我们追求的应该是机会平等，而不是财富平等，任何均财富的想法其实是过于天真，过于自负，也是没有考虑到人性的自私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尊重人性，接受差距，套用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放下助人情结，尊重他人的命运。我们当然需要一个好的大环境，但这个大环境更应该是保障个人的自由和财富的所有权，保障一个个体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合理合法获得的财产不会无端消失。这样才能鼓励大家更努力去创造更多财富，这样才能把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得更大，让穷人那一份也水涨船高，跟着变大。如果事先知道你努力创造的财富最终会被平分，那么还有什么动力努力工作呢？大锅饭好不好吃，我们这么多年的历史和经验教训已经给出了答案。同时，这个大环境也需要给穷人翻盘的机会，让这些人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和超越家庭限制的机会。比如，美国大学申请中，有一栏问你是不是家中第一代大学生，注意这个选项不是以你的种族为前提，而是以个体的家庭条件为前提，我认为这是对罗尔斯公平原则非常好的一个实践。很多时候，一个人拥有那么多财富的确不是他自己有多努力，或者是有多聪明，而是纯粹运气。明星Angela Baby说自己就值得拥有这么多财富，她真应该听听桑德尔在《绩效主义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中说的这句话：“意识到运气在生活中的作用会让我们变得谦卑。这种谦卑的精神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公民美德。它驱使我们重新定义成功的观念，为我们超越优绩制的暴政，走向一种少些怨恨、多些包容的公共生活指出了方向。”所以，在很多情况下，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闪耀着人性的光芒，让穷人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两位学者都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又成为哈佛大学的同事，都是成就卓越的大师级人物。在实践中，这两种理论也有不同的适用范围，虽有冲突和碰撞，但也有共同处，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是可以兼而有之的。诺齐克的持有正义强调了个人权利，可以更好地解释私有财产的概念，主张政府应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自主权，而不是通过再分配来实现社会和经济平等。而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强调了公正分配，可以更好地解释社会的公共政策和福利政策，主张社会应该为最弱势的成员创造最大可能的利益。我们大多数人，自然是无法掌控这些理论的具体操作和实践。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唯有清寒之时，努力向上，富贵之时，亦不忘慈善为怀，无论身处何地，须知富贵皆浮云，敬畏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敬畏别人的命运。但一个理想的社会，无论实践何种理论，应该是既不仇视富人，也不鄙视穷人。这样的社会，富人无惧于勇往直前，穷人也有机会攀升，无论你选择何种生活，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平等的机会。PS：我一直在思考贫富差距，财富分配等和社会公正相关话题，感谢清华大学黄裕生老师对本文的肯定，也感谢社科大哲学院李涛老师的建议和指正。本文主要内容同时做成视频，欢迎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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