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专辑｜石立善：古典学，一门朴素而高贵的学问

编者按：本辑由“经学研究”公号选取石立善先生所作五种序、跋、后记，借此管窥石立善先生学术之一斑。感谢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转载。

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总序

漢文，在古代東亞的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家與地區，相當於拉丁文在歐洲的地位，長期以來是官方書面用語，是貴族的語言。直至近代西學東漸之前，漢學一直是東亞諸國意識形態的根基與學問的主流，各國史書及政治、思想、宗教、法律、醫學、文學等領域的主要著作無不用漢文書寫編撰，漢學乃是貴族與知識階層必備的素養。因此，東亞的漢學與西方的漢學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東亞漢學的特質如是，至於其範疇可從兩個層面加以定義：一是狹義層面的，即研究中國經史子集等四部的著述及相關學问；二是廣義層面的，凡是用漢文編撰的著述及相關學問皆爲漢學。後者則不限於中國四部典籍，還涵蓋了用漢文撰作的該國典籍及相關研究。職是之故，我們將「日本漢學」領域的研究範圍大致界定如下：          

 一、日本傳存的中國鈔本（唐鈔本）、中國刻本典籍（宋元版等）。
 二、日本人鈔寫（含傳鈔）的中國典籍（舊鈔本）、日本人刊刻的中國典籍（和刻本。五山版、古活字版）。
 三、日本人編撰的關於中國四部典籍的注釋、考證及相關著述，即「準漢籍」。
 四、日本人用漢文編撰的本國文史典籍及相關著述。

  日本乃至東亞諸國的漢學，是中國學術之「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我們不僅要關注移植之初的苗木及其來源，更要研究考察移植之後其成長與變化的情況及歷史。迄今爲止，上述第一類與第二類受到重視較多，而第三類與第四類則頗爲薄弱，有待於具備深厚學養的學者加入與研究。

  日本漢學在東亞漢學研究中地位顯著，然而受制於人才匱乏、重視不足、資料應用受阻等原因，導致戰後的日本漢學研究滯緩，成爲該國最落後的學術領域之一。日本漢學本身早已衰微，後繼乏人，而日本文學與日本思想史等日本領域的學者大多苦於語言障礙而難以深入，日本中國學的研究者則囿於識見而視本國漢學如敝履，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漢學的原始文獻與資料大多沉睡在該國各地藏書機構，累世不見天日，嚴重阻礙與影響了該領域的發展。今日之日本漢學百廢待舉，亟需開展的首要工作就是原始文獻與資料的公開與整理。

  數年前，我蒙水上雅晴教授之邀，加入他主持的「日本年號勘文資料整理與研究」團隊，切思講磨，心孚意契，於是聯手籌劃編纂《日本漢學珍稀文獻集成》。本叢書著眼於廣義層面的日本漢學，尤其以第三類與第四類爲核心，主要影印刊行日本人編撰的中國四部典籍的注釋、考證與本國文史典籍及相關著述，並附以詳細的解題研究，旨在爲學界提供原始文獻資料及研究基礎。自知道長智短，責重才輕，唯以爲吾輩之任，豈敢有絲毫懈怠之心，勉力爲之耳。

    丙申臘月朔日 石立善序於滬上有文齋

日本十三經注疏文獻集成總序

       夫經學者，諸學之學也。治中國古代學術，必由讀經而入焉，則庶乎其不差矣！曩孔子集往聖之大成，刪定贊修六經，備哉粲爛，垂教萬世，而經學傳於孔門，二千餘年不絕如縷，迪哲洪業，播澤海外焉。蓋海外諸國經學，以東瀛為最大宗，經書傳入之始，乃應神天皇時代轉由百濟列島，後遣隋唐之使節，渡宋元之僧侶，西越荒洋，手鈔購求，齎歸文籍徧及四部，卷帙逾乎萬數矣！至於舊籍珍本，中土夙佚而獨傳存彼土者夥矣！今可見《古文孝經孔傳》、《論語義疏》、《禮記子本疏義》、《講周易疏論家義記》、《孝經述議》、原本《玉篇》等經籍，獨賴彼土之存；若經注之古鈔，正義之單疏，注疏之八行，皆天壤閒僅存之至寶也。蓋東瀛獨處日出之海中，災兵不侵，且國人性質而尚文故也。始奈良朝仿唐制，設大學寮，立明經道及明經博士，而清原、中原二家，世代傳承，宣講鈔釋，謹守漢唐而兼采宋學也。時至江戶，古學考據之風勃興，傑出之士輩出，皓首窮經，又坐擁古卷宋版，得天獨厚，積跬步而終至千里，其著述可以發明經義，津逮後學者不為少矣。

近代以降，兩京庠序之經學，上承幕末先儒之衣鉢，遠接東漸西學之新術，俛然竭力，赫然日新而不知其止，竊惟其著述精審該洽之處，即起乾嘉諸儒於地下而不能復措一辭也。九十年前，西京本田蔭軒目睹民國學術之現狀，謂未來經學或失於中土而存諸日本，語似狂妄無稽而竟成讖也。自是以來，中土經學愈益闇忽不章，甚者毀焚經書，辱沒聖賢，斯文幾絕於世，而兩國學術之升降，由此可見一斑也。唯就近代著作而言，今世學者治《尚書》而不讀吉川之《定本》，治《詩經》、《左傳》而不閲竹添之《會箋》，治三禮而不參加藤之《校勘記》、倉石之《攷正》、常盤井之《校記》，可乎！余嘗聞於師曰：“經學乃世界之學術，文明之精華。”海外漢學固支流餘裔，其羽翼反哺亦有如是之可貴可感者也。嗚呼！山川異域，日月同天，經學其可廢乎！氣運循環，無往不復，近時我國重整文教，經學始復興起，而東瀛經學則漸呈衰息，相關著作刊印久遠，或束之高閣而蒙積塵，或聞其書而久不得見矣。今日學府，學科包羅萬象，而獨無經學一門，經學之徒任重而道遠也。

余習經疏既久，去歲春發願彙集東瀛傳存經籍及歷代重要研究著述，目曰《日本十三經注疏文獻集成》，為撰提要而梓行之，俾相為表裏耳。文獻之集，不容或緩，而是編之出，學者不惟曉然彼國學術之精粗得失，其於斯學亦必不無小補云。

                                                      丙申七月立秋 石立善序

 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景印再版序

       《周禮》，原名《周官》，乃西周初期周公旦居攝時所撰職官政典也。
  《周禮》與《儀禮》、《禮記》並稱「三禮」，為記錄承載古代中國禮樂文明最重要經典之一。《周禮》雖經後世損益改編，漢代以降學者亦疑信參半，而書中所載基本內容為西周舊制則確然無疑也。漢人稱此書為「周公致太平之迹」，宜也！惟秦火焚書，《周禮》長期隱沒不聞，至西漢武帝時方出於河閒，劉德獻書於朝，旋入藏秘府。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始著錄其書於《七略》，所亡《冬官》篇以《考工記》足之。王莽時，劉歆奏請《周官》入經，為置博士，更名為《周禮》，遂列位官學，一躍升至崇高之地位。劉歆、杜子春師弟始為《周禮》章句，嗣後鄭興、鄭眾、賈逵、馬融、鄭玄等皆有注釋，斯學至此方顯於世。兩漢經師之注釋，今獨鄭玄注全存，最為寶貴。六朝陸德明《周禮音義》、唐賈公彥《周禮疏》繼起於後，陸氏音義以鄭注為本，並存漢魏古注及舊讀，賈疏則通解鄭注，考究名物制度，皆為參讀經注之羽翼。鄭注、賈疏、陸氏音義乃通往經文之津梁，構成《周禮》學之根基。
  至於《周禮》經及注、疏、音義之校勘，清代學者成就最大，計有浦鏜《十三經注疏正字》、段玉裁《周禮漢讀考》、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王引之《經義述聞》、盧文弨《經典釋文攷證》、孫詒讓《周禮正義》等，尤以阮元《校勘記》（該經據阮元舊校本，而分纂者臧庸更校諸本）最稱全備。此外，日本學者有一部校勘《周禮》之著作亦極為重要，即加藤虎之亮《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此書一九五〇年代後期始出，故久不為我國學界所知，即禮學專家或聞其名，而未睹原書。余以為迄今為止，所有關於《周禮》經、注、疏、音義之校勘研究，《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最為全面詳細，亦最為重要，甚至已超過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堪稱漢籍東傳以降日本漢學家校勘整理中國古代經典之最高水準。
   《周禮》於奈良時代既已傳入東瀛，典制書《養老令•學令》載見《周禮》等諸經（《令集解》卷十五《學令》引）。平安前期藤原佐世（八四七—八九八）《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鄭玄注《周官禮》十二卷、沈重《周禮義疏》四十卷（另著錄六卷、九卷、十卷、十九卷等四種同名書）、《周官禮抄》二卷、賈公彥《周禮疏》五十卷、《周禮音》一卷、《周禮圖》（著錄十五卷本、十卷本兩種同名書）。《周禮》傳入彼土雖古，然不合世用，長期以來研讀者寥寥無幾，故江戶時代儒臣山井鼎（一六九〇—一七二八）撰、物觀（荻生北溪，一六七三—一七五四）補遺《七經孟子攷文及補遺》不收《周禮》。近代以來，《周禮》之學方稍受重視，林泰輔（一八五四—一九二二）、重澤俊郎（一九〇六—一九九〇）、宇野精一（一九一〇—二〇〇八）、池田秀三（一九四八—）等皆有專研，而治《周禮》校讐者唯加藤虎之亮一人而已。
  加藤虎之亮（KATO Toranosuke），日本國静岡縣富士市人，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十月生，昭和三十三年（一九五八）十二月卒，字子弸，號天淵。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畢業於廣島高等師範學校漢文科，師從漢學家三宅真軒（名貞，一八五〇年—一九三四），先後執教廣島高等師範學校附属中學校、廣島陸軍幼年學校、東京府青山師範學校，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任武藏高等學校教授，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任東洋大學教授，二十三年（一九四八）任第十六代東洋大學校長，晩年出任無窮会圖書館館長、理事長及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之外，著有《支那の貴族教育》、《弘道館記述義小解》、《詩教と皇道》、《孔子とをしへ》、《支那の民族性》、《皇道より見たる書經》、《弘道館記と其の述義》等，文集有《天淵文詩》，編著有《紀恩帖》、《國民精神文化講演集》（全八冊）等。加藤虎之亮於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春起立日課校書，開始撰寫本書，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六月脫稿，以《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總說》二卷獲得廣島文理科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校勘總說》之部分内容曾連載於雜誌《東洋文化》第一百四十三號至一百九十五號，一九三六年七月－一九四一年四月）。其後加藤又不斷據新見版本加以增補修正，共得校記三萬五千、案斷一千五百餘條（附校異體字二千一百六十），一九五五年十月終於殺青並謄寫三部。該書歷經三十餘年始成，時長堪比胡培翬《儀禮正義》、孫詒讓《周禮正義》之撰作，加藤先後得其弟芳之佐、河住玄、杉村勇造三君襄助其校業，一九五七年十月、一九五八年九月財團法人無窮會景印手稿出版上下二冊。
  《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用漢文寫就，加藤起初精讀《周禮注疏》，據毛氏汲古閣初印本，對校明萬曆重校監本，因知阮元校勘記紕繆之多，遂以清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江西南昌府學阮元校刻《重刊宋本周禮注疏》為底本（校勘記用文選樓刻本），徧校諸本。本書所舉語句條目特標出見於底本、毛氏汲古閣本之葉數，就文字是非、先儒校語頗下案斷。卷首《序説》依次敍述本書撰述之來由、論校勘必要、敍校書沿革、論校勘之難、論《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等，《引據各本書目解説》則詳細介紹本書所用諸抄本、刻本及引據諸書，亦可視為校勘學之概論及《周禮》版本文獻之提要，卷末附錄《引據書系統表》、《官名目次索引》、《官名字畫索引》、《引據書目省稱字畫索引》、《校勘記正誤表》（卷一至卷二十七）及《異體文字校勘記》（前有《字音索引》、《字畫索引》）。加藤浸淫《周禮》既久，蒐集繁富，現存中日各種版本及相關文獻幾網羅殆盡，今臚列如下：單經本十四種、經注合刻本四種、音義本五種、單疏本一種、經注音義合刻本十四種、經注疏合刻本一種、經注疏音義合刻本十四種、諸家校勘本三種、元以前《周禮》注釋書八種、關通禮書七種、宋以前類書随筆類三十種、唐以前注釋書十四種、字書韵書類三十種、關《周禮》諸儒考説十八種。都一百九十三種，蔚然大觀。尤值得關注者，加藤所用賈公彥《周禮疏》為單疏本，此單疏殘存三十一卷，現藏日本國立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乃船橋家舊藏之天下孤本，蓋日人鈔自宋刻本也。加藤嘗論校勘三難之首為「取材」，而此書取材之繁且廣，誠可謂超邁前倫也。披覽此書，吾人不惟可以領略海外珍本之面貌，於習見版本如明萬曆重校監本及崇禎重校監本、康熙重校脩監本之先後關係、良惡亦有重新之認識。加藤以諸本校讀古書，其學風直承乃師三宅真軒，遍覽群書且必參看異本。加藤自評其書云：「玉石同架，瑕瑜並陳，人則厭其繁蕪，余則寧流于煩，無失于簡是期」（卷首《凡例》），學固有所自，既據諸本、衆説詳加校勘，又諳熟小學文字，故其校語頗有可觀者也。如《天官冢宰》「大府」至「十人」賈疏「此次言貨賄賂」，駁阮元說，謂當作「訖此言貨賄賂」（三十頁上段左。按「訖」字屬上讀，又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記》言「次」不誤，非是）；「追师」至「四人」賈疏「在此者職云」，謂「職」上當補「案其」二字（三十五頁上段右）；「夏采」鄭注「夏采夏翟羽色」音義「夏户雅反注同翟雉名」，駁諸本之句讀，謂「翟雉名」三字當作一句讀（三十五頁上段左—下段右）；《大宰》「乃施则于都鄙」鄭注「長謂」至「兩丞」賈疏「而同名都故大夫不得都名直有家稱」，謂「故」字下脫「在都宗人也」五字（五十二頁上段右）等，諸如此類，皆精審至塙也。視彼國先儒山井鼎、物觀僅詳記同異而未敢判擇是非者，不啻又上層樓也。
 《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固然重厚精細，而盡出加藤一手，疏失亦所難免，玆略舉一二：所舉諸家校勘本，不見清人汪文臺《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所採諸儒考説，遺漏于鬯《香艸校書》等札記類書籍；所列關通禮書，不取秦蕙田《五禮通考》，不知秦書徵引注疏可訂補阮刻本之訛誤；至於《十三經注疏正字》作者之考證，加藤竟誤信盧文弨之說，謂沈廷芳於浦鏜原編覆加審定，按沈氏僅錄存浦氏遺稿之副本，許為刊梓，而絕無審定之功，其子世煒歸美其父而獻於四庫館，遂陰奪浦氏之名也。經書校讐乃專門之學，豈一時聰明才力可置喙者耶！況四庫本所收沈本《正字》頗有訛脫，細尋其迹，知多為浦氏原稿之誤，若如盧氏所言曾經沈氏審定，則何以至此乎？又，加藤全書失校不一，間有引文斷句疏誤，其案斷猶有可商榷者，如《天官冢宰》「掌次」鄭注「次自脩正之處」（三十頁上段右），加藤駁孫詒讓說，謂「正」當作「止」，「脩止」為脩容止居之意，按此說未達一間，注雖當作「止」，而「止」非止居之意，乃容止，《毛詩•鄘風•相鼠》「人而無止」、《大雅•抑》「淑慎爾止」鄭箋云「止，容止」，「脩止」謂脩飾容止，亦即《禮記•檀弓》所謂「修容」。又卷末《異體文字校勘記》收錄異體俗字之外，頗淆雜諸本手民之舛誤，殊為不類，以上讀者皆須加留意焉。作為研讀《周禮》乃至三禮必備之參考書，加藤此書堪稱日本漢學家回饋經書及本土經學之厚禮，於二千餘年禮學史上必將佔據一重要位置，固毋庸贅言也。
  本次景印，據財團法人無窮會之景印本再版，以廣流傳，並為編目錄於前，便於檢覽。倘有志者充分利用此書校勘成果，參考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記》（一九八三年）、法偉堂《經典釋文校記遺稿》（二〇一〇）等近年始經整理問世之書以及黃焯《經典釋文彙校》（一九八〇年）等近人之研究，校理《周禮注疏音義》新定本，則加藤本人泉下有知，亦當樂見其成也。
　　　　　　　　　　　　　      

丙申六月壬子 石立善序

書師顧堂景印武英殿聚珍板《儀禮識誤》後

《儀禮》之學，湮微於李唐而廢罷於北宋熙寧變法之際也。是書既廢，學者罕習，文益舛而義益晦，善本遂難得焉。近世《儀禮》之校訂，以永嘉張淳忠甫爲嚆矢，乾道八年忠甫受溫州郡守曾逮仲躬之托，用古監本、京巾箱本、杭細字本、湖北漕司本校嚴州本，爲《古禮》十七卷，又裒次所考，成《識誤》三卷，大有功於此經也。

忠甫以注校經，以疏校注，以釋文校經注，頗得其法，固已導清儒《儀禮》讎正之先河也。顧亭林嘗言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其忠甫之謂歟！惟其時偏安江左，而仲躬、忠甫之輩思修禮以致治，寓強國禦侮之志於繼絕興亡之後，固有深意存焉。忠甫校定之《古禮》不知亡於何時，而《識誤》蓋散於明季，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采輯佚文，《鄉射》、《大射》二篇闕如焉（適在《大典》闕卷之中），則永樂間已非全帙矣（參卷一《鄉飲酒禮誤字》“樴”條、《燕禮誤字》“壹”“鼏”“饗”諸條等）。四庫鈔本之外，《識誤》尚有乾隆欽定武英殿木活字本、道光得月簃叢書本、光緒清芬堂叢書本、廣雅書局重刊殿本等，而丁松生《善本書室藏書志》載盧抱經校本，惜余未之見也。《儀禮注疏校勘記》所引據者，即武英殿聚珍板本。師顧堂據上海圖書館藏殿本景印《識誤》，使與士禮居覆刻嚴州經注本並行，念昔忠甫嘗附《識誤》、《釋文》於所校《古禮》之後（《直齋書錄解題》卷二），欲省學者兩讀，知師顧堂用心良有以也。初朱文公稱忠甫校本甚仔細，遠勝於他本，手訂其舛謬數條。戴東原通校輯本，攷殘補闕，正其得失，後錢竹汀、盧抱經、阮芸臺、黃蕘圃、王石臞父子、胡竹邨、曹彥遠、倉石武四郎、黃焯、彭林等各有論議，俾醇疵兩不相揜也。

余嘗有志於斯學，因為識數語於簡端，以諗觀者云。卷一《士冠禮誤字》“也”條謂鄭注引《易》“夫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之“色”字爲“也”字之誤，阮芸臺、黃蕘圃、黃以周不從其說，按今本《坤•文言傳》“也”字乃“色”之訛，忠甫不悟其非而棄鄭注之是，山井鼎《攷文》引足利學校古寫本三種“雜”下有“色”字，余向日所覩東瀛室町時代《周易》寫本亦作“雜色”，《漢書•楊雄傳》“絪緼玄黄將紹厥後”顏師古注、《文選•劇秦美新》“或玄而萌或黃而牙”李善注、《太平御覽》卷三十六引皆作“天地之雜色也”，可證。“涖”條據《釋文》及《喪禮》、《特牲饋食》經，謂經“吾子將莅之”及鄭注“莅臨也”之二“莅”字當作“涖”，按《説文》無“涖”、“莅”字，其本字爲“䇐”（《立部》），从立隶聲，“涖”、“莅”皆“䇐”之借字，故此不當改，兩存之可也。同卷《士婚禮誤字》“遁”條據諸本《釋文》謂鄭注“辟逡巡”之“巡”當作“遁”，按从川从盾字古多通用，“巡”、“遁”古通，開寶《釋文》作“巡”固有所本。“覸”字條據《釋文》，謂鄭注“將覸良人之所之”古本作“覸”，今本作“見”，臧琳《經義雜記》卷二十六謂賈公彥所見本及疏作“見”非，按《毛詩•鵲巢》正義引鄭注作“瞷”，“覸”同“瞷”，既證臧說，又可知孔、賈本之不同，“見”蓋爛脫字，而《釋文》“今本亦作見”乃宋人增附之校語耳。又“道婦”條據《釋文》，謂鄭注“勉帥婦道”當作“勉帥道婦”，按“帥道”同義連文，真西山《讀書記》卷十三引不誤。卷二《士喪禮誤字》“襺”條據《釋文》，改鄭注“袍繭之屬”之“繭”爲“襺”，按“繭”爲“襺”之假借，不當改字。“彌”條據《釋文》，改鄭注“巫掌招弭”之“弭”爲“彌”，按“彌”、“弭”古通，不煩改字。《既夕禮誤字》“侇”條謂“夷牀饌于階間”當從《釋文》作“侇”，按“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鄭注云：“今文侇作夷”，《說文》亦無“侇”字，夷牀言尸牀也，夷、侇為禮今古文之別耳。

                                丙申臘月之望書於滬上有蘭齋

古典學集刊第一輯 編後記

       古典學，是一門樸素而高貴的學問。

  在今日中國，“古典學”仍然是一個頗為陌生的名詞。中國的大學建制，包括港、澳、台等華語地區在內，皆未設立古典學學科，當然也沒有正規獨立的古典學院系。在商業文明高度發達的全球環境下，即便是擁有悠久古典學術傳統的西方國家，其古典學（Classical Studies）與學科也日趨式微與邊緣。身處這樣的時代，我們創辦了專業刊物《古典學》。作為發起人與編者，有必要就我本人所理解的“古典學”的定義及本刊的緣起、宗旨與理念，向讀者略作解釋與交待。

  何謂“古典”？典者，常也，經也，法也。蓋經常大道，為天下後世之常法也。古典，即古代聖賢撰作的對於人類精神與物質生活持續不斷地發生深遠影響的具有指導意義的經典。

  本刊作為第一本中國古典學的專業刊物，刊名“古典學”則特指關於中國的經典及注釋的學問，研究對象與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釋、道二教與諸子百家等經典為輔翼。古典學，本是一門綜合性學問，其內容涵蓋並跨越諸多領域與學科，中國古典學亦然。遺憾的是中國古典文明與學術經過近代西方文明的衝擊與“文史哲”學科的劃分，支離破碎已有百餘年，本刊之宗旨即重整、創建與經營中國古典學。本刊遵循求同存異的理念，願為對中國古典文明與精神持有關懷與抱負的海內外學人，提供一個研習與考察古典、古典學、古典學史的開放平台。舉凡古典與注釋的研究，如版本目錄、訓詁校勘、名物制度、辨偽輯佚的考訂考據，如微言大義、哲學思想、宗教文學、歷史政治的闡發詮釋，又如古典學家的學術及生平，古典學的歷史及古典的域外傳播、中外比較等，皆在容納收錄之列

  我早年負笈海外，雪窓螢几之餘，有幸遊歷諸國，因知我國自清末迄今，文教衰敗，風俗頹壞，信仰闕失，所謂“禮儀之邦”早已名不副實。若以文明的發達程度作為衡量辨別之標準，那麼“夷”、“夏”也早已換位，今時今日的文明中心不在中國，這不能不令人痛心感傷。歸國執教後，更親身體會生存環境、學術環境之惡劣，遂一面研讀古典，一面思索國家民族文明學術之未來與出路。2011年春，當我提出創辦《古典學》刊物的初步構想後，陸續得到海內外眾多師友與同道的響應，其中既有高山仰止敬慕已久的先生前輩，亦有素不相識初出茅廬的學子後生，案頭盈尺的稿件讓我深感吾道不孤，斯文在茲何曾墜！創刊號以我自身的專攻領域——儒家經學研究為主體，“詩經學專輯”收錄論文十篇，“經學與經學史”欄目收文十三篇，“諸子 佛道”欄目收文三篇，“文獻輯佚  札記”欄目收文四篇；作者來自中、日、港、台，時代自西周至現代，文本從傳世經典到出土金文竹簡，地域從中土西域到東瀛，煌煌三十篇逾六十萬言！

  灰暗的霧霾和陰冷的面孔，常使人陷入煩躁不安，甚至有時會忘記自己從何處來，該往何處去。幸好有一床聖賢書相伴，令我清醒，也令我在無法獲得任何出版經費資助的情況下，一次次從沮喪中振作，堅定初衷。

  最後，我要感謝的是摯友黃曙輝兄，他始終如一的默默支持與超乎凡常的耐心等待，使本刊終於得以問世。

2015年4月2日記於有文齋

作者介绍

石立善（1973-2019），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东方学者”特聘教授。文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古典学集刊》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学、古代经学、日本汉学。编著《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全30册，2017）、《日本<十三经注疏>文献集成》（2016至今）、《日本汉学珍稀文献集成•年号之部》（全5冊，2018）、《东アジアの宗教と文化》（2009），代表论文有《隋刘炫〈孝经述议〉引书考》、《德国柏林旧藏吐鲁番出土唐写本〈毛诗正义〉残叶考》、《吐鲁番出土儒家经籍残卷考异》、《敦煌写本S.6557中的“鬓局”》、《〈毛诗正义〉引郑玄〈诗谱•小大雅谱〉佚文错简之更定》、《〈中庸辑略〉版本源流考辨》、《〈禮序〉作者考》、《朱子门人丛考》、《日本古写本〈毛诗诂训传〉研究》、《日本幕末明治时代两部〈论语〉新疏的校勘学成就》、《江户日本刊刻中国儒家典籍丛考》等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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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先秦两汉诸子研究文献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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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立善 | 《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历程及其经典地位的下降

（编辑：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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