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展 | 政治地理学、人种学与大同世界的构想（下）

三、晚清外交危机与人种分类的知识与实践

虽然接受了布鲁门巴赫五类人种的划分，布戎和普里查德却延续了居维叶（Georges Cuvier 1769–1832)和林克的方法将其简化为三种，即欧洲（白）人、蒙古（黄）人和埃塞俄比亚（黑），并按照其各自的风俗、社会和政治状况分别认定它们处在不同的文明等级上。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 1779-1846）接受了上述三分法，却采用了基督教历史观解释种族之间存在的种种差别。在地理学家看来，欧洲人、蒙古人和非洲人分别是《圣经》中诺亚的三个儿子的后裔。博物学家迈克雷（Alexander Macleay,1767-1748）的“循环理论”可以解释人种数量为何是五而非别的数字：“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分别代表文明的最高等级，尽管如果两相比较，它们各自所处的文明等级相当不同；其居住地如此接近而不能用海洋隔离开来。同样，这两个种族的体征也非常明显，人们一眼就能认出而不致混淆。第三人种，即美洲人、非洲人和马来人，它们明显偏离了前两个人种的才能。他们的低劣首先显现在美洲人那里，然而其外形和道德能力仍然高于非洲人。正如在动物世界中，自然往往容易退步，甚至退回到原初的物种，我们看到，在非洲的某些部落显示出最丑陋的外形和最低劣的道德能力之后，布鲁门巴赫观察到，一些马来人种开始呈现出一种进步然而却是一种明显的向高加索类型返回的倾向。无论在外形上，还是在持续的智力提升方面，南海诸岛上发生的这种情形都非常显著，乃至于每个来到其岸边的旅行者都会把他们跟欧洲人相提并论。”[1] 慕瑞的“人种循环论”一方面从基督教的神创观念出发，解释了人种之间事实上存在的相似性，论证了布鲁门巴赫的“单一起源论”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的民族曾经在远古时期创造了高度的文明，而近代却停滞不前的原因，这是18世纪以来西方人面对东方的一个巨大的困感。人种的循环也就意味着循环的历史，后者是由被慕瑞称之为“进步原则”和“退步原则”的因素所决定的，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两种力量交替更迭的历史。前者表现在民数、交通、财富和巨大的公共事件（政治）方面，后者则表现为与闲暇相对的劳作负担，以及与自由相对的强制。[2] “在欧洲还处于普遍的野蛮状态时，历史的确曾经赋予中国这样一个最为强大的民族以一种高度的文明，尽管有许多因素让人们怀疑这一事实，果真如此，也没有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种族智力有限；因为在欧洲的高加索民族已经从粗鲁的野人成为世界的主人时，中国却在达到一定的文明状态之后，数百年来在方方面面都停滞不前。”[3] 慕瑞拾取了布戎的文明三阶段划分，而野人、蛮族和文明国之间的区别不再是表态的，而是“艺术、文学、科学和精巧度”持续改善与否，尽管中国达到了高度文明，但其“文明国”的地位显然已经不保。[4]

1840年6月，鸦片战起，定海陷落。9月14日，一艘英国船只在余姚近海搁浅，船上20余名英俘被押解至宁波。魏源接受友人、时任镇江知府的黄冕之邀，前往宁波对其中的一名英国军官安突德（P.Athurther）进行了审讯，根据这个英国人的口供，魏源写成了《英吉利小志》。[5] “英吉利人”又如何？根据对安突德的观察，结合古书的记述，魏源概括道，“其发卷而红，不剃、不髻、不辫，惟剪留寸余，不使长。其发长者，惟妇人耳。故中国人以‘红毛’呼之。”[6] 在《英吉利小志》中，他还举第一位来华的新传传教士、英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为证，“白肌、猫睛、高鼻”、“净髭须”。[7] 不久之后，另一个英国人也进入了林则徐的视野，他不再是不通文墨的武夫，而是一个颇有学识的人。

1839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布朗（Samuel R. Brown,1810-1880）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学百科全书》赠予林则徐[8]，林遂组织梁进德等人翻译，于是，这本书成了晚清两部最重要的地理学著作的西方知识来源，它们分别是《四洲志》和《海国图志》。[9] 布朗神父之所以选择向亟需了解“夷情”的林则徐推荐慕瑞的书，一是出于这位苏格兰地理学家的著述多持基督教的道德立场；二是因为慕瑞对中国语言、历史、地理、政治，宗教，尤其是西方在华传史、中英交涉史非常熟悉，著有三卷本《中国》一书。[10]《地理大全》原书三卷，计1500页之巨，《四洲志》的节译、加上林则徐的按语和修改字数不足9万。[11]以《英吉利国》一节为例，《四洲志》著译者只选取原书中的“职官”、“军伍”、“政事”、“王公岁用”等内容，舍去了原书描述英格兰自然地理的大理篇幅，以及“政治地理学”中的有关国民的出生率、死亡率和结婚率这些能够体现18世纪欧洲治理技术的人口管理措施，以及技术、工业、商业和交通状况这些经济技术，而对原书中所描述的1835前后英格兰的海军、战舰以及耗费的军饷数目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2] 在政治治理方面，原书描述中国的内容与英格兰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地球上再也从没有哪个政府比中国政府来说，更是一个纯粹和彻底的专制国家了。没有力量、荣誉和身份区分，一切都围绕着主权者展开”，而这个主权者声称是“天子”，其权力完全来自于继承。凡是外国使臣来见，中国人均以为是为了向他们朝贡和称颂的目的。[13] 慕瑞不过重拾了孟德斯鸠等欧洲启蒙主义者的“东方专制主义”论调而已。在这位苏格尔人看来，英格兰的王权既非来自于神，亦非来自颠簸不破的继承权，更重要的是英王要继位必须保持清教信仰，放弃个人财产。[14] 《四洲志》译者梁进德等人均为受洗的基督徒，因此，这一有利于基督教政治的内容被他们抄录在书中。[15] 慕瑞在介绍东非埃塞俄比亚国家的前身阿比西尼国（Abyssinia）时，刻意描绘了当地的土著嘎拉（Galla）的野蛮风俗及其被基督教“文明化”的过程[16]， 这些内容也被粗通英语的基督徒译者抄录进了《四洲志》。[17]

慕瑞《地理大全》中有关中国的政治言论自然不能被写进《四洲志》里，连带的有关大清国的自然地理亦因涉及天朝国是而不被著录，这也成了《新释地理备考》、《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的撰述惯例。[18] 《海国图志》的另一个重要资料来源便是《新释地理备考》（以下简称《备考》[19]，其作者是出生在澳门的葡人玛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1810-1867）。[20]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和开放通商口岸之后，清政府与列强政府、传教士和商人之间的交涉活动日益频繁，因此亟须进一步了解不仅包括他们的军事、政治制度，而且还包括诸列强的历史、地理、宗教、人口、财政、商业及其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情况，简言之，办理通商、传教、经商等“夷务”的官员应当对西方列强及其主宰的世界有充分的了解，才不至于在外交领域与西人“再生事端”，以保王朝的政局平稳。《四洲志》之类的零散地理知识显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于是一些颇有学识的封疆大员开始亲自编纂地理著作，如梁廷楠（《海国四说》）和徐继畲（《瀛寰志略》）。至于《四洲志》出版后给中外读者的印象，郭实腊（Karl Gützlaff,1801-1851）曾说，“读此书，我们无外乎将它看作是一部百科全书被拆成零落的散页，然后再随意把它们装订起来。宗教、战争、诗歌、真理谎言和经验统统被攒在一块儿。这是本部风格奇特的书，什么内容都有，却是一个大杂烩。”这位评论者继续说，“把野蛮人（指西方人）看作是分散在小岛上的居民，过着悲惨的生活，乐于与中国人通商，这样的想法再也站不住脚了。”  于是，人们找到了一位葡萄牙人，想让他撰写一部地理学著作。[21] 除去这位为殖民者辩护的普鲁士传教士对中国人的仇视之外，他对《四洲志》的评论并非言过其实。例如，“英吉利”这个中文国名的来历，不但古方志没有记述，而且《四洲志》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编纂《海国图志》的魏源也只通过前人的著作知道“英吉林，一名谙厄利，一名英机黎，一名英圭黎，的粤东贸易曰英吉利，盖对音翻译无定字也。”[22] 慕瑞在《地理学百科全书》的英国“历史地理”条目之下已经说明，与“英吉利”对应的“angles”是源起于日尔曼人的萨合森部落的一支，公元5世纪它随萨合森人征服了英伦。[23] 《四洲志》的译者没有把这一内容翻译出来。英吉利即塔西陀《日尔曼尼亚志》中的“Angili”，葡萄牙人把它转写成了“Ingali”，在《澳门纪略》(1754)中这个葡文词才第一次被翻译作“英吉利”[24]。中葡交涉始于16世纪，中国人最初之所以知道所谓“英夷”的事情，正是通过葡萄牙人。

郭实腊提到的葡萄牙人，则是从事东方殖民贸易活动而来到澳门的葡萄人的后裔，一个土生的葡人——玛吉士，他曾经作为澳葡议事会译员，与粤东官商士绅交往频繁，授意玛吉士编纂地理学的，或许是广州的地方官员，或者主持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的新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比林则徐更善于与西人打交道的耆英，时间应在1843年左右。[25] 这一年7月，玛吉士曾受命赴广州与大清官员就扩大葡国在澳门的殖民利益事宜进行交涉，然而，一旦受大清国官员委托编纂地理书，他自然会仿效已经刊行的《海国图志》（50卷本）的旧例，在《地理备考》中“专详域外”，对“神州”“不敢赘一辞”。[26]

《地理备考》的编排遵循当时欧洲地理学的分类体系，即划分为天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即“文、质、政”三个领域。在《地球总论》一节，玛吉士先叙世界五太洲的划分，再列五洲现有人口总数，之后写道：

千亿之众，分为五种。或白或黄或青或黑，有五色之分，其白者乃欧罗巴一洲、亚细亚东西二方、亚啡哩加东北二方、亚美里加北方之人。颜色纯白而貌卵形而俊秀，头发直舒而且柔，乃其态度也。其紫者乃亚非利加北方、亚细亚南方除天竺及亚细亚所属数海岛不同外，其余之人颜色黑紫、鼻扁口大、发黑而且卷，乃其态度也。其黄者乃印度一国、亚细亚南方、亚美利加南方之人，颜色淡黄、鼻扁口突，发黑而且硬，乃其人之态度也。其青者乃亚美利加大半之人，颜色青绿面貌、毛发与与黄者颇为相等也。其黑者乃亚非利加本地诸人。颜色乌（黑干）、容凸颧高、口大唇厚、发黑而且卷。犹如羊毫，鼻扁而且大，类似狮鹰凖，乃其人之态度也。但其地亦有白色之人，居住东北二方，其人俱系欧罗巴、亚细亚曩时迁移栖迟于彼地者也。又亚细亚南方及其各海岛亦有黑人，而形容体态与亚非利加之黑人迥殊焉。[27]

这段文字几乎全文抄录自1830年朗格鲁瓦编辑出版的《现代地理学词典》，朗格鲁瓦是一家专门出版地理学书籍的机构，这部辞书是当时法国最流行的地理学词典，它不仅汇集了布戎、巴尔比和地图学家拉比（Pierre M. Lapie,1979-1850）等专业地理学家的著作，还收揽了当时坊间的多种地理学词典、统计学、旅行记书籍等等。[28] 然而，玛吉士在这里做了一个细微的改动。在原文中，白种人的地理分布是“欧洲、亚洲西部、非洲东部和北部和美洲北部”[29]，而玛吉士在译文中则把“亚洲西部”改为“亚细亚东西二方”。在原文中，黄种人在亚洲的分布地仅限于南方，不包括东亚。这样，朗格鲁瓦辞典在人种分类上遗漏了“东亚”地区，这个明显的缺失显现被玛吉士所发现，他随后把东亚人种补写进“白人”的行列去了。玛吉士为什么不把东亚人列在黄种人当中？除了马来人之外，亚洲人全数均是“黄种人”，这是布鲁门巴赫在1778年就已提出，后来又在其自然史著作中不断加以确认的看法。[30] 在亚洲人的归属上，朗格鲁瓦的分类方法既不同于布鲁门巴赫，也不同于布戎、巴尔比等大多数体质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玛吉士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视为“白人”的做法，不仅与19世纪初期西方人种分类学观念不符，而且也与鸦片战争前后一般的清朝官员和民众视西方人为“夷”的态度[31]相反。假如《地理备考》的初衷是写给大清国“查办夷务”的官员们看的，这不是向他们长久以来固守的“夷夏”观念挑战吗？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地理备考》中有关欧洲和葡萄牙王国的内容。在对天文学和自然地理进行概括性描述之后，玛吉士首先从欧洲开始逐一描述世界各国的自然、政治、人种、风俗等等。《欧罗巴全志》一节开篇即说，“欧罗巴虽为地球中五洲之至小者，然而其处文学休雅、技艺精巧，较之他处大相悬殊，故自古迄今常推之为首也”，“天下五洲之内所有文学、技艺、其至备至精者、惟欧罗巴一洲也。其余各洲、亦皆有之，但未能如其造于至极焉……” [32] 一种欧洲文明优越感从笔端流露出来。玛吉士首先描述的欧洲人便是其大西洋国（葡萄牙）同胞：“大西洋国人之形容也，不甚高、不过矮、四体相称、不甚胖、不过瘦，骨骼适宜，容颜既丰而且彩，肌肤微紫而偏白，目多于纯黑而巨慧，晴有微蓝而露光。至于性质美秀而文和，爱质朴雄壮而勇。礼宾笃备、冒险营大、品性颇急，但系秉夷柔顺，（亻贵）然无矜，遭灾不退，遇险不激，虽多勤劳惯苦，亦有怡惰，殊恋梓里，甚爱乡人，恒重异邦，决无藐亵。”[33] 上述对葡萄牙人的体质人类学描述同样不无出处，它来自朗格鲁瓦的词典和地理学家巴尔比敬献给葡萄牙国王的统计地理学书中。[34] 在此，《地理备考》的作者对其所征引的文字内容同样做了微妙的改动：“肌肤微紫而偏白”，“目多纯黑而巨慧”，“甚爱乡人，恒重异邦，决无藐亵”之语显然系玛吉士刻意补写，其中的自辨色彩非常明显。[35]

上述两处策略性改动折射出一个澳门土生葡人因屡受大清国“歧视”起而自辩的心态。自1557年葡萄人居留澳门以来，明清历代政府对其严加防范，不但建立了（香山）县丞相与海防同知的行政和军事制度，而且对实施海禁，这使得当地的葡人表面上“恭顺守法”，但事实上由于澳门地区“民夷杂居”，葡人时常“凌烁居民，玩视官法”，民事冲突不断，每当案件发生，葡澳当局就包庇本国人，试图在澳门实现殖民地国家的“治外法权”，而清政府始终坚持在澳门地界行使司法权。[36]另一方面，明清政府一直以来对居住在澳门三百多年的葡萄人的来源不甚明了，最初以泛指欧洲人的“佛朗机”来称呼他们。至道光年间，人们仍以“西夷”或“西洋夷人”的模糊称谓名之，其官员则被称为“夷酋”或“夷目”。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还在向道光皇帝所呈奏折中还说，“西夷挈眷而居，历今三百余年，几与华民无异。虽素称恭顺，不敢妄为，而既与各岛夷人朝夕往来，即难保无牟利营私，售卖鸦片情事。”[37] 即便是在《南京条约》换文之后，耆英在议定澳门通商章程的奏折中，还误以为所谓“大西洋国”乃明万历年间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的故国“意大利亚”。[38] 熟悉“夷务”的耆英尚且如此，一般民众对澳门葡萄人的了解可想而知。参与葡澳政府与广州府就通商事宜谈判的玛吉士对此必定受到了“伤害”，便借《地理备考》之一隅向人们宣称，“大西洋古名卢西达尼亚，今称伯尔都牙哩。在欧罗巴极西，故于中华又俗称大西洋国。”[39] 为了取得自然法赋予的平等权力，玛吉士不惜将中国人种与欧洲人种族等级抹平，扭转士大夫阶层心目当中的“华夷”秩序，以图澳门能够突破大清国主权的管辖，成为像印度的恒河流域、非洲的刚果和美洲的巴西一样在葡萄国王旗下的属地。1826年出版的朗格鲁瓦《地理学词典》早已经将位于“广州湾的一个叫澳门的地方”划归为葡萄牙的殖民地了[40]，尽管这个曾经拥有达·伽马的航海和商业的帝国在西方已经走向没落了。20年后，《地理备考》的作者还没有勇气把澳门这块隶属广州府香山县管辖的地方列入“大西洋国”海外属地的行列。不过，玛吉士相信，这终究会成为现实，因为18世纪的人种分类科学知识告诉他：“天下万国之人有上中下三等之分。夫下者则字莫识、书莫诵，笔墨学问全弗透达，所习所务止有渔猎而已矣，原此等人并无常居，惟游各地随畜牧也；夫中者，既习文字，复定法制，遂出于下等。始立国家，而其见闻仍为浅囿，更无次序也；夫上者，则攻其学问，培养其才，操练六艺，加利其用，修道立德以成经典，法度靡不以序，河清海宴之时则交接邦国，礼仪相待，军兴旁午之际则捍御仇敌，保护身家焉。”[41] 由布戎提出的、与人种等级相对应的文明三阶段划分—— “野人——蛮族或半开化——文明国”，成为澳门土生葡萄牙人玛吉士建构种族身份和攫取殖民权宜的知识依托。在这个世界文明秩序当中，中国处在“蛮族或半开化”状态，尽管布戎、巴尔比、慕瑞和朗格鲁瓦愿意承认中国曾经取得了一种高度文明，但她的历史是停滞的、倒退的，甚至重新堕落到一种野蛮的状态。鸦片战争之后，“人们发现，野蛮人不再是一个受到鄙视的种族，而且他们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落后，虽然他们既不会诵读也不书写汉语。”[42] 大清国无力“捍御仇敌，保护身家”，何谈“文明”？《地理备考》传达的“文明”信息是，中国不仅要平等地看待包括“西夷”、“英夷”在内的欧洲人，而且要倒转自身的夷夏观念，虚心向“野蛮人”学习，尽管玛吉士还不能以“蛮族”来翻译“barbare”或“demi-civilisé ”，惟恐再次引发“谁是野蛮人”的问题。在玛吉士埋头撰写《地理备考》期间，葡萄牙女王唐纳·玛丽亚二世（Dona Maria , 1819-1853）于1845年11月20日公然宣布澳门为 “自由港”，任命海军上校亚马勒（Fer reira do Amaral）为澳门总督，这个狂热的殖民主义者通过一系列野蛮、血腥的暴力手段驱逐了中国官员、关闭了中国海关行台，终于使澳门在1849年3月成为葡萄牙王国事实上的殖民地。[43]

四、种族改良与大同世界的构想

葡萄牙人的“冒险营大”体现为自15世纪末期以来持续不断的航海探险活动，继达伽玛在1498年发现印度之后，1500年卡布拉（Pedro Alvares Cabral,1467-1520）的船队又绕道好望角，越过赤道进入南半球，在巴西建立了一座十字架，自此，位于亚马逊流域这片广阔的土地被纳入到葡萄牙国王的名下。1820年自由派革命成功之后，试图将巴西变为葡国的殖民地，1822年12月，佩德罗一世 ( Pedro I) 不顾葡萄牙自由派政府施加的压力，宣布独立，并仿效拿破仑建立了巴西帝国。新帝国的经济依然主要依赖甘蔗和咖啡种植，而其劳动力主要来自于从非洲贩运来的黑人奴隶。法国率先于大革命之后的1794年废止了奴隶贸易，1807年，美国和英国也随之予以废止。尽管迫于英国政府的压力和皇家海军的海上阻截，巴西先后于1831年和1850年两次通过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的法案，但奴隶贸易并没有因此而绝迹，而居留国内的黑奴地位也没有丝毫的改变。直到1888年3月，摄政女王伊莎贝尔（Isabel）才以其兄佩德罗二世的名义签属了“废止令”，奴隶制度才在巴西正式宣告结束。为此，官方给出的原因是（1）奴隶所有者发现追回逃跑的奴隶非常困难，而且花费巨大；（2）现有的奴隶人口已经趋于老化。[44] 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所掩盖的真实原因是（1）在智利、哥仑比亚、波多黎各、古巴等南美殖民地国家相继取缔奴隶制之后，奴隶制的保留成为巴西社会“落后”的标志；（2）随着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逐渐消失，非洲黑奴的来源被阻断，种植园主们发现与输入黑人奴隶相比，来自欧洲和亚洲的移民作为自由劳动力的成本相对较低。为了应对劳动力的极度匮乏，巴西政府和民间先后多次计划和实施了从欧洲和亚洲输入移民。在亚洲，自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就不断通过拐骗和绑架的方式将沿海的百姓运至葡萄牙在印度和南美的殖民地长达数个世纪之久。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取代澳门成为了远东最重要的贸易港口，澳门的经济地位随之衰落，逐渐蜕变成“苦力贸易”中心。早在19世纪初期巴还未独立之前，巴西的经济学家和葡萄牙的外交官员便建议从中国的沿海地区招募2，000，000华工，尽管最终到达巴西的华工仅有四、五百人。1873-1874年，巴西的移民公司再次期望从香港、澳门和其它广州沿海地区大批招募华工，但这项计划最终也大打折扣。究其原因，乃在于英国禁止从其殖民地香港、并且也迫使澳葡政府禁止从澳门贩卖苦力，加上清政府鉴于此前在古巴和秘鲁的华工之恶劣劳动条件和非人待遇[45]，不允许华工出洋，除非自愿或者去往与中国订有通商条约的国家。1879年，在这家公司的要求下，巴西政府专门派出外交使团来到天津，名义上的目的是与清朝商谈缔结友好通商条约，而实质上是为了安排运送华工到巴西之事宜。以喀拉多（Eduardo Callado）为首的巴西使团虽然与李鸿章签订了条约（1881年3月），但招募华工的计划却落空了。尽管在清政府层面，招募华工的计划受到了挫折，但巴西仍然试图通过商业途径达到此一目标。1883年，里约热内卢的中国通商与移民公司联系上了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后者于同年10月来到巴西，他参观了当地的咖啡种植园，同园主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向他们透露出向巴西输入劳工的意向。当此之际，巴西政府宣布不向招商总局支付每年10万美元的补助金，唐廷枢突然决定离开巴西，随后在伦敦宣布中止这项输送华工的计划[46]，而其中真实的原因是“知彼国黑奴之例未删，疑待华人，不甚周妥，不敢承揽。”唐廷枢访问巴西事在废奴令颁布之前，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1889年3-4月，正值废奴令颁布一年之际，清政府委派的游历使傅云龙至巴西考察所看到的华工情形有所改善。[47]

废奴运动、反教和共和主义汇合成一股改革的潮流[48]，通过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在1889年11月15日推翻了由葡萄牙王室建立的巴西帝国。共和政府通过在交通、教育和通讯系统方面持续推行改革，努力改变自身的国际形象，这包括两方面的措施，其一，使城市“欧洲化”；其二“漂白”其人口。[49] 其实，这两项工作在帝国晚期就已经开始展开。1878年7月举行的农业会议在围绕移民政策展开的讨论中，巴西的统治精英们和种植园主们大多主张引进欧洲移民，这不仅因为他们相信欧洲人种要高于本地的美洲印地安人，而且要高于其它任何非欧人种。换言之，既使种植园的目的是利润的最大化，但这不也能放弃巴西应当关注于其人口和种族构成的思想。但是，购买欧洲人的“智力”和“进取心”所花费的成本过于昂贵，而且这些欧洲移民容易脱离种植园主另行创业，因此，这些精英和种植园主们很不愿意地接受了从亚洲移民的想法。然而，他们始终也没有放弃“黄色人种”“会对农业社会的秩序和良好态势造成威胁，从而“削弱巴西的文明程度”。于是，1890年6月，巴西政府颁布了对移民政策进行“调整”的第528号命令，这个命令一方面规定给予欧洲移民补贴路费，另一方面规定亚洲和非洲移民非经国会批准不得入境，巴国驻美的公使应当及时向联邦政府通报从美洲进入巴西的亚非移民，而且巴国的警察应当采取措施将亚非移民阻挡在国门之外，这一移民法令的效力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因此，这一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移民政策反映出“巴西的统治精英的目标并不在于为持续扩张的农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而在于创造了个新的和不同的国家。[50] 在这一背景之下，1892-1893年，经过巴西驻法公使毕萨（Gabriel de Toledo Piza e Almeid）与清朝驻法公使薛福成、参赞庆常在多次照会和面谈，1893年11月，专使辣达略（Barao de Ladrio) 最终抵达上海，之后又寓居香港。若说此行是奉巴西政府之命，商议通商业驻使事宜尚可信，若说为招募华工为目的，便可怀疑。毕萨在与庆常会谈时明言“我所言招工之事，系就议院所论而言，本国并无明文，应详询情形，再为细谈”[51]， 这说明，辣达略此行拟办的招募华工事宜并未经国会批准，既使华工经过其所言程序来到巴西，按照1890年颁布的第528号令，他们也难免不会失去自由身份。正在辣达略一行于1893年7月从巴西启程前往中国途中，巴西京都公司就在澳门街头张贴布告，非法招募华工。随后这家公司雇用德国轮船运载475名华工经好望角驶往巴西。[52]尽管辣达略辩称，“招工事必有假冒”，但这与巴西政府，无论是帝国时期，还是共和时期一贯对非法运送劳工的行为暗中支持不无干系，更重要的是，这只搭载华工的德国轮船的确到达了巴西，并且被迅速送到了各个种植园中。[53]

1895年冬，回乡为母祝寿的康有为从葡籍澳门赌商何穗田（廷光）与其新会谭性门人得知了巴西使节曾经来华招募华工、并滞留香港数月直至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方才离开之事。在此期间，澳门街头非法招工、以及三艘轮船搭载华工出洋的事件相继发生，两广总督李翰章、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及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均怀疑，此乃寓居香港的巴西使节辣达略在未经清廷允许之下私自招募华工，这导致总理衙门在1894年1月照会各国公使查禁了此类活动。[54]这样一来，“巴西招工未曾开议”就已“胎死腹中”。不久之后中日战起，招募华工一事便彻底搁浅。可是，辣达略一行四人并不甘心，于是反复游说何穗田和康有为的这位谭姓门人，试图使事情有所转圜，18年之后康有为回忆道：

巴西者，葡人种而操葡语者者，故巴西四使与何穗田、谭生习，而日讲与中国通商之法，知吾之讲巴西也，谋之于我，乃结百万殖民公司，已得数十万，议租四船往巴西，海船运二千人，三月一期，每期可八千人，岁运三万六千人入巴西，而种蔗、加啡、烟蓝焉。若得利则岁增其船，移民日增，不可计数。巴西四使，许以特利，惟我之取地，加厚待焉。何穗田乃欲请于外部，为通商计，而苦无识外部者，力请吾行。是时巴西人民，已增数百万矣。吾以新中国之大业，不能辞也，乃特诣北京，介吾友于晦若礼部式枚，而请于合肥李相鸿章，时主外部事也。合肥许我尽力成巴西通商事，且语我曰：巴西通商事成也，必须君为领事而后可。[55]

康有为将巴西主动招募华工之事视为实现其早年移民巴西计划的良好契机。在《我史》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曾经说：“既审中国之亡，救之不得，坐视不忍，在发浮海忧居夷之叹，欲行教于美，又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即皆限于力，又有老母未能远游，遂还粤,将以教授著书以终焉。”[56] 由此可知，从1889年起，康有为就产生了移民巴西、再造新中国的计划，甲午战争之后适值巴西招募华工之事欲图付诸实施而未果。1905年10月在游毕墨西哥之后拟赴巴西，惜因无船而作罢，直到1913年民国成立之后，康有为还借海外惟有“邈绝而违隔之巴西”承认北京袁世凯政府之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吾国人若能早留意于巴西，则吾创一新中国于巴西久矣。”[57]

康有为移民巴西的筹划起因于《中葡条约》对澳门的处置方式。1886年，中法战争之后的清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决定开办洋药（鸦片）厘税并征，这需要澳葡政府的合作。1887年12月，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诱导之下，总理事务衙门与葡萄牙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和好通商条约》，虽然该条约没有将此前赫德的代理者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ell）与葡萄牙政府私自签订的《里斯本条约》第二款“中国确认葡萄牙对澳门及其属地的永久占据和管理，与葡萄牙所属的其它地方无异”[58]全文写入北京条约，却保留了“永久占据和管理”（perpetua ocupação e governo/perpetual occupation and government） 并将汉文本改写为“永居管理”[59]。葡方利用清朝官员对国际法知识的无知，使北京条约草草签订。两江总督张之洞和广东巡抚吴大澂虽然极力反对，但北洋大臣李鸿章却赞成，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因反对失信于外人亦主张按既定的《里斯本条约》与葡萄牙政府缔约。1888年11月13日，也就是中葡条约换文半年之后，康有为为此在京还曾面责过来访的曾纪泽，后者的答复被记录在康氏本年的日记当中：“与言澳门之事，云道光十九年，澳门葡萄牙督来问粤督，粤督答以澳门夷地，我中国不过问，葡人今据以为辞，无如之何。今不过以夷地与之而已，非吾祖宗之地也。我问葡人扰我乡人如何，曰此自粤督不画界耳。”[60] 林则徐与曾纪泽把澳门视为“夷地”，而非国际法意义上的边界和领土，但是，在康有为看来，地不分夷夏，而是人口性命所系的生存空间，“失地”意味着国家和民族的衰败，更准确地说，它是事关人种生养和保存的重大问题。作为粤人，康有为一向对澳门一地的得失非常在意，直到1907年在游历葡萄牙途中，还对此耿耿于怀：“畴昔曾惠敏公以区区鸦片之税，以马交与之，实为失策”，复对葡人的奢赌之风，葡兵的“横行肆淫”和“野蛮不治”，以及葡澳当局的“横侵香山”大大挞伐，指葡萄牙内不能“富民教民”，外“无兵无船”自卫：蕞尔葡不能自治其国，安能远治吾澳门？”[61]

1888年是康有为踏入实际政治的关键一年。这一年的夏天，他入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而不售，即开始结交官贵，谋求向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上书变法。在12月的《上清帝第一书》中，康氏忧心于中法战争后中国陷入的领土危机：“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英启藏卫，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于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另一方面，“美逐我华工，英属澳大利亚从之，将来南洋诸岛纷纷效尤，我国出洋者千数百万……若不保护，还无所业，必为贼盗。”[62] 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将辽东、台湾及澎湖列岛交付（cede）日本，《中葡条约》尚从形式上保留了中国对澳门的主权，而此次却是全部主权（full Sovereignty）的交付。[63] 国土割让，生齿既繁，民生日艰，加上行将自美和澳洲返国的无数华工，19世纪中末期西方列强发动的军事和经济侵略使中国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当中，如何破解这个人口难题？5月，在《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中，针对失地、散民和亡国的危局，康有为提出了“移民垦荒”之策，至于向何处移民，此时的康有为尚无清晰的答案：“今我民穷困，游散最多，为美人佣奴，尚犹不许，且以驱逐，澳洲南洋各岛效之。数百倍之民失业来归，何以安置？”[64]于是，10月在去上海的旅途当中，康有为便产生了移民巴西的想法：

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住。又乱离破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维度与吾近，地域数千里，亚马逊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吾若迁民住，可以为新中国。……时经割台后，一切不变，压制更甚。必虑必亡，故欲开巴西以存吾种。[65]

康有为眼中的移民之地，已不限于传统的西北边陲、东北、蒙古和新疆这些固有的国土，他欲将巴西也变为“新中国之国土”。按照康氏本人的说法，他于此时开始“巴西之书而读之，求游巴西之人而问之。”[66] 康有为的西方地理知识最初来自1873年起对《瀛寰志略》和《海国图志》的阅读，1879年又开始阅读江南制造局刊行的《西国近事汇编》（1873年创刊），以及曾经作为中国代表参加1876年美国费城博览会的李圭撰写的《环游地球新录》（1877）。自光绪八年（1882）年起，在研读佛典的同时，康有为开始广泛涉猎西学，游览《万国公报》、江南制造局刊行之《格致汇编》以及西方传教士翻译的西方科学与史地著作，至1895年8月在上海创建“强学会”，开办《强学报》，并在张之洞、英美公使以及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年）领导下的“广学会”的支持下广泛搜罗“西书及图器”。[67] 无论《瀛寰志略》和《海国图志》（包括被辑入二书的《新释地理备考》），还是《环游地球新录》以及传教士们翻译和编纂的大量地理学、生理学、医学、生物学著述，其中所包含的西方18世纪以来的人种分类学知识给康有为留下了初步的印象。

这些西方人种学知识凝结在《大同书》中，特别是其中的“丙部 去级界平民族”和“丁部 去种界同人类”。[68] 如今，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材料来重建康有为的人种学知识谱系。在1894年秋避居桂林时所作《桂学答问》中，康氏列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所著《全体新论》作为西学入门书籍。合信早年毕业于伦敦大学医学院，他在广州蕙爱医院从事医疗传教之余，综合了1851年之前出版的欧美解剖学和生理学著作编纂而成《全体新论》一书，该书不仅在“骨学”编入了布鲁门巴赫的“五人种头颅图”，在“脑部”编入了由荷兰医生康伯（Peter Camper,1722-1789）首创而被后世体质人类学家普遍采用的“量脑法”，而且还在“造化论”一节对五类人种的体质人类学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69] 值得注意的是，合信对布鲁门巴赫的“五人种头颅图”进行了微妙的修改。在布氏原图中，五类人种头颅呈平行排列，位于最中间的是欧洲人，外侧两端分别为蒙古人种和非洲人种，两侧内端分别为美洲人种和马来人种，合信将五类人种头颅竖排为两列，左侧一列自上而下分别是“原亚米利加人”和“亚非利加人”，右侧一列自上而下分别是“中国人类”、“西洋人类”和“马赖人类”。合信的排列方式既不同于布氏，亦不同于他所征引的欧美生理学和解剖学著作当中的任何一个，[70] 它强调了（1）由美洲人至欧洲人的进化次序和（2）美洲人与中国人的亲缘性，这为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将“烟剪人”（美洲印地安人）视为同一人种的作法提供了最初的知识依据。[71] 《全体新论》中对康伯“面角”测量法（头部下额-前额隆凸一线与鼻翼-外耳轮一线之夹角度数）的解释，即“大抵度愈多则人愈智，度愈少而人愈愚，因度多者则头骨阔而脑必大，若度少者则脑亦小矣，故智者脑必大且重”[72]，以及“亚非利加人……头骨厚窄、唇大口阔，鼻准耸，下颏凸”[73] 成为《大同书》中黑人的描述：“铁面银牙，铁面银牙，目光睒睒，上额向后，下颏向前，至蠢极愚，望之可憎可畏。”[74] 合信将“黑人头壳”、“白人头壳”、“猪公头壳”和“猿类头壳”的“面角”分别画出，并且按照“面角”大小从猪到白人的顺序加以排列，这种作法在当时的（生物、人体）生理学著作中并不多见[75]，它刻意突出了从低等动物到白人的生物进化论色彩。另外，《全体新论》相当多的内容和图片来自穆亚（Frederic John Mouat,1816-1897）的《人体解剖图谱》，在英印殖民地孟加拉任职长达30之久的穆亚，虽然是一位医生，但在殖民地医院、监狱的建立方面多有论述，曾被合信奉为殖民的楷模。[76]

除了体质人类学、人种分类学，人种学的另一个分枝——移民史或者说历史上的人种迁徙是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的知识根源。自1874起，康氏便通过赴日经商的友人，以及“东京日日新闻社”驻北京记者、汉学家古城贞吉（1866-1949）广泛搜购日文书籍，至1897年6月撰成《日本书目志》，次年由上海大同印书局刊行。[77] 在该书“人类学”条目之下，作者道：“造化怀衽之论本生生之如，《人种篇》考转变之由，盖异书也。”[78] 虽然康有为本人不通日文，主要靠其女康同薇的帮助[79]，但由上述按语可知，康氏的确读过此书，而且印象颇深。《人种篇》作为一个条目，出自日本丸善商社在明治十七年（1885）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卷》，这部《百科全书》实际上是英文《钱伯斯通俗百科全书》的日译本，《人种篇》所对应的条目是“人类的自然史——人种学”[80]，其撰写者应是两位出版者之一——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1802-1871），他是一位地理学家和进化论者。文章首先列出了布鲁门巴赫的人种五分法[81]，然后又根据英国人种学家和语文学家拉达姆（Robert Gordon Latham,1812-1888）的著作，将人种划分为三个，（1）蒙古人种（Mogolidae）；（2）非洲人种(Atlantidae)；和（3）欧洲人种（Iapetidae）。

本文原刊《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感谢作者授权刊发。

作者简介

梁展，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瑞士洛桑大学哲学系学习文学和哲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西思想史、文化与文学史研究，代表作有：《颠覆与生存：德国思想与鲁迅早期的自我观念》（专著，2007）、《隐蔽的结构——布尔迪厄对福楼拜〈情感教育的阅读〉》（2007）、《让大地成为大地——海德格尔的自然追问与艺术的本质》（2009）、《海德格尔：知识的本质与德意志民族的未来》（2009）、《从地理人种学到文化人种学——海克尔种族等级观念的形成》（2012）、《制造‘现实’——西方近代文学的科学谱系》（2013）、《政治地理学、人种学与大同世界的构想：围绕康有为〈大同书〉的文明论知识谱系》（2014）、《帝国的想象——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2015）、《世界主义、种族革命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的诞生》（2016）、《反叛的幽灵——马克思、本雅明与1848年法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2017）等，翻译有《牛津西方哲学史·第三卷》（2012）、《历史的天使：肖勒姆、本雅明和罗森茨威格》（2017）等，编有《全球化话语》（2002）。

注  释

[1] Hugh Murray, The Encyclopædia of Geography, a Description of the Earth, physical, statistical, civil, and political, vol.1, Phildelphia: Carey, Lea and Blanchard,1837,p.264.

[2] Hugh Murray, Enquiries historical and moral respecting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and progress of society, Edinburgh, 1808, pp.16-95.

[3] Ibid.pp.257-258.

[4] Ibid.p.281.

[5] 参看，王家俭：《魏源年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年刊”，第21册，1980年第二版，第72页；王宏斌：《晚清海防地理学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48-49页。

[6] 魏源：《海国图志·英吉利小志》，《魏源全集》第四册，岳麓书社，第1442页。

[7] 同上书，第1143页。

[8]谷口知子，『海国図志・四洲志』に見られる新概念の翻訳，《或问》，81，No.14(2008),p.83.

[9] 1839夏-1840年11月林则徐出于与英商交涉与海防之需，广泛搜集有关外国地理情况的书报，结交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和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并组织亚孟、林阿适、袁德挥、梁进德等人翻译慕瑞的《地理大全》即《地理学百科全书》（见注⁷⁴），见谷口知子：谷口知子，『海国図志・四洲志』に見られる新概念の翻訳，《或问》，81，No.14(2008)《四洲志》一书1841年在广州刊行，Roswell Sessom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33,p.32.《海国图志》50卷本刊行于1843年，60卷本刊行于1849年，100卷本刊行于1852年，除删除100字外，《四洲志》全书被魏源辑入《海国图志》，见陈华：《有关〈海国图志〉的若干问题》，《求索》，1988年第3期，第59页。

[10] Hugh Murray, An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ccount of China, 3 vols. Edinburgh, 1836.关于林则徐所依据的英文原著的版本问题争议由来已久，陈华比较了原著部分的版本，指出1837、1838年两个美国版本最可能是《四洲志》依据的英文底本，但陈华并没有读过这两个版本。笔者为此查阅和比照了1834年的伦敦版、以及1837、1839年，1840年、1855年数个版本，从书中所列人口和军队数字看，前两个版本没有出入，考虑到赠书者布朗是1939年来到澳门与林则徐接触的，因此我赞同陈华的看法，本文涉及《世界地理大全》的内容均出自1837年版。

[11] 对涉及中印边界划分政治问题，林则徐在译文中进行了修改，参看陈华：《有关〈四洲志〉的若干问题》，《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3期，1993年7月，第73-82页。据此，陈华认为《四洲志》一书并非只是一部译书。

[12] 在“军伍”一节，林则徐加了如下按语“惟无军饷数，是为疏漏之大者”，《四洲志》，《林则徐全集》第十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99页。

[13] Hugh Murray, An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ccount of China, vol.2, Edinburgh, 1836,pp.409-410.

[14] Hugh Murray, The Encyclopædia of Geography, a Description of the Earth, physical, statistical, civil, and political, vol.1, Phildelphia: Carey, Lea and Blanchard,1837,p.343.

[15] 林则徐：《四洲志》，《林则徐全集》第十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99-100页。

[16] Hugh Murray, The Encyclopædia of Geography, a Description of the Earth, physical, statistical, civil, and political, vol.1, Phildelphia: Carey, Lea and Blanchard,1837 ,pp.588-589.

[17] 林则徐：《四洲志》，《林则徐全集》第十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27-28页。这些译者搞不清“pension”和“pensioner”的区别，甚至搞不清基督教的纪年方式，误译比比皆是，参看陈华：《有关〈四洲志〉的若干问题》，《暨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3期，1993年7月，第73-82页。

[18] “此书专详域外。葱岭之东，外兴安岭之南，五印度之北，一切蒙回各部，皆我国家侯尉所治，朝鲜虽斗入东西，亦无异亲藩，胥神州之扶翊，不应揽入此书。仅绘一图于卷首，明拱极朝宗之义，而不敢赘一辞。” 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2007，第9页。

[19] 魏源将《地理备考》即《新释地理备考》全书10卷全部辑入《海国图志》，注“大西洋玛吉士”“辑译”、“著”或“辑著”字样。

[20] 关于玛吉士的生平及其《新释地理备考》曾经是晚清地理学史研究的一个谜。伦敦会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误以为《地理备考》是“西洋士玛吉所辑”，见其著《地理全志》（全五册），日本安正已未（1859年）柳夏新刊“爽快楼藏本”，第4页。梁启超中误以《地理备考》为通商以（1842年《南京条约》）前的译著，译者乃传教士。台版《续修四库提要》（1971年）的编者仍然以为“译人原名无考”。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2011）只是顺带提及《地理备考》一书；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将著者写作为“Machis”（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亦如此）；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在介绍道咸间的地理学著作时未提此书。其实早在1971年时，德国学者Walravens Hartmut已经考证出了《地理备考》一书的作者乃出生于澳门本地的葡萄牙人José Martinho Marques，青年时期在汉学家江沙维神父门下学习汉学，后来在葡澳政府任译员，之后曾任法国外交使团翻译，著有《葡汉词典》（未刊），认为《备考》的写作年代在1845-1849年前，1842年之后，cf. “The Ti-li Pei-K’ao”, Ch’Ing-Shih Wen-T’I (《清史问题》) 2.6.(Jun 1,1971), pp.55-58. 1988年，陈华也独立考证出了玛吉士的葡文名字，见《有关〈四洲志〉的若干问题》，《暨南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3期，1993年7月，第66页。2006年，赵利峰、吴震又根据葡文材料详细考证了玛吉士的生平和著述情况，并认为《备考》在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就已刊行，见《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与〈新释地理备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31-136页。

[21] Karl Gützlaff, „Ing hoan tschi lio (《瀛寰志略》)， „Kurze Beschreibung der Ungegenden des Weltmeeres“, Zeitschrifte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Bd.6, 1852,566.

[22]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第四册，岳麓书社，第1449页。

[23] Hugh Murray, The Encyclopædia of Geography, a Description of the Earth, physical, statistical, civil, and political, vol.1, Phildelphia: Carey, Lea and Blanchard,1837,p.341.

[24] 张汝霖：《澳门纪略》，（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嘉靖五年重刊本，1967，第44页。

[25] 1813年7月日，新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耆英刚刚办理完毕《南京条约》的换文仪式，就接到澳葡总督边度（Pinto）要求清政府变澳门为自由港的照会，并派遣时任澳葡议事会译员的玛吉士以使节身份到广州面见了耆英。参见，黄鸿钊，《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第237-238页；赵利峰、吴震，《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与〈新释地理备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32页。笔者据书中“乾坤始奠以来，迄今大清道光二十五年共计五千八百五十二载”（《新释地理备考》第一册，中华书局影印海山仙馆丛书本，1991，第185页）之言，认为《地理备考》一书起稿应在1845年前后。

[26] 《四洲志》、《海国图志》以及后来的《瀛寰志略》均以大清的亚洲邻国开篇；而《备考》则在总论之后，首先介绍欧洲和“大西洋国”（葡萄牙）。尽管《备考》列有“西藏”、“朝鲜”和“琉球”三节，但对大清国内陆却不置一词。

[27] 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第二册，中华书局影印海山仙馆丛书本，1991，第278-279页。

[28] Walravens Hartmut根据G.Pauthier的说法，认为《地理备考》是巴尔比《地理学大纲》的缩写版，见“The Ti-li Pei-K’ao”, Ch’Ing-Shih Wen-T’I (《清史问题》) 2.6.(Jun 1,1971), p.57.笔者对两部书进行仔细比对的结果显示，《地理备考》的内容主要并非来自于巴尔比的专业地理学著作，而更多地取自朗格鲁瓦的《地理学词典》这样一部通俗地理学辞书。

[29] Hyacinthe Langlois (réd.), Dictionnarie classique et universel de géogrphie morderne, t.1,Paris : Hyacinthe Langlois, 1826, p.cxxvii.

[30] “蒙古人种大多呈麦黄色”，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 Handbuch der Naturgeschichte,12.Aufl. Göttingen,1830, S.56.

[31] 参看，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1-284页；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Cht. pp.31-69.

[32]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第二册，中华书局影印海山仙馆丛书本，1991，第285、318-319页。这句话是朗格鲁瓦词典“欧洲”条目下之下，Dictionnarie classique et universel de géogrphie morderne, t.2,p.886 et p.890.

[33] 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第二册，中华书局影印海山仙馆丛书本，1991，第249页。

[34] Hyacinthe Langlois (réd.), Dictionnarie classique et universel de géogrphie morderne, vol.2, p.808 ; Adrien Barbi, Essai statistique sur le royaum portugal et d’algarve, t.2, Paris, 1822, p.21.

[35]

[36] 参看，黄鸿钊，《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第153页。

[37] 林则徐：《巡阅澳门抽查华夷户口等情形折》（1893年9月18日），《林则徐全集》第三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195页。

[38] 《耆英等奏澳门葡萄牙人通商章程业经议定折》（1843年12月1日），《中葡交涉史料》第一辑，澳门基金会出版，1998，第28页。

[39]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第二册，中华书局影印海山仙馆丛书本，1991，第327页。

[40] Hyacinthe Langlois (réd.), Dictionnarie classique et universel de géogrphie morderne, vol.2, p.809.

[41] 这段文字全文抄录朗格鲁瓦《地理学词典》导论部分“文明等级”（degrés de civilisation）一节，见Dictionnarie classique et universel de géogrphie morderne, vol.1, p.cxxxiii.

[42] Karl Gützlaff, „Ing hoan tschi lio (《瀛寰志略》), Kurze Beschreibung der Ungegenden des Weltmeeres“, Zeitschrifte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Bd.6, 1852,S.566.

[43] 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311-312页。

[44] Robert M. Levine, John J. Crocitti (ed.), The Brazil Reader: History, Culture, Polit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45.

[45] 1874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受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时任美国驻京公使代办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的建议，向古巴派遣了由时任美国留学委员和副委员的陈兰彬、容闳，以及任职于汉口和天津两地海关的外人A.Macpherson 和A.Huber组成的调查团前往古巴调查华工待遇。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调查团对2500名华工进行了问询，收集了1176份笔录、85份申诉和1165份签名。随着这份调查报告的英文版（Chinese Emigration: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Sent by China to Ascertain the Condition of Chinese Coolies in Cuba. Ch'eng Wen, 1874）的发表，华人在古巴遭到的半奴隶的非人待遇震惊了全世界。这一方面促使西班牙在与中国签订的有关条约中规定在古的中国臣民为自由人身份（cf. Eugenio Chang-Rodríguez, “Chinese Labor Migration into Latin Ame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Revista de Historia de América, No. 46 (Dec., 1958), pp. 375-397）；另一方面也促使葡萄牙国王于1793年12月颁布赦令，禁止澳门的苦力贸易。

[46] Robert Conrad, “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 1850- 189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9, No. 1 (Spring, 1975), pp. 41-55.

[47] 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史林》，2007年第5期，第5页。

[48] Cf. Thomas E. Skidmore, Back into White, Race and Nationality in Brazilian Thou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7-14.

[49] Thomas E. Skidmore, Brazil: Five Centuries of Chan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76.

[50] Sales Augusto dos Santos and Laurence Hallewell,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Whitening’ of Brazil”,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29, No. 1 (Jan., 2002), pp. 61-82.

[51]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史林》，2007年第5期，第6页。

[52] 同上文，第11页。

[53] Robert Conrad, “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 1850- 189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9, No. 1 (Spring, 1975), p. 47.

[54]茅海建：《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史林》，2007年第5期，第9-12页。

[55] 康有为：《忘耻》，《不忍杂志》第四册（1913年5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八辑，文海出版社，第1-7页。康氏门人蒋贵麟在1984年发表的《康南海先生轶事》中之《欲移民于巴西建立新中国》一节内容系抄录自此文，茅海建教授误以为上文乃蒋氏原作，见《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史林》，2007年第5期，第17页。按：康氏文中所指“新会谭姓者”，会讲葡萄牙语，曾经游历过巴西。考康氏门人中谭姓者，除浏阳谭嗣同外，还有新会谭镳（系梁启超表兄）、顺德谭良，而与康氏熟知的人中，似仅有1883年与其他共创“不缠足会”的南海区谔良曾因出使美国和秘鲁而游历过美洲。

[56] 康有为：《我史》，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册，中国人民大学，2007，第74页。茅海建教授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即《我史》手稿本）与通行的“《戊戌变法》本”比对，发现由于康氏的书写方式导致其后的抄本均将光绪十五年（1889）的内容整理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目下，参看《“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20-142页。

[57]康有为：《忘耻》，《不忍杂志》第四册（1913年5月），第3页。

[58]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Treaties between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4ed.,Shang Hai: The North-China Herald,1906, p.156.

[59] 海关总署编：《中外旧约章大全》下册，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第1156页。

[60]康有为：光绪十四年戊子日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74页。按：曾纪泽与康有为的会面事在1888年11月14日，即农历10月11日，刘志惠点校:《曾纪泽日记》下册, 岳麓书社, 1998 年, 第1739页。

[61] 康有为：《葡萄牙游记》，《康有为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10页。

[62]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80页。

[63] 海关总署编：《中外旧约章大全》下册，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第1216页。

[64]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全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1页。

[65] 康有为：《我史》，《康有为全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88页。

[66] 康有为：《忘耻》，《不忍杂志》第四册（1913年5月），第4页。

[67] 康有为：《我史》，《康有为全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87页。

[68] 随着《大同书》手稿于上世纪80年代分别在上海和天津两地被发现，其撰写时间渐趋明晰：康有为自1884年开始酝酿“大同之制”，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前已成“廿余篇”，1901-1902年避居印度大吉岭时成书，尽管《大同书》成书较早，但直到1913年其甲乙两部内容才在康有为主编的《不忍杂志》上刊布，1935年，康门弟子钱定安才将全稿交付中华书局出版，参看：朱仲岳：《〈大同书〉手稿南北合璧及著书年代》，《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第39-43页；房德邻：《〈在同书〉起稿年代考》，《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94-103页。

[69] 合信：《全体新论》“海山仙馆丛书辑本”（上海墨海书馆咸丰元年刻本），《丛书集成续编》第4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97、202、223页，但“造化论”在现存的各种日本刻本（如安政四年刻本）中均被删去。《全体新论》共有1852、1853和1853-1859年三个不同版本，各版插图多寡不一（参看，陈万成：《〈全体新论〉插图来源的再考察——兼说晚清医疗教育的一段中印因缘》，《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257页）其中第三版流行最广，两广总督叶名琛之父叶遂翁“取《全体新论》图，分列八幅，刊布督署，广为传布，盖中土上士大夫皆知为有用之书。”广东官商界名之流潘仕成委托岭南学者谭莹校订，将《全体新论》收入了“海山仙馆丛书”，此书遂成为医学教材，参看刘泽生：《合信的〈全体新论〉与广东士林》，《广东史志》，1999年第1期，第55页。

[70] 见上引陈万成论文，第261页。

[71] 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5-46页。

[72]合信：《全体新论》“海山仙馆丛书辑本”（上海墨海书馆咸丰元年刻本），《丛书集成续编》第4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200页。

[73] 同上书，第223页。

[74]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43页。

[75] 陈万成考出《全体新论》中相关内容出自分别出自《钱氏解剖学概要》（J.Quain, Element of Anatomy, London: Taylor and Walton, 1843,pp.182-183）和卡朋特（William Carpenter: Animal Physiology, London: Wm.S Orr. and Co.,1847,p.349），经笔者查对，《全体新论》中的“量脑法”示意图并未出现在后一书中。“面角”测量法的发明者康伯在其原著中也只是画出了猿、、猩猩、黑人和白人的头骨，见Pierre Camper, Dissertation sur les vérité natuelle qui caractérient la physique des hommes des divers climats et des différents des ages, tr.par H.J.Jansen, Paris ,1791.Fig.II.

[76] Frederic John Mouat, An Atlas of Anatomical Plates of Human Body, Calcutta: Bishop's College Press, 1846. 陈万成结合日本学者松本秀士和坂井建雄的研究，考证出《全体新论》几乎所有插图的来源，厥功甚伟，参看上引论文。

[77] 参阅村田雄二朗：《康有为的日本研究及其特点——〈日本变政考〉〈日本书目志〉管见》，《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27-40页；沈国威：《康有为及其〈日本书目志〉》，《或問》，2003年第5期，第51-68页。

[78]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288页。

[79] 沈国威：《康有为及其〈日本书目志〉》，第67页。

[80] 参看《百科全書·例言》，日本丸善商社，1885，第1页；《钱伯斯百科全书》自1833年首次出版，1849年版增加了“人种学”条目，此后的版本内容有所增加。根据内容判断，日文本的《百科全書》译自该书的1856年版，“Physical History of Man-Ethnology”, 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 (ed.), Chambers’s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 New Edition, vol. 2, London: W. & R. Chambers, 1856, pp.1-16.

[81] 1876年发表在《格致汇编》上的《格致略论（续第十一卷）》《论人类性情与源流》译自钱伯斯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 1861,p.105, 参看张晓川：《晚清西方人种分类说传入考辩》，《史林》2009年第1期，第20页，笔者查阅了该书的1871年版，发现在同一页（105）上并没有中译文中五类人种的插图，因此，我认为该文的中译者也必定参考了《钱伯斯百科全书》的“人种学”辞条，康有为应该看到过《论人类情情与源流》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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