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刊于《古典学研究》第一辑《古典哲学与礼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页168-172。感谢作者授权“古典学研究”公众号网络推送。
沃尔什（P. G. Walsh），《李维撰史的意图和方法》（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300页。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英语学界终于盼来了第一本专论古罗马史家李维（Titus Livius）的现代学术著作，即出自古典学家沃尔什之手的《李维撰史的意图和方法》。[1]如沃尔什在前言所言，环顾欧陆，德法意几个老牌的古典研究大国已经为现代李维研究贡献了相当多的专著论文，而“在英语世界，李维却莫名地不受欢迎”（页ix，下文只标出页码）。似乎李维在非英语世界就受人欢迎。十九世纪以来，色诺芬、西塞罗和李维这几位重要的古典作家都声名衰退，[2]李维作为古典政治史家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以色诺芬和李维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史家在古代和现代的不同遭遇，背后是如何看待史书写作的古今之变。在现代实证史学标准几乎完胜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估李维。现代史学专家手持现代史学的标准，
正当地指出了李维那些显见的不足：尤其是他无法有组织地编排史料，缺乏一种全局掌控感，缺少珀律比俄斯（Polybius）和塔西佗身上那种独到的个人洞察力（ix）。
当然，他们也看到了李维身为罗马文明的阐释者的价值，甚至十分赞赏李维天才般的文学表达。最关键的是，沃尔什认为，李维对于罗马史研究而言非常重要（ix），其重要性在于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的智识氛围。我们则需要反思，现代罗马史研究的目的何在？是意在“认识罗马人的民族品质”吗？
诚如钱伯斯所言，此书以两个问题为主导：李维到底是不是写了一部拙劣的史书（bad history）？如果是，为什么？[3]沃尔什综合前人的研究，试图重新评价李维。全书共劈为十一章。第一章简要介绍了李维的生平和时代背景。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李维和元首奥古斯都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古典政治史家的写作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政治史家关怀现实政治生活乃题中应有之义，不仅是古典政治史家有其现实的政治关怀，近现代的政治史大家如兰克（Ranke）者也是如此。沃尔什认为，李维并非奥古斯都的代言人和宣传鼓吹者，反倒在《自建城以来》的前几卷为奥古斯都的宗教和道德改革提供了灵感。这无疑涉及李维为什么要撰史的问题。李维史书的前言部分的确弥漫着强烈的悲观态度。和之前的撒路斯特以及随后的塔西佗一样，李维突出了罗马因武力征服而获得的强大统治（imperium）与罗马统治阶层和共同体整体的道德衰败之间的强烈反差，这种反差在精神上撕扯着罗马共同体；李维一方面呼吁罗马政治和道德上的觉醒和复兴，一方面又对奥古斯都的宗教和道德改革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持有保留态度，毕竟，统治者要在道德品质上治愈一个“患病”的共同体，绝非一日改革之功即可完成。我们需要注意这个事实，李维是从罗马建城写起，重新叙述了到他自己时代为止的完整的罗马历史，其生动的叙述向其时代的有教养阶层展示了罗马崛起以及政治败坏和道德堕落的完整过程，只可惜我们现在无法一睹李维史书的全貌，尤其是李维记叙罗马完成统一地中海世界之后的部分都已佚失。李维重新从头撰史，或许还意在回应新时代的罗马统治需要何种精神力量来凝聚其治下的被统治者和地方的统治阶层。自从恺撒率兵强渡卢比孔河，一个新时代就开始了，无论当时的人们是否愿意直面这个新时代。此时的罗马疆域辽阔，内部的政治斗争极为复杂，旧有的已经败坏的共和政治秩序已经无力对应新的挑战，新时代的政治现实召唤新的政治秩序以及新的精神力量。维吉尔以其宏伟优美的诗篇来试图回应这个问题，李维则应之以文辞雅致的长篇史著。[4]纯粹道德复兴的解释难以穷尽李维的撰史意图以及李维与当时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第一章看似重在背景介绍，其实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李维撰史关注的是什么问题，诚然，每个时代的具体背景或许千差万别，面临的重要问题却是可能不变的。
第二章至第十章（第十一章总结全书）从各个角度详细阐述了李维撰史的方法问题。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李维撰史的方法，首先有必要简要分析李维之前的史撰理论和史撰传统及其对李维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二章题为“古代史撰的传统”，详细分析了古希腊时期、希腊化时期、早期罗马以及罗马共和末期的史撰传统和史撰理论及其对李维的影响。少数希腊史家（以修昔底德和珀律比俄斯为代表）关注史实的真实问题以及严肃的政治论述；而大多数希腊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史家则受到“注重修辞的史撰”和“肃剧式史撰”的影响，[5]不仅强调文学上的修辞表达，而且试图取得肃剧般的效果，甚至还认为史书应该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6]这些因素的确都对罗马的史撰传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当然，源自希腊的史撰传统和理论无法穷尽罗马史书写作的种种面相。同样重要的是，罗马史书写作从一开始就与官方和宗教息息相关，罗马早期史家尊崇罗马的传说，美化共同体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爱国主义”，这些构成了罗马早期史撰的重要特色。按照沃尔什的说法，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关于历史写作的说法综合考虑了以上这些因素，从而认为科学真实的历史写作需要一种相称的文学外衣，[7]这是李维竭力达到的西塞罗式的标准，也是沃尔什批判李维的标准，沃尔什还认为，李维最终成功达到了西塞罗的标准。在解释过程中，沃尔什或许有戴着现代实证史学的客观真实性的眼镜来放大古代史书关于客观真实性的说法之嫌，显然西塞罗那里并没有现代实证史学钟爱的科学真实的客观性。沃尔什认为，古代史书的核心特征在于关注个体的诸种品质和超出个人品质之外的机运，他拿着现代实证史学的尺度来打量古代史书，从而给古代史书贴上“视野狭窄”的标签。视野狭窄还可“原谅”，在现代实证史学看来，李维最要命的缺点在于他的史书缺少客观性，而李维的爱国主义则是李维获得客观性的最大绊脚石；倘若如此，那么，李维的道德教化意图和道德化纪事肯定是更大的绊脚石。毕竟，李维的爱国主义倾向还不如其道德教化倾向来得彻底，这两者无疑都犯了现代实证史学号称不作价值判断的大忌。
因而，沃尔什在第三章致力于揭露李维这种道德教化及其背后的宗教和哲学观念。沃尔什认为，李维在史书中强调，人与诸神之间必须要有恰当的关系，这一恰当的关系重在为人的生活带来秩序和意义，这是李维宗教观念的要核。如果一个人尊重神和人的种种权利（rights of god and men），如果他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都立基于廊下派所提倡的各种德性，这个人的生活就被视为与命运和谐相处。作者进而向我们揭示了珀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的新廊下派思想与罗马人关切道德的传统对李维造成的综合影响。如果一个人依从理性和德性，如果他与宇宙处于和谐的关系之中，那么，他自然而然会成功；如果与鲁莽和邪恶为伴，则自然而然会失败。因而，共同体的兴旺和个人的顺遂需要某些重要的品质：虔敬[pietas]、忠信[fides]、和谐[concordia]、纪律[disciplina]、审慎[prudentia]、理智[ratio]、宽仁[clementia]、贞洁[pudicitia]、勇敢[virtus]、尊严[dignitas]、端庄[gravitas]和简朴[frugalitas]。所有这些抽象品质，虽以每一代领袖人物的偶然面貌出现，却是《自建城以来》一书真正而持久的主人公。第四章旨在展示作者所认为的李维史书的核心特征——刻画卓越之人的品质。可以说，在沃尔什看来，李维史书的最大缺陷在于，李维“道德，太道德”。最终要为李维史书最严重的缺点负责的，正是这种以美化英雄和贬低恶棍为主导的历史观念。李维歪曲了史实，不是由于一时失误，而是有意为之。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处理李维撰史用到的史料以及李维如何使用这些史料。随后的四章（第7-10章）以详细的例子讨论了李维的文学修辞准则、李维的叙述方法、李维如何使用演说辞以及他的拉丁语有何特点。此书试图整合自德意志史学家尼森以来的现代李维研究的成果，[8]更全面地展示李维史书的丰富面相，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重估李维。其论述过程中实有不少中肯而富有启发的分析，只是作者总是不忘以现代实证史学的标准来总结这些分析，如果我们抛开其标准来看待其分析，或许会更有收获。
李维《自建城以来（第一至十卷选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对于我们而言，重估李维，最重要的不在于重估李维本身。因为我们现在要真正地窥探李维的撰史意图是非常困难的，毕竟李维史书三分之二的卷目已经消失。更重要的在于重估以李维为代表的一批古典政治史家，重新恢复古典政治史学的活力，这必然要求重估现代史学的传统、预设和判断尺度。[9]我国学术界（尤其是罗马史研究者和马基雅维利研究者）当下需要一本相对全面清晰又有一定深度的李维研究导论，此书虽说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已问世，却依然可以满足我们的这一需求。至于说沃尔什对李维的个别分析是否有说服力，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注释
[1]中译本已由笔者翻译，计划于2019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参见施特劳斯，《论僭政》，彭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页44。[3]参见Mortimer Chambers，“Review of 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 by P. G. Walsh”，The Classical World，Vol. 54，No. 7（Apr.，1961），页230。[4]参见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谢华育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176-185。[5]所谓的肃剧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参见沃尔班克富有启发的论述：“History and Tragedy”，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 9，H. 2（Apr.，1960），页216-234。[6]详参沃尔班克《纪事与肃剧》一文，中译文见《西方古代的天下观》，刘小枫编，杨志诚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页27-60。[7]在论述西塞罗关于历史写作的观点时，沃尔什几乎是把西塞罗《论演说家》中各个对话者的观点等同于西塞罗本人的观点，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必须分析《论演说家》的整体语境，才能比较稳妥地判断西塞罗关于历史写作的观点。[8]M. I. Henderson，“Review of 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 by P. G. Walsh”，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 52，Parts 1 and 2 (1962) ，页277-278。[9]我们尤其有必要踏实研究“现代史学之父”兰克关于史学的全面看法。
作者简介
杨志城，广东惠州人，第二届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实验班学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在读博士，目前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访学。译著有：刘小枫选编，《西方古代的天下观》，华夏出版社，2018，第一译者；《拉丁语语法新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二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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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页，48.00元，2018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ISBN：978-7-567-57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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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代的天下观
刘小枫 编 杨志城、安蒨、袁媛、王一力等 译
382页，88.00元，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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