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瑜|“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作为主教的奥古斯丁和古代北非教会

Original 彭小瑜古典学研究 2022-07-13

奥古斯丁（354-430）

我在《教会法研究》里面曾经提到过奥古斯丁（354—430年，自396年起担任北非希波城的主教）。他的一些作品被中世纪教会法学家所看重，譬如他在《〈诗篇〉释义》里面的一篇布道辞。他谈到主教们应该容忍人世间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完美，包括恶人与坏事，在种种困难中完成自己的牧灵职责。奥古斯丁有相当一部分精力倾注在处理多纳特派异端造成的裂教上。他希望说服自认为代表纯洁和把握真理的多纳特派学会宽容，接纳正统教会中他们认为不完美的成员，恢复教会的团结。这篇特定的布道辞也涉及到这个主题，而且奥古斯丁在这里深刻地阐释了教徒在追求信仰生活完美的旅程中应该如何看待不完美和有缺陷的世界。一个基督徒，尤其是一位主教，总是会被尘世的纷扰所压迫，因此渴望歇息，希望有短暂时间来疗治服务工作中得来的疲劳和伤口。修道的生活方式固然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即便是修道也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服务，而不是像多纳特派那样在悲观情绪左右下放弃与邻人的团结和对他们的爱。

牧灵的职责和出世的渴望

奥古斯丁在这篇布道辞里解读了《旧约·诗篇》第54篇（和合本第55篇）：“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一个侍奉天主的人要爱他的敌人，但是后者们不停地骚扰他，像挥之不去的阴影，不仅妨碍他的视线，也伤害他的心灵。主教或者其他基督徒总是会因为遭遇的苦难而渴望向洁白鸽子一样，飞离充满苦难和肮脏的人间，得到哪怕片刻的歇息：“至少我希望能够离开人世间一小会，这样我的伤口可以避免老是被重新刺伤。等我的伤口痊愈了，我可以再回到纷繁的事务中。”

“我必远游”。当修道精神和传统在早期教会中形成的时候，在沙漠、深山和孤岛苦修是一种流行的方式。这种出世的倾向通常被认为是对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一种回应。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利基尼乌斯在米兰达成共识，决定在宗教上采取宽容的政策，基督教也被列入宽容之列，不再遭受迫害。罗马帝国也退还了基督徒个人和教会在以往迫害中被没收的财产。君士坦丁在此之后显然已经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尽管按照当时的习惯，他的洗礼被推迟到他临终的那一年。他实行了一系列支持和优惠教会的措施，基督教逐渐成为帝国官方宗教，为主流社会所接受，并在精神文化和社会经济各方面获得特权地位。这样一个主流社会的宗教能否继续保持它在道德上的纯洁和独立，能否避免被权力和财富所腐蚀，能否继续坚持基督所倡导的平等和公义？修道传统的起源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反文化，是对世俗社会所追求的财富、权力和声色狗马的反动。“爱天主者舍弃一切，为的是在孤寂中与天主同在”。修道精神的核心内涵在巴西尔的这句话里面得到了经典的表述，但是对天主的爱与对邻人的爱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如何能统合“舍弃”与邻人之爱呢？这是早期教会修道者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而奥古斯丁在这里谈论的“飞去”、“远游”和“逃避”以及由此造成的“孤寂”和“歇息”，如何与基督徒的，尤其是主教的服务责任协调一致呢？

奥古斯丁是西方修道传统的奠基人之一，制定了《奥古斯丁修道规章》。在解读《诗篇》第54的布道辞里面，他刻意强调了以清贫、守贞和服从为原则的修道生活与服务信徒的教士职责是可以和谐统一的。他对修道的向往并非是他担任主教之后才出现的，而是他的皈依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他繁重的主教职务对他的修道精神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促成了他把修道与教士的服务紧密联系起来。

作为主教，奥古斯丁经常感觉自己处在罪人的包围之中，似乎一切帮助他们纠正罪过的努力都徒然无功。奥古斯丁借用保罗的话来说明自己的挫败感：“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加拉太书》第6章第17节）。他在这里谈论的不仅是一般的罪人，也包括自己的基督教同伴：这些人都是和你在一个教会里的，“你将到哪里去避开他们？哪里你能够发现一个退避之地来免受此苦？还是不能离开，留在这里，和他们说话，劝告他们，宽慰他们，警告他们，让他们变善”。他是在鼓励教徒和教士们努力去服务，但是他又何尝不是在诉说自己心中的苦闷：与这些罪人在一起，“我的心如何能够发现片刻的安息”？奥古斯丁认可这种挣脱尘世罪恶的心情，即进入修道生活的冲动，同时又意识到这一挣脱不是真正地远远离去，而是像鸣叫的白鸽在尘世上空盘旋：“虽然鸽子期望飞离纷繁的世界，但是她不能丢下对世界的爱。鸽子是爱的象征，她的鸣叫是爱的声音。”他又说，“鸽子因为爱停留下来”，她的职责让她无法飞离！

一个以基督为榜样的信徒一定会有这种进退两难的痛苦心情。即使在罗马帝国的迫害停止之后，教会仍然会永远在磨难之中，因为基督徒永远会有同伴信徒犯下罪过和需要帮助，而后者又常常拒绝接受帮助。正是因为有爱天主和爱邻人的心，基督徒才会体验到这种两难的心情，才会“希望有一双翅膀，希望能够飞得远远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宽容和爱心接纳和帮助罪人。

修道生活的确能够帮助教士和信徒以爱天主和爱邻人为道德准则，与世俗社会的不良习惯和价值观念保持距离。在奥古斯丁修院集体进餐的桌面上雕刻有如下字句：“如果任何人吃饭时想咬别人的脊背，他在这张桌子上找不到他想要的食物。”他的传记作者曾经记载说，曾经有几位主教作为奥古斯丁的客人来访，但是不顾警告，在进餐时议论批评他人是非。奥古斯丁十分生气地说，要么把这句话刮掉，要么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社会危机与奥古斯丁的焦虑

“当一个受雇的牧羊人放牧时，他管理的不是自己的羊群。当狼过来的时候，他就抛弃了羊群，自己跑掉了。”奥古斯丁承认教会需要负责任的主教和教士。他们不会像这里谈到的牧人那样，在危险来临的时候逃跑。但是面对熙熙攘攘的尘世，面对鱼龙混杂的教众，他们会产生“但愿我有翅膀如鸽子”的矛盾心理，他们会感觉到牧灵职责的繁重不堪，会产生罗伯特·伊诺教授所讨论的那种“圣徒的孤独”，但是他们不应该像多纳特派异端那样抛弃众多的教徒，以追求纯洁的名义放弃教会的团结。他们会通过修道生活坚定自己的信仰和爱心，进而更好地履行自己牧灵者的职责。

伊诺曾经用“圣徒的孤独”来形容奥古斯丁作为牧灵者的焦虑和孤独感。他指出，奥古斯丁的教会学贯穿着两个层面的思想，即教会的团结和教会的圣洁。他与多纳特派异端的论战和斗争是围绕着消弭后者所造就的分裂来进行的，是对教会团结的坚持。这些异端分子拒绝团结的倾向又与他们对人间教会状况的错误看法有关，即傲慢地认为教会应该由少数纯洁分子构成，排斥被他们认为是有罪的众多教徒。所以他们的分裂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缺乏谦卑和对邻人的爱。按照奥古斯丁理解，他们因此也不懂得对天主的爱。

教会在君士坦丁之前长期遭受罗马帝国的歧视和迫害，而迫害对教会最严重的打击就是教会自身的分裂。多纳特派异端的出现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戴克里先皇帝（284—305年在位）对基督教发起大迫害，教堂被拆毁，礼拜被禁止，信徒们被要求交出圣经和礼拜用的圣器，甚至被迫参加罗马传统宗教的祭献仪式。各地的教徒在不同程度上做出妥协。在帝国东部，教会认为只有参与罗马异教祭献才构成叛教，而在西部教会，信徒们对何为叛教、如何与曾经妥协者和解与团结有尖锐的分歧。分歧和冲突的焦点之一是北非迦太基的教会，其主教门苏里乌斯以及他的总执事和继任者凯基利安在迫害期间停止了公开的礼拜，并把教堂里一些异端作品交给了来检查的官吏。北非的一些教徒认为即便这样也是一种叛教行为，因为殉教者们不惜献出生命也决不做任何妥协。与凯基利安有个人恩怨的一位贵妇人卢西拉此时挑动努米底亚省的一些主教选任了马约里努斯担任迦太基主教。到314年，阿尔勒宗教会议认定凯基利安是合法的主教，于是马约里努斯的继任者多纳图斯以及他的追随者以维护教会纯洁的名义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形成所谓的多纳特派，严重伤害北非教会的团结与发展，并成为奥古斯丁最反感和批判最犀利的声讨对象。

在复杂的神学问题争议之外，奥古斯丁与多纳特派的分歧背后还有着复杂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将学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当时北非的社会状况，使得多纳特派的研究得到深化。不过晚近的考古学研究证明，4和5世纪北非的农业和工商业并没有明显的衰败，因此社会危机的根源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崩溃，而是复杂和多层面的原因造成的。布伦特·肖在他2011年出版的经典研究里面还澄清了多纳特派中间的常常诉诸暴力的“游荡派”的情况，认为他们是流动的季节短工，被多纳特派教会动员起来抵制正统教会，而非激进的修士或者具有社会革命意识的下层民众。

多纳特派与公教主教斗争的主要武器是指责后者是叛教者。正如奥古斯丁后来指出的，在这些频频指责对方在迫害中背叛的多纳特派中间也有立场动摇者，他们甚至试图以指责他人来掩盖自己所犯的同样错误：“他们以揭发叛教者的名义争斗，而他们自己就曾经投降，他们把自己的过错强加在别人的身上。他们自己也曾经交出过圣经，而他们却指责我们，所以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比他们从前的过错还要严重。” 多纳特派否认叛教者所举行的圣事是有效的。他们会询问公教徒说，“谁给你主持的洗礼？不是那个坏人吧？”公教徒说，“是有人给我主持过洗礼。”“哈，是有人主持过你的洗礼，不过他是一个叛教者唉！”正如奥古斯丁所注意到的，“背叛”成为了多纳特派和公教会互相攻击的口号，其中的一个典型模式就是指责对方因为害怕迫害而放弃自己的信仰。多纳特派对自己当中回归公教会的成员也同样使用“叛教者”标签，而公教会对自己中间转变立场成为多纳特派的成员也十分嫉恨，认为他们在自己背后捅了一刀。这些变换立场的人，在缺乏沟通和基督教之爱的氛围中，成为了最易受到攻讦的目标，也受到自己所皈依教会里面一些人的歧视和怀疑。

圣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强调宽容和教会的团结。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倾向与他的教会学见解有关。他对教会的理解既是对宗教生活现实的认同，又是对这一现实神圣和神秘性质的认识，所以他心目中的教会有着丰富的内涵。这个教会既是耶稣门徒在世上建立的信徒团体，又是义人们在尘世步向天国的跋涉（尽管在天国降临之前，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谁是义人），还是预定得救者所在的“闭锁的花园”。作为信徒的团体，教会的圣事和教会的团结都是其关键的特征。奥古斯丁认为圣事的有效成立并不因为其发生在教会之外而可以被否定，譬如异端主教所主持的洗礼，但是圣事的拯救功效却只能发生在教会之内，因为分裂教会的人缺乏爱心，而没有爱自然就不可能获得拯救的恩典。在人世间的教会内部既有圣徒，也永远不缺少罪人，所以教会是一个混杂的团体。不过，即便这些罪人担任教会的圣职，他们也不可能玷污义人，因为义人得到天主的惠顾，因为基督永远在教会里面，教会即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统一的团体，被圣灵赋予生命，所以故意分裂教会者也不能获得拯救。

《以弗所书》第5章第27节说，“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按照奥古斯丁的理解，这样的教会只是义人在步向天国的终点才能完美实现，而在旅程当中，好基督徒始终是要经受坏教徒磨难的。如果说教会里的圣徒形成了一个预定得救者的内核，那么天国其实也已经存在于人间，只不过是以一种不完美的方式，圣徒们是在罪人们的包围之中的，而且只有天主才知道谁是真正的圣徒，因为罪人也会模仿圣徒，转变为义人。多纳特派攻击说，公教徒认为存在罪人的教会和义人的教会这两个教会，而奥古斯丁反驳说，这是一个教会，是同一教会的两种不同形态，或者说两个不同阶段。关键是，对教会这样的理解意味着要对其内部有过错者宽容和团结。因为他们的傲慢和刻薄，不知宽容者难道自己不是罪人吗？

与奥古斯丁持同样观点的同时代人里面有一位是多纳特派神学家蒂孔尼乌斯。他指出，就像麦子和稗子只有到了收割时候才能区分开来，尘世的教会里面总是会有好教徒和邪恶的教徒，前者不应该试图在末世之前就与后者隔离开来。也就是说，多纳特派坚持自己的纯洁性，排斥他们认为不纯洁的其他教徒，是基于一种错误的教会学观点。蒂孔尼乌斯被多纳特派处以绝罚。多纳特派的教会学观点与前述奥古斯丁的见解针锋相对。他们认为教会的神圣来自其成员的神圣，所以必须和叛教者以及其他邪恶的人划清界线。他们甚至拒绝将自己教派以外的人称作基督徒！在奥古斯丁看来，正是多纳特派这种纯洁派的立场让他们成为破坏教会、撕咬天主羊群的狼。

《天主之城》第18卷第49章说，

在现今恶世中及恶时代间，教会因着目前的侮辱，获得了将来的荣耀，它要忍受恐惧、痛苦、疲倦、诱惑，而只有希望，且恶人与善人混杂，如《福音》所说的网一样。现世如汪洋大海，所有的鱼都在网中，被拉至岸上，不好的鱼与好的鱼才分开。

奥古斯丁：《天主之城》

奥古斯丁强调说，多纳特派否认教会里面有罪人，而实际上网中充满着好鱼和坏鱼，渔网甚至会被太多的鱼撑破。教会传播福音的成功也给教会的牧灵工作带来困难，其中像多纳特派这样的“坏鱼”还试图破坏教会的团结，撕破和挣脱出“渔网”，而他们的理由恰恰是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基督徒。“好基督徒会与坏基督徒在一起，而坏人却拒绝和好人在一起”（吴宗文译，《天主之城》下卷，第704页）。尽管与坏人在一起是基督徒的责任，却也是他们的沉重任务。“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第11章第29-30节）。奥古斯丁发现，达到这样的境界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好人与各种罪人在教会里一起生活，并不是像多纳特派指责的那样，是与他们同流合污，而是要用自己的生活为榜样去改变他们，主教则更有责任去教导和提醒他们改正过错。

伊诺教授引用奥古斯丁的一篇布道辞说：

在天主的教堂里，为你自己选择一位你可以模仿的人。假如你无法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天哪，我还能说什么啊？难道你真的在信徒中找不到可以做你榜样的任何人吗？我们在那么多年里给那么多人施洗礼，如果没有一些人能够保留他们接受的恩典，那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真不敢相信。如果这是实际情况，那我还不如不做你们的主教。不过我希望和相信情况不是这样。

伊诺评论道，奥古斯丁在其晚年很少再用教会“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样的表述。这是否是因为他的牧灵工作中太多见到教徒的种种罪过所致？生活里处处都会有丑恶与遗憾，好人的心灵时时刻刻都会受冲击，但是人们因此就应该沮丧和绝望吗？奥古斯丁自己在作为主教的服务工作中也常常身心受磨难，但是他努力去克服自己的困惑、修复自己的疲倦，包括在修院中得到片刻的歇息，而且鼓励他人也这样去做。

奥古斯丁身处蛮族入侵和社会动荡的罗马帝国后期。在他眼里，教会是一个好人和坏人混杂的社会，而且里面坏人要比好人多得多。田野里的稗子要比麦子多得多。但是好教徒不能因此像多纳特派那样成为裂教者，自认为自己的小团体就是教会。与坏人相处虽然困难，好基督徒必须坚定，坚持到最后，麦子不能因为看见太多的稗子而丧失信心。他谈到，基督徒甚至会因为自己的良好行为而受到嘲讽，“你的脚已经踏入天国啦？你从哪里来，教堂吗？那里只有寡妇和老太太才去的。”正如耶稣说过的，“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但是奥古斯丁提醒人们注意到，耶稣立刻又说，“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马太福音》第24章第12—13节）。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奥古斯丁反感多纳特派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后者表面上似乎遵循教会的一切规章和礼仪，实际上却违背基于爱心的宽恕这一信仰的核心。因此他引用福音书对他们呼吁说：“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对他人过错和罪行的一味指责和仇恨往往会让人们在此过程中失去爱心这一心灵中最宝贵的品质，会造成人与人的分裂，会让人在对立和相互的仇恨中不可自拔，因为仇恨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往往孕育更多的仇恨。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我们遇见不公平、甚至滔天罪恶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出于正义感的愤愤不平，我们应该去制止恶人，但是我们真应该拔出刀剑吗？尤其是如果这里的“刀剑”也在譬喻我们对恶人的仇恨。奥古斯丁试图区分愤慨和仇恨。父母对孩子不良行为的愤慨会引发批评、教育甚至责罚，但是父母绝不会仇恨自己的孩子，更不会抛弃孩子。这就是奥古斯丁希望人们对人世间弊病采纳的态度。他曾经说，每个人都期望做一个善良的人并因此迈入生命的门，难道人们应该以仇恨和基于仇恨的过度惩罚把恶人逼向绝望，把他们关闭在生命的门之外吗？

一个人应该能够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敏锐地观察到种种社会弊病，努力去做改良的工作，同时又努力去保持一种乐观开朗、对他人以及对社会都充满希望和关爱的温润心情，虽经磨难和失望而不悔，断然拒绝沮丧和绝望，断然拒绝暴戾之气，断然拒绝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仇恨。也许，这是我们可以从奥古斯丁这位古代圣贤那里学到的一点生活经验。

（编辑：可谖）

作者简介

彭小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从事中世纪欧洲史和教会史的研究和教学。主要著述包括《教会法研究》《基督教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社会的恶与善》。

延伸阅读

教会法研究

彭小瑜著

商务印书馆，2011年11月

491页，35元

ISBN: 9787100086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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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恶与善

彭小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