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 章太炎学说对清末民初蜀学界的影响

编者按：本文原载《经典与解释47：斯威夫特与启蒙》，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第192-235页。感谢作者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推送。

章太炎（1869.1.12-1936.6.14）

在清末民初中国，要推列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有全面并且深刻的了解，立论足以成一家之言，同时在当时学界有较为广泛之影响者，章太炎无疑堪称其中翘楚。他一生交游极广，师友与论敌众多，且治学上涉足到了许多领域，相关言论极具原创性，蕴含着各种被解读与诠释的可能性。因此讨论章太炎之生平与学术，通过爬抉史料，多方参证，梳理其学说在清末民初中国不同地域及不同群体中间的影响及回应，关注到他与同时代学人之间或显或隐的往来与互动，以此或可更为全面地展示其学术形象，并呈现出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纷繁复杂的场景。

中国广土众民，不同地域，其学术与文化往往各具特色。而清末民初巴蜀地区，自张之洞于清季创办尊经书院后，士子向学之风日盛，学风独树一帜，学界名家辈出，在清末民初学界上具有不小的影响力。[1]清末以来，蜀地名家辈出。在经学方面，由于王闿运曾任教尊经书院，流风所及，遂有廖平、蒙文通一脉的宗今文经之学人，其经学观点独树一帜，随着今古文之争日炽，复广为人知，引起众多关注。在新思潮方面，吴虞在蜀地高举“打倒孔家店”之大旗，撰文系统批判儒学，开启反传统的洪水闸门，显示出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巨大影响。而在另一方面，赵熙、宋育仁、林山腴、庞俊、吴之英等“五老七贤”声名广披，成为当地文教兴盛、学风彬彬的象征。生逢其时刘咸炘曾颇为自豪的说：

吾蜀地介南北之间，民性得文质之中，虽经元、明两灾，而文风已渐有兴象，又自东西大通以后，中国南北之大势将变为东西，东如门闼，西如室内，蜀后负须弥而前距海远，山环原野，水如罗纹，亦殊燕、豫、晋、秦之荒漠，后此或将为华化退据之地乎？[2] 

《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局部）

（2013年出土于四川大学望江校区）

自章太炎1906年东渡日本起，周围便聚集了不少川籍学子，人数仅次于江浙籍人士。[3]他们不但张罗章氏设坛讲学，而且帮助他创办学术刊物，甚至在其生活困难之际提供物质资助。[4]长于蜀地的唐君毅后来回忆：“在我开始读中学的时候，那时讲什么整理国故，考据历史，说什么疑古，这些都是从章太炎先生的观念下传来的。”他自言其受教育经历：

我自己最初读书，与家庭的关系最大。我读书时代很早，我父亲（案：即唐迪风）是清朝的秀才，在蜀地教中学，后来教大学，他心目中最佩服的是章太炎，一谈便谈到章太炎。我最早读的书，就是章太炎与他一个朋友编的一本书好像是“教育经”，是清朝末年的一本书，里面有讲文字学的，有讲诸子学的，是白话文，我七八岁时我父亲就叫我看。其实用白话文最早的是章太炎编的“教育经”。[5]

影响所及，“章太炎先生喜欢讲文字学，我父亲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强迫我背《说文》”。[6]这一追述，呈现章太炎与蜀地学界关系甚深，蜀地学术繁荣，章太炎之学的流传或亦为一重要的助力。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通过爬梳相关史料与同时代人之事后回忆，论述章太炎与清末民初蜀地学界之种种关系与互动，分析川籍学人对其思想学说的不同响应，以期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出章太炎思想复杂且多元的面向。[7]

一、借诸子以批孔

贺麟尝言：

（章太炎）对哲学的贡献，第一在于提倡诸子之学的研究，表扬诸子，特别表扬老、庄，以与儒家抗衡，使学者勿墨守儒家。这是他承孙诒让、俞曲园之续而加以发扬的地方。其对革新思想，和纯学术研究的贡献，其深度远超出当时的今文学派，而开新文化运动时，打孔家店的潮流之先河。[8]

在这一点上，章太炎于清季所撰的子学著作中，《诸子学略说》（又名《论诸子学》）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这篇文章本为章太炎在东京国学讲习会中的记录，后来在《民报》上公开刊行，方广为人知。在这篇记录里面，章太炎虽未诋国学为无用，但是却对自汉代以来便被奉为官学的儒家及其创始人孔子，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与露骨的讥刺。在他看来，

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盖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而世卿既难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权，便其行事，是故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孔子之讥文人，谓之“不仕无义”，孟子、荀卿皆讥陈仲，一则以为无亲戚、君臣、上下，一则以为“盗名不如盗货”。而荀子复述太公诛华仕事，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是儒家之湛心荣利，较然可知。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载《章谭合钞》宣统刊本）

虽然孔子视乡愿为“德之贼”而讥之，但是，

夫一乡皆称愿人，此犹没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则一国皆称愿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者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

所以“用儒家之道德，故坚苦卓励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9]总之，章太炎全篇对于诸子流派、哲理方面较少言及，重点谈的，乃为诸子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评价当时学者的道德与学品之高下。当然，在这一方面，儒家无疑是甚为低劣。

民国成立之后，出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与失望，人们对于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学说，便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抨击，大有儒学不除，中国无救的架势，一时间，“儒家规范伦理的核心与德性伦理的核心都在动摇之中”，展现出思想转型时代中的波云诡谲。[10]当时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撰文指出，古人批评异端思想，多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而今日的新思潮，更是堪比浩浩荡荡的洪峰，

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扬荡了。[11]

这股思想界惊涛巨浪的始作俑者之一，便是蜀人吴虞。胡适对他说，自己非常敬重他的奋斗精神，视他为自己的“神交”[12]。随后在为其《吴虞文录》作序时赞曰：

吴又陵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他站在那望不尽头的长路上，眼睛里，嘴里，鼻子里，头颈里，都是那迷漫扑人的孔渣孔滓的尘土。他自己受不住了，又不忍见那无数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尘雾里撞来撞去，撞得破头拆脚。因此，他发愤做一个清道夫，常常挑着一担辛辛苦苦挑来的水，一勺一勺的洒向那孔尘迷漫的大街上。[13]

吴虞（1872-1949）

清末民初以来，人们对于传统思想批判时所用的“武器”，多为西方自启蒙运动以降的各种学说，不管它在西方清末民初学术史中的地位如何，只要觉其对于医治中国之病症有效，遂秉“拿来主义”，将其引进中国，广为宣传、利用。吴虞在晚清之时，东游日本，学习法政，对于西方清末民初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例如他曾赋诗云：“苍茫政学起风涛，东亚初惊热度高。手得一编《民约论》，瓣香从此属卢骚。”[14]同时于孟德斯鸠、斯宾塞尔的思想也颇为关注。但是在撰文之时，他更多的则是借助诸子之学来宣传新思想，以及对儒学进行批判。而章太炎在清末的相关论著，便给予了吴虞很大的启示。

现存的《吴虞日记》，起始之期为1911年10月，但是在这之前，吴虞就已经开始借诸子之学来抒发自己对于时代的感观与期望。1910年，他借《管子》一书当中所载的管仲治齐之事迹，指出：

管子之治齐国，虽本一定之学说，发为一时之政策，而其要尤在使智愚皆知之，智愚皆能知，立政布令，上下咸喻。

进而希望当时的蜀地舆论能够有开民智之效，“同德同力，扩其群策，览列强之诡画，弘爱国之大愿，上以慰先皇之玄灵，下以谋全蜀之幸福”。[15]此外，同年他还强调：“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因此指责孟子辟杨墨之非。因为“杨子主利己，近于小康，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其范围小；墨子主兼爱，近于大同，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其范围大”，各有一定的思想价值，所以禁止其流行，实为谬误。而他之所以对于此事进行重新评价，目的就是为了“鼓舞思想界言论自由之风潮也”。[16]《吴虞日记》中记载关于他阅读、评论章太炎的著作之时间始于1912年1月，他在这之前是否已经对章氏关于诸子学的言论有所了解，现今已不得而知。因此，很难说是他受到了章太炎之影响，然后在论说之时借诸子遗言来批判传统、传播新知；抑或是他先有了这一观念，然后看到了章太炎之著作，便深感如获我心，从而进一步坚定了他的想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对于章太炎的著作兴趣非常之高，这在他的日记中有着非常清楚的体现。[17]

1912年1月7日，吴虞在日记中写道：“国学扶轮社印《章谭合钞》，太炎后来之文多录入。《诸子学略说》，攻孔子处尤佳。饭后将诸书略为清检，深苦其苦多而劳神矣。”[18]对于《诸子学略说》——这一章太炎在东京国学讲习会上讲演诸子之学的记录本，吴虞在称赞之余，还欲使其在蜀地广为传播。于是2月12日，“早孙少荆来，同至昌福公司印《诸子学略说》，三千五元五百本。旋过源记，陆寅生愿印，遂将样本付之”（《吴虞日记》，上册，页28）。第二天吴虞去源记，过问之后，得知《诸子学略说》已经开始排印。（《吴虞日记》，上册，页28）2月14日，他的友人孙少荆“交来《国故论衡》一本”（《吴虞日记》，上册，页29）。可见不只是吴虞，他周围的熟人同样对章太炎之学说颇有关注。2月29日，他“在源记见《诸子学略说》底本颇精雅，五六日后当出版，为之快慰”（《吴虞日记》，上册，页31）。3月11日，吴虞在午后又往源记，询问《诸子学略说》的排印情况，得知第二天即可出版。3天之后，“源记送来《诸子学略说》十本。刘意如来，言多视云限期定移。余赠意如、王子云《诸子学略说》各一本，又送陆择之一本，令桓儿交去” (《吴虞日记》，上册，页35)。虽然这本书并非吴虞自著，但是他仍旧热心传布，分赠友人，由此可见他对于其中思想主张的认同。或许是感觉到《诸子学略说》在当地的影响力还不够广泛，所以吴虞特意于报纸上刊登广告，以便在当地进行宣传。(《吴虞日记》，上册，页36)

吴虞留下的日记

吴虞对于章太炎思想的热衷，不只是将其著作刊印流传，而且在平日与朋友的交谈之中，章太炎也是他们之间的一个颇为热门的话题。4月24日“午刻刘意如同贾姓、郑姓来，皆其同学也。取《女界》广告十张，《宋元学案粹语》二本。贾姓颇可与谈，盖甚佩章太炎者也”(《吴虞日记》，上册，页38—39)。数日之后，吴虞又与友人熊小崖谈起章太炎。他认为章氏“学深而才小”。“小崖颇以为知言。因评太炎如此说者亦有其人也。太炎小学、经学、文学是其特长，史学不熟，精于子书。” (《吴虞日记》，上册，页56)其实，章太炎对于史学非常重视，将其看作是国粹的最主要载体，他的考史论史之作甚多，早年甚至一度有志于写一部《中国通史》，因而此处二人谈及的章氏“史学不熟”，颇值得商榷。不过，他们却承认章太炎“精于子书”，这一认识，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吴虞对于章太炎诸子学研究的推崇。

虽然章太炎自己时常以保存国粹自任，反对一味的仰慕西方，但是在吴虞看来，章氏思想实则甚为新颖。他在日记中评论道：

太炎喜霍宾索尔学说，保重其书，不轻借人。霍氏既发狂自杀，其书德国亦毁其版；欧洲近日亦罕流传。霍氏谓华、拿不过迎合社会之意，建立功业。不足为真英雄。真英雄必独立社会之外，而先事指导者也。太炎不取严复，以其太旧，而又仅采唯物派，专重科学实验；如社会学，非唯新派之说不能圆满；严氏所译《社会通诠》，则仍唯物派之老书也。然太炎于严氏，仍称其精深……生平最喜康德派哲学；又曾取中外学者列一榜：王壬秋列斗方名士第一、康南海第二等；谭嗣同、梁启超六等；古人，则孔子列八等，在荀子、刘歆之下，其精识独出，真振古奇人也。(《吴虞日记》，上册，页216)

此外，他比较王闿运、章太炎二人之特点，认为：

王闿运、章太炎皆怪人也。章富于世界知识，其学去国家社会近；王缺于常识而甚旧，其学去国家社会远。远则遨游公卿，依隐玩世，而可以自全；近则影响政治，切激人心，而常不免祸。王怪于旧，章怪于新也。（《吴虞日记》，上册，页216）

所以，章太炎既然被吴虞诠释为如此富于新思想，以至于广译西书的严复与之相较，亦属守旧，那么章氏关于诸子学的著作，在考索古人遗言的同时，所蕴含有对于儒学的强烈批判以及对于新思想的大力提倡，这也就很符合其自己的思想倾向了。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之一——《新青年》

因此在吴虞于新文化运动前后极具思想批判性的文章中，可以发现章太炎的论诸子之语对他所产生的不小影响。1917年，吴虞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一文，开始了他“只身打倒孔家店”的“光辉”经历。其中他指出：“盖孔丘之七日而诛少正卯，实以门人三盈三虚之私憾，所以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吴虞集》，页96）此与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里面所刻画的孔子心怀忌刻之心这一形象非常相似。此外，吴虞认为：“盖孔氏之徒，湛心利禄，故不得不得主张尊王，使君主神圣威严，不可侵犯，以求亲媚。而当时之人格高洁如沮、溺之流，皆鄙夷不屑……则孔氏之谄佞，当时固暴于社会也。”（《吴虞集》，页97）这一段话，不禁让人想起了章太炎所强调的“儒家之病，盖以富贵利禄为心”。而在文章末尾，吴虞痛斥历代儒者打击异端之举，其中特意强调“谬种流传于今日，某氏收取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烬于一炬，而野蛮荒谬之能事极矣”（《吴虞集》，页98）。这更显示出，在吴虞心目中，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实为新思潮的代表，所以才被顽固守旧之徒深恶痛绝。

在《读<荀子>书后》一文里，吴虞认为：“孔学之流传于后世，荀卿之力居多；孔教之遗祸于后世，亦荀卿之罪为大。”（《吴虞集》，页109）荀子的学说，助长君主专制，主张思想控制，这些都极不合于共和理念。吴虞的这一看法，其实与向来主张“尊荀”的章太炎并不相合，而是更可能受到了在戊戌年间排荀甚力的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不过吴虞在文中历数晚近以来的改革家，认为，

知政治当改革者，容纯父诸人也；知政治儒教当改革者，章太炎诸人也；知家族制度当改革者，秦瑞阶诸人也；知政治、儒家、家族制度三者之联结为一而皆不可不改革者，严几道诸人也。（《吴虞集》，页110）

他并未因章太炎对于荀子颇多褒扬而视他为守旧，而是更看重他反对“政治儒教”的思想贡献。

在《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一文里，吴虞指出：“孔氏问礼于老聃，《礼运》‘大同’之说，乃窃道家之余绪，不足以翘以自异。”（《吴虞集》，页118）这一观点，仿佛让人看到了章太炎所描绘的儒道两家师承关系中暗藏心机、彼此防范的场景。吴虞本此论点，来强调不能因为儒家主张“大同”故而视其为反对君主专制，实则历代儒者多略“大同”而详“小康”，以此来迎合君主，以期得位乘时。在文章末尾，吴虞说道：

    孟氏攻杨朱无君，则其学说亦不合于今日。惟孟子性刚，以“草芥寇仇”之语被朱元璋逐出太庙，而孔氏仍然安享太牢无恙，章太炎目为“国愿”，于此可以思其故也。（《吴虞集》，页121）

言下之意，在他看来，章太炎的“国愿”之论，一针见血的将孔子之卑劣用心给揭示出来。

总之，章太炎作于晚清时期的论诸子学之文章，特别是《诸子学略说》，对于在民国建立之后借诸子以批孔的吴虞影响极大。由于这些文章本身所具有的强烈批判意味，吴虞也视章太炎为引领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正如论者所言，“吴虞后来推重诸子文，据管子以言经济，举墨学以为平等，以老庄、佛学为哲学堂奥等，皆循太炎之迹”。[19]陈独秀在1917年时也认为：“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奈均为孔孟所不容何。”[20]不过随着时代激进程度的加剧，吴虞承章太炎之余绪，借诸子以批孔，在对传统思想更为厌恶的人眼中，这一行为与晚年的章太炎本人一样，亦为落伍。依钱玄同之见，

（吴虞）那部什么《文录》中“打倒孔家店”的话，汗漫支离，极无条理，为何如此？因为孔家店（无论老店或冒牌）中的思想固然是昏乱的思想，就是什么李家店、庄家店、韩家店、墨家店、陈家店、许家店中的思想，也与孔家店的同样是昏乱思想，或且过之。还有欧洲古代的思想和印度思想，一律都是昏乱思想。所以若是在李家店或韩家店等地位来打孔家店，实在不配！孔家店里的伙计们，只配被打，决不配打孔家店，这是不消得说的。他们若自认为打孔家店者，便是“恶奴欺主”，别人若认为他们为打孔家店者，未免是“认贼作子”了！

同时他对吴虞说：

孔家店里的老伙计呀！我很感谢你：你不恤用苦肉计，卸下你自己的假面具，使青年们看出你的真相；他们要打孔家店时，认你作箭垛，便不至于“无的放矢”；你也很对得起社会了。[21]

同样的，据周辅成回忆1920年代他的故乡江津县青年之读书风气：

在新文学上，彼此都一致，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鲁迅、郭沫若、托尔斯泰、高尔基，常常出现在口中。由于这些人的出现，什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早被青年遗忘了。[22]

可见，随着新文化运动以来趋新之风的愈发猛烈，批判儒学已经扩大为批判诸子，诸子学已经不再是青年一代借之来批判传统的利器。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章太炎的批孔之论在青年中间已然失去效力，吴虞的相关言论也就成为了陈言刍狗，个人形象从名盛一时的“老英雄”渐渐没落为默默无闻的老学究，从而淡出了时代的舞台。

此外，吴虞在个人私生活方面，狎妓冶游，纳妾藏娇，甚为风流。然在老辈看来，有此等行为而批孔，其心术实属可疑。张尔田1930年代致信陈柱，说道：

即诋毁孔孟者，亦必学问与道德孔孟齐等，而后方可开口，而后孔孟乃真正引为我之学敌。是故无孟子之知言养气而辟杨墨者伪，无墨子之摩顶放踵而非儒者妄。近有川人某某者，以打倒孔□□自命，前在□□大学教授室中，乃亲自盗书。其后又因作狎妓白话诗，为人所逐。试问此口更向谁开。[23]

字里行间，对吴虞深表鄙夷。而章太炎对于个人道德之高下，向来十分注意。他在论述历代学术史的文章当中，时常视当时学风以及学人品德的高低，来作为判断一代学术良莠之重要标准。在作《诸子学略说》以批判儒家的同时，他于《革命道德说》中强调革命能否成功，一个基本要素即为革命者是否具备高尚的道德，公德固然重要，私德也不应有缺憾，并以“知耻”、“重厚”、“耿介”、“必信”四种品德以为倡。[24]据其学生许寿裳回忆，章太炎于日本主《民报》笔政之时，“注意于道德节义，和同志们互相切励；松柏后彫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如《革命道德论》、《箴新党论》二篇，即系本此意而作”。[25]终章氏一生，虽然因学术与政治立场而受人毁誉不一，但是在私人道德方面，他却是清末民初名人中难得的少有缺憾者。两相比较，可以看到吴虞虽然对《诸子学略说》甚为推崇，但是在做人上，他与章太炎之间的差距着实不小。

二、关于经学的论争

廖平（1852-1932）

提及清末民初蜀学，被时人谈论最多且争议最大者，当推井研廖平。陈寅恪尝言：

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遂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联系。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

康有为于晚清之时，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借助今文经学来宣扬变法思想，正因为如此，使得本属阳春白雪的经学论争广为时人注意。廖平其人，乃一经生，本无多少澄清宇内之志，其论学之作，虽不无学以致用之意，但大体上乃是就经学本身，梳理渊源流变，评价前人得失，提出自己观点。但由于康有为曾与之有过学术互动，加之他的许多经学观点，至少在表面看来，与廖平《知圣篇》、《辟刘篇》所言者相似处颇多，因此当时不少人认为康氏之学剽窃自廖氏，于是廖平之学渐为全国士人所瞩目，而其受关注程度往往超出了学术本身。

廖平《今古学考》《知圣篇》《古学考》刻本书影

廖平治学，一生多变。最开始以礼制平分今古，撰有《今古学考》一书。后来变为尊今抑古，以此臧否六经，进退圣人。而章太炎自言“二十四岁，始分别今古文师说”，并且“专慕刘子骏，刻印自言私淑”。[27]虽然在那一时期，他还没像后来那样严守古文经学壁垒，而是在说经之时，与今文经学的绸缪缱绻之处所在不少，并未完全独树一帜。但是却已经开始努力尝试批判当时今文经学的相关论点。发表于戊戌政变之后的《今古文辨义》一文，便是其代表之作。

在这篇文章当中，章太炎认为廖平之“《群经凡例》、《经话》、《古学考》等书，虽所见多偏戾激诡，亦由意有不了，迫于愤悱之余，而以是为强解，非夫故为却偃以衒新奇者。余是以因通人之弊而为剖释焉”。在他看来，廖平尊孔之心过于强烈，遂主张六经皆为孔子所撰，上古史事，纯属子虚，诸子九流，悉宗仲尼。如此方能凸显出孔子超迈古今，为生民所未有。但是这种诠释孔子、六经与上古史事的方式却是弊端极大，会造成“欲摈古文于经义之外，而反引珍说于经义之中；欲摈尧、舜、周公不得为上圣，而反尊庄周、墨翟为大师”。并且“孔子贤于尧、舜，自在性分，非专在制作”。章太炎具体说道：

然即以群经制作言之，《春秋》自为孔子笔削所成，其旨与先圣不同，即《诗》、《书》亦具录成、康后事，其意亦不必同于尧、舜、周公矣。惟《易》与《礼》、《乐》多出文、周，然《易》在当时，为卜筮所用，《礼》、《乐》亦为祝史瞽蒙之守，其辞与事，夫人而能言之行之也。

所以“孔子自有独制，不专在六经；六经自有高于前圣制作，而不得谓其中无前圣之成书”。[28]在这里，章太炎以一种历史的眼光看待古代经典的形成过程以及孔子的地位，而这一视角，也正是他后来阐述中国历代学术流变的一个基本特色。[29]基于此，章太炎指出：

就廖氏之说以推之，安知孔子之言与事，非孟、荀、汉儒所造耶？孟、荀、汉儒书，非亦刘歆所造耶？邓析之杀求尸者，其谋如此；及教得尸者，其谋如彼。智计之士，一身而备输、墨攻守之具，若好奇爱博，则纵横错出，自为解驳可也。彼古文既为刘歆所造，安知今文非亦刘歆所造以自矜其多能如邓析之为耶？而《移让博士书》，安知非亦寓言耶？然则虽谓兰台历史，无一语可以征信，尽如蔚宗之传王乔者亦可矣，而刘歆之有无，亦尚不可知也。”果如是，“则欲以尊崇孔子而适为绝灭儒术之渐，可不惧与？”[30]

章太炎在当时，虽然于经学上有自立门户的愿望，但是在政见上，却依然未放弃改良变法之路。他说自己与康有为“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即便是学术主张，“所与工部论辩者，特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耳。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则未尝少异也”。[31]而在戊戌变法期间与政变发生之后，康学被反对变法者大肆抨击，认为康有为包藏祸心、图谋不轨。[32]据章太炎自己说，当时身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得知他治学与言今文经学者有异，于是遂招章氏至湖北，让他写文章与康有为等人驳难。[33]所以在《今古文辨义》一文里，章太炎特意强调“若夫经术文奸之士，藉攻击廖以攻击政党者，则塪井之鼋，吾弗敢知焉”[34],将自己对今文经学的批评与反对变法区分开来，以防贻人口实。所在他在整篇文章中皆以廖平为对话对象，并无一语涉及康有为等人。不过或许另一方面，章太炎也对康、廖之间的学术交往有所耳闻，因此借着批评廖平，来表示对康有为相关学术主张的微辞。[35]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光绪刻本书影

章太炎此文刊出不久，黄溶、胡翼等廖平门生便致信于他，对其言论进行回应。他们指出：

窃以当今海内老师宿儒相聚而谈四益（廖平）者，皆以防流弊为说。轻躁之士发愤著书，每多非常可骇之论，托名卫道者以此归罪于四益，大著亦以为言，虽四益虚受改易，某等实不能无疑。[36]

尽管章太炎强调自己撰文批评廖平绝非与反对变法有关，但是在他人看来，这一嫌疑终究难以祛除。或许在当时士人眼里，今古文之辨，表面上所争者为学术，而本质上则多属于政争。黄、胡等人认为：

说经之书，但当问与经义忤合如何？流弊有无，初非所计。何则？考鲁、齐传经有微言、大义两派：微言者，言孔子制作之宗旨，所谓素王制作诸说是也……自西汉以后，微言之说遂绝，二千年以来，专言大义。微言一失，大义亦不能自存。六经道丧，圣道掩蔽，至今日统中外贵贱智愚老少妇女人人心意中之孔子，非三家村之学究，即卖驴之博士。故宋元流弊，动自谓为圣人，信心蔑古。此不传微言之害，彰明较著，有心人所伤痛者也。嗟呼！人才猥琐，受侮强邻，《诗》、《书》无灵，乃约为保教，以求倖于一日。四益心忧之，乃汲汲收残拾缺，继绝扶危，以复西汉之旧。合中国学术而论，以孔子为尊，必先审定孔子，规模光燄，宫墙美富，迥出迂腐学究万万之外，俾庠序之士，心摹力追，以求有用之学，庶几圣道王猷，略得班管。（《廖平选集》，下册，页623）

可见他们虽然极力撇清廖平与康有为厉行变法之间的联系，但是其为廖氏辩护的思路，却依然是强调乃师之学的致用之效。因此遂认为章太炎的文章不但“所采六朝以下狂乱之人事，迥非其比，何足以相难”，而且所征引者“多采之旁人，郢书燕说，变本加厉，以遂讐仇之口”（《廖平选集》，下册，页624）。说到底，还是在怀疑章太炎之论廖平，是在当时异常紧张的政治气氛之下深文周纳、借题发挥。

章太炎手迹

其实章太炎对于廖平，在评价标准上与对康有为绝不相同。自从立志于排满革命以来，他对康氏，鲜有好评。不是说他学无根底，就是称其利欲熏心。据汤炳正回忆，章太炎论学时的“偏激之语”，“往往跟他的政治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章氏“对康有为的经今文学家观点的敌视，往往跟憎恶康的维新保皇相纠缠。推广之，乃至康尊北碑，先生则倡法帖；康喜用羊毫，先生则偏爱狼毫”。[37]而对廖平，章太炎却未带太多因政见歧异而附加其中的感情因素，基本能够从学术本身对廖氏进行评价。在《訄书》重订本的《清儒》篇中，章太炎对于晚清宗尚今文经学者少有肯定，但却认为廖平治学“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说虽不根，然犹愈魏源辈绝无伦类者”。[38]在《程师》一文里，他说道：“余见井研廖平说经，善分别古今文，盖惠、戴、凌、刘所不能上，然其余诬谬猥众。”在附注中他进一步指出：

廖平之学，与余绝相反。然其分别古今文，塙然不易。吾诚斥平之谬，亦乃识其所长。若夫歌诗讽说之士，目录札记之材，亦多诋平违牾。己虽无谬，所以愈于平者安在耶？[39]

不过章太炎对于廖平的认可，也仅止于此。廖平论学，三变之后，流于所谓“天人之学”，喜为臆度，妄谈六合之外，预测未来之事。章太炎对于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甚是推崇，在《说林》一文中，他以戴震学位权度，衡鉴晚近学人。其中如是评价廖平：

归命素王，以其言为无不包络，未来之事，如占蓍龟，瀛海之大，如观掌上。其说经也，略法今文，而不通其条贯，一字之近于译文者，以为重宝，使经典为图书符命。[40]

因之被列为最低一等。章太炎治学，强调“学名国粹，当研精覃思，钩发沈伏，字字徵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相称”。[41]他对廖平的评价，抑扬之间，便是以此作为标准。

反观廖平，据朱镜宙所言，其于海内学人，

独佩先生（章太炎），当贺伯钟自东京携先生《齐物论释》归，廖往索阅。伯钟曰，欲读此书，须先解三种基本学问。一训诂，二子书，三印度及西方哲学。一二君已优为之，惟印度与西方哲学非君素习。廖得书穷数日之力读竟。叹曰，以吾廖某之力，仅能领解十之七八，诚奇才也。[42]

不过在经学领域，据吴虞转述廖平之言，后者仅认为“章太炎文人，精于小学及子书，不能谓为通经也”。[43]可见，廖平对章太炎虽有推许，但对其说经水平，却是不甚认可。

廖平逝世之后，其孙廖宗泽请章太炎为乃祖撰写墓志铭。章太炎在文中回忆，民国初年在北京与廖平晤面，发现后者论学甚为平实，未尝涉及迂怪。遂认为“君学有根柢，于古近经说无不窥，非若康氏之剽窃者，应物端和，未尝有倨容，又非若康氏自拟玄圣居之不疑者也”。廖氏一生，学凡六变，依章太炎之见，“其第三变最可观，以为《周礼》、《王制》，大小异治”。但是即便如此，其论学仍有瑕疵，“君以清世版图，外及蒙古、伊犁，南北财距六千里，故推《周礼》以为治地球之书，岂未考古今尺度有异耶？”推其原因，章氏认为廖平“顾其智虑过锐，流于谲奇，以是与朴学异趣”。[44]

章太炎撰廖平墓志铭（载《制言》半月刊1935年第1期）

章太炎尝言：“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大。”[45]因此章太炎或许视廖平为学术上难得的诤友。姜亮夫回忆，廖平殁后，章太炎颇感怅然，之后便“未尝以经今文家许人”。[46]而章太炎晚年曾撰《汉学论》，指出：“清世言《公羊》已乱视听，今《公羊》之学虽废，其余毒遗蠚犹在”，甚至于“祸乃流于人民种姓”。[47]在这里他虽对晚清今文经学进行严厉批评，但其主要所指者乃是时常强调与晚清今文经学之渊源的古史辨派，而非有意针对廖平。[48]姜亮夫又言：“先生论廖先生曰：‘好奇善变，然变而不离其宗，宗旨民族德性之本也。’”对其独行孝友之德深表赞许。[49]章太炎晚年论学，十分强调躬行践履传统道德，以此拯救世风，鼓吹民气。基于此，廖平之言行，或许在他看来，正有值得表彰之处。

廖平治学，最初致力于以礼制分辨今古。对此其弟子蒙文通论曰：

最风行一世的，前十年是今文派，后十年便是古文派。什么教科书、新闻纸，一说到国学，便出不得这两派的范围。两派的领袖，今文家便是广东的康先生，古文家便是浙江的章先生。二十年间，只是他们的两家新陈代谢，争辩不休，他们的争议便占了汉学的大部分了。但是他们却莫有截断众流的手段、精明的眼孔，古、今的界线何尝分别清楚！到得近世井研廖先生著一部《今古学考》，真是平分江汉，画若鸿沟，真是论今、古学超前绝后的著作。因为他头脑分明，手段简捷，他擅长是讲《春秋》说礼制，仪征刘先生称他“自魏晋以来无此识力”。我敢说，石渠议后莫有可和他比拟的。[50]

言下之意，廖平之学，段数高出康、章，能从礼制入手，将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区别划分清楚。廖平学问多变，后期愈显怪诞，然在蒙文通看来，

廖师既通《谷梁》，明达礼制，以《谷梁》、《王制》为今文学正宗，而《周官》为古学正宗，以《公羊》齐学为消息于今古学之间，就礼制以立言，此廖师学根荄之所在。[51]

以此为标准，蒙文通遂对章太炎之学术进行评价。1912年时任蜀地都督的尹昌衡发起创办蜀地国学院，聘请当时落难至蜀的清末民初另一位古文经学大家刘师培担任院副，与廖平共事一处。[52]蒙文通曾经受教于刘氏，认为后者“能扬西汉学，而未必即张大古文学，廖师实真能张古学者也”。[53]盖廖平能洞察古文经学本意，分疏其家法，而不惑于西汉、东汉师说之争。基于此，蒙文通指出：

章太炎虽未必专意说经，其于家法之故，实不逮于左庵，然于《左氏》主杜氏，于费《易》取王弼，以《周官》为孔子所未见之书，学虽逊左庵，识实比于六译。夫《周官》自有其价值，岂以附于孔氏则重，不附于孔氏则轻。（《经学抉原》，页100）

不过在其他文章中，蒙文通却强调：

言今文者，莫不宗先生（廖平），而言古文者亦取先生之论以为说。余杭章氏、仪征刘氏最为古学大师，而章氏于《左氏》主于依杜以绝二传，尤符于先生之意，然于礼犹依违于孙、黄之宗郑；刘氏为《礼经旧说考略》及《周官古注集疏》以易郑注，符于先生说礼，而于《春秋》犹守贾、服，衡以先生之论，则章、刘于古学家法犹未能尽，翻不若先生论古学之精且严也。[54]

蒙文通对于乃师廖平，极力表彰其依礼制平分今古，而于其后来的学术转变鲜有涉及，并以此为标准来评价章太炎，这其实与他自己的论学取向颇有关系。蒙氏虽然少治经学，但是后来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其关注点已经转入古史，他对廖平《今古学考》的阐释，便是主要从史学角度看待这一经学遗产，借之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55]蒙文通1930年代在江南访学时曾去拜会章太炎，十余天中，章氏对他侃侃而谈，视若知音。他承认今、古皆为汉代之学，今日所应研究者，乃是先秦之学。然蒙文通对此论却不能完全认同，后来他比辑秦制，始见秦制之所以异于周，于是今学之所以异于古学者，亦因之了然。随后他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周、秦、汉典制之区别与汉代儒生对于古代经说的吸取及诠释，最终认为“廖、刘二师推今、古之歧异至于周、孔皆非情实；章氏言今、古止为汉代之学固是，然其离汉师于先秦又未必是也。”[56]在这里扬弃了老一辈的今古文之争，转以用历史的眼光来讨论古代学术之流变。

蒙文通（1894-1968）

1932年廖平去世之后，蒙文通在为他所撰的传记里面专门提到：“犍为李源澄俊卿，于及门中为最少，精熟先生三传之学，亦解言礼”，

余杭章太炎善其文，延至苏州，为说《春秋》义于国学讲习会，俊卿守先生说以论章氏，人或言之太炎，太炎不以为忤。太炎谓闻人言廖氏学，及读其书不同，与其徒人论又不同，殆正谓俊卿也。

因此在蒙氏看来，“能明廖师之意而宏其传者，俊卿其人也”。[57]李源澄1935年赴苏州从章太炎游，成为章氏晚年弟子，但是在学术传承上，依然深受廖平与蒙文通的影响。所以时人言李氏之学“根柢于蒙文通先生，遇廖氏而深邃，经章氏而广大。故三先生最所服膺，而与蒙先生师弟之谊尤笃”。[58]李源澄在当时曾经致信章太炎，讨论今古文问题，此信今已亡佚，然章太炎之回函却依然可见。章太炎在其中提到，李源澄认为《礼》与《春秋》，如车如辅。《礼》如法令条文，《春秋》如理官之判词。对此他基本上同意。但是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时王之制，不能无所变更。重以文襄霸制，亦列国所承用，其不能无异于《周官》者，势也”。所以“时制异于成周，而《春秋》因时制以成其例”。基于此，章氏说道：

仲舒之徒，未尝参考《左氏》，乃云文家五等，质家三等，以就其改制之说。岂独诬《春秋》，亦诬公羊子矣。盖《春秋》者，以拨乱反正为职志，周道既衰，微桓文起而匡之，则四夷交侵，中国危矣。故就其时制，以尽国史之务，记其行事得失，以为法戒之原。孙卿云：有治人，无治法。则知圣人不务改制，因其制皆可以为治也。若云“为汉制法”，孰有大于废封建，行郡县者。《春秋》乃绝无一言，徒以伯、子、男同等，少变秩敍，此何益于治乱之大数耶？仆尝谓《谷梁》、《公羊》二家，不能知国史根原，因文褒贬，往往失之刻深，乃如托鲁改制之说，又《公羊》本文所无有，汉世习今文者，信其诬罔，习为固然。《白虎通》多采今文师说，《五经异义》虽备存古今，要其所谓古文说者，亦时不本经传，而本师家新义。由是言之，以《礼》证《春秋》，亦何容易。[59]

章太炎自清季以来，一直视六经为史书，视孔子为史家，强调“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春秋》而下，则有《史记》、《汉书》以至历代书志纪传，亦孔氏历史之学也”。[60]晚年他撰写《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一书，从历史著作的角度讨论《春秋》与《左传》，认为孔子作《春秋》，因鲁史旧文而有所治定，所剩余义，付与左丘明，后者编撰《左传》，以保存史事。并强调孔子著书缘起，乃是由于“四夷交侵，诸夏失统，奕世以后，必有左衽之祸，欲存国性，独赖史书，而百国散记，难令久存，故不得不躬为采集，使可行远”。[61]这一观点，与他视历史为民族主义之源泉息息相关。因此在这里，他本此见解向李源澄进行阐述。

《李源澄著作集》书影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年版）

对于章太炎的答复，李源澄复致一函以为回应。他承认，

常州诸子于《公羊》本不深晓，所好乃在仲舒、邵公。董、何二子之于经义，澄岂敢妄非之哉，乃常州诸子取其三统改制之诬说，以为微言所寄，以此释经，翩其反矣。

降至康有为，“究其所谓微言大义者，直董、何污垢秽浊之物耳”。对章太炎的观点表示认同。不过他依然坚持“至谓《公》、《谷》因文褒贬，往往失之刻深，似未尽然”。《春秋》中的褒贬之辞“不可书见，故资于口授，是《春秋》微言，胥赖于此也”。而“孔子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褒讳贬损，故有所避”，同时，

丘明同观国史，故得据本事而作传。其始不过孔门弟子之参考，自史记沦亡，春秋数百年之事，仅赖存其梗概。

所以，

欲观《春秋》微言，必自《公》、《谷》始，以其为口说流行之本，《左氏》所记则档案，足资稽考而已。若谓《公》、《谷》为附会，《春秋》无义例，安得左右逢源若此耶？总之，“《春秋》是经非史，《左氏》虽胜于《公》、《谷》者多，若说《春秋》，则当以《公》、《谷》为本，宜分别观之。[52]

针对李源澄的观点，章太炎再次向其申说己意。他强调：

古之六艺，《易》与《连山》、《归藏》同列，《诗》犹汉乐府，《书》犹唐大诏令与杂史，《周官》则会典，《礼经》则仪注，如《春秋》者，即后代纪年之史与正史之本纪耳。

不特此也，单就经、史重要性而言， 

旷观海外通达之国，国无经而兴者有矣，国无史，未有不沦胥以尽者也。夫中国之缕绝复续者，亦国史持之耳。经云、史云，果孰重孰轻耶？档案者，儒生之所轻，而国家之所重。编档案者，非独左氏，马、班、陈、范所录，皆档案也。

对于这一点，他特别奉劝李源澄，“此不须苦辩者，读书阅世久，自知之也”。

此外，“夫《春秋》者，夫子之文章，非性与天道也，成败垂殁，讲授日浅，即有之，安得所谓微言？称微言者，即孟喜枕膝之诈尔”。若是“必以畏时难闷之，是孔子、丘明之勇，不逮董狐远甚，乃与韩愈之畏史祸等也”。[63]

对章太炎的经学主张，李源澄终究还是持保留态度。章氏逝世之后，他发表了《章太炎先生学术述要》一文以为纪念。在文中他指出：

凡事专看本身，不能显示其价值，必从前后左右，多方比较推察，然后明了。惟此法通常学生于老师多不应用，只言其长而不言其短，或者讳莫如深，或者置而不谈。不知一人之真正评价，终有显露之时，固然当时之是非或蔽于感情，后世之是非或蔽于后世学风之顺逆，但真正之是非，在有识者心中，终不可以磨灭。

所以他强调：“吾论先生，皆一出本心，不为阿私。”[64]本此立场，李氏认为章太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一书“发明甚多，惟左氏说经，不无问题。虽先生之才学，终未能使其血脉贯通”。此外，“《周礼》一书，先生既信《周礼》，自不能于《周礼正义》之外，有何独创之见”。对此李氏认为：“先生以史观经，而明于古代之政术。固执内诸夏外夷狄之义，为一生精神之所寄托，此又非通常所谓汉学家能至也。”（《李源澄著作集》，第2册，页1462—1463）虽不完全同意章太炎的经学主张，但对他说经时的苦心孤诣颇能理解。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李源澄在参与1930年代社会上关于读经问题的论争时，申述其支持读经之理由，乃是因为，

六经皆史也，汉人言通经致用，犹言通史致用也。经史分途，始于荀氏《中经簿》，撰述者虽殊才德，而其质不异，世之谤经、疑经者，率未尝窥经，语之通经致用则大哗，语之通史致用则了喻。盖异国有史而无经也，然亦无有轩轾。为古史，为吾国文化之滥觞，从源至流，故当先河后海，束于则此不可，不足以尽斯理之变也。[65]

很明显，其所言者与章太炎对经的诠释若合符契。可见，对于章氏的经学思想，李源澄还是有所汲取的，而非一味深闭固拒。

三、教外别传

刘咸炘曾对蒙文通言：“蜀中学人无多，而有不能容异己之病。先辈不肯屈尊，后进又每多侮老。学风衰寂，职此之由。”[66]清末民初蜀学，井研一脉，名声在外，几成独尊之势，不少人攀附其下，以求有成。然即便如此，当其时不一意趋附者，亦非无人。成都龚道耕便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龚氏勤于治学，尤致力于群经，精通三礼，宗尚郑玄，曾撰有《郑君年谱》，历任蜀地诸学堂、大学之教习。友人庞俊论其学术，指出：

先生既尽睹诸儒之书，左右采获，不为偏倚。当是时，蜀人言经，必曰廖氏。游食之士，攀附光景，惟恐弗及。至有不读注疏，不知惠、戴、庄、刘为何人，而日言“三科九旨”、“五际四始”，附会牵引，无所不蔇。先生故深耻之，益闭门自精，于廖说不为苟同。尝欲作书申郑君，以辨廖氏之加诬，属草未具，会治他书而辍。虽善今文，而不喜康氏言变法，以为哗世取宠，殆非君子之学。[67]

龚道耕对当时学风中的深持门户之见、斤斤饾饤之学、持论博而寡要、治学华而不实者皆示不满。[68]此外，对于清末民初以来的趋新之风，他更是深以为非，慨陈：

近世醉心欧化者，乃谓小说为文学正宗，且欲以白话文代文言。黄口小生，随声附和，贾竖射利，遂以《红楼》、《水浒》编入教科。狗吠驴鸣，遍于天下，而文学不可复问矣。[69]

凡此种种，可以窥见龚氏论学旨要。

1923年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师生合影

龚道耕于民初曾任教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姜亮夫回忆道：

龚向农先生的教法是另一种风格。他教我们《国学概论》和《经学史》。《经学史》的教材是龚先生自己编的，他说在外面流传的《经学史》都有问题，所以他自己编讲义。至于国学概论是采用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他讲的时候，一句话一句话讲得清清楚楚，我们都认真地一一记下。有时对某个观点某句话他觉得不对，他就批评。他说：“我自己为什么不编这课讲义呢？我直率地说，我编这讲义不会比章太炎先生这个讲义高明，我也会有错误的，哪个没有错误呢？问题在于我们要知道错误是为什么产生的。”他讲，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中有些错误就是太炎先生思想有矛盾，太炎先生一方面在反对满清，反对专制，要倾向民国，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民国的故障多得很。这个时候已经是民国十三四年了，太炎先生已经是在不得已的困难时候了，所以他的文章已经开始回头讲经学，讲史学这些东西，同他在写《訄书》的时候大不相同了。所以龚先生教导我们，读书应该将著书的时代背景弄清楚。[70]

可见龚道耕对于太炎学说颇为推崇，以至于将《国故论衡》作为授课讲义，但同时亦非常注意在他看来章氏论学的瑕疵之处，强调其立论时的特殊背景。

姜亮夫在这里谈及龚道耕讲授经学史时自编讲义。诚如他所言，对于经学，龚氏曾撰有《经学通论》一书，阐述历代经学之流变。在这本书中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他对于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吸收与批评。关于“经”的定义，龚道耕谓：

《说文》曰：“经，织，从丝也。”古者以简策为书，必以丝绳连贯之，故从其质而名之曰“经”。犹佛书称“修多罗”，亦因彼以贝叶写经，用丝绳连贯也。说“经”之书之“传”，“传”与“专”同……“经”之始名，盖未甚尊，儒家之外，道家、墨家、兵家之书，皆称之……自儒学统一，学者乃尊严经名而不敢僭。[71]

姜亮夫曾说龚氏以《国故论衡》为讲义向学生讲授，并对之逐字详解。在这里，龚道耕对“经”的定义很明显便是本于《国故论衡》中的《文学总略》。章太炎在其中以比较文化的眼光，借用天竺佛书之样式为参考，对中国古代的“经”进行诠释，把其视之为用丝线连接起来的“线装书”。[72]这一观点某种程度上将经学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一举打破，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之论。尽管章太炎本人并非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但是流风所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不少抨击经学之论，皆时常搬用章氏此论以为立说之助。前文谈到，龚道耕在论学上并不趋新，但在此处却也以这个观点来解释何谓“经”，犹能显示出他对章太炎学说的认同。不过即便如此，他在这本书中对于章太炎的论学主张并非全盘接受。章氏在《国故论衡·原经》篇中以史视经，对此龚道耕指出：

至其谓编年之史始于周宣，五十凡为史籀、尹吉甫成式，尤属无稽之谈。又谓经史分部始于荀勖，以今文学家异《春秋》于史为非，不知经史之异，在性质，不在形貌。以太史公之闳意眇指，犹自谓整齐故事，不敢拟于《春秋》，可知经史自有区别。徒执目录家经史部录之法言之，于义无当也。[73]

此处他强调经史有别，不能完全以史视经。

清末民初蜀地，虽未亲炙章太炎教诲，但对其学术却推崇有加，并在学界有一定地位者，当推前文曾提及的綦江庞俊。庞氏曾问学于龚道耕、林山腴等蜀中前辈学人。1924年任教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自是以后，历掌成都各大学教习，在蜀地学界颇具名气。庞俊曾经致信当时还在主编《学衡》杂志的吴宓，陈述其对当时学界之感观：

盖尝思之，学术之坏，其始无过二三驰说者，歆心于俄顷之声誉，务为奇觚不恒之说，趣以惊动庸俗耳目已尔。而其迁流所极，有不胜其偏且蔽者。遂令四方承学之士，人人自圣，中风狂走，往而不反。

庞俊（1895-1964）

及至流弊泛滥，许多青年学子，对于古书只是粗通大义，便开始扬榷其得失；同时深受当时疑古思潮的影响，动辄言上古载籍尽皆伪造。凡此种种，不但不识其弊，而且步武一二名流，俨然以“整理国故”之追随者自居。[74] 庞俊不但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的趋新之风颇不以为然，同时还对当时的一些老辈学人复有微词。他在同一时期致信《学衡》杂志编辑部，谈到：

敝乡自名山吴伯朅先生下世，则井研廖氏最为老师，顾其暮年以儒为戏，诚有如余杭章先生所诃者……若富顺宋芸翁，骈文诗歌，皆入湘绮之室。既老且衰，乃弃捐不道，而喜言经国，识者惜焉。[75]

此外当1927年王国维逝世之后，庞俊评论道：

大抵静安所说，多本之乾嘉诸儒，高邮王氏，尤所服膺。至于讲堂口述，无取繁词，不复一一，非剿说也。而弟子不知，震而矜之，暧暧姝姝，以为莫非先生之孤诣独造，而伛偻以承之，则多见其固陋而已矣。[76]

虽然庞俊其眼界如此“挑剔”，但是却对章太炎甚为青睐。他曾致信赵熙，言及自己的读书经历：

俊往者亦稍窥雅故诸书，于清儒则高邮王氏，尤所心醉。近时俞、孙、章、刘诸家，亦多尽得其书读之，然于古今音韵，仍多疑滞。多好无成，当为尊者所笑闵尔。上午买得《章氏丛书》一部，敚误甚众。近方借一浙本雠校之，日得十许叶。[77]

不久之后他又对赵熙说：

近阅《章氏丛书》毕，惟不能读《齐物论释》及《别录》玄理诸篇，自昔未窥内典，忽睹胜义，翻致迷罔，斯以爽然自失也。端居多暇，稍稍复理吟咏。

同时感慨：

自顷世途辀张，民生日蹙，病每变而益危，药历试而不验。或有谓巴菽、甘遂可帝者，激而行之，异喙加厉。遂乃诡更风雅之体，崇饰鄙倍之辞，横舍小生，乐其汗漫，探喉而出，一日百篇。然而坑谷皆盈，势亦难久。（《养晴室遗集》，上册，页253—254）

其实对于当时学风，章太炎也是深感忧虑，他曾撰《救学弊论》一文，对于其眼中学界的种种弊病进行批评。他指出新式教育之下，学子染习西风，使得国性渐失，爱国之心无由发越；而一二师长，误人子弟，导致年轻人学乏根底，唯风气是趋，因而建议重整文科教学，让学风返于正轨。[78]而这篇文章同样引起了庞俊的共鸣。他痛感“庠序之间，浊然淆乱，黠者务为奇淫，以悦少年，而生徒每下愈况，适有浅陋唱而和之，遂至颠倒黑白，以枉者为巧。”于是强调：“往读余杭章氏《救学弊论》，窃为悲之。”[79]

章太炎及其弟子

1934年庞俊访学江南，本欲赴苏州拜谒章太炎，但因行程突然改变，遂不克实现。翌年他致信章氏，说道：

西垂鄙生，读先生《丛书》久，自惟固陋，不足以宣究微言。客岁南游，谓当弭棹吴江，瞻郑乡之乔木。何意故乡祸变，仓卒西还，至今犹邑邑也。近获吴中消息，知有学会之兴，及所为《制言》杂志，亦得寓目。发声振铎，地动铃铃，诚不胜望风增气。《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间者雅废夷侵，莠言日出，承学多佻达之士，在野乏不二之老。独有魁垒耆艾，经纬本末，白头奋笔，令俴者毋敢妄訾儒术，吾安得不为之距跃三百者哉。不肖钻仰宝书，忽将十稔，承乏横舍，亦时为诸生讲述。有所为《国故论衡疏证》，颇有疑滞，恨不得攝齐请益也。今先寄上近作杂文一首及《疏证》一篇，先生有所诲正，何幸如之。先生蜀中弟子，有钟正懋、李植、董鸿诗辈，俊皆识之。与李植同教一校，时闻绪论，其情尤陶陶尔。吾蜀自廖井研下世，犹有一二耆秀，文辞斐然，言经术者稍希矣。其治文字音韵，有李植、赵世忠，皆以先生为本。俊以《国故论衡》、《检论》诸书为教，学者亦渐知依归。[80]

对于庞俊此函，章太炎是否有回复，今已不得而知。1936年他在苏州逝世之后，庞俊又撰写了《章太炎先生学术述略》一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于章氏学术的理解。他在文中指出，章太炎治学，继承清代朴学“实事求是”之优良传统，治经必先以小学为基础，

于是作《文始》以明语言之根，次《小学答问》以见文字之本，述《新方言》以通今古之邮；其《国故论衡》上卷十一篇皆言小学。如谓语言之缘乎天官，转注之系于造字，皆能道前人所不能道。

因此“论者推其集一代小学之大成”。而对于经学，章氏虽然推崇清代汉学，但晚年撰《汉学论》，于其中不黜魏晋经说，这一点在庞俊看来堪称卓见，认为“此其闳通不党，所以不同于清儒者也”。而《春秋左传疑义答问》一书，“明孔、左之同时述作，刘知几之所惑，至是始解；桓谭所谓经之与传，如衣表里，至是始得大明。”在文论方面，章氏力破阮元文笔之辨，认为一切著于竹帛者皆应视之为“文学”，“其规模至闳远，足以摧破一切狭见之言”。[81]

此外，庞俊对于章太炎的诸子学研究尤为表彰。他指出清代宗朴学者，治经之余，旁及诸子，但其成绩，基本不出校勘文字、训释名物，对于诸子玄言少有阐释。而章太炎因目睹世变，感事既深，返观子书，遂多心得。后来研治佛典，东渡日本之后，复广览西方哲学著作，视野越发开阔，新知旧学，融汇无间。在清末民初中西思想激荡的大环境下，能够拥有广阔的知识背景，于是，

作《原道》、《原名》、《明见》、《辨性》、《道本》、《道微》、《原墨》诸篇，精辟创获，清儒不能道其片言。其说始出，闻者震惊，而卒莫之能易。

在这里，庞俊论章太炎子学研究之成绩，能够从后者对于欧洲及印度哲学皆有所涉猎这一点上立论，而不把他归列于一般的笃旧老辈之列，这一认识可以说深具眼光。而后来与庞俊学术及政治立场不大相同的侯外庐，在分析章太炎哲学思想时，也指出他对于哲学领域的诸多概念问题皆有论及，其知识背景是对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广泛吸收，所以“这种运用古今中外的学术，糅合而成一家言的哲学体系，在近世他是第一个博学深思的人”。[82]不过，对于倍受吴虞推崇的《诸子学略说》，庞俊却颇有微词。他说：“若《诸子学略说》之属，譬之刍狗，用在一陈，本非定论也。而哗世者窃其绪余，遂至肆无忌惮，则先生固不能尸其咎。”[83]前文谈到，庞俊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趋新蔑古之风很是不满，所以他自然不会认同《诸子学略说》中的诋毁孔子之论。而他在这里所说的“哗世者”，大概很可能便是他那位蜀地老乡吴又陵。

庞俊对于章太炎学术最为重要的阐扬，当数他在致章氏信中所谈到的《国故论衡疏证》（以下简称《疏证》）一书。《国故论衡》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论小学，中卷论文学，下卷论诸子学，庞俊只完成了中卷与下卷的疏证工作。在《疏证》一书中，庞俊在一些篇目前撰写了简明的提要，对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所用的生僻字词进行了解诂，对于章氏行文中间所涉及到的人名、学说、史事也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说明，使读者能够大致的明了章太炎立论时所指为何。此外，他还在注文中征引章太炎在某一具体问题上于其他论著中的相关言论，附于《国故论衡》的正文之后，如此排列，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章氏在不同时间不同论著中的阐释之异同。

《国故论衡疏证》

（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版）

庞俊治学，私淑章氏，所以在《疏证》一书里，他遂对章太炎的一些较有争议的观点进行申论。如章氏在《文学总略》中对于“文学”之定义在民国学界引起不少论争，有人视其为开承认白话之先河，有人则认为这一定义大而无当，失之疏阔，庞俊在注文中说道：

或病其过为广漠，然文学本以文字为基，无句读文与有句读文初无根本之别，其容至博，不可削之使狭。证之西方，亦有谓游克力之几何、牛顿之物理，莫非文学者矣。专主藻采，则必远于修辞立诚之旨。世人惟不能抉破一切狭陋文论，故有应用文与美文之别。流宕不反，竟有谓美文乃可不重内容，乃可不求人解，乃可不受常识与论理之裁判者，良由持论偏狭，故不胜末流之弊矣。[84]

在《原学》篇中，章太炎认为诸子之学皆出于古之王官，对此庞俊强调：

九流皆出于王官，其说发自《七略》。古者，治教未分，官师无别，学术本诸官守，其道有不得不然者。近人胡适始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徒为攻难，而持之无故，说虽辩而实非也。（《国故论衡疏证》，下册，页650）

诸子起源问题，为清末民初子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胡适反对《汉志》旧说，坚持诸子乃应世变而兴，其立论背后，实有与章太炎一较高下的意味存焉。所以庞俊在这里特意申论章说，强调其主张的正确性。老庄之学，历代多以玄虚视之，而在《原道上》中，章太炎认为老庄学说实为经国治民之术，庞俊在注文中阐释：

老聃清虚自守，卑弱自持，端居深观，以究万物之情。其极深研几，无为而无不为，所谓君人南面之术是已。庄周亦叹内圣外王之道，暗而无明，郁而不发。则《老》、《庄》同为经国之言，夫何疑哉？（《国故论衡疏证》，下册，页686）

进一步强调章氏观点的正确性。

此外，庞俊在《章太炎先生学术述略》一文里认为章太炎之论诸子，因为有对西方哲学的深刻体会，所以立论能极具特色。因此在《疏证》中他对《国故论衡》所涉及到的西学部分，亦做了扼要的说明。如《辨性上》中章太炎提到了叔本华，庞俊在注文里遂对叔氏生平与学术梗概进行介绍，谓其学说渊源于康德，认为世界万物皆出自我表象，世界根坻在于非理性的意志，不论圣贤凡俗，皆同此意志，而意志实难以满足，故人生终无可得安宁之日。而意志之要，在于利己，所以人生而性恶，难以改变。基本上抓住了叔本华学说的要旨。（《国故论衡疏证》，下册，页800—801）又如在《辨性下》中章太炎谈到有人主张国家自有其本体，庞俊在注文里便梳理了法国大革命以降西欧各国主要政治学家关于国家的定义。特别对黑格尔与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进行介绍，如此章太炎下笔时背后所预设的论争对象便可一目了然。（《国故论衡疏证》，下册，页819—820）可见庞俊虽然对社会上尘嚣直上的趋新之风甚为反对，但是对于西学却绝非一无所知。杨树达曾言：“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85]庞俊在阐释章太炎著作时能够注意到章氏的西学背景，这一点很值得世之喜谈章太炎生平与学术者所借鉴。

五、结语

章太炎与蜀地学界颇多因缘。清末以来，章太炎对诸子之学论述甚夥，其间不乏激烈的反传统之语。吴虞对章太炎的子学著作甚为青睐，尤为叹服其中的批孔言论，他在日记里面留下了不少在蜀地期间阅读、宣传章氏子学著作的记录。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只身打倒孔家店时，章氏的相关言论，给予了他很大的影响与启示，成为他借诸子以批孔时的一个颇为重要的思想来源。而同样是在蜀地，龚道耕与庞俊对于章太炎之学术亦颇为推崇，二人皆以《国故论衡》作为授课讲义，龚氏在自己的说经之作中征引章太炎的观点，庞俊更是以太炎私淑弟子自居，不但勤于阅读其文章著作，于章氏逝世之后撰文纪念，高度评价其学术思想，还致力于疏证《国故论衡》一书。不过龚、庞二人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趋新之风皆深为不满，认为青年一代群众运动式的学术宣传弊病极多，基本上可视为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思潮的批评者，然而他们却与吴虞一样，都对章太炎青睐有加。由此可从一个侧面展现章氏思想本身所蕴含的复杂性：既可以被视为功底深厚能自成一家之言的国学翘楚，又可以被视为引领潮流的新派人物，而从吴虞与龚、庞二人对于章氏的不同认知与评价上，也可以借此窥见清末民初蜀地新旧思想并行于世的复杂景象。[86]

不过章太炎与蜀地学界的最主要互动，当属今古文以及相关问题的论争。在戊戌政变发生不久，紧张空气犹存之时，在经学上正在尝试自立门户的章太炎于《今古文辨义》中对廖平的经学主张进行批评，从历史的角度论述古代经典的形成过程，认为廖氏欲尊孔子而适足以将孔子与儒学虚无化。虽然他极力声称自己与廖平辩论，乃是就学术论学术，并无借机深文周纳之心，但是从廖平弟子的回复来看，彼等依然是在极力撇清与康有为之间的关系，并对章太炎撰文之动机表示怀疑，同时坚持廖平治经有助于光大圣人之道，挽救民族危机，在在透露出戊戌年间士人经学立场背后的现实焦虑。章太炎虽然对于康有为之学大加抨击，但是在经学上还是对廖平的观点有所肯定，认为其依礼制评分今古实为卓见，超出清代朴学家之上，但是对于他后期学术愈发流于怪诞，则不以为然，晚年为廖平撰写墓志铭，于其孝友之行多有表彰，他在不同时期对于廖平的认识，基本上是以他自己的学术见解为标准。而且章氏历来主张学术争辩的重要性，因此若把章太炎对廖平的态度视为高下之争或者心存惧怕，则未免失之刻薄。廖平弟子蒙文通极力表彰乃师根据礼制分辨今古的功绩，对于其学术变化则鲜有论及，并以此评价章太炎，认为他虽然在某些观点有独到之处，但是总体说来依然逊色廖平一筹。他的这些看法，也是与他自己在学问上有心从经学转向史学息息相关。而曾经分别受教于廖平、蒙文通与章太炎的蜀学后劲李源澄，与章太炎讨论经史关系，章氏坚持以史视经，并强调这一观点背后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李源澄虽依然坚持经是经、史是史，经有微言大义，但是需要的时候，他还是援引章太炎的这一观点，作为自己立论时的辅助。章太炎与廖平及其门生，终其一生，皆有互动，从中可以看到清末民初经学论争背后的学术与政治诸面向。

注释：

[1] 关于近代蜀学的流变以及在当时学术脉络中的位置，参见张凯：《清季民初“蜀学”之流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页107—127。

[2] 刘咸炘：《史学述林》，载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下册，页597。

[3] 任鸿隽：《记章太炎先生》，载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北京：三联书店，2009，页211。

[4] 这些方面，在《钱玄同日记》与章太炎的女婿朱镜宙的日后回忆中皆有记载。参见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上册页123。朱镜宙：《章太炎先生轶事》，载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页136。

[5] 唐君毅在这里所言的“教育经”，按照他的描述，很可能是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在清末编的《教育今语杂志》。

[6] 唐君毅：《民国初年的学风与我学哲学的经过》，载《唐君毅全集》，台北：学生书局，1988，页9卷页374—375。

[7] 对于章太炎与川籍人士的交往，彭华先生在《章太炎与巴蜀学人的交往及其影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一文里勾稽了近代四川学界与章氏有过往来的学人名录，并道及章太炎对于他们的影响。凿空之功，值得重视。但是对于太炎学说在四川所引起的回响以及章太炎与川籍学人在学术上的论争，从材料到观点，在笔者看来，皆仍有进一步梳理与探讨的必要，故不揣浅陋，草成此文。

[8]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页4—5。

[9] 章太炎：《论诸子学》，载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页38—40。

[10]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载《时代的探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页50。

[11] 蔡元培：《洪水与猛兽》，载《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页56。

[12] 胡适：《胡适致吴虞》（稿》，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上册，页82。

[13] 胡适：《<吴虞文录>序》，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册，页608、610。

[14] 吴虞：《读<卢骚小传>感赋》，载赵清、郑城编：《吴虞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页280。

[15] 吴虞：《读<管子>感言以祝<蜀报>》，载赵清、郑城编：《吴虞集》，页11、12。

[16] 参见吴虞：《辨孟子辟杨墨之非》，载赵清、郑城编：《吴虞集》，页13—17。

[17] 关于这一点，王汎森先生先前业已点出：“《吴虞日记》出版之后，吴氏及当时四川新学界受太炎思想洗礼的实况就更清楚了。”参见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台北：花木兰文化，2010，新序。笔者不敢掠美，特引出以作说明。

[18] 吴虞著，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上册，页23。

[19] 周昌龙：《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页116。

[20] 陈独秀：《答李杰（墨、庄、许之评价）》，载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卷，页349。

[21] 钱玄同：《孔家店里的老伙计》，载《钱玄同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2卷，页60。

[22] 周辅成：《我与20世纪》，载《论人和人的解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页494—495。

[23] 张尔田：《与陈柱尊教授论学书》，《学术世界》，1936年第1卷第1期，页95。

[24] 章太炎：《革命道德说》，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4册，页284—297。

[25] 许寿裳：《章炳麟》，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上册，页225。

[26] 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载《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页162。

[27] 章太炎：《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页5。

[28] 章太炎：《今古文辨义》，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上册，页109—111。

[29] 1901年孙宝瑄在日记中写道：“诣彦复及枚叔谈。余尝论史分五种：曰国史，曰年史，曰政史，曰事史，曰人史。枚叔于政史之下，为增学史。彦复于国史之上为增地史。合为七史，史学该备矣。”参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上册，页356。可见当在对历史的关注方面，章太炎尤其重视学术的历史。

[30] 章太炎：《今古文辨义》，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页114—115。

[31] 章太炎：《康氏复书》，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第1辑，页357。

[32] 汪荣祖：《康有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页60—61。

[33] 章太炎：《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页6。

[34] 章太炎：《今古文辨义》，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页115。

[35] 章太炎虽然在那一时期依然显示出与康有为等人的惺惺相惜，但是他曾与康党因论学不合而拳脚相加也是事实，所以似不能排除他在《今古文辨义》中有比较隐晦的借批廖而订康之意。

[36] 黄溶、胡翼等：《致菿室主人书》，载《廖平选集》，成都：巴蜀书社，1998，下册，页623。

[37] 汤炳正：《忆太炎先生》，载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页368。

[38]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载《章太炎全集》，页3册，页157。

[39] 章太炎：《程师》，载《章太炎全集》，页4册，页139。

[40] 章太炎：《说林下》，载《章太炎全集》，页4册，页118。

[41] 章太炎：《与人论国学》，载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页219。

[42] 朱镜宙：《章太炎先生轶事》，载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页136。

[43] 吴虞：《爱智庐随笔》，载赵清、郑城编：《吴虞集》，页224。

[44] 章太炎：《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载《章太炎全集》，第5册，页298—299。

[45] 章太炎：《国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1版，页33。

[46] 姜亮夫：《论余杭先生学与徐一士三书》，载《姜亮夫文录》，页1。

[47] 章太炎：《汉学论上》，载《章太炎全集》，第5册，页1。

[48] 王锐：《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页78—80。

[49] 姜亮夫：《思师录》，载《姜亮夫文录》，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页22。

[50] 蒙文通：《经学导言》，载《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页16。

[51] 蒙文通：《井研廖师与近代今文学》，载《经学抉原》，页95。

[52] 万仕国编著：《刘师培年谱》，扬州：广陵书社，2003，页219。

[53] 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载《经学抉原》，页100。

[54]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载《经学抉原》，页198。

[55] 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度——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载《近代中国的史学与史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页84。

[56] 蒙文通：《治学杂语》，载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6，页4。

[57]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载《经学抉原》，页200。

[58] 赖高翔：《李源澄传》，载林庆彰等编：《李源澄著作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9，第4册，页1783。

[59] 章太炎：《答李源澄书一》，载林庆彰等编：《李源澄著作集》，第2册，页999—1001。

[60] 章太炎：《答铁铮》，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页388—389。

[61] 章太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载《章太炎全集》，第6册页270。

[62] 李源澄：《上章太炎先生书二》，载林庆彰等编：《李源澄著作集》，第2册，页994、页999。

[63] 章太炎：《答李源澄书二》，载林庆彰等编：《李源澄著作集》，第2册，页1002—1003。

[64] 李源澄：《章太炎先生学术述要》，载林庆彰等编：《李源澄著作集》，第2册，页1457—1458。

[65] 李源澄：《读经杂感并评胡适读经平议》，载林庆彰等编：《李源澄著作集》，第2册，页1006。

[66] 刘咸炘：《与蒙文通书》，载黄曙辉点校：《刘咸炘诗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页172。

[67] 庞俊：《记成都龚向农先生》，载《养晴室遗集》，成都：巴蜀书社，2013，上册页374。

[68] 龚道耕：《与人论学书二首》，载李冬梅选编：《龚道耕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页234。

[69] 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载李冬梅选编：《龚道耕儒学论集》，页95。

[70] 姜亮夫：《忆成都高师》，载《姜亮夫文录》，页185。

[71] 龚道耕：《经学通论》，载李冬梅选编：《龚道耕儒学论集》，页2。

[72] 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页53—54。

[73] 龚道耕：《经学通论》，载李冬梅选编：《龚道耕儒学论集》，页51。

[74] 庞俊：《与吴雨僧书》，载《养晴室遗集》，上册，页277—278。

[75] 庞俊：《与<学衡>杂志》，载《养晴室遗集》，上册，页275。

[76] 庞俊：《跋<国学论丛·王静安先生纪念号>》，载《养晴室遗集》，上册，页385。

[77] 庞俊：《上赵尧生先生书》，载《养晴室遗集》，上册，页253。

[78] 章太炎：《救学弊论》，载《章太炎全集》，第5册，页88—96。

[79] 庞俊：《上赵尧生先生书》，载《养晴室遗集》，上册，页253—257。

[80] 庞俊：《与章太炎先生书》，载《养晴室遗集》，上册，页267—268。

[81] 庞俊：《章太炎先生学术述略》，载《养晴室遗集》，上册，页367—369。

[82]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海：生活书店，1947，下册，页861。

[83] 庞俊：《章太炎先生学术述略》，载《养晴室遗集》，上册，页372。

[84] 庞俊、郭诚永：《国故论衡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1，上册，页340—341（按：这一版本，中卷下卷乃是庞俊旧作，上卷论小学部分为郭诚永所撰，系一合刊本）。

[85]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55。

[86] 吴虞在1920年致信胡适，谈及四川“近一二年风气渐开”，但是“惜乎杨沧白用人惟旧，如高等师范校长杨伯钦、联合成都县中学校长张铮、成都县中学校长龚向农、华阳县中学校长林山腴，皆异常反对白话文及新思潮”（吴虞：《致胡适》，载赵清、郑城编：《吴虞集》，页419）。可见在当时他还是视龚道耕为思想上的对立面。

作者简介

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著有《章太炎晚年学术思想研究》《新旧之辨：章太炎学行论》《自国自心：章太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更生》三本书，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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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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