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湄 | “国亡史作”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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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原题目为《“国亡史作”新解 ——史学史与情感史视野下的元好问碑传文》，刊发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5期。感谢江湄教授和“社会科学战线”公号授权转载推送。
当代学者、诗人缪钺在所作《元好问年谱汇纂》中说：
忆少时读遗山诗，虽不尽悉其身世，然往往悲凉感激，潸然欲泣。及读诸家年谱，参之金元史籍，始知遗山之诗，国势人心有可为恸哭流涕者。诗人忧愤，无裨陆沉，其感人者深，而遭逢亦可痛矣！[1]
读元好问（1190-1257）在金亡前后所撰碑铭墓志，亦有是感。
蒙古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夏，元好问几经辗转，终于在50岁时回到了老家忻州秀容（今山西忻州），“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为”，筑“野史亭”，著述其上。他写成的《金源君臣言行录》今不得见，《壬辰杂编》已经佚失，只有《中州集》和大量具有史传性质的碑铭墓志留存下来。[2]另一位名士刘祁（1203-1250）于金亡后也在家乡筑“归潜”室，所作《归潜志》多为元修《金史》采用。[3]黍离麦秀之悲、铜驼荆棘之慨，在中国历史上无代无之，但对于“金源遗士”来说，亡国之恨却格外沉痛深切，且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心态和思想。
野史亭（在今山西忻州元好问墓园，系民国十三年重建）
金朝作为女真族政权自世宗、章宗以来，全面继承中原式政教传统和典章制度，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王朝，至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南渡之后，儒家士大夫精英集团颇具规模，学术和文化也发展出自身特点，产生自觉意识。然而，极其不幸的是，正当金朝文化达到鼎盛，国势却迅速走向衰亡，金朝之灭于蒙古，使百年来发展至鼎盛的文化及其精英集团遭到毁灭性的摧折，这使得身为金朝文化代表人物的元好问、刘祁等人产生了巨大的痛惜惋恨之情，矢志为故国存史写史。他们的“国亡史作”，在中国史学史、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将中国文化的历史意识推向新的高峰，值得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阐发。[4]
中国古典史学理论很重视史家在历史撰述中的情感因素，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指出：“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于文。”史家面对历史上的得失是非、盛衰消息，不可能无动于衷。相反，只有以饱满深挚的感情写出气韵生动的文字，才能够打动人心，是谓“天下之至文也”，但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5]然而，倡导“科学历史学”观念的实证主义史学，却把史学家的情感当作一种要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中加以排除的“主观”因素。不过，自19世纪末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兴起之后，历史认识和表现中的情感因素越来越得到正视，尤其是近年来“情感史”研究的勃兴，也为我们认识和阐发历史书写中的情感与思想提供了新的思路。[6]本文即受到情感史的启发，试图解读元好问碑传文中的情感、思想及其历史意蕴。[7]
一、“中州文派”与金朝史书写
《金史·元好问传》称：“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铭志尽趋其门。”而元好问之撰写碑铭墓志，有着以碑传存史的自觉意识。[8]把元好问的碑传文、《中州集》以及刘祁的《归潜志》合而观之，会发现一个鲜明的共同的叙事特点，那就是以所谓“中州文派”或曰“中州文脉”作为金朝历史的主线，也就是说，他们笔下的金朝历史，最为重要的内容和价值乃在于“中州文派”的传承延续，其主角乃是北族王朝治下的儒家士大夫文人学者，而尤其偏重于金朝后期即卫绍王、宣宗、哀宗时期的精英士大夫及其生平事迹。[9]这一叙事特点，不但反映于元好问所作碑传文的传主身份，更可以从其写作旨趣和重点上看出来。
元好问塑像（在今河南内乡县衙博物馆）
金朝末代皇帝哀宗正大五年（1228）八月，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杨云翼病故，时年59岁，时任内乡（今河南内乡）令的元好问应其子之请作《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10]杨云翼（《金史》卷110有传），是南渡后倡导科举与文风改革的重要领袖人物，文章与赵秉文齐名，时人称“杨赵”，国家重大诏令册命多出其手，主持贡举三十年，门生半天下，有“儒宗”之称，元好问即为其门下士。
元好问在碑文一开头，论述金朝自世宗以来文治完备，学校林立，科举盛行，逐渐培养起金源一代的士大夫阶级，且形成以父兄子弟和师友交游为中心的群体，学术的发展又进一步摆脱了科举考试的束缚，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远远超过五代、辽朝，而成为继唐宋之后的又一个文化高峰：
大定已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旧与乡里之彦，率由科举之选。父兄之渊源，师友之讲习，义理益明，利禄益轻，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
迄贞佑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满台阁。若胥莘公和之（胥鼎）之通明，张左相信甫（张行信）之朴直，张太保敬甫（张行简）、两赵礼部周臣（赵秉文）、庭玉（赵思文）、冯亳州叔献（冯璧）、王延州从之（王若虚）、李都司纯之（李纯甫）之儒学，王尚书充之（王扩）、李都运有之（李特立）、两杨户部正夫（杨慥）、叔玉（杨槙）、李坊州执刚（李芳）之吏能，张大理晋卿（张晋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商衡）之雅量，许司谏道真（许古）、陈留副正叔之（陈规）直言极谏，康司农伯禄（康锡）、雷御史希颜（雷渊）之刚棱疾恶，累叶得人，于兹为盛。
在文末《铭》文中，元好问写道：“山甫吉甫其庶而，鲁无君子焉取斯。”典出《诗经·小雅·六月》和《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说，金朝南渡，时至末世，却出现了不少像周宣王时仲山甫、尹吉甫那样的贤臣，正是因为文治之盛，人材辈出，涵养既久，必有杨云翼其人，正如孔子所说，鲁国若无贤良，怎么可能出现像子贱这样的君子呢！然而，这些“名卿材大夫”虽“布满台阁”，却不能匡扶国家，挽回国运，反而全成了殉葬品。时当正大五年，距离金朝亡国仅四、五年时间，元好问不禁发出无力回天、徒唤奈何的悲鸣：
如公岂无匡复姿，天废商久实为之。孺子可教犹帝师，惜哉不遭隆准时。东隅之日今崦嵫，顾瞻乔木为齎咨。
金朝如同当年的殷商，为天所废弃，其国运不可挽回，就像东升的太阳如今西落一样，杨云翼这样的人物正是支撑着也象征着故国的“乔木世臣”，如今只能顾瞻其人慨叹不已罢了。在元好问的碑传文中，“天之废商久矣”“公其如命何”的悲叹在在皆是。
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五月，就在蒙古兵围攻汴京之时，与杨云翼齐名的另一位士林领袖赵秉文（《金史》卷110有传）病逝，元好问作《闲闲公墓铭》，[11]论金朝自身文化、学术传统即所谓“国朝文派”的形成，其成就足以比肩唐宋：
唐文三变，至五季，衰陋极矣。由五季而为辽宋，由辽宋而为国朝，文之废兴可考也。……国初，因辽宋之旧，以词赋、经义取士，豫此选者，选曹以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传注则金陵之余波，声律则刘郑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钓厚禄。至于经为通儒，文为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蔡珪），出于大学大丞相（蔡松年）之世业，接见宇文济阳（宇文虚中）、吴深州（吴激）之风流，唐宋文派，乃得正传。然后诸儒得而和之。盖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党怀英）、王内翰子端（王庭筠）、周三司德卿（周昂）、杨礼部之美（杨云翼）、王延州从之（王若虚）、李右司之纯（李纯甫）、雷御史希颜（雷渊），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
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汩于利禄，慨然以道德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闲闲公一人。
而赵秉文之得“道统”之正传，则意味着比之偏处江左的南宋，中国文化的正统仍在于地处“中州”的金朝。元好问在《中州集》蔡珪小传中也论述了自蔡珪开山、中经党怀英，殿以赵秉文的“国朝文派”：
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蔡珪）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云。[12]
从这里也可看出，以诗系人、以诗存史的《中州集》，其主要线索乃是以蔡珪、党怀英、赵秉文为代表而贯串起来的“国朝文派”之传。
宣宗贞祐四年（1216），蒙古攻破元好问故乡忻州，元好问带领全家南渡黄河来到河南三乡（今河南宜阳），在三乡时，他与当时名士辛愿（字敬之）、赵元（字宜之）、刘昂霄（字景玄）相交游。[13]第二年，以诗文谒见文坛领袖赵秉文，得到赵秉文、杨云翼的赏识，名震京师，被称为“元才子”，[14]遂进入以汴京为中心的名士圈子。蒙哥汗五年（1255），元好问在给忽必烈潜邸重臣刘秉忠的信中回忆说：
仆自贞佑甲戌南渡河，遂登杨赵之门。所与交如辛敬之（愿）、雷希颜（渊）、王仲泽（渥）、李钦叔（献能）、麻知几（九畴）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选。[15]
兴定五年（1221），元好问登进士第，于正大元年（1224）任国史馆编修官，与京城名流往来更加频繁。天兴元年（1232），蒙古兵围汴京，哀宗出奔；次年年初，汴京守将崔立发动政变，以城降蒙古，汴京城内的士人包括元好问几乎全部被押解北渡黄河，元好问本人被羁押在聊城（今山东聊城）；天兴三年（1234），蒙宋合攻金哀宗所驻蔡州，哀宗自杀，金朝灭亡。就在汴京被围金朝灭亡前后数年内，元好问的“斯文骨肉”，也就是南渡后诸名士，或病逝或暴卒或遇难，金朝灭亡的历史悲剧遂直接成为元好问个人生活的悲剧，给他带来刻骨铭心的伤痛。
元好问像（载《古圣贤像传略》，清道光十年刊本）
他的这些“斯文骨肉”中，最早去世的是刘昂霄。刘昂霄是一位奇士，有惊人的记忆力，口才极好，于学无所不窥，尤留心于谱学、官制、地理、兵书等经世之学。举进士不中，以荫补入仕，很不得志，于宣宗元光二年（1223）病逝，年仅38岁。他的母亲告诉元好问：“吾儿有当世志，今郁郁以死！”[16]这一年，金朝末代皇帝哀宗即位。正大五年（1228），杨云翼病逝。正大八年（1231）八月，就在汴京被围前一年，以名士而兼能臣的雷渊（《金史》卷110有传）暴卒，年48岁。同年，南渡后金朝名士中领袖级人物，理学家、文学家李纯甫（《金史》卷126有传）病逝。元好问三知己之一的布衣诗人辛愿也于同年病死洛阳，他性格野逸，非常自负，不能从俗俯仰，终身困于饥寒，入《金史·隐逸传》（卷127）。[17]第二年，汴京被围，一时俊彦更是纷纷凋谢。五月，“蕴藉工文，好贤乐士”的宗室密国公完颜璹（《金史》卷85有传）病逝。同月，赵秉文病逝。六月，诗人李汾（《金史》卷126有传）在陕西被军阀武仙杀害，年41岁。他为人跌宕不羁，性格偏激暴躁，在史馆当抄书小吏时，惹恼了鼎鼎大名的雷渊、李献能，被告谩骂长官而罢职。但他与元好问却友情深笃，是元好问的三知己之一。[18]七月，从军的王渥（《金史》卷110有传）在河南中牟死于乱兵中，其人博通经史，多才多艺，兴定二年（1218）进士，曾出使宋朝，有“中州豪士”之誉。[19]九月继杨云翼、赵秉文之后担任礼部尚书的名臣赵思文（《元好问全集》卷18《通奉大夫礼部尚书赵公神道碑》）病逝。十一月，李献能（《金史》卷126有传）在陕西军变中遇祸，年仅41岁；他出身衣冠世家，21岁于进士廷试中得第一，在翰林供职十年，以文章名传天下，尤以纯孝为士大夫所称。[20]同年，隐居于郾城的麻九畴遇兵乱而死，年50，他少有神童之名，性格高傲，与世不谐，进士及第后不久就辞官而去，他博通经学，医术精妙，工诗文，名气极大，“虽牛童马走亦能道麻九畴姓名”，入《金史·隐逸传》。[21]天兴二年（1233）三月，冀禹锡自杀于归德，年42。他是卫绍王崇庆二年（1213）进士，以文章吏能被士大夫所称誉，金末在归德任经历官，哀宗出奔归德，他受到重用，城破时投水自尽。[22]金亡之年即1234年，元好问三知己之一的李献甫（《金史》卷110有传）死于蔡州，他是李献能的堂弟，出身衣冠望族，家族同辈中有四人中进士，精通《左传》和地理学，正大年间出使西夏，定和议有功，获得升迁，以镇南军节度副使兼右警巡使之职随金哀宗出奔至蔡州，于蔡州战死，年39。[23]
在《中州集》冀禹锡的小传中，元好问回忆说：
在京师时，希颜（雷渊）、仲泽（王渥）、钦叔（李献能）、京父（冀禹锡）相得甚欢，升堂拜亲，有昆弟之义。而不肖徒以文字之故得幸诸公间。希长予八岁，泽长四岁，钦与京少予二岁。希殁于正大辛卯之八月，年四十八；泽殁于明年之七月，年四十七；钦殁于其年之十一月，年四十一岁；京殁于又明年之三月，年四十二。盖不二三年，而五人者惟不肖在耳。今日录诸君子诗，感念平昔，不觉流涕之被面也。[24]
正是中原儒家士大夫阶层，在女真族统治的金朝传承发展了中国文化传统即“斯文”，使“国朝文派”足以自立于唐宋之间，如今，又再次顿挫摧毁于“夷狄”之祸，他们的人生悲剧与金朝历史悲剧乃至于中国文化的悲剧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元好问、刘祁的金朝历史书写中，金朝百年文治养成的“名卿材大夫”及其父兄之业、子弟之学之所以成为最值得记忆的部分，成为金朝历史的主线，其背后的情感动力就是这强烈而深切的悲剧感。蒙古海迷失后元年（1249），《中州集》刊刻于真定（今河北正定），时年60岁的元好问自题集后：“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25]刘祁在《归潜志》序中回忆自己自少年时代随父亲刘从益在汴京与当世名士大夫交游问学，在他看来，“向日二十余年间所见富贵权势之人，一时烜赫如火烈烈者，迨遭丧乱，皆烟消灰灭无余”，根本不值一提，“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人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26]
在元好问的碑传文中，经亡国之祸而幸存的金末名士之间，有着一种深挚的同情、相惜，这应该是他们形成认同意识的一个重要的情感基础吧！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十月，元好问应当时东平路行军万户、严实之子严忠济的聘请前往东平（今山东东平）。就在这一年，居于东平的布衣名士赵滋去世。赵滋号蘧然子，书法与赵秉文齐名，也是密国公完颜璹的座上客，精于艺术和文物的鉴赏，熟知北宋历史掌故。元好问于正大年间在汴京就与他有所交往，但并不熟识，金亡后，元好问客居冠氏，赵滋则来到东平，“每见之，必连日竟夕而不忍去也”，遂成为继李汾、辛愿、李献甫“三知己”之后与元好问最投契的人。元好问于是年除夕为他作《墓碣铭》，满怀感情地回忆说，当年自己将要从冠氏回太原，赵滋得知后，“诵予诗文，恨相见之晚而相从之不得久也，为之泣下数行”。赵滋的女婿是后来成为忽必烈重要谋臣的商挺，他告诉元好问，在元好问返乡后，赵滋数日不思饮食，将所记忆的元好问谈话和诗文都记录下来。他的去世勾起元好问痛苦的回忆：
天下爱予者三人：李汾长源、辛愿敬之、李献甫钦用，是三人者，皆有天下重名。然长源瘐死西山狱中；敬之则被掠而北，为非类所困折，死于山阳；钦用从死淮西，时年未四十也。
赵滋的去世对他来说又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晚节末路，乃复有一蘧然子，思欲与之邻屋相往来，杯酒相乐，就渠所谈如东京故事者，悉记录之。曾不五六年，而又若有物夺之而去者。[27]
贵由汗元年（1246）秋九月，另一位与元好问交好的名士曹钰也去世了。元好问早在赵秉文那里听说过曹钰其人，正大三年（1226），元好问跟从著名将领完颜鼎的军队至南阳，在方城（今河南方城县）经王渥介绍正式与曹钰结交，曹钰比元好问年长17岁，在方城以教授生徒为业，仅有中人之产，却能以德行为当地人民所敬仰。正大末年，时任京南大司农的杨慥、丞康锡举荐曹钰等六名隐士，请求朝廷授予他们官职，但不久金朝亡国，其事只好作罢，曹钰也北渡流寓弘州（今河北阳原）。元好问在《曹征君墓表》中回忆，乃马真后二年（1243）冬，元好问受耶律楚材的邀请前往燕京，曾专门到弘州看望曹钰，经亡国大难，“死生契阔，始一见颜色”，两人“握手而语，恍若隔世，不觉流涕之覆面也！”[28]
《元遗山先生集》书影（清道光三十年张穆阳泉山庄刻本）
自蒙古灭金（1234）至忽必烈称帝建号中统（1260）的三十年间，蒙古统治者尚不能接受中原式的政治文化传统，整个北方的社会政治秩序处于混乱动荡之中。在这一时期，金朝遗留下来的士大夫主要受到汉族世侯的庇护，聚集于他们的幕府中，其中，真定（今河北正定）的史天泽、顺天（今河北保定）的张柔、东平的严实延揽“金源遗士”最多，尤其是东平，成为金元之际的文化中心。于金元易代之际，当在上的统治者“无道”之时，在这些金源遗士中间，产生出一种身为“中州”士的认同意识。蒙哥汗元年（1251），当年曾与元好问并称“元李”的李冶托庇于史天泽，来到河北元氏（今河北元氏县）封龙山，并以宋朝著名文臣李昉读书堂旧址为基础建立了封龙山书院，来学者众多。元好问在真定时常与时任史天泽幕府参议的张德辉一起在封龙山盘桓，人称“封龙三友”，而杨云翼的家乡赵州赞皇（今河北赞皇）、赵秉文的家乡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也都在真定府境内。于是，当地军帅聂珪、刘天禄建“四贤堂”，时任东平幕府首长的名士徐世隆撰写《四贤堂记》：
独是一郡，闲闲（赵秉文）之桐乡，文献（杨云翼）之梓里也，人歌清静之政，家服孝友之化，而又接见遗山（元好问）、敬斋（李冶），凡僚吏士庶，每话及中州耆旧，必以四贤为称首，堂而祠之宜矣。[29]
在尚未建立起中原式社会政治秩序的蒙古国时期，正是“中州耆旧”的存在使得中原地区仍然是“中州”，仍然有“清静之政”、“孝友之化”，“僚吏士庶”之心仍有所维系，徐世隆的《四贤堂记》反映了“金源遗士”集体性的自我意识。蒙哥汗七年（1257），元好问去世，其时忽必烈已经受命总管漠南，他的幕府中聚集了一大批精英士大夫，史称“潜邸旧臣”，正是他们辅佐忽必烈开创了元朝的历史局面。中统三年（1262），元好问的《遗山先生文集》在东平刊印，由徐世隆作序，他这样评价元好问的历史地位：
窃尝评金百年以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大定、明昌，则承旨党公（党怀英）；贞祐、正大，则礼部赵公（赵秉文）；北渡，则遗山先生（元好问）一人而已。自中州斫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在遗山。遗山虽无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几三十年。其迹益穷，其文益富，其声名益大以肆。[30]
这是说，在金元之际，元好问作为“中州”士的代表人物接续前辈担负了传承“中州文派”的历史使命，金朝虽亡，但中国文化传统仍然在延续在发展，并没有中断。从这一叙事中，我们也可看出，金元之际，金朝培养起来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重建了身为“中州”士的自我意识，重建了以超越种族、朝代、地域的“中州文派”为中心的归属感。当“中国”再次在夷狄之祸中惨遭毁灭，当在上的蒙古统治者尚未能接受中原政教传统，是“中州”士担负着、延续着“中州文派”、“斯文”传统，他们是在中原地区重建中国之道的希望所在，是易代之际的历史命脉之所在。这一“中州”士的自我意识和归属感，使他们在混乱动荡的历史时期获得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为自己在乱世之中的人生选择建立了思想基础。
二、以“中州士”的立场反思、批判金朝政治
金朝亡国之后，反而出现了自由的思想言论空间，使得元好问、刘祁等人能以“中州士”的立场对金朝尤其是南渡后的政治进行反思和批判。他们的史论多被元修《金史》所采纳，作为金朝一代兴亡治乱的历史教训。[31]他们对金朝政治的反思和批判，很能反映金朝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其民族意识、文化身份、政治立场相互纠葛的思想和情感状况，比之南宋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他们的自我意识要复杂得多。
正大八年（1231）八月，时任翰林修撰的雷渊暴卒，年仅48。元好问在《雷希颜墓铭》[32]中指出：“南渡以来，天下称宏杰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献臣、李纯甫之纯、雷渊希颜。”金朝南渡之后，高廷玉、李纯甫、雷希颜既有匡扶天下之志，又有经世济民的实际才干，在士林中极具号召力，人们多将国运中兴的希望寄托在这三位领袖人物的身上。元好问在记述雷渊生平之前，先讲了高廷玉和李纯甫悲剧性的人生遭际。高廷玉“雅以奇节自负，名士喜从之游，有衣冠龙门之目”。卫绍王时，很多身居高位的大臣极力推荐高庭玉，但卫绍王轻视文人进士，看重具体办事的吏员，以至于说：“高庭玉人材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年（1211），高庭玉担任河南府治中，不久被主帅温迪罕福兴诬陷，屈死于洛阳狱中。高庭玉案是金宣宗初年一次规模不小的党祸，《金史》仅在《辛愿传》（卷126）中有所提及，但元好问和刘祁在他们的著述中都有相当详实的记述。
《金史·元好问传》书影（明嘉靖八年南监刊本）
贞祐初年（1213），中都被围，高庭玉慨然有赴援意，多次劝说河南府主帅温迪罕福兴，反被其人诬陷以反叛罪，高庭玉本人死于狱中，名士雷渊、王之奇、辛愿、庞铸皆被捕入狱，孙伯英逃跑，从此对金朝政治彻底失望，当了道士。这件冤案不久得到平反，引起“士夫痛愤”。[33]李纯甫兼通佛学、老庄、性理之学，是金朝三大理学家之一（另两位是赵秉文和王若虚），也是金朝后期科举、文风改革运动的一位领袖人物。早在泰和年间，当时南宋发动“开禧北伐”（1206-1208），李纯甫于蓟州军事判官任上上书金章宗论天下形势，受到章宗赏识，下诏让他从军南征。泰和年间（1201-1208），天下尚太平，士大夫们经常宴饮聚会，李纯甫却在席间唉声叹气，忧心忡忡。他告诉人们：“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帐所在，吾见华人为所鱼肉去矣。”不久，蒙古大举入侵金朝，金兵节节败退。李纯甫知大事已去，再也没有仕进之意，借酒浇愁，“未尝一日不饮，亦未尝一饮不醉，谈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贞祐末年（1216），曾被授以右司都事之职，不久罢官。
高、李二人之遭遇预告了同为“宏杰之士”的雷渊其命运的不幸。“凡此三人者，行辈相及，交甚欢，气质亦略相同。而希颜以名义自检，强行而必致之，则与二子为绝异也”。雷渊自律甚严，意志坚定。于金哀宗正大初年（1224）拜监察御史，虽为一书生，但杀伐决断，雷厉风行，对于不法豪强权贵赃官，敢用重典，毫不手软，以致“百姓相传雷御史至，豪猾望风遁去”。元好问充满感情地刻画出一个充满英雄气概的奇伟之士：“辞气纵横，如战国游士；歌谣慷慨，如关中豪杰；料事成败如宿将；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处患深，则又似夫所谓孤臣孽子者。”雷渊平时以东汉末年忠义动天下的孔融、田畴、陈元龙自许，而人亦以古人期之。雷渊之死，天象应之，“星陨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断流有占”。元好问感叹道，随着这三人无所作为，相继辞世，大家对国事也都失去了信心，金朝亡国的命运也就注定不可挽回了：
盖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经济之学，一时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独以献臣为称首，献臣之后，士论在之纯，之纯之后在希颜，希颜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叹。
最后，元好问写道：“其十月，北兵由汉中道袭荆、襄，京师戒严。”就在雷渊暴卒的同年十月，蒙古兵直逼汴京，国家灭亡在即。
元好问在碑传文中屡屡慨叹“天之废商久矣”，但金朝之亡实不能不归咎于人为。元好问屡屡提及金宣宗朝的权臣高琪（《金史》卷106有传），用《三国志·辛毗传》的典故，把他比作三国魏时壅蔽、谗害贤臣的中书令孙资和中书监刘放。[34]在给宣宗朝名臣、被高琪所构陷的王扩所写碑传中，他叹道：“生材非难，获用为难；获用非难，尽其材为尤难。”[35]女真统治者非但不能爱惜人才、善用人才，使他们的才干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对他们进行打压甚至陷害，这既导致了这些“材大夫”无所遇合、碌碌无为的人生悲剧，更是国家的大不幸。
《元好问全集》书影（三晋出版社2015年版）
贞祐南渡前后，蒙古族的入侵反而极大地激发了士人阶层对金朝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以金朝为“中国”为“正统”的意识得到空前的强化。而女真统治者的种族之见却更加狭隘偏激，对汉族士大夫极其猜防，非但不放弃反而强化民族歧视政策，激化民族矛盾。元好问和刘祁都认为这是金朝统治者最根本的亡国之由，刘祁所言更加激愤痛切：
况南渡之后……又偏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别如此，望群下尽力难哉！
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36]
元好问在碑传文中多反映肯负责任、刚直敢为的汉族朝臣，往往因其民族身份而遭到猜忌甚至陷害。金哀宗正大初年（1224），杨云翼复任翰林学士。在一次朝臣讨论如何省费时，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朝堂之上就不该商议如此琐事。其时更严重的问题是，女真贵胄把持的枢密院专制军政蔑视作为行政中枢的尚书省，以致军旅之事，即使宰相也不得参与决策。“欲使军民利病两不相蔽，得乎？”贞祐年间，主兵者不思对抗蒙古，反而频频挑起与南宋的战争，只要有劝阻者，“不谓之与宋为地，则疑与之有谋。进士至宰相，于他事无不言，独论南伐，则一语不敢及”。当权臣时全倡议下诏伐宋时，杨云翼力陈反对意见，而所上奏章却不得回应。
在《寄庵先生墓碑》中，元好问记述了自章宗承安年间胡沙虎开始把持朝政到至宁年间弑杀卫绍王，前后二十年，敢于与胡沙虎斗争的朝臣只有李平父和张行信两人。胡沙虎遂上奏章宗说李平父“于种人有奴视之傲”，李险些遭到迫害。
在《御史程君墓表》中，元好问记叙了亲家程震在宣宗朝担任监察御史时，参劾皇子荆王，却被其诬告罢官。
在《通奉大夫礼部尚书赵公神道碑》中，记述了赵思文于宣宗兴定四年（1220）上书论军政之弊，驸马都尉、枢密副使阿海却怒其身为汉人文臣却敢言兵事，将其诬告下狱。
元好问为章宗朝宰相张万公（《金史》卷95有传）撰写《神道碑》，[37]一开头就论述道，金朝宰相和执政官所谓“上下四府”之要职，主要由皇亲国戚和女真贵族担任，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很少有能升到这个位置的，即使身居宰执之位，也不过是用来“示公道，系人望”的，与女真贵族担任宰执者相比，他们不但处于疏远无权的地位，更是很容易被猜忌怀疑甚至被倾陷，所以，即使有幸升迁至宰执高位的汉族士大夫，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依违顺从、苟且循默的态度，不敢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接着，元好问举出金朝百年以来敢言敢为的由进士而为宰执者，如石琚（世宗朝右丞相）、董师中（章宗朝尚书左丞）、胥鼎（宣宗朝平章政事），而张万公其人则“百年以来，谈良相者莫不以公为称首”。元好问指出，张万公身为宰执时所论有两件事关系到国家之废兴存亡，一件是章宗于承安年间欲立宠妃李氏为后，台谏交攻之，当时监察御史姬端修、右拾遗路铎、翰林修撰赵秉文皆因反对李氏立后而得罪，最终，章宗还是听从了张万公的劝谏；另一件则是主兵者要求没收偷税漏税的民田分给以女真人为主的军队，张万公力谏不可，以为“夺民而与军，得军心而失天下心，其祸有不胜言者”。但是宣宗却没有听从，结果不出张万公所意料，在这之后，女真族的武夫悍卒倚仗国家权力，把山东、河朔上好的民田也说成是偷税漏税的不法财产，而占为己有。当金廷在蒙古侵逼下南渡后，黄河以北的汉人乘机报复，对“国人”进行残酷的杀戮，元好问写这篇碑传时，金朝已经灭亡，他正被羁押于聊城，故而慨叹“异世相望，亦当有太息而流涕者！呜呼！岂非天哉！”
仇拔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至于发掘坟墓，荡弃骸骨，在所悉然。[38]
三、亡国之际的复杂心态和多元的选择
关于元好问的气节，在后世学人中间引起长期争论。天兴二年初（1233）在汴京围城中，守将崔立发动军变，杀掉宰执，以城降蒙古，他威逼城中名士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为他写功德碑，元好问参与了碑文的撰写，留下不可洗刷的人生污点；其年四月，他上书耶律楚材自称门下士，给出一份围城中名士名单，恳请他加以保护任用；北渡后，他托庇于汉族世侯严实、张柔和史天泽，为他们及其部下写了不少歌功颂德的碑铭墓志；还曾与张德辉一起觐见忽必烈，上“儒教大宗师”的尊号。不过，终其一生，元好问并没有出仕蒙古，而以“中原布衣”自命。
清人赵翼说，元好问“国亡作史，用心可谓忠且勤”，“虽崔立功德碑一事，不免为人訾议，然始终不仕蒙古，则确有明据”，称得上是“完节”了。[39]凌廷堪说，元好问“所以奔走间关，终身不受升斗之禄，不过欲以此身存百年之掌故而已”。他盛赞“先生纂述之功与完颜彝（见《金史》卷123）之死节、张天纲（见《金史》卷119）之不屈争烈可也”。[40]当代学者缪钺对元好问寄寓无限同情，认为对于元好问参与为崔立立碑，“后人应谅其心，矜其遇”。又比较了刘祁和元好问二人对这件事的不同记载和态度，指出刘祁在《归潜志》中记述此事，竭力自辩，还刻薄地揣测元好问和王若虚，而元好问始终不明言刘祁之名，有忠恕之心。且刘祁出仕蒙古晚节不终，而元好问以遗民终老，可见人品高下。[41]但当代学者朱东润则对元好问气节人品提出严重质疑。在他的笔下，元好问是一个具两面人格的人，在亡国之际一面能写出动人悲歌，一面却向已经做了敌酋的耶律楚材求情，还希望他主盟吾道，得贤材而用之；又说他一生都在奔走荣枯，徙倚权门，能为张柔、严实辈作碑，则不难为崔立作碑。[42]朱东润的评论出自具有“华夷之辨”意味的民族大义，更象是站在当时南宋汉族士人的立场上。
《中州集》书影（明末毛氏汲古阁刊本）
笔者认为，元好问在“气节”方面表现出来的复杂性，不能进行简单的道德评价，而是要从中看出北族王朝治下的汉族士大夫其民族意识、政治立场、文化身份的复杂面貌，他们在易代之际的心态和考量比之南宋士人要更加复杂曲折。他们虽有民族意识，但不讲“华夷之辨”；虽有忠节观念，但往往又以志在生民、天下为公的大义突破对于一家一姓的效忠，刘祁在《归潜志》中曾论汤武之伐桀纣：
权其轻重，计其公私，而不暇顾其君臣之分。彼桀纣所行诚顺天邪？吾则事之；诚逆天邪？吾则去之……然则后之君子犹以臣伐君为疑者，陋矣。[43]
在金亡前后，元好问多为殉国尽忠的义士烈女写碑传，有着为故国表彰忠义、为天地存元气的自觉意识，唯恐日后由敌人来书写金朝史而使这一段惨痛而壮烈的历史沦没，得不到应有的尊敬和评价。
天兴初年（1232）三月二十七日，金昌府（今河南洛阳）陷落，以静难军节度使致仕的耶律贞死之，金亡之年（1234），羁管于聊城的元好问作《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44]耶律贞是契丹族人，章宗朝御前护卫，累迁左将军，分领关陕军，贞祐四年（1216）潼关失陷时曾自杀未遂，伤好后南渡归洛阳，在静难军节度使任上请老归洛阳。城陷之日，耶律楚材在兵乱中救下他，请他北渡黄河，耶律贞却绝食七日而死。
元好问记载了他的事迹后，大发感慨：
呜呼！世无史氏久矣！辽人主盟将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县长官专用文吏，其间可记之事多矣。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通鉴长编》所附见，及《亡辽录》、《北顾佚备问》等书，多敌国诽谤之辞，可尽信耶？
同为北族王朝的辽朝在灭亡后，国史记录散失无几，金章宗泰和年间所修《辽史》也在南渡时佚失，现存史料多出于宋、金敌国带着敌意和偏见的零星记载。想到金朝亡后，南宋尚存，蒙古又没有接受中原文化，遂不得不为金朝历史的存亡感到痛心和担忧。
故二三年以来，死而可书者如承旨子正、中郎将良佐、御史仲宁、尚书仲平、大理德辉、点检阿散、郎中道远、右司元吉、省讲议仁卿、西帅杨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详、节妇参知政事伯阳之夫人、长乐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为志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气，无终绝之理。他日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之。
《中州集校注》书影（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
元好问为耶律楚材父兄所写墓志铭，很能反映金亡之后士人不同的人生选择，以及元好问本人对不同人生选择的同情和包容。乃马真后二年（1243）冬，元好问应耶律楚材之请至燕京，在燕京期间，为其父即金朝著名史学家、位至章宗朝尚书右丞的耶律履撰写《神道碑》（见《全集》卷27），同时也为耶律楚材的两位兄长撰写了墓志铭。耶律善材，楚材之仲兄，金末仕至都水监使，充镇抚军民都弹压。天兴元年（1232）二月汴京围城中，耶律楚材致书金廷索要之，哀宗召见于隆德殿，善材乞求留在汴京，哀宗为了能进行和议，一定要他出城，善材不奉旨，竟投水自杀。[45]耶律辨材，楚材之长兄，以武艺入选章宗御前护卫，泰和年间与南宋的战争中曾立战功，后在与蒙古议和时被劫，于居庸关逃脱归国。天兴元年（1232）二月，耶律楚材也向金廷索要之，辨材痛哭流涕请求留在汴京，哀宗赐与金币，一定要他出城，辨材奉旨出城后，定居于真定，未出仕蒙古，于窝阔台汗九年（1237）卒于家。[46]
金亡后，元好问先是留寓冠氏，后归秀容，近三十年间主要受到汉族世侯严实（统治中心在东平即今山东东平）、张柔（统治中心在顺天即今河北保定）、史天泽（统治中心在真定即今河北正定）的庇护，这三位汉族世侯，在蒙古国时期聘用金源遗士进入幕府，在所统治区域初步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
元好问为严实作《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见《全集》卷26），为张柔作《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见《全集》卷26），为严实部下所写墓志碑铭尤多。在碑传中，元好问并不讳言严实一生依违于宋、金、蒙之间，反复叛变；也不讳言张柔在覆灭宗国的汴京之战、归德之役、汝南之役中格外卖力，屡立大功，才取得了专制一方的高位威权。元好问在记述他们的生平、功绩和历史地位时，把他们类比于秦汉之际崛起于草莽闾巷的一代平民将相，把他们写成是在天下大乱的时势下，“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英雄豪杰。
在为东平军帅刘通所写《齐河刘氏先茔碑记》中，他感慨道，天下承平之时，等级森严，难以逾越，出仕者有固定的途径，或门荫或科举或恩授，受到选举、考核和升迁制度的种种限制，哪怕有着堪比古人的才华和能力，想要得到封爵也有如登天一般。
若夫分崩离析之际则不然，事与时并，力与命会，天与人交相胜。布衣之士，披荆棘而顾盼，乘风尘而角逐，所谓侯王将相，为丈夫者自有之……亦犹丰沛诸子奋发于刘、项之日，炳耀于迁、固之笔，终不以贩缯屠狗、吹箫织席贬之矣。[47]
《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一开头写道，在金廷南渡后，黄河以北成了蒙古军队、汉族军阀和南宋彭义斌北伐军争夺、混战的地方。严实一面靠战功，一面靠在蒙、金、宋之间投机得利，几乎占据了大半个河朔地区。元好问把他比作楚汉之际的韩信，与金、蒙隐若敌国。他站在谁一边，谁就能夺得天下，而他“晓然知天命之所在”，于宣宗兴定四年（1220）秋七月率部归降蒙古，为蒙古最后占据中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家亦籍之以成包举之势。故自开创以来，功定天下之半，而声驰四海之表者，维公一人而已！”
在元好问笔下，蒙古崛起，入侵中原，覆灭金朝，正是中国历史上屡次上演的王者龙兴，天命转移，而严实、张柔、史天泽之辈则是乘时而起，辅佐王者以成一统大业的股肱功臣：
窃尝考于前世兴王之迹，盖帝王之兴，天将举全所覆者而畀之，时则有魁伟宏杰之士，为之倡大义，建大事，一六合之同异，定群心之去就，犹之天造草昧，龙见而跃，云雷合势，为之先后，然后腾百川而雨天下者易为力。[48]
在元好问为投靠蒙古的汉族军阀所写的墓志铭中，阎珍的人生遭遇和结局很有戏剧性，特别能反映在动荡混乱的易代之际，人生受到历史命运的无情拨弄而不能自主、无可无奈，也特别能反映元好问对这一动乱无常年代中人生之荒谬、悲苦、残酷的深刻同情。阎珍，字载之，上党人，在金廷南渡后，做了金朝所封之上党公张开的僚属，金宣宗元光元年（1222）三月，已经彻底投靠蒙古的严实率军攻打上党，张开不敢迎战，乘夜突围而逃，当夜阎珍因喝醉而未及跟从。第二天，被城中父老推为主事，遂以城降严实，就这样成了严实的部下，作了蒙古国的辅国上将军、左副元帅、昭义军节度使，为蒙古国守卫潞州。被金朝封为恒山公的武仙，这时已经投降蒙古，又图谋南渡黄河，重归金朝，于是劫持了阎珍，把他送到前主子张开所驻扎的马武山（山西陵川马武山）上。张开没有杀他，而是把他送到了河南，金朝灭亡后，他又重新回到了北方，严实悯之，将其留在东平，于是“浮沉酒间者十年”。
阎珍的死，更是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元好问于窝阔台汗十三年（1241）元旦到了东平，阎珍很高兴，就在家里摆宴招待，请来了当时在东平的七八位名士，其中包括元好问曾经为其《新轩乐府》作序的张圣予[49]，以及元好问在汴京围城中向耶律楚材举荐的名士句龙瀛、刘郁（刘祁之弟），请来的助酒乐师又是“京国之旧”，“饮既洽，谈谑间作，坐客无不满引举白者”。阎珍高兴极了，不顾医生让他戒酒的告诫，“亦复大醉”，“明日疾暴作，一仆地，遂不起”。
阎珍死后，家贫子幼，无以为葬，严实帐下的宣武将军孙庆平日与阎珍友善，遂为之营办丧事，“威仪繁盛，祖祭填塞，与时贵无异”。过了十二年（贵由汗三年即1253年），孙庆也死了，元好问在东平为其撰写《宣武将军孙君墓碑》，特别记载了他的这一侠义之举。[50]在《故帅阎侯墓表》中，元好问写道：“溘死中涂，他人是娱，顾虽不死，殆暴胔露骸，鬼籍而强行者欤？”[51]就是说，阎珍这样的死，让人发笑，而我们这些人虽然还没有死，难道不也是已经录入鬼簿的行尸走肉吗？
四、何谓“国亡史作”？
“国亡史作”之观念以及为前朝修史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至于金元之际、宋元之际，这一观念变得更加自觉、强烈和普及。[52]除了元好问和刘祁之外，以金源遗士入仕元朝的王鹗曾向元世祖建议纂修辽、金二史：“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之人亦不知有今日。”[53]元朝开国名臣刘秉忠也向忽必烈建议修史：“国亡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54]元朝灭宋后，董文炳建议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55]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曾说：“昔元裕之（元好问）、危太仆（危素）、钱受之（钱谦益）、万季野（万斯同）诸人，其品格之隆汙，学术之歧异，不可一概而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史不可灭。”[56]危素在元朝灭亡后，欲往报恩寺自杀殉国，僧人大梓对他说：“国史非公莫属，公死，是死国史也！”危素是以不死；[57]钱谦益于明清之际编纂《列朝诗集》，自言效法元好问《中州集》之以诗存史；[58]明亡后，万斯同以布衣身份领导《明史》修撰，“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59]这就是说，在金元之际之后，“国亡史作”、“国可亡史不可亡”成为士人阶级的共同信念。
可以说，金元之际以元好问为代表的金朝历史书写标志着“国亡史作”的新境界和新阶段，意味着中国文化之历史意识的新发展和新内容。从元好问的碑传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历史观：金朝作为北族王朝，经大定、明昌之文治，已经真正继承中原政教传统，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金朝的历史，乃是连绵永久的中国史的一个环节。那么，国亡之后所存之“史”，既指金朝百年历史本身，更是指所谓“中州文派”接续传承的历史，是“斯文”相继的历史；所谓“国亡史作”，既意味着金朝百年兴亡事迹之不可磨灭，更意味着要向后世证明，金朝历史乃是中国礼乐文明之传承存续的历史，不容贬低摒弃；而“斯文”传统、“中州文派”，虽因金朝中国再遭夷狄之祸而摧折，但必将传承存续、发扬光大。
山西忻州元好问墓墓道
元好问在碑传文中每每称金朝为“中国”，而他和其他金源遗士所称之“中州”却是一个更为抽象和广大的概念，指的是中原儒家士人所担负的中国礼乐文明传统即所谓“斯文”、“道统”、“中州文派”。正是“中州士”及其所担负之“中州文派”使得中原大地虽历经夷狄之祸而仍然是“中州”，使金朝作为北族王朝仍然足以当中国之正统。这样一来，“中州”这个概念就超越了具体的王朝、种族和地域，具有了极大的抽象性和包容性，凡是有功于“斯文”、“道统”与“文派”之存续，无论其种族、地域、国家为何，皆可以“中州”视之。这意味着“金源遗士”已经为“大一统”时代准备了合于时适于势的国家想象。
金元之际，蒙古统治者尚未能接受中原政教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尚处于混乱之中，金源遗士以“中州文派”为中心，重建身为“中州”士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历史使命意识，也为乱亡中的人生建立了安身立命之本。作为“中州”士，他们忠诚的对象不仅是金朝政权，更是“中州文派”和“道统”的存续。“斯文”、“王道”之所在即“中国”之所在，“文脉道统”不亡则“中国”不亡——元好问的诗文，虽哀深痛巨，但气昌词茂，劲健豪迈，那一股沉雄坚毅的精神气质或许正是来自这样的情感和信念吧！
注释
[1] 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序例》，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附录五，三晋出版社2015年，1130页。
[2] 《金史》卷126《元好问传》，中华书局1975年；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全集》附录一，1063页。
[3] 《金史》卷126《刘祁传》。
[4] 关于元好问、刘祁的史学，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其中较重要有：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威斯巴登：弗兰茨·施泰纳出版社1970年）、《<归潜志>与<金史>》（台湾《大陆杂志》25卷第8期）、《元好问<壬辰杂编>与<金史>》（《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15期），张博泉《元好问与史学》，《晋阳学刊》1985年第2期，王德毅《元好问的生平及其史学》（《纪念元好问八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等等，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元好问碑传文为中心，进一步考察并阐释其“国亡史作”之历史意蕴。
[5]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卷3《史德》，中华书局1994年。
[6] 关于近年来情感史研究的发展状况，请参见王晴佳《为什么情感史研究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新方向》（《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理查斯·齐卡《当代西方关于情感史的研究》（张广翔、周嘉滢译，《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0期）。关于历史书写中的情感问题，请参见约恩·吕森《历史思考中的情感力量》（刘莉莎、李秀敏译，《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
[7] 学者多注重研究元好问碑传文的史料价值，如程妮娜《<遗山文集>和史学》（《史学集刊》1992年第2期）、赵振济《元遗山以文载史的贡献》（《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李峭仑《试论元好问碑记文章的史学价值》（《晋阳学刊》1990年第5期），等等；也有少数学者关注到了元氏碑传文中的思想内容，如乔芳《从碑志文看元好问的政治、社会价值观念》（《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王永《史家意识与遗民情怀——元好问碑志文新论》（《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
[8] 《通奉大夫礼部尚书赵公神道碑》：“异代而得良史，尚有考于金石之遗文。”《全集》卷18，375页；《顺安县令赵公墓碑》：“闻之诸公，谓吾子纪述国来名卿贤大夫言行，以传不朽。”《全集》卷20,393页。
[9] 见《归潜志》自序与点校说明，崔文印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中州集》则是一部金代名士列传和诗歌总集。
[10] 《全集》卷18,363—370页，以下有关引文均出自是篇。
[11] 《全集》卷17,347—353页，以下有关引文均出自是篇。
[12] 《中州集》甲集第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8页。
[13] 《全集》卷37《木庵诗集序》，660页。
[14] 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全集》附录一，1063页。
[15] 《全集》卷39《答聪上人书》，689页。
[16] 《全集》卷23《刘景玄墓铭》，441页。
[17] 《中州集》癸集第十，612页。
[18] 《中州集》癸集第十，619页。
[19] 《中州集》己集第六，412页。
[20] 《中州集》己集第六，406页。
[21] 《中州集》己集第六，369页。
[22] 《中州集》己集第六，418页。
[23] 《中州集》癸集第十，626页。
[24] 《中州集》己集第六，418页。
[25] 《全集》卷13，《自题中州集后五首》，280页。
[26] 《归潜志·序》。
[27] 《全集》卷24《蘧然子墓碣铭》,453-455页。
[28] 《全集》卷23,444-447页。
[29]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3《内翰李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264页。
[30] 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全集》附录一，1054页。
[31] 见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出版说明，又见中华书局点校本《归潜志》点校说明。
[32] 《全集》卷21,以下相关引文均出自是篇，416—419页。
[33] 见《中州集》戊集第五高治中庭玉小传，《全集》卷31《孙伯英墓铭》；《归潜志》卷2、卷4。
[34] 见《全集》卷19《内翰冯公（冯璧）神道碑铭》，卷18《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王扩）神道碑铭》。
[35] 《全集》卷18《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碑铭》，370页。
[36] 《归潜志》卷12，137页。
[37] 《全集》卷16《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335—340页。
[38] 《全集》卷28《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511页。
[39] 赵翼：《瓯北诗话》卷八，转引自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全集》附录五，1245页。
[40] 凌廷堪：《元遗山先生年谱》，转引自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全集》附录五，1224页。
[41] 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全集》附录五，1187页。
[42] 朱东润：《元好问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60、105、114、172页。
[43] 刘祁：《归潜志》148页。
[44] 《全集》卷27，497—499页。
[45] 《全集》卷26《龙虎卫上将军耶律公墓志铭》，481-483页。
[46] 《全集》卷27《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497页。
[47] 《全集》卷31，564页。
[48] 《全集》卷26，469页。
[49] 《全集》卷36《新轩乐府引》，653页。
[50] 《全集》卷30，533页。
[51] 《全集》卷29，528页。
[52] 孔祥成：《论“国亡史成”》，《河北学刊》2000年第3期。
[53]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2《内翰王文康公》，239页。
[54] 《元史》卷157《刘秉忠传》，中华书局1976年。
[55] 《元史》卷156《董文炳传》，中华书局1976年。
[56]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361页。
[57] 《明史》卷285《危素传》，中华书局1974年。
[58] 钱谦益《有学集》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78-679页。
[59] 全祖望《鲒埼亭集内编》卷28《万贞文先生传》，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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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王锐 | 风俗良莠与政治兴衰——章太炎《思乡原》的思想史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