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编｜ 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的岁月
编者按
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执教近二十年，养育了众多学子，并非如专好炒作的报纸所说的那样，大多学子后来都混进政府当“出主意的人”，而是在大学和成人教育学院教书，讲读古典文学名著，躬行施特劳斯倡导并践行的“自由教育”——有的人甚至一辈子没写什么专著或文章，仅仅在学堂讲解古典的“大书”。
本文追忆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教学生涯，原刊Kenneth L.Deutsch和John A.Murley编，Leo Strauss, the Straussians,and the American Regime（《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学派与美国政制》，Lanham 1999），原文芜杂，尤其注释冗长，本编者约请丁悟博士对译文作了改编（删削枝蔓、调整注释），因此，这里的译文仅为摘要编译。
本文原载《经典与解释05：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黄薇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页55-75。
耶稣对他们说：
“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马太福音》13:57-58
施特劳斯生于1899年9月20日，1932年离开自己的祖国。此后，芝加哥大学成为他的主要“栖居地”，在那里，施特劳斯度过了自己一生最丰富的岁月。离开德国后（1954年回去拜祭父亲外，他再没有回去过），施特劳斯曾在法国、英国逗留，以后定居美国， 1944 年成为美国公民。1938至1949年，施特劳斯执教于纽约的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1949年至1967年在芝大政治系任教，1968 年至1969年在Claremont Men's College教书，后来去St. John's College——在那里，他得以同学生时代的好伙伴及老朋友克莱因（Jacob Klein）呆在一起，直到1973年10月18日逝世。
施特劳斯起初在芝大做政治哲学教授，几年后才到政治学系当教授，退休时荣膺芝大政治学系哈钦斯杰出贡献教授。快离开芝大时，施特劳斯先后获得卓西学院、汉堡大学、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 )及协和学院(Union College)的荣誉博士学位。施特劳斯任教期间，普里切特（C. Herman Pritchett）任系主任，其间葛罗金斯（Morton M. Grodzins）任也任职过几年，因此，施特劳斯任教时，主要的几位系主任都对美国研究感兴趣。
施特劳斯夫妇在芝加哥先住在东60街1209号（约六年），后住在南壁炉山街6019号（约12年）。他在大学最后十年的办公室在社科楼309室，办公室现在的主人（非政治学家）并不知道施特劳斯是谁。在芝加哥的近二十年间，施特劳斯仅两次外出，去以色列（1954-1955年）和加州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1960-1961）。也许因忽视自己的健康，也与孜孜于研究有关，几场大病曾使施特劳斯元气大伤。为完成预定的研究计划，他常常把自己钉在书桌前熬夜，远近闻名。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
施特劳斯在芝加哥任教期间讲授了约八十门课。开始时要上些规定性的必修课程，几年过后，施特劳斯安定下来，每季度上一、两门课，一门在周二、四下午3:30，第二门（如果有的话）则在周一、三同一时间。[1] 他的课通常要比学校规定的90分钟长得多，使得他的已成家的弟子们老请求“放”他们回去，以准时和家人共进晚餐。当然，其实只要他们高兴，什么时候走都成。
学生们倒愿意课可以一直上下去，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自己在课堂上正从事于探讨哲学和政治的性质这类最重要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芝大校园里的其他地方不会有这样的课程。施特劳斯的课堂常常爆满，至少选了课的学生都会到齐。当时有位学生，早已成年，做过陆军军官，对美国政治感兴趣，最近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想必会唤起其他人的同感。这位前陆军军官回忆说，他在1960年代中期进芝大，多多少少有点偶然地听了施特劳斯一堂课，在以后的两年里，这位身材矮小的男人在课堂上的温和声音让他一直着迷——他回忆说，施特劳斯的讲课非常奇异，看起来一点不引人注目，却显出令人敬畏的稳健心智；在课堂上，虽然施特劳斯对研讨的古典文本已了如指掌，却仍然满怀孩子般的好奇不断探察细节，而且总能发现些值得思索的新东西。
见识到如何细读古典文本，对这位前陆军军官来说，实在是一种大开眼界。当然，对他和其他学生们来说，见到老师如何思考以及与年轻人交流时的快乐，同样是一种开眼界。这位前陆军军官回忆说，施特劳斯老师的思考极富感染力，从讲课和谈话看得出来，他明显学识非常丰富，而且极有洞见力；施特劳斯老师在与年轻人交流时的情形，也富有感染力，对于学生们来说，这种交流无疑是一种令人大开眼界的探问方式。
施特劳斯在芝大讲授的课程有几乎三分之一基于古典文本（主要起自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另约三分之一基于现代文本（从马基雅维利和维科起），剩下的则给一般性论题（如“自然权利与历史”）——Kenneth L.Deutsch和John A.Murley编的Leo Strauss，the Straussians，and the American Regime中所刊的课程名目，没有包括施特劳斯讲解的文学或神学文本，比如，《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一书1966年出版，但1960年冬，施特劳斯在讲授的研讨课中已经大量采用阿里斯托芬的作品。
《施特劳斯讲学录》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施特劳斯在芝大开的第一门课似乎是关于卢梭的，时在1949年（元月或3月开始），当时仅三个学生。施特劳斯在芝大最后一次公开露面（1967年12月1日）并不在主校区，而是在市区（东南水街65号）的成人教育中心（即后来著名的University College），在那儿，施特劳斯显然得到比在学校得到更实际的“政治”支持。施特劳斯虽然十分温和，仍免不了惹来几个有名气的同事的敌意。
在成人教育中心的那场告别演讲题为<苏格拉底的询问>(The Socratic Question)，这个题目选得非常恰切。[2] 除了这场告别演讲，施特劳斯此前还为成人教育中心的“大学成人自由教育基本计划”（以下简称“成教计划”）至少作过四次演讲：（1）<创世纪释义>（1957年1月25日）；（2）<什么是自由教育？>（1959年6月6日）；（3）<柏拉图的理想国>（1959年12月）；（4）<霍布斯的利维坦>（1962年4月17日）。1961年12月6日，施特劳斯在一位参与“成教计划”的教授Jason Aronson的葬礼上作过一次简短的演讲。施特劳斯在芝大的许多学生开始从事自己的教育事业时，好些都选择了为这个“成教计划”讲课——跟施特劳斯学习后，他们懂得，给成人讲“大书”非常重要，因为，成人有丰富的常识，接触古典文本会与在校生有所不同（“成教计划”的阅读书目，参见笔者的《思想艺术家》，前揭，页284－300）。当然，这个“成教计划”得力于芝大传统和芝大师资的智力资源，否则，在当时的美国，要提出和维持这样的事业，实在难乎其难。
The College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施特劳斯温和而坚定，1953年在芝大主持主题为“马基雅维利”的Charles R. Walgreen Foundation讲座时，他有这样一段“结论性陈述”：
我难免伤害到你们当中某些人的感情，这部分是因为我毫无保留地解说了马基雅维利令人震惊的思想，部分也因为我表达了自己的某些见解，这些见解未见得会合每个人的口味。
就前一个冒犯来说，我倒没什么歉疚——即便把交情或交往搞糟了，也没什么歉疚。倘若历史学家不允许尽可能清楚而周到地提出自己正在研究的思想家的观点，我们就没法自由地从事历史探究。顺带说，要是获得了某种方式并以此来陈述，某些惊人的错误其实绝不乏伟大，因为，这些错误即便不是有意地、却也令人印象深刻地照亮了凡伟大的赋予者所有的那种伟大（the greatness of the giver of all greatness）。
至于我自己的冒犯，我只能说，我热切希望（与同行们）和平相处，甚至同意我的同伴们的观点。但我的同伴们相互间也意见不一，这并非我的过错。我不得不做出选择，或者取得一个立场。一旦被迫这样做，我认为，要掩盖看法或把它说得来支支吾吾，恐怕就不大光彩。我尽了自己之所学，并无恶意，因此，请求你们别介意。谢谢大家。[3]
1967年，施特劳斯不得不在芝加哥大学退休。65岁是个关键年龄，在“必须”退休之前，延长两三年任期很有可能，至少很有希望。因为，那个时候的大学都鼓励他们认为相当杰出的教师继续工作到70岁，如有可能就工作到80岁。但我认为，他们从未试图挽留施特劳斯。
在五十至六十年代，芝大大部分教师和学生住得离学校很近，彼此熟悉。因为人口多，芝加哥这个城市发展极缓慢，尤其在Woodlawn-Hyde Park-Kenwood区，教师和学生相互接触相当容易，甚至于“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尽在眼底。一位巴黎来的客座教授的妻子说，在大学区的同事家里参加晚会后，他们不必搭地铁就能回到家，真太美妙了。有一次我要去欧洲，行前问施特劳斯是否需要从欧洲带点什么回来，他告诉我说，在57街（即Hyde Park）想买什么都有。
Chicago in 1960s
施特劳斯在芝大（政治系）培养的大多数年轻学者（尤其搞美国研究的）有个特点：他们大都没有回大学与施特劳斯一起做研究。既然这些人感兴趣的首先是美国的制度，自然没什么心灵上的思辨性转变。当然，耳濡目染施特劳斯所说和为什么这样说，他们多多少少也染上了一些“形而上学嗜好”。施特劳斯教过的学生中，有的成了所谓“施特劳斯学派”中人（Straussians），其实，这不过是说，有的人在学问上的终生爱好得自于施特劳斯，有的则因为自己的狂热灵魂被他完全“扭过来了”。
施特劳斯比较出色的弟子大都曾在芝大呆过，在芝大，学生们得学会严肃对待心灵之作（the works of mind）。著名的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当芝大整整一代人（约三十年）的校长时，这一信念得到加强，尤其在他临退休的时候。那时，哈钦斯亲自延聘施特劳斯到芝大——1959年；后来，施特劳斯荣膺过芝大的哈钦斯杰出贡献教授的殊荣。
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 1899-1977）
芝大很特别，因为它不象我们美国的其他名牌大学那样，认为自己因训练出政治领导人或商业主管而了不起，芝大要培养的是教育者。再者，芝大的学术特性在总体上一向由带研究性质的系（the graduate departments）而非由小的学院或职业性的学院（college or professional schools）主导。尽管如此，教师的教学仍然很容易受挑战，年轻人们都非常聪颖，且各有自己的兴趣，对老师当然是不断的刺激。芝大有其他名牌大学也很少见到的一种基础厚实的智识强度（intellectual intensity），也为犹太裔教师和学生创造了宽松氛围（至今仍如此）。
施特劳斯和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1963年第一版）有36位撰稿人，其中约三分之二在芝大念过书；施特劳斯纪念文集《古代人与现代人》(Ancients and Moderns, New York 1964) 的15位撰稿人中，一半在芝大学习过。从美国政治学协会设立的“施特劳斯奖”（Leo Strauss Award）、“最佳政治哲学博士论文奖”（for the best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philosophy）以及Herbert J Storing编的《政治学的科学研究论文集》(Essays 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litics , New York 1962)等可以看出，所谓施特劳斯“几乎单枪匹马恢复古典政治哲学”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洪润等译，法律出版社，2010
Deutsch和Murley编的《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学派和美国政制》）挑出十人作为施特劳斯学派的“第一代”，他们大多搞美国研究，其中两个人最初与施特劳斯在芝大一起做过研究，大部分人都曾在芝大任教过一段时间。施特劳斯的“第一代传人”还有约二十位，都是芝大的杰出人才，这个数量或许比美国其他专业同期毕业的学生都要多（英语、家政学、护理专业、罗曼语、社会工作等系除外）。施特劳斯的学生们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难免会对自己的妻子产生影响——她们意识到，再也不能同丈夫分享最重要的东西。之所以说“再也不能”，因为，施特劳斯早年在芝大时的许多学生都是二战退役军人，本来已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习惯。再说，施特劳斯提出的隐微论（the esotericism）有些被其弟子们弄得神秘兮兮，很容易搞得过了头，结果招来批评。[4] 不过，关于灵魂的爱欲历程，某些著名学者谈得比施特劳斯多，却没能像施特劳斯那样，真正唤起学生们的“爱欲”——其实，施特劳斯并没有做别的什么，只是同自己的学生们一起读古典文本。
施特劳斯到芝大前，芝大的政治学系是什么模样呢？
谁想得到一些看法，不妨查看1949年以前政治学系开的课程，或看看自1893年芝大建校以来，有哪些公众人物和政治学家获得了荣誉学位，又或者读一下1991年芝大百年校庆收录的杰出学者文集中社会科学家的传记。总之，这些资料足以证明：政治学系颇具规模。[5] 的确，两次世界大战的二十年间（1921－1940年），芝大政治学系的名声已经很响，虽然主要是经验性研究项目（empirical research programs），强调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解释政治学，搞量化评估（value of quantification）一类。据说，芝大的哈钦斯（Hutchins）行政部曾“非难过社会科学搞经验性的价值”，因为，有许多名教授（像George Herbert Mead、Harold Laswell、Harold Gosnell）因此而离开了芝大。[6]
不过，施特劳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明显贡献并未得到重视，也是事实。在他进芝大前，芝大政治学系开设的“政治理论”课也有同样的遭遇。施特劳斯学派从系里退出后，这样的政治哲学在系里似乎注定也不会被重视，其定位也不会更“科学”。“科学”的界定据说在于Lord Kelvin这样一句话：“倘若你不会测算，那么，你所学的就过于贫乏且闷得很”——这话镶在1929年建的社科楼。
好在芝大一向瞄准“大书”（the great books）。施特劳斯进芝大后加入了一个逐渐形成的团体，这个团体在一些著名学者引领下细读历史上的“大书”。于是，有人不满了，尤其那些“竞争者”，他们总认为，施特劳斯正在“偷”走他们最好的一些学生。社会思想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是施特劳斯的好学生最可靠的来源。结果，他的课程在学校的课程表上好几年都由社会思想委员会交叉排定，不过，哲学系和古典学系从来没排过他的课。
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施特劳斯的确践行了一种阅读方式，这种方式提倡探问的深度，这难免冒犯那些聪明、博学的同事们。据说，芝大法学院有位教授研读宪法时，其仔细程度与施特劳斯读最好的书相差无几，但这位教授并未因此赢得同事中很多长久的追随者。美国已有建树的政治学家中，被施特劳斯学派说服的或许最（如果不是唯一）著名的“改宗者”就是Willmoore Kendall。[7]
威穆尔·肯德尔（Willmoore Kendall，1909-1967）
Banfield回忆说,：“对施特劳斯的同事而言，施特劳斯生活在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智识世界中，对他们来说，像个旅游者进去逛逛，简直不晓得何处落脚。这说明，施特劳斯几乎同芝大的其他教师没什么来往”。[8] 当然，那些赞同其思想的教师、他自己带的研究生，以及曾经是他学生、现在已是芝大的教师们，都曾与施特劳斯交往甚密（参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I,vi,14）。
让人好奇的是，像施特劳斯这样生来就不切实际的人，竟然会对实用的美国人产生影响，教导他们如何对自己国家的制度、原则和政治保持应有的敏感（这才是真正的实用）。《政治哲学史》一书的篇章分配也许就可以说明，美国研究并非施特劳斯的主要兴趣。[9] 还比如，施特劳斯可能比所有美国政治家——无论在世还是故去的，都更了解和尊重作为作家和政治家邱吉尔。
尽管施特劳斯没在学生中激发对美国的政治事务的兴趣，他却能丰富学生刚进校园时所葆有的各种兴趣。学生们政治的识见得到拓宽、加深，志趣也得到净化，从而，学生们的心智向英美政治传统中最精妙的思想敞开了；施特劳斯还提醒学生们注意政治传统的古典根基——尤其看到，这一传统经由诸如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诗人为适应现代境况而有所改变。施特劳斯遴选的经典教师（如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对基于道德和政治原则的政制极为有益——像林肯那样，“从上往下”打量社会及其制度，而非象当今流行的大多学术训练方法那样，“从下往上”看社会及其制度。与此相关，施特劳斯鼓励学生更严肃地对待宗教思想和制度，因为其中蕴涵着最紧要的东西，不了解这些东西，就无从解读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著作。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
施特劳斯有适合当教书先生的资质，比如有一次，施特劳斯与雷蒙·阿隆在芝大社科搂302室对谈，阿隆说，戴高乐时常模仿尼采的口吻，说国家象个冷血动物。施特劳斯则说，尼采压根儿仇视国家，戴高乐却试图爱抚它——我还清楚地记得，施特劳斯当即伸出手，好像在抚摸戴高乐的国家，让人联想到人们抚摸小狗。在场的每个人包括阿隆，都对这个精彩的动作忍俊不禁，后来阿隆一回到家，就把这个趣闻传遍巴黎的同行。
两位后学在谈到施特劳斯的生涯时，如此概括他的“政治教诲”：
狭义地讲，施特劳斯的政治教诲可以最好地理解为：力图在我们这个戏剧性变化的新环境复苏、调适和运用古老的苏格拉底传统。生长于不幸的魏玛共和国，充满感激地在美国找到栖身之地和对法西斯的抵抗，毫不夸张地说，由于这一理由，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制坚定的支持者和朋友。[10]
有人（甚至包括一些施特劳斯弟子）认为，对施特劳斯来说，道德上的美德（the moral virtues）没有任何内在固有的值，这些看法是不对的，根本无视施特劳斯切身地找到的道德上的美德，并审慎地反复申说凭靠自然（on behalf of nature）的道德美德，反对道德相对主义、历史主义和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之类。[11] 争论时常凭靠“哲学”——从哲学上看，道德并非基于自然，因此，道德本身没有值得选择的价值，仅仅有“工具性的”价值——霍布斯主义的智术师化的形式（a sophisticated form of Hobbesanism）就是如此。从笔者亲眼所见施特劳斯许多在不同场合的“行动”（例如与美国天主教联手，注重道德关怀）来看，笔者相信，对于他来说，道德的德性乃基于自然。[12]
这里应特别强调作为美德的审慎（prudence），因为，政治哲学的引导首先要诱发的也许就是这种美德。可以说，施特劳斯对审慎美德的敞开态度，来自于他身上天生的谨慎。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副丢勒（Albrecht Dürer）的著名水彩画Junger Feldhase（一只小野兔，1502）的复制品（这副镶框的复制品现为Joseph Cropsey所有）——只要一提到这副画，施特劳斯就会说“天性，天性”（“nature，nature”）；甚至还会说（如果不让你觉得烦）他喜欢这副画，是因为那只野兔睁着眼睡觉（究竟是不是在睡觉，恐怕值得怀疑）。
Albrecht Dürer, Junger Feldhase, 1502
一位评论家对此画的描述暗示了画的含义，正如施特劳斯凭直觉会说：“这只兔子因为受惊，蜷缩着身子，仔细地探视着四周，随时准备跳起来逃跑”。[13] 尽管施特劳斯有时会害怕（这或许曾帮他理解霍布斯），但他很快又使我想起苏格拉底的样子，因为，审慎的人其实内心什么也不怕——我记得，他提醒我，随便说话会犯错。
施特劳斯明显对学生们产生过有深刻影响，并有助于他们的“成长”。学生们和美国——部分地通过他的学生——对他作为一个学者所产生的影响倒的确很不明显（当然，还欠缺广泛调查）。倘若施特劳斯没定居美国，这样一个以常识和节制为稳定政体的核心的国家，他的哲学研究是否可能就不会有与众不同的意义？最起码，施特劳斯清楚知道，在芝大，自己作为政治学系的一名教员，在政治哲学方面应该做出更多贡献。不妨看看1966年春（每周二和周四下午3：30，社科楼 305室）他在芝大怎样讲解柏拉图的《美诺》(Meno) （包括克莱因的注疏）：
这是门课是政治哲学的入门课……我将从开端讲起。
什么是政治哲学？一次非常简单的反省就足以解释政治哲学的意义。凡政治行动涉及的不是保守就是变革（preservation or change）。变革的目的是为了完善；保守则是为了避免某些更坏的东西（一般情况：也涉及恰当地享受、并从而增强一些好的东西？）。因此，凡政治行动都预先假定更好和更坏的意见。但没有好和坏的意见，又怎会有更好和更坏的东西。当你发现自己信从了一种意见，它就会吸引你探索知识，以取代原有的意见。因而，凡政治行动本身就是指向关于好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good）。我们现在把好社会称为完整的政治的善（the complete political good），因此，凡政治行动指向的必得是好社会的问题。
如此关于好的讲法如果不是与柏拉图关于理念的说教相呼应，就是与亚理士多德《政治学》的开端相呼应，或许，在习惯於经验性政治学的学者眼里，这样的说法是不中听的，但随即接下来对美国30年前流行的观点极为详尽的评论，在他们听来就更糟糕了：
今天，很大一部分人怀疑人们能否谈论好的社会，因为，这暗示了存在着普通的善（a common good），出于某种理由，他们认为，不会有什么普通的善。举个例来说罢，他们中很多人说到伟大的社会（美好社会的另一种形式），却不知道伟大的社会何以优于美好的社会。至少没人解释过。另外，也有人谈论开放的社会（也是美好社会的一种形式），但仍然没人告诉我们，开放的社会一词为何好于美好的社会。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仅仅在言辞上也拒绝询问美好社会。这正是政治哲学的关注所在。
这种说法很难指望从一个政治科学家那里听到——甚至很难指望从施特劳斯在芝大的二十年里古典学系、历史系、法学院、哲学系甚或社会学系的哪位名学者那里听到。在说到“事实－价值”及其相关问题时，施特劳斯竟然质疑韦伯(Max Weber)和凯尔森(Hans Kelsen)等知识分子的偶像，他作为学者的可信度难免陷于危险境况。
施特劳斯的著作和讲课稿都明显表明，他对形而上学兴趣不小，但在芝大，施特劳斯非常严肃对待自己在政治学系任教职的性质。我记得他唯有一次给我们直接开过形而上学课：那是在1957-1958年的冬天，晚上和我们一起非正式地阅读黑格尔的《逻辑》(Logic)。他也一直对贝尔（Pierre Bayle）有兴趣，只是没有公开过。
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 1647-1706）
倘若我们进一步推测，施特劳斯要是没定居美国，他会怎样、可能做些什么，或许我们能更好地看到施特劳斯在我们中间真正的样子。如果没有纳粹的迫害，施特劳斯会不会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形而上学家”（并由此成为更纯粹的海德格尔主义者，从而也不会那么坦言地反虚无主义），从而不像我们所认识的他？不可能吗，倘若施特劳斯留在欧洲——无论德国还是英国，他的研究会比他在芝加哥更“理论化”，对他自己早期钦慕的尼采思想也不会变得那么批判性？美国稳定而富有成效的自由民主，可能有助于施特劳斯从二十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包袱（liabilities）中摆脱出来——这些包袱在如今流行德里达中仍清楚可见。海德格尔在晚年谈到过美国政制，而且与苏联政制相提并论，施特劳斯的说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自由不再为美国所专有，现在的美国依然是自由的壁垒。当代的专制暴政源于马基亚维利的思想，因为，马基亚维利的原则是：好的结局足以证明方法的正当。美国的现实离不开美国人的雄心壮志，至少在此意义上说，谁不理解马基雅维利主义，谁就不懂得美利坚主义，尽管二者是相互对立的。[14]
在芝大校园，还流行过阿伦特这个人和她的著作。这也许表明，施特劳斯在临近退休的时候，他在芝大的影响力开始逐渐减少——阿伦特开的课程正是在1966－1967年和1967－1968年间政治学系排出来的，“社会思想委员会”和从未给施特劳斯排过课的哲学系还排了她的一门课程，题为“重新思考基本的道德见解：从苏格拉底到尼采”。
最近，一位斯坦福大学的著名政治学家这样评述施特劳斯思想在美国：
施特劳斯学派关于政治学史的见解让人回想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的论争。作为一个第一次大战后年轻的德国哲学博士，施特劳斯钦佩韦伯，“他坚定而真诚地热爱知识……对科学思想充满激情……”（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再生》，1989，页27）。1922年从弗莱堡北上途中，施特劳斯听过海德格尔的课，他这样描述自己：经历了对韦伯的大失所望，转向了海德格尔的生存主义。施特劳斯通过坚定的政治哲学，通过重新发现政治哲学原典的伟大榜样，通过对话和深思熟虑，通过教育公民精英来寻找公义的社会和政体，以此方式对抗海德格尔的“存在”的自然（nature of “being”）的悲观主义。
这位斯坦福大学（原先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家接着又说：
按施特劳斯的观点，韦伯这位曾使现代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得以合法化的知识分子值得怀疑。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分离事实与价值，坚持“伦理的中立性”，致力实现“价值无涉”。施特劳斯把这些都归于韦伯的信念：但凡价值之间的冲突都无法解决。[15]
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其实是在批评施特劳斯的立场，说“韦伯的事实－价值范式”这样的描述不过是“施特劳斯画的讽刺画”。可是，我们应该想想看，二战前，政治学在德国大学的地位如何？那时人们如何看待“政治理论”？想想施特劳斯1932年如何回应施米特的著作。再想想1942年陶尼（R. H. Tawney）对施特劳斯的评论，他说：仿佛是“美国”让施特劳斯“变了一个人”，从柔弱完美的知识分子变成个性坚强且有成就的教授。[16]
吉尔丁（Hilail Gildin）教授1999年1月13日给我的信中提出的几个要点值得在这里引述：
1941年初，施特劳斯曾在新学院研究生部的总研讨会上作过一次题为“德国虚无主义”的演讲。《解释》很快就会刊发此讲稿……最后两页是他对英国的评论，你会感兴趣……施特劳斯发现，在英国正好有你所暗示的东西，即美国可能教会他的那些内容。施特劳斯还看到了我们不容易看到的东西。如果可能，他会留在英国。如果那样，我并不妒忌。这并非否认施特劳斯感激美国接纳了他，感激他在这里能如愿所偿。在美国，能与教授和学生更为容易地建立友谊，他当然很高兴。
至于你认为，倘若施特劳斯留在德国，他的遭遇会怎样，施特劳斯在1964年《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的德文版前言中说，此书的神学-政治问题延续了他在《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1930年）中的研究主题。在《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英译本（1965年）导言的第一段中，施特劳斯谈到年轻时自己被神学-政治的困境吸引。克莱因在圣约翰学院的会上对他的描述与施特劳斯的自我描述（“一生关注的都是人类以怎样的方式生存于世”）毫不冲突。可以确信，施特劳斯始终在意的是他所说的东西的终极前提（the ultimate presuppositions），《论僭政》一书中的“重述”的最后一段对此有清晰的表达。假如他留在德国，我不认为他会有什么理论化或形而上学化的问题，或者会变成与他如今所是不一样，尽管我相信多多少少会有些差别。
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拒绝事实/价值的分割和历史相对主义，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们相信，我们是被洗过脑的小派——我们自己当然不会这么认为。那些如此认为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只有学会严肃地把苏格拉底当成哲人，才不会被洗脑。[17]
据说，施特劳斯在1933年曾考虑过选择接受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Hebrew University）的教职。[18] Banfield回忆说，“做一个犹太人是施特劳斯生命的轴心。他曾向人倾诉，如果不做犹太人，他永远也不会觉得彻底舒坦”（<施特劳斯>，前揭，页493）。尽管如此，为施特劳斯举办的追悼会设在芝大校园一个简朴的演讲厅，而非Hillel House（他在那里和Marrice Pekarsky拉比以及Richard Winograd拉比交往很深，而且在那里做过多次讲座），也没有设在附近的犹太教堂。
可以说，从一开始，施特劳斯就不得不对自己身处的地方的政治和政策投入更多关注，但在美国他却不需要这么做。可是，当中东成为战区时，这个天生羞怯的人还能不停地沉入思想吗？
一位犹太学者以这样的方式描述我自己对施特劳斯的犹太人身份的评价：
作为一个非犹太人和细心的旁观者，阿纳斯塔普罗在其论著（《作为思想者的艺术家》，前揭，页250－72，474－85）里敏锐地发现，犹太教对施特劳斯产生双重的有益影响，并通过施特劳斯把这种影响传给他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学生。首先，犹太教帮助作为思想家和细心读者的施特劳斯敏于接受前现代的哲学思想，抵制现代观念。其次，犹太教鲜活在作为犹太思想家和学者的施特劳斯身上，以致给认识他的人留下深刻活跃的印象：他在思想上非常严肃地对待犹太教，他献身犹太教堪为人们的榜样。（Green编，《犹太哲学与现代性的危机》，前揭，页476）
施特劳斯思想中的耶路撒冷与雅典的张力在耶路撒冷那里将会怎样呢？在圣地当教授，施特劳斯就会更公开地是一个“犹太人”？人们可以在那里听到他更多地讲解《圣经》、迈蒙尼德和诸如此类的经典？当然，在独立后的以色列或者战后的德国，施特劳斯也会有自己的学生，他们会明显与芝大招进的学生大相径庭。以色列的犹太知识分子，或者德国的知识分子，对施特劳斯的思想似乎太熟悉了，以至于他们根本注意不到他大胆的言论多么富有挑战性。
在芝大以及美国学术界的其他地方，对施特劳斯学派的疑虑变得越来越普遍，在以色列——或弗莱堡产生的疑虑会有所不同吗？其实，有些疑虑是施特劳斯的一些最不审慎的学生招来的，他们把自己搞得慢慢更像个“教派”——在以色列或德国就不会有这样的事？
在我们这个国家，正经的学者对号称收“门徒”的学者都有点持保留态度；凡有责任心的学者都会认为，这样的“占有”实在要不得，尤其传到学生那里，因为这些学生今后也会有做老师的时候。最近，一位杰出的学者（碰巧他对我很有好感，因为我对 “〔他〕从未钦佩过的老师表现得非常虔敬”，所以，我多少也算得上一个施特劳斯弟子）写信给我说：
（在芝大）有个施特劳斯学派小圈子，他们认为自己懂得渺小的凡人没法领会的真理，由此而屈尊于……在我看来，一个招引门徒的人多半不会是好人，因为，这无异于鼓励学生放弃自己的判断力，屈从于他的自负的洞察力，阻碍学生们独立成长。这是一种自以为是，在我看来，没人有权这么做。这样做的人以及追随他的门徒，道德和智力上恐怕有欠缺，没能力或许不愿意自立，宁可依赖诸如此类傲慢的权威。如此个性特征在德国到常见，或许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流行。我猜，这与家庭模式有关，与欧陆的历史－社会－思想传统相关。施特劳斯传播这一致命的传统，需要/期待信徒来崇拜，所以，在我的书中，他是个坏人。
与施特劳斯的“第一代传人”亲自打过交道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些人心性高、正派，当然也极具天分，有抱负。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施特劳斯弟子们在年轻时未能充分理解这样一个事实：真正的优越其实是在一种意愿（willing）——倘若不是一种义务的话，也没有想过（而很多人不得不认真考虑）那些碰巧缺少训练或天赋不足的人的局限。换言之，对于施特劳斯的弟子们——尤其那些志向远大者——来说，根本谈不上什么屈从不屈从。想想施特劳斯经常说的话中所隐含的告诫：“尊重意见完全不等于把它当成真实的”。然而，一位思想家越是像苏格拉底（the more Socratic），无法抑制的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就越有可能成为他的影子，随时随地跟着他。
将学生们（尤其那些喜欢政治又意气风发的学生们）的缺点和张狂怪到老师头上，尽管不公平，倒也不奇怪。有一位随和、宽厚、博学的名学者最近写信告诉我，说一位曾在芝大念过书的施特劳斯弟子在“校园里简直成了分裂分子，一门心思要使年轻人皈依他那狂想的精英主义观”。这些事情或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且关键在于如何去看一件事情，不同的性情、原则和环境，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围绕施特劳斯，确乎有一个群体，施特劳斯似乎试图在其中建立起一种新的模式和秩序，这个群体的思想样式（the kind of thingking）的持久源泉其实就是对立的立场——施特劳斯自己就投身於并展示了这种思想样式。倘若有人坚持（无论怎样谦恭地）认真对待其他人几乎没意识到的根本性的东西，在精英如林的学术界（不然又会在哪里呢？）他是不可能吃香的。有一位政治学家倒颇为清醒，从施特劳斯那儿，他可能学到过一些东西——前不久他回忆说，施特劳斯让他学到的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和他的学生们总觉得施特劳斯一再出现在他们的课堂前面并问：“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使得他们自己不得不勇敢面对自己的无知。
施特劳斯在芝大的情形是：在一个相当有限的教师和学生圈子外，很少听到人们谈及他的那些“实在了不起的著作”，这个小圈子（从一开始）就在“社会思想委员会”找到了自己的家。施特劳斯的名字并没有与一幢芝大建筑（甚至大楼里的某个房间）、教职或以芝大从前的名教授的名义命名的奖励有任何关系。最近，芝大出版社出版了施特劳斯的十二本著作。与施特劳斯在国内其它地方和海外的影响相比，他在芝大的影响实在算不上什么——看起来，似乎施特劳斯“出现”在Boston College、Claremont-McKenna College、the University of Dallas、Dominican University、Fordham University、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以及St. John's College，要比出现在芝大政治学系的次数多得多。
越是名牌大学，其教授就越有可能“被迫”站在时代公认原则的“尖刻批评的边缘”。人们已经注意到，政治学的导航灯几乎已经全被新的观念占据，以便不时地主导“科学的”政治学——把自己的爱徒从这种政治学中解救出来，恰是施特劳斯当年的当务之急。施特劳斯所赞同的，远比他所反对的要重要，正是这些东西，激励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碰巧在芝大遇上他的那些优秀学生们。在美国的背景下，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开篇以权威的方式暗示了他所真正赞同的东西：
有许多理由要比最明显的理由合适，因此，我从《独立宣言》上引用了一段话来开始〔芝加哥大学的系列讲座〕。这段话经常被引用，因为它有分量而且庄严，不会有因过于熟悉而滋生的轻视，以及因滥用而导致的厌恶等失体面的后果。“我们认为，真理都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即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致力于这一主张的国家几乎已经毫无疑问地实现了主张中的结果，成了地球上最强大也最繁荣的国家。当这个国家步入成熟的时候，还会珍惜它曾经孕育和哺育过的它“信念”吗？还会仍然坚持“真理是不证自明”的吗？[19]
不幸的是，对施特劳斯思想的曲解并不限于报纸。最新出版的《劳特利奇哲学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加了“施特劳斯”一条，要让读者相信，“〔施特劳斯〕认为，《理想国》中的忒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而非苏格拉底，才是柏拉图的真正代言人”（出于某种理由，引自施特劳斯《城邦与人》1977年，页77）。这本并不谨慎的百科全书以下面的话作为“施特劳斯”词条的结语：
有人发现，施特劳斯的精英主义令人惊恐。不能把政治权力托付给这种极端、诡异、有欺骗性的精英，脱离了适合大众的道德规范的精英。
这个条目的作者倘若不仅仅是个编辑的话，应该多了解一些才是。
二十年前，我给一位东部大学(Eastern university) 的名教授写过一封信（1976年8月24日）：
我觉得，你还没有欣赏到施特劳斯有多么特别。我在教室里听他的课比听别的人的课要多——仅仅因为我自二战后就一直待在（芝加哥）大学里，从来不在乎在这些事情上“保持亮相”——年复一年，我看到有个杰出的人不断在工作，这个人比校园里我所接触的其他人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而且受到广泛的敬重……
无疑，你就“施特劳斯派的教授们”（Straussian professors）的〔学生〕对“非施特劳斯派教授们”(non-Straussian professors)的学生〔令人不快的〕反应的评注末尾留下了话头。我说“无疑”，是因为我知道，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话头，但你所描述的现象并没引起我的注意，至少我不会特别关注……
无疑，有时也会有你所谓的“傲慢的正教”(arrogant orthodoxy)迹象——但施特劳斯的卓越才智，比你认识的人都更非同一般，对有幸认识他的那些敏锐聪慧的人来说，（在我看来）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再次申明，我理解你对自己的遭遇做出如此反应——可是，我得补充一点，你看到的绝大多数挑衅都来自于那些经常地、但也并非毫无根据的高估其自卫反击力的人……
我十分感激你以“这是迄今为止〔你曾见过的〕最客观又最富同情的描写”来评价我（1974年）谈论施特劳斯的文章。这篇文章〔曾经作为《作为艺术家的思想家》的后记再版〕旨在帮助那些还没有被施特劳斯“征服”的人，让他们能更清楚地认识他，而非把他看成宗派操纵的产物。关于你对〔施特劳斯派〕正统某些表现的反应，我能理解，因为我也有过亲身经历，当时我写了一篇关于施特劳斯的文章，受到冷遇——也就是说，那些自认为是内行的人对我的文章不理不睬（说得更确切一点，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行家）。
这并不是对你的评论做出的恰当的回答或批评。但是，我希望是个有用的忠告……
无论“正统”与否，把施特劳斯的政治观点看得很俗套（ordinary），就搞错了。施特劳斯不大可能会认可最近“守旧派”对进化生物学的攻击，就像他对自由市场经济不会有什么保留意见一样。有关从自然、启示以及现代科学中学到东西，不妨看看施特劳斯的第二代传人如John Alvis、Larry Arnhart、Christopher A. Colmo、J. Harvey Lomax、Leonard R. Sorenson、Jules Gleicher及Stephen Vanderslice等人的著作。1956年，施特劳斯（不带开玩笑地）说过，只有科耶夫、克莱因和他本人才是“当代仍然相信理性”的人。1956年，施特劳斯在一封信中还写到：
我希望权力和理智能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但我担心，明智的人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而不得不付出的努力会有损于他们最合理地利用自己的理性。因此，我们还是继续相信命运女神，这个任性的女人会偶尔友好地对我们招手。
Edward Banfield在1991年写的回忆施特劳斯在芝大的文章用以下有益评论作结：
我相信，我已再三表达了自己对施特劳斯作为一名教师、学者和一个凡人之伟大的感受。通过他本人以及他的著作，他让人们更清楚地知道，做充实的人（to be fully huamn）究竟意味着什么。多年来，在美国和芝大，这个人受到热烈欢迎，想必定既是自豪的源泉，也是希望的根源。不妨理解他在邱吉尔阁下（施特劳斯认为，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的颂词中说过的寥寥数语，施特劳斯的生命提醒我们，要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它，既要看到他们的伟大，也要看到他们的不幸，看到他们的辉煌和他们的平庸。（Shils编，《纪念芝加哥大学》，前揭，页501）
我在1974年发表的那篇谈施特劳斯的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我对这位最杰出的人的回忆就到这里结束吧，他是芝大勇敢无畏的继子，也是其坚定的守护者。即便我注定还要在这所大学再待26年，我也不会再碰到他那样的人了（参见Plato，《斐多》118）。
施特劳斯的心灵所具有的有力威望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尽头。我的一个孩子注意到，虽然已经年老体弱，施特劳斯在圣约翰学院每周上研讨班探讨文本时，仍显得坚定透彻。施特劳斯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庞大壮观的要点，他总在大量积累，不断推进，积少成多（其他学者有时看起来也这样做）。总之，施特劳斯设法把一些要点铭记于心，并把它们串在一起，当他日复一日把文本推向越来越深入的释义时，就好像他会永远进行下去似的——可以说，他的理（logos）仍在我们心中的大学起作用。
注 释
[1] 1964年，施特劳斯在一份教学报告中写到，他的每次研讨课专注于某一文本，力求在解读上达到完整性。在学校的课程表上，施特劳斯一半以上的课程都被定为“研讨课”。
[2] 参Anastaplo，The Artist as Thinker，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3，页259－262。另参，Anastaplo，McCarthyism, The Cold War, and Their Aftermath，页163－171。
[3] 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四次Walgreen讲课的讲稿未发表过，我在摘选时对段落和标点有所改动。1949年刚到芝大不久，施特劳斯就在Walgreen讲座上作了六次关于《自然权利与历史》的演讲。
[4] Plato《理想国》（Republic，414D）；Plutarch,《德尔斐的神谕不再是韵文》(The Oracles at Delphi No Longer Given in Vers ，407C 以下)；Victor Klemperer, I Will Bear Witness: A Diary of the Nazi Years 1933-1941（New York1998），页12：“没有人敢写信，也没有人敢打电话，我们相互单独见面，权衡我们的时机……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读报……瞧字里行间。18世纪的技艺、阅读和写作的技艺重新苏醒”。
[5] 参Edward Shils编，Rememberi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eachers,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Shils写的关于哈钦斯的章节，谈到了芝大聘请施特劳斯一事（页192），Banfield写的章节还说到，“〔施特劳斯〕的‘狗仔队’里没有女性”（页498）。关于芝大政治学系施特劳斯的著名前辈们及其相关科目，见页244－252。另参S. J. D.Green， The Tawney-Strauss Connection: On Historicism and Value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载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1995第67期，页255。
[6] 参见Gabriel A. Almond, Political Science: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刊于Robert E. Goodin和Hans-Dieter Klingeman主编的The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页50。哈钦斯是个善变的管理者，尽管常常出于好意，参见Anastaplo,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Amendment, 载Texas Tech Law Review，1990第21期，页1941，页2033以下。
[7] 参见其为施特劳斯的《思索马基雅维利》写的书评，载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61期，1967年），页793，收入Nellie D. Kendall 编，Willmoore Kendall Contra Mundun（New Rochelle 1971），页449－456。另参John Alvis 和John A. Murley编，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Willmoore Kendal（包括Kendall与施特劳斯的通信），即将出版。
[8] 在芝大的资深教员中，施特劳斯交往较多的是：Ludwig Bachhofer，Peter H. von Blanckenhagen，Morton M. Grodzins, Charles M. Hardin, Jerome G.. Kerwin、C. Herman Pritchett等；其他相熟的人还有Herman Finer，David Grene，Friedrich A. von Hayek，Christian W. Mackauer, Edward Shils和Yves R. Simon。
[9] 笔者本人或许应该受邀为《政治哲学史》撰写一章杰斐逊。参笔者的《林肯：一部宪法的传记》(Abraham Lincoln: A Constitutional Biography, Lanham 1999)， 第1、2、14、15章。
[10] 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有中译本）“后记”，“后记”的两位作者似应更多提到施特劳斯对中世纪的杰出研究。雅法（Harry Jaffa）谈到，施特劳斯“认为，美国政治最好的地方在于显示了一种实用的智慧，这更多源于比洛克古老的传统”。参见Harry Jaffa，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5，页7；这些说法对“后记”也是很好的补充。
[11] 关于知识分子与道德，参笔者的Lessons for the student of Law: The Oklahoma Lecture，载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Law Review，第20期， 1996年，页17，179-187；Natural Law or Natural Right ?，载Loyola of New Orleans Law Review，1993年第38期，页915；Teaching，Nature,and the Moral Virtues,见Great Ideas Today，1997年，页2，23以下。
[12] 参笔者的Was Leo Strauss a Secret Enemy of Morality?，见Ernest L. Fortin编，Classical Christianity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Lanham 1996，页317-327；亦参笔者On How Eric Voegelin Has Read Plato and Aristotle，见Independent Journal of Philosophy, 卷5/6，1988年，页85－91。
[13] Peter Strieder 编，Albrecht Dürer: Paintings, Prints, Drawings , New York1982，页203。
[14] Leo Strauss，Thoughts on Machiavell，Free Press1958，页13－14。
[15] Almond，Political Science，页79、81。
[16] Green，<托尼与施特劳斯>，前揭，页264。另参，Gadamer on Strauss:An Interview，见Ernest L. Fortin编，Human Rights, Virtue, and the Common Good, Lanham 1996，页175-189 。
[17] 关于施特劳斯“所说的东西的终极前提”，芝大图书馆特藏库的施特劳斯档案里有许多施特劳斯各个时段的阅读文本、授课的详细笔记，有些笔记可见施特劳斯到芝大前的“终极前提”。
[18] 参Yosef Goell 和Jon Immanuel，Slayer of Sacred Cows，见Jerusalem Post，1990年6月7日。关于施特劳斯与犹太教，参Ralph Lerner，Leo Strauss（1899-1973），见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1976，页92。
[19] Strauss，《自然权利与历史》(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页1。施特劳斯的养女Jenny Strauss-Clay不得不回想一些往事，以反驳那些令人心烦的评论家，因为他们老谴责她父亲是民主的敌人等等。见，Revisiting Leo Strauss，见New York Times, 1996年9月1日，第7部分，页4。比较例如Brent Staples，Undemocratic Vistas，New York Times，1994年11月28日，A 部分，页16；Laurence Berns，Correcting the Record on Leo Strauss，见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第28期附言，1995年，页659－660。
延伸阅读
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
刘小枫、陈少明 主编
34.00元，2005年1月
华夏出版社
ISBN: 7-508-3677-8
施特劳斯读本：西方民主与文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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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页，69.00元，2018年1月
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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