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锋 | “中国”古义与易教精神
编者按：本文原载《古典学研究（第3辑）：尼采论现代作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页132-141，本版经作者修订后稍有增益。感谢作者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推送。
“中国”之名
“中国”一词，历史上出现很早，但迟至明朝前期，都未做过历代王朝的官方名称。现在我们口中的“中国”，严格来说，是“中华民国”的简称。后来，“中国人民共和国”沿用这个简称。
日本，自明治维新崛起。甲午战争后，日本人轻蔑中国，不愿意称对面的国家为“中国”。中国，中央之国也。在中国眼里，作为岛国的日本，不过是一个附属国。近代日本争强，妄图做大东亚的主人，头号敌人就是中国。“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日本人已经流行称呼中国为“支那”。从字面上看，日本翻身成了“本”，中国沦落为“支”。支那，不过是日本支在那边的一片土地。从日文发音上看，“支那”的读音与“将死之人”、“傀儡”等相近。文化上造势，最终为了图谋中国疆土，支解并霸占那片土地。
清武英殿本仿宋本《尚书》书影
将中国理解为中央之国，过于肤浅。任何国家，基本都以自己为中心，参考当今各国绘制的世界地图格局，可见一斑。就现有传世文献看，“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梓材》：“皇天既付（托付）中国民越厥（与其）疆土于先王”。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青铜器“何尊”，铭文说：“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或），自之辟民（我将据有中国，自此治理民众）”。进一步印证“中国”一词的出现，最晚在西周初年，距今大概已有三千年历史。
"何尊"实物图及其铭文
往上再追溯，还可以推到商代，极端可以推到《禹贡》时代。虽然迟至近代，才正式成为国家名号，但“中国”一词，实得华夏文明精髓。
二 立表与时空
中国之“中”，最初的意义在确定人所生息的时空，以及在此时空中人群的组治方式和政治秩序。中，甲骨文作“
立表测影，乃上古最为原始的天文观测。在平地上立一根杆子，通过观察杆子的投影，测定空间和时间。记录日出日落的投影点，连成直线，指示出东西方。日出和日落点连线的中点与杆子的连线，指示南北方。还可以参考日影最短的阴影线，以及夜晚北极星的方位，校正南北方的精确度。
立表，打开空间，定四方与中央，建立中央与四方，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政治色彩也由此出来。中字，从丨从囗，“丨”，是表；“囗”，是表打开的时空范围。“
甲骨文“中”
立表建旗，确立中央与四方。中央，建旗之地成为政治中心；四方，本来指四个方位以及四方极远之地，后来引申为相对于中央的方国。若进一步区分，方是方，国是国。
国，本字为“或”，金文构形主要有两种，
或的疆域，随着时代的变迁，范围不断扩大，中华文明的光芒辐射范围也越来越大。中华民族与异族之间，界限也越来越明显，故或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囗，写作國。國的封界之外，称方。对中国而言，方是异族文明空间。四方，相当于后来的“四海”或“四夷”，为蛮夷居住之地。铭文中，商人经常称自己为“中商”，称异族人的居住地为“多方”。商称“中商”，后来“中国”的称呼可能脱胎于此。中商的文化影响范围是中国，并不及多方。中国的文明含义由此出来，夷夏关系也由此出来。
中国文化，文从“中”来，然后化及四方。中的涵义，来自于立表与建旗。立表，认识时空变化，从变化中找到不变，建立秩序，以不变应万变。建旗，犹“建极”，确立根本政治原则，表现为旗帜。如今依然在说“高举旗帜”，这不仅仅是领导权力的象征，也是意识形态的象征，更是政治文明原则的象征。建旗必立表，并非单单为了计量建旗的时间，约定人的行动节奏。立表本身，意味着测定和打开人活动的政治时空，从而以此为基本政治原则支撑起一定时空范围。生活在这个时空范围之内，按照观象授时的政治原则生活的人，称之为中国人，这个民族称之为华夏民族。
禹贡九州图（载《唐土历代州郡沿革地图》
华夏民族以文明自居，其文明的底气来自于天文。相反，不取法天地运转规律，肆意妄行者，称之为多方，四海。四海之内皆兄弟，因为海内之人统于一，尊奉同样的精神原则，同为华夏儿女。同时把那些不遵循天道之人，无法教化之人，放之海外，归入蛮夷戎狄。四海之内外，难以两立，因为天无二道，此为华夷之辨。蛮夷戎狄，直情径行，之所以称之为四海者，因海为水之所归，光之所晦也。日之所入而不见光，故海在古代称之为溟。溟者，日之所入，光之所隐，至阴之地。四海，乃日光无法透射之地，隐喻其中的人无法遵循天地节律而生活，也因此成了文明无法化及的荒蛮之地。
三 混沦与文明
《周易·系辞上》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立表测影，打开时空，测定四方中央与太阳回归年不同层次的周期。 “中”之“丨”，是建极；“囗”，是建极打开并影响的政治时空。
“易有太极”，在“有”极之前，易呈现为“无”极的状态。无极也好，有极也罢，自然本身为“易”，自有日月轮旋，寒来暑往的自然秩序。只是说，这个自然秩序一开始对人并没有呈现出来。从无极到有极，意味着人开始走出自然，认识自然，辅相自然。人，开始慢慢作为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反过来参赞天地。
日月为“易”
立杆测影，是人从自然中走出来，以天地秩序为根基奠立文明的标志之一。这一根杆子插下去，打开时空，意味着从无极到有极的建极。表旗并建的“中”，意味着无极而太极，意味着从混沦开始走向秩序。这一过程的意蕴，浓缩在盘古开辟天地的神话中。
据徐整的《三五历纪》：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并不是说凭借神力或人力分开天地，而是隐喻人对天地的认识。盘古之前，人还没有上天下地的概念，人还在自然的怀抱中。自然，呈无极之象。盘古在自然中孕育一万八千岁，隐喻人对其生息环境的认识，经历了极其漫长的时间。盘古之前，并非天地未分。之所以称之为混沌，是说人对天地还没有认识和区分，人与自然还是一体，故为混沌。天地之分，在人区分出天地，同时也认识自己。“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天地每天都在变化，通过观察一天天的变化，对天地的认识一天天深入。“盘古日长一丈”，盘古每天也在生长，对天地的认识，最终返观到对人自身的认识。人对自己的认识，与对天地的认识相互深入。盘古每天生长，通过深入认识天地变化，深入认识自身，以至于“一日九变”。与其说盘古撑开天地，不如说人参究天地，逐渐摆正天地的位置以及天地之间万物的秩序，并最终摆正人在天地和万物中的位置，从而认识人自身。撑开天地，人的生存时空开辟出来，混沌显出秩序，秩序奠基文明。
盘古开天辟地，并非流俗意义上的造物式神话。中国古传神话，多有深意，寓教于乐，高明道于中庸。盘古之名，亦有其义。盘者，周旋、周流之象。盘古，古者如盘，古，乃宇宙之过往。宇宙时空，自古及今，其动如盘，循环往复，独立不改，周行不殆。惟其如此，方可建极以知其义。盘古，对应老子的一句话，“渊兮似万物之宗”。渊者，回水也，盘旋也，众妙之门也。
盘古开天辟地
盘古以人一己之躯撑开天地之象，实有立表测影打开时空之义。后世总结立表测影的操作方式与计算法则的书，迄今最早为《周髀算经》。最初，人走在太阳下，看到自己的影子有长短变化。故取象大腿骨之直，为表正，观察太阳运动与阴阳消息之间的具体关系。周髀的髀，本义即人的大腿骨，称之为股。古人立表测影，立表的竿子，虽称之为股，其实取象人直立的样子。地上的投影，称之为勾。《周髀算经》，借助勾股关系，测天地时空。有了表，有了股，便可以测天地。换句话说，有了人，就可以慢慢厘定天地之间的秩序。因髀为表以象人，更深层次的含义，以人为中心，定天地四方。故《周髀算经》，用盖天说。盖天说的实质，是以人为中心，观测天地。故周髀之高为八尺，合人之身高。盖天说以人为中心，浑天说以地球为中心，宣夜说则无中心。宣夜说之所以后来师法失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与人关联性太小，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易有太极”，犹立表测影，打开混沌。若以人自身为表，则盘古之宇宙，终因人之参赞而呈现其秩序。如果推演一下立表测影的具体过程，从中便能见到很多中华文明基础性的特质。
立表测影，先扫清周围的障碍物，整理出一片空旷的平地。中央筑高坛，高坛中央立表。具体的象，可以参考北京天坛公园中的圜丘，其实，天坛的本义就是圜丘。这个平地与筑坛的动作，在上古称之为“封禅”。除地为禅，清除杂草，平整地面。若以除地言，禅的本字当作“墠”。平地之上筑坛，为封。封禅，从原始意义上看，来自立表测影的天文观测。后来帝王告成，之所以要行封禅之礼，最关键的是表示自己效法天时，接通并葆有天命。
北京天坛圜丘
高坛上立表测影，是人世文明最初的开始，为人文之元。平地之坛，称之为圜丘。圜者，天道之象，圜丘用以测天而法天。丘者，坛也，丘之大者曰虚，故昆仑丘也称之为昆仑虚。以立杆测影之象言，筑坛建木之前，文明尚未奠基，天地人不分的状态，称之为混沦。混沦皆从水，相应于上古的大洪水时代。大洪水的混沦时代，天人未分，自然尚未向人呈现它自身的秩序。所以，混沦时代，犹如大洪水淹没一切，称之为洪荒时代。开天辟地，人从天地中走出来，以立杆测影为人文奠基。故将建木之高坛，称之为昆仑。中国人的祖先从昆仑而来，背后的文明含义至少当追溯至此。
华夏民族最早的圣人，开天辟地，人从天地中走出来，同时意味着开始从混沦中摸索自然规则，这个过程，就是治理洪水的过程。平地筑坛，犹如从洪水中涌出来的山脉，高而上平，人可在上面定居，此为昆仑原型，为测天之坛。用昆仑指称一座具体山的名字，是汉代以后的事情。中华文明发源于昆仑，这个说法没错，只不过昆仑不是普通的山，而是测天的坛。昆仑出于混沦，并不是以人自己的想法为自然制订一套法则，而是从混沦中还原出昆仑，这个过程表现为治水。治水，隐喻的是制历。“历，象日月星辰”，制历，研究七曜之动，以齐七政。
筑坛建木立表，首先是研究太阳的运行规律。故“昆”者，从日从比，比日观察，日复一日的观察。“仑”（侖）者，从亼从册，将日复一日的观测记录、汇集、整理出来。从这些记录中，慢慢发现其规律。昆仑上建木立表，上古传说把所建之木，称之为扶桑，因其有测天之功能，又称之为通天树，天柱等等。昆仑为丘，为坛，四周相应为谷。太阳，出于东边旸谷，登于扶桑，落于西边禺谷，见于东南西三面，休息于北面，故曰沐于咸池。
坛（壇）者，《说文》云：“祭场也，从土亶声”。坛，为后世祭天场所。从土，以土筑坛。从亶，篆文作
古人立杆测影（载《钦定书经图说》）
筑坛建木，乃人文起源，实际是通过立表测影，观测太阳的运行规律，以天行建立人在地上的规矩。明乎此，则知易。《易经》，为中国文化根脉。易，《说文》引《秘书》云“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一曰从勿。”《说文》保留了两种对易的古传认识，一是日月为易。日月为易者，一阴一阳也，日者太阳，月者太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周易·系辞下》）还有一种理解，易者，从日从勿，此更贴近“易”字本象。勿，《说文》云：“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杂（色杂）帛，幅半异（旗帜的颜色半赤半白）。所以趣（聚）民，故遽（急）称勿勿。”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之出入与远近，悬象著明于天，乃万物所见之最大旗帜，号令天下万物之动。万物生长收藏之生命节奏，皆从太阳旗帜的号令。
易，从日从勿者，以日为主，阳主而阴从。阳（陽），本字作昜。昜，从日从一从勿，以悬象之旗，统一天下号令天下者，日也。故“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周易·系辞下》），可以把这个一，系于太阳。太阳，是太阳系内生命动能的源泉。四时变化，冷暖变化，昼夜变化，皆为日地关系的变化。人类生息的地球，永远都在绕着太阳打转。形象地说，太阳，是地球以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最大立法者。掌握日地关系变化规律，也就把握了阴阳消息规则，此为“提挈天地，把握阴阳”。观察日地关系变化，总结规律，最初通过立表测影实现，这是人世最早最基础的规矩。
伏羲女娲是中国人文初祖，古代流传一副伏羲女娲图，二人手里分别拿着规和矩。矩，从立表测影，勾股关系总结出来。古人以圭表测天之运，天虽圆，却可以方测之，以勾股之矩测之。故《周髀算经》开篇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数之间的比例关系，最初从立表测影之勾股弦关系而来。以圭表之矩，可测天运之圆，故以伏羲女娲执规矩之象，代表人法天地圆方之基本法则。伏羲女娲执规矩之象，即“观天之道执天之行”之义。
伏羲女娲手持规和矩
规矩，从立表测影来，背后是日地关系的变化规律。人世活动，以日地关系的变化规律奠基，逐渐发展丰富起来，最终形成文明体系，这是中国文明区别于其他民族文明的根本所在。“天不变，道亦不变”，只要太阳系星球结构的关系不变，中华文明政治原则的基础就不会变，这也是中华文明成为地球上唯一一个持续存在的文明体的原因。
四 易有太极
盘古开天地，人的活动时空显出来，“后乃有三皇”。三皇的说法有多种，据《尚书大传》，三皇为燧人、伏羲、神农。燧人当天皇，伏羲当人皇，神农当地皇。天人地三皇，相应于天地人三才。之所以称三皇，源于他们对天人地具有划时代的洞见。《周易》讲述古史，以伏羲开端，重点表彰人的位置和作用。没有人，也就没有天地，更没有秩序，世界一片混沌。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人类文明从人对天地的认识发端，伏羲画八卦，总结出上古对天地万物的认识，从混沌中整理出秩序。作八卦，相当于在天地间立表建旗，为生民立极，根源仍在“易有太极”。
易有太极图（载《六经图考》）
易有太极，何谓太极。極，篆文作极，《说文》：“栋也，从木亟声”。極字晚出，本字为亟。篆文作亟，《说文》：“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亟，从二，二者，天地也。人居其间，撑开天地而顶天立地，“亟”字甲文之象便取乎此，作
人自身撑开天地，逐渐认识天地时空秩序，最初依靠的是建木为表。撑开天地的天柱，实为表木之象。表高取人身高八尺为准，其义仍在以人自身开天地。以人自身为表而开天地，此义为
天地开辟之前，人与天地混沦为一。开天地，从混沦中走出，登于昆仑。立表建木，以圭表经纶天地秩序。如今所见《周易》，以《序卦》之准排列六十四卦。开头的两卦为乾坤，言天地阴阳。第三卦为屯卦（䷂），言阴阳始交，万物化生。
屯，象万物始生，出地之难，故曰“刚柔始交而难生”。之所以刚柔始交而难生，就是因为阴阳的消息规律还不明确，自然运转之理还不清楚，尚属洪荒时代。这个时候，最要紧的事，屯卦大象说得很清楚：“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在洪荒时代，天地运转秩序尚未清晰的时代，最要紧的事情，就是经纶。经纶，即经天纬地，建立天地不变的秩序。用屯卦自己的话来说，即彖传“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混沦，又称之为混沌。混沦与混沌，即洪荒与草昧。天造草昧，如果从这个草昧中看到天的运转规律，那么草木蔽日之混沌，便可以经纶之。此亦混沌之沌，从屯之深义。洪水去，生机出，屯者生也。
君子在洪荒时代经纶，建立天地运转的大原则，关键就在“宜建侯而不宁”。注家多将建侯，理解为建立诸侯，分治天下。不知诸侯之所以设，背后有更深一层的天文含义。混沦时代的建侯，非建立诸侯，而是登上昆仑建木立表，测定一个回归年的各个时间节点，如二分二至，八节，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等等。七十二候的候，是一个后起字，有侯才有候。在天造草昧的洪荒时代，君子最急需做的，是经纶秩序，关键在“宜建侯而不宁”。建侯，便是通过立表测影初步完成的。不宁，犹夸父追日，无限追求精确。
立表测影，观测太阳在地上投射的影子，以此观测日地关系的变化，计算太阳回归年周期。周期的计算，以正午时候的影子为起点，通常以影子最长或最短的时候为起点，也就是后来的冬至点或夏至点。以冬至为例，影子最长的那一天正午，需要在地上刻一个记号，等待来年影子再次回到这一点时，也就是一个回归年。为了保证地上影子的记号稳定清晰易辨，专门配合表制作了一个工具，平放在表的下面，南北朝向，用来刻画记号，圭。这一套最原始的天文观测仪器，就是圭表。
《易系辞册》（局部），朱熹书
圭表怎么使用呢，《周易·系辞上》有一句话：“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日月为易，日月轮旋有其周期，从太阳看，为一个回归年。
易有太极，相当于昆仑立表。“是生两仪”，是，《说文》：“直也，从日正”，日正为是，也就是太阳走到一天中的最高点，正午的时候。正午测影，太极的一面是阳，另一面是阴。阳与阴，分属两仪，故“是生两仪”。太阳正午在地上的投影，有最短和最长的两个极限。最短称为夏至点，阳最盛。最长为冬至点，阴最盛。冬至点与夏至点，圭上刻下记号。是生两仪的两仪，从立杆测影的角度看，也可以对应冬至与夏至，以及此间的阴阳消息。
“两仪生四象”，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游走，冬至点太阳在南回归线，夏至点太阳在北回归线。圭上面，冬至点与夏至点会有刻痕。太阳从南回归线往北回归线走，影子会逐渐变短。投影到冬至夏至点连线近乎中点的时候，为春分点，太阳此时走到地球近乎赤道的位置。过了赤道继续往北走，影子最短时为夏至。夏至之后，太阳从北回归线往南回归线走，影子开始变长，与之前春分刻痕重合的时候，为秋分，太阳直射近乎地球赤道。太阳继续往南走，最后影子最长，与冬至点重合，为一个回归年。这个过程，就是两仪生四象。影子在圭上长短变化，有三道刻痕，冬至点与夏至点，还有中间重合的春分秋分点。分，从刀从八，以刀分开，阴阳各半之际，为春分与秋分，主少阳与少阴。分，也意味着在圭上，用刀契刻记号。四象，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对应一岁四时，春夏秋冬。
一岁分四时，根据的是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周期运动。时，古文作
故宫日晷
如果从观象台的角度看，以天坛圜丘为例。圜丘正中立表，圜丘本身土丘，从最高的平台，次第下降。圜丘平台的三级落差，做成固定的记号，第一级候夏至，第二级候春分秋分，第三级候冬至。
“四象生八卦”。二分二至，在圭上的刻痕为三道。进一步细化观测，冬至到春分近乎中点处为立春，春分到夏至近乎中点处为立夏，夏至到秋分近乎中点处为立秋，秋分到冬至近乎中点处为立冬。这四个点，为四立，立春在圭上的刻痕与立冬重合，立夏与立秋重合。如果把这个直线左右拉开成为椭圆形，这个椭圆形的轨迹就是太阳的运行轨迹，椭圆上的八个点就是二分二至与四立。这八个点，即四象生出的八卦，投影在空间，为四正四隅的八方。
八卦，从立表测影，肇分时空而来。卦，从圭从卜。卜，立表测影之象。用什么测影之长短呢，圭。卜圭结合，就是圭表，也是卦，通过观测太阳运行，测定八方八节。后来，卜衍生出占卜预测之义。为什么未来可以预测呢，因为通过立表测影，能逐渐确定太阳运行规律，把握阴阳消息。最早的占卜，是测天，以天道论人事。
之前谈到过太极的“極”，本字作“亟”，甲文作
《内经》云：“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生死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立表测影，实际测的是太阳运行的轨迹，测的是日地关系。日地关系的变化，造成地球上一岁四时八节的阴阳消息变化，深刻影响着生物的生命活动，当然也包括人。“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八卦，定八方八节，一岁阴阳消息的规律大致明晰。八卦定吉凶，顺道则吉，逆道则凶。吉凶生大业，趋吉避凶，得道多助，其业可大。故善易者不卜，顺乎阴阳，趋吉避凶，进德修业而已。
五 允执厥中
混沌中建极，无极而太极，秩序生出来。反过来看，如果建极出了问题，衍生出的政治秩序在根源上就靠不住，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由混沌到秩序，让人想到《庄子·应帝王》结尾的浑沌之死。秩序生，浑沌死。庄子的意图不是在表彰生，而是在反思生造成的死。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南海、北海，相应于空间。倏、忽，相应于时间。中央是浑沌，阴阳未分，时空未分。倏忽在中央混沌之地相遇，“浑沌待之甚善”。浑沌是整全，无所不包。倏忽想报答浑沌，认为人都有七窍，用来视听食息，混沌偏偏没有，岂不可怜，于是照着人的样子给他凿出七窍。结果，“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浑沌之死，源于代表时空一隅的倏忽，以人的标准开凿浑沌。换句话说，人以自己的标准开凿浑沌，以通其窍，建立秩序。可是，人为秩序建立造成的结果，反倒是浑沌死。混沌死，意味着代表时空一隅的倏忽，对自然浑沌一任己意的宰制和分割，导致整全瓦解，“道术为天下裂”（《庄子·天下》。混沌之死，反思人立极的行为，并由此再次深入反思无极和太极的关系。
《太极图说》（局部），王阳明书
“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于无极，从浑沌中出来一个秩序。这个秩序或道，乃无极自然所孕生，是自然的流淌。为了避免“生”的先后之分，周敦颐《通书》所保存的古传说法是“无极而太极”，用朱熹的话说，“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换句话说，无极本身涵有太极。建极的动作，不是人为造作，而是因循自然的呈现。混沌亦非混沌，混沌本身也有秩序，因为对这个秩序没有理解和认识，所以是混沌。认识和理解混沌中的秩序，混沌就不是混沌，秩序也就出来。无极也就不是无极，太极生了出来。只不过，这个秩序不是人为的建立，不是本来没有而强行开凿，反而是道法自然，“雕琢复朴”（《庄子·应帝王》）。倏忽凿七窍，是强加的宰制与分割。雕琢复朴，则是贴合自然的梳理。
居于时空一隅的倏忽开凿浑沌，混沌死，道术裂。古代神话中，共工坏天，随之而来的是女娲补天。共工坏天，“天柱折，地维缺”，天地秩序坏乱。女娲炼五色石补天，五色应五方，东南西北中，断鳖足立四极，重新确立天地秩序，是为补天。《庄子》内七篇的结尾，谈人为造作秩序，穿凿混沌。这是《庄子·天下》篇言“道术为天下裂”的格局，也是庄子生活时代面临的政治困局，诸侯混战，百家争鸣，政治与学术的大一统格局皆崩溃。《庄子》补天，在开篇的《逍遥游》。《应帝王》结尾，是南海之帝倏与北海之帝忽相遇在中央。换句话说，倏与忽的视野仅仅是一方。称“帝”，是主宰一方，相应于《天下》中的方术。《逍遥游》开篇，北冥的鲲鹏飞往南冥。鲲在水中，鹏在天上，鲲化为鹏，认识并沟通天地。鲲鹏由北冥飞往南冥，认识并沟通南北。贯通天地南北，可以避免倏忽以一方之见穿凿混沌。鲲鹏在混沌中升降潜翔，也已渐次呈现出混沌中的自然秩序。
《南华真经·逍遥游》书影
无极而太极，以及由太极生出的秩序，本身出于混沌的自然。立极，虽然是人的动作，但仍要明白人在这个立极上的性质与限度。《周易》言：“后以财（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老子言，圣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六十四章）。在自然面前，最好将人的自作聪明收起来。摸索并建立自然规则，有两个后果。一个是天行健，以天行建立认识规则，法天而行。一个是按照人自己的想法，穿凿自然，结果是败坏自然，也败坏自己，这就是《庄子·应帝王》的结尾。南北之帝，按照人的样子穿凿自然，结果是混沌死。以什么样的原则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石，后果非常不同，这也是中西文明的差异所在。
立表建木，测定时空，辨正方位，建立人世的根本原则。老子讲，“善建者不拔”，为什么中华文明可以延续至今，秘密在于善建者不拔。中，立表测影之象，打开时空范围，人们以此奠立基本的政治生活原则，这种文明的象就是中华的华。中华的文明之光辐射的时空范围，就是中国的国。生活在中国，受中华文明滋养的人，称为华夏。夏的本义，即中国之人。不受中华文明影响的人，不受天道约束的人，称之为蛮夷。为什么中华文明善建不拔而持续存在呢，因为这个文明的根基不是人为设计的，因此也无法用人力消灭。天不丧斯文，天不变道亦不变，非人力可为。
中华文明建立的原则，以日月五星的运行为准，以天行为准，尤其是以太阳为准。“天行健”，以天体的周行不殆，建立人世的法则的基础。建，从聿从廴，《说文》云“立朝律也”，奠立国家根本制度。廴，“长行也”，最长最稳定之行，乃天体周而复始的运行。通过对天体周而复始运动与地面变化漫长的观测，逐渐奠立地上的生活原则。把这个原则确立下来，成文，就是聿。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君子，见“天行健”之象，乃“自强不息”。何谓自强不息，奉天而行，效至公天行，胜一己私曲，法于阴阳合于数术，此为自胜者强。
中国古代文化，有君子小人之辨。小人，言行以自己为圆心。若处处以自己为主，人与人势必发生冲突。以不偏不倚的至公之心，把大家组织在一起的人，为君子。君者，善群也，能为君而群众的人，就是君子。君子面对的首先是自己，自强不息，统合自己的身心以合天行。扩展开来，面对一个共同体，一个家，一个国。凡为君者，犹如天覆地载的一片天地。中国文化把人世最高的统治者，称之为天子。天子，天地的儿子，真正的天地代言人。他会像天父地母一样，把老百姓搂在怀里，让他们为过上幸福生活。天子怎么代言天地呢，怎么保有天命呢，通过观象授时而来。观象授时，最早的天文观测，就是从立表测影来。
若君王无道，不以天地之心慈爱百姓，百姓可揭竿起义，替天行道。竿者，立竿测影之竿，乃夸父追日之杖。最后夸父累死，弃杖。此杖，为权杖，乃是政治权力之来源。追日，是校准时间，合于天道。但永远追不上，故终日乾乾，代代相传，建侯而不宁。谁丢了，另外的人捡起来，接着跑。夸父追日之精神，乃不断革命之精神，凸显出华夏民族对天道的追求，并以此作为最高的政治原则。
夸父逐日
革命的真义，在重新校正人道与天道的关系，不让人凌驾于天。《周易·革·大象》云：“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革卦，上面是泽，下面是火，整个卦的象，包含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水往下流会灭火，火上炎会烧尽水。当矛盾尖锐对立到不可调和的时候，革命就会出现。那么，革命的方向怎么把握呢，“君子以治历明时”。治历明时，校正天文周期，明天道消息，把人与人、人与天的冲突与矛盾，重新以天道为准，调整过来。革命者要替天行道，前提要认识清楚天道。对天道的认识，浓缩在治历明时中，体现在天文历法中。《周易·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天地革，指日地关系变化，造成一年四时相推。如果没有变革，也就没有气候与节气变化，也就没有生机。汤武之所以革命，正当性在“顺乎天而应乎人”，还原朗朗乾坤。“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故主席说，“造反有理”。造反之所以有理，是造无道之反。反者道之动，让脱离天道的人道，重新反于天道，这才是有理的造反。革命，是通过暴力，强行校正天命，回归天道法则。若非依循天道而发起斗争，则非革命，而是暴乱。
中国之所以称之为中国，首先是“中”之国。“中”，代表一种思想，一种精神。这种思想精神所孕生的一个文明共同体，就是中国。中，在打开时空的同时，也打开政治秩序，打开一个文明世界。“中国”的古义，并非单单具有疆域性的涵义，民族性的涵义，更有文明性的涵义。“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中国或说诸夏与异族的区别，表在疆界与民族，里在于礼，在于文明。夷夏之辨的关键之一，在于是否认同中国的礼。什么是中国的礼？《礼记·乐记》云：“礼者，天地秩序也”。建中，天地秩序由此奠立，礼是古人对天地人世秩序认识的沉淀。礼的形成，可以推源至祭祀，究祭祀之义，仍在以人沟通天地（以祖配天），建立人世秩序。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以祖配天，维系秩序；戎，保卫这种秩序。祀与戎，可以对应到中与国。祀，祭祀，生生，沟通生死，接通祖宗血脉，更以祖配天，接通天道循环。把个人的生融入宗族血脉，更将宗族血脉融入天地自然。戎，兵事，杀生。祀与戎，一个主生，一个主杀。祀在前面，生生为主。戎在后面，用兵伤生，不得已，其实是为全生。所以，打仗之前，祀于祖先所在的宗庙，谋划战略，尽最大可能全生、全国、全军，此为庙算。打战回来，仍祀于宗庙，报告战绩。战胜，以丧礼处之，以悲哀泣之。
古人的祭祀活动
炎黄子孙，自有祖宗。华夏民族，有两个称谓，一个是炎黄子孙，一个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强调是血统，龙的传人强调道统。华夏民族的文化，从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而来，故称之为龙的传人。把血统与道统衔接起来，就是以祖配天。中气所孕，中土所生的人，称之为中华儿女，聚在一起生活为中华民族，建立国家保卫自己为中国，通过观象授时以天定人建立一套文明，称之为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中断，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祀，断掉了。祀的中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化殖民。忘了自己的祖宗，就会忘了自己是谁。另一种可能就是戎，战争，被肉体消灭。
当中华民族的文明中断，这个世界，将彻底变成一个人吃人的世界，故“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与戎之所以重要，在华夷之辨。“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以后无华夏”，如今看来，不过是异邦别有用心之人，意欲颠覆华夏文明的机心之言。夷夏之辨的问题，经明清两代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渐演化为中西之争。之所以不再提夷夏而提中西，因为晚清耗尽了华夏文明自古以来蕴藏的底气。夷，变成了同样拥有强大文明体系的西方。中西之争，不再是夷夏之辨中华夏文明的一枝独秀，而是中西两种文明体系的残酷角力。这场角力，从明末开始，至今仍在持续。如今，在这场残酷持久的角力中，代表华夏文明出场的“新中国”，能否坚持下来并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中国”能否从古老的中国文明传统中汲取能量，激发元气，实现复兴。
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
吴小锋，四川成都人，上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侧重研究中国古典思想。著有《古典诗教中的文质说探源》、《西游记前十五回阅读笔记》等。
古典诗教中的文质说探源
吴小锋 著
224页，48.00元，2016年
ISBN：978-7-567-54891-6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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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研究：尼采论现代学者
刘小枫 主编
林志猛 执行主编
娄林、刘振、高洋、曾海军、唐文明等著
177页，48.00元，2019年1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75-8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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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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