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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邓小南:信息渠道的通塞—— 从宋代“言路”看制度文化

编者按: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页101-122。感谢邓小南老师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推送。


信息是历朝历代决策的依据,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是如此。对于信息的搜集、处理、掌控、传布,统治者从来不曾掉以轻心。在历代史料中,我们都会注意到相关的制度化举措,以及君臣之间长期持续的若干“热点”议题。其中,有关防范壅蔽、穷尽实情、言路通塞等话题,始终处于聚焦的中心。

所谓“言路”,广义上是指传统社会实现下情上达的制度化渠道,狭义则特指官员上呈消息、意见的途径。就宋代朝廷而言,获取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决策,进而下达、反馈,是一复杂系统;牵涉到整体的层叠式布局、内外机构的设置、相关人员的选用、政务文书的运行、多途消息的汇总核验、文牍邸报的散发、上下之间的互动沟通,等等。种种表象背后,关系到施政者的意图官僚体系运转的内在机制制度运作的实态,也让观察者注意到当时的“制度文化”氛围。

宋人将制度视为“纲纪”。应该说,在章奏、面奏等历代类似的制度安排下,宋代对于信息的搜集汇聚方式有其独特之处。例如百司官员的“转对”、“轮对”,对地方官员在任表现的巡视“按察”,强调实地调查的“察访”闻奏,鼓励多方询访体问的“访闻”,专人专项覆实事由的“体量”,比对核验信息的“会问”、“照勘”,等等。此外,君主御用的渠道及伺察手段愈益广泛,诸如扼守信息沟通要路的通进制度与閤门司,亲从近臣掌控、在京师侦伺讥察的皇城司,宦官任职、传递内廷信息的御药院,作为“廉访使者”、按刺物情的走马承受,博访外事的军校、密探,登闻鼓检院的设置;亦有帝王出行时偶然兴起与民庶的接触……诸如此类,无不反映出帝王面对政事民情的渴求与焦虑

对于上述内容,学界已经有所研究。[1]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1)作为重要信息通进渠道的宋代“言路”建设,(2)“言路”上的活动与滞碍,(3)言路通塞与制度文化的关联。





一、信息与言路:

防范壅蔽的努力

              

(一)中古时期的“信息”


中古时期的“信息沟通”,发生于当时各类人际交往活动中,包括君臣之间、朝廷与地方、官方与民间、敌对势力之间、各类关系网络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往复传达,消息探访、递送与交换。可以说,信息是时人思考的依据和产物,也是一切政务决策的基础。

说到“信息”,需要注意的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音信,指命令、消息、数据、符号等传递的内容与包含的知识;其次,信息大多具有时效性、流动性,凡提及“信息”,大多与“通”“塞”、“传递”“隔绝”相关联,显示出其沟通传播的本性及渠道途径的重要。[2]

在中古时期,“信息”一词作为音信、消息的概括语,至少在唐代已经频频出现。类似的说法,宋代则更为常见。臣僚章奏、官府文书、私人信函诗作中,常有“信息浓”、“信息稀”、“信息疏”、“无信息”一类表述。[3]当时人对于信息的渴盼,予人以深刻印象。信息承载的既是音讯,也是周边畅通与隔绝的表征信息的沟通对于民情抚慰具有重要意义,而渠道的封闭阻断,则是人身禁锢或环境动荡的体现。学界通常讨论的社会网络,正是由有形的人群、观察可见的人际关系和无形的信息流动脉络组合而成。网络中的活动,既有物品人情的往来,也有大量消息、言论、品评的交流;网络中心,往往就是信息漩涡议论场。

对于国家政治而言,信息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历代朝廷对于军政信息、社情民意动向都十分关注。[4]熙宁十年(1077)五月,宋神宗亲笔批示,令前线指挥战事的李宪“候董毡有信息,及措置鬼章见得次第,发来赴阙”。[5]元丰七年(1084)正月辛亥,神宗手诏李宪,再度流露出对于前方“信息不通”的深切担忧。[6]靖康年间,东京“信息不通”,内外困敝,人心惶惑。[7]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军政活动中信息通塞关系攸重。

宋代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中最为拘狭的;而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程度,却是前朝所难于比拟的。宋人在颂扬本朝集权成就时,称道“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8]而连结这“身”—“臂”—“指”的脉络神经,显然包括流淌在其中的信息。朝廷对于实际权力的把握,对于地方官员的督覈,对于民间动态的掌控,都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9]


北宋版图


渠道通塞,包括上下双向甚至多向流通的顺畅或阻滞;本文关注的“言路”,主要指信息的向上汇聚渠道,尤其是官员的进言途径。   

                          

(二)戒惕壅蔽的“言路”


中国古代文献中,无论政书会要、编年史籍还是人物传记,对于臣僚“言事”的记载史不绝书。宋人向有“好谏纳言者,自是宋家家法[10]之说。好谏纳言,历来被认为是君主政治开明的反映,而其背后的深层关切,则在于防范壅蔽。所谓“防范壅蔽”,不仅是防范基层信息收集不及时不畅通,更是戒备高层臣僚的选择性报告或揽权阻塞。唐初魏徵唐太宗解释“兼听”意义时,明确地说:“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11]话语中所指的戒惕对象,应该说十分清楚。[12]

宋王朝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始终承受着来自北方的沉重压力。从培根植本、防患未然的意义出发,宋人对于开广言路尤为重视。孝宗朝名臣罗点曾说:


祖宗立国以来,言兵不如前代之强,言财不如前代之富;惟有开广言路,涵养士气,人物议论足以折奸枉于未萌,建基本于不拔,则非前代所及。[13]


南宋后期,张端义曾比较历代治政特点,称“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华,本朝尚法令议论”。[14]相对而言,宽容议论、鼓励进言,确实是宋代治国特点之一。欧阳修在其《镇阳读书》诗作中,自称“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15]“言路之通塞,系乎人材之消长”,[16]这样的意见成为朝野共识。尽管后世有“(宋之)儒者论议多于事功”之讥,[17]而在当时,这既是士大夫报效社稷、建树风采的途径,也是君主宣导下情、补益聪明的方式。

吕中在《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中说:


祖宗纪纲之所寄,大略有四:大臣总之,给舍正之,台谏察内,监司察外。[18]


这种纪纲,很大程度上是靠言责来维持的。从执政臣僚、给舍、台谏到各路监司,对于朝政得失、官员臧否、内外物情,无疑都负有言责,这具有监察意义,也是朝廷信息来源所在。[19]民意的把握、政策的制订、制度的调整,正应以此为据。

尽管历代都强调官员言责,但“言路”一说的集中出现,是在宋代。宋代的进言渠道应该说是多层多途的,也有各类临时性加急性的特别处置。南宋后期魏了翁曾回顾说:


所谓宰辅宣召、侍从论思、经筵留身、翰苑夜对、二史直前、群臣召归、百官转对轮对、监司帅守见辞、三馆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匦、太学生伏阙、外臣附驿、京局发马递铺,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20]


这段话常被学者用来证明宋代君臣沟通的途径,所列举的方式,在历史上确实都能寻得例证。诸如御前会议、近臣宣召、官员入对、书疏章奏、经筵咨询、私下访谈,都提供了君主了解外情的机会,也都曾行之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魏了翁这一说法,即便在宋人引以为傲的“祖宗朝”,也是“非常”的现象;他出于对下情不通的忧虑,才以集萃的方式将“祖宗旧典”合并托出

进言渠道中,首当其冲的言事者,应该是宰辅、侍从等,也就是吕中所说“大臣”。正因为如此,真宗朝的“圣相”李沆,才因其寡言而被批评为“无口匏”。[21]一般来说,宰辅进言、与皇帝对话,会有当时的记录;像王安石的熙宁奏对《日录》、曾布的《遗录》、李纲的《建炎时政记》、史浩所记《圣语》、周必大的《思陵录》《奉诏录》等,都是宰辅近臣对于政务对话情境、往复进言及皇帝旨意的笔录。“论思献纳,侍从之职”,[22]侍从臣僚亦“于事无不可言”。[23]我们在宋代史册中看到,每逢重要的人、事调整,政策变更之际,往往有这些大臣的若干章疏及连篇累牍的君臣对谈。

不过,在宋代,“言路”一说有其特指。所谓“言路”,是指官员向皇帝进言的专有途径,也是指担负言职的机构及官员。时人通常会说,“言路,台谏给舍也”,[24]这可以说是狭义或曰严格意义上的言路官职。所谓“台谏”,是宋代监察部门御史台、谏诤部门谏院的合称。有关二者的职任区分与关联,学界已有许多研究,[25]今不赘。就其突出的“言事”功能来说,二者责任有所区分,谏官职在论奏谏正,而台官则是弹举纠正。[26]所谓“给舍”,则是指从属于宰相机构中书省、门下省,担当草拟诏旨与审覆封驳职责的中书舍人与给事中。北宋元丰年间官制改革之后,二者分处两省,职事既有分工合作,亦有先后程序中相互防察处。中书舍人“掌行命令为制词……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27]给事中“掌读内外出纳之事。若政令有失当,则论奏而驳正之”。[28]给舍的缴驳通常伴随进言,“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29]给舍之言常被视为“公论之气”的代表。[30]

元丰后即常见给舍、台谏并提:


朝廷者,命令之所自出也。设为给舍、台谏之官,以封驳、论列为职,所以弥缝其阙,纠正其非,归于至当也。[31]



也就是说,给舍掌管封驳,台谏职在论列。就时人心目中的理想状态而言,给舍、台谏在言路上发挥着前赴后继的接力递补作用:


政事归于庙堂,而言路通于天下。庙堂之有所失,给舍得言;给舍之有所不及,台谏得言;台谏之有所不能言,天下能言之矣。[32]


给舍与台谏,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官员;前者位于行政体制之中,后者则属于监察规谏体系[33]二者得以并提,与宋代“言路”的运行机制相关,既反映出二者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的职能互补,也凸显出这些部门共有的进言作用强调在其位者针对朝政发表意见的权利。朝廷重大事务的运行链条,离不开出令—审覆—执行—监督的关键环节。中枢决策形成过程中,给舍若有不同意见,或封还词头,或封驳诏令,是其进言机会;颁出的政策内容失当或朝政措置疏舛,台谏可以规谏廷辩。这些做法,既是为减少决策过程失误,也对居于“庙堂”之高的君王宰执构成某种牵制。


宋代文会图(局部)


我们经常看到官员“极言时政”“极论阙失”之类说法,一般是指不惮风险竭力陈说。

宋人常说,“任言责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34]事实上,位于言路之上的官员,有刚劲者,亦有猥懦者。[35]谏说之难,自古以然。[36]司马光曾经比较裴矩隋炀帝唐太宗时期的表现,评议说:


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37]


总体上讲,宋代朝野风气相对开放,士人意识到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亦追求清誉,当时“虽庸庸琐琐之流,亦为挺挺敢言之气”,以致“失在谏垣,救在缙绅”。[38]即便不在言路的官员,像翰林学士、六曹长贰,也是“职在论思”,“虽非言责,亦未尝不因事献言也”;[39]其他官员也会利用朝廷求言、轮对等机会进言。士人间的清议评骘,亦是朝廷得知外情的途径。

为防范来自“在位者”之壅蔽,宋代帝王容忍甚至鼓励朝廷上“异论相搅”。[40]绍圣四年(1097)五月,枢密院奏事时,亲政数年却仍涉世不深的哲宗,询问知枢密院事曾布:“大臣所见,岂可不言?言之何害?”老于官场世故的曾布,顺势谈起“先帝”神宗皇帝的御臣之术:


臣自初秉政即尝奏陈,以谓先帝听用王安石,近世罕比。然当时大臣异论者不一,终不斥逐者,盖恐上下之人与安石为一,则人主于民事有所不得闻矣。此何可忽也!……愿陛下以先帝御安石之术为意。[41]



按照这一逻辑,允许上下之人持有“异论”,是为避免“人主于民事有所不得闻”。

尽管如此,广开言路在宋代并非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政争中控制言路,封锁消息;灾伤时“递相蒙蔽,不以上闻”;[42]日常事务中大事化小,敷衍应对……利益驱动使得官员们瞒报虚报的动力从来不曾缺乏;君王态度的好恶,更成为群僚窥伺的焦点。围绕言路通塞问题,朝廷之上始终呈现着拉锯战般的状态。元符三年(1100),面对登极伊始的徽宗,目睹多年朝政翻覆的晁说之带有几分激愤地说:


言路之通塞,岂一夫独鸣之力哉!臣愿陛下询诸廷之臣,其由谏诤而进者几人,其以面折庭诤称者几人,其博古今、达治体、善议论者几人,其骨鲠谅直、不反覆变改者又几人?[43]


南宋初建,被召为宰相的李纲,回顾北宋末年的情形,也指出:“靖康间虽号开言路,然议论鲠峭者皆远贬,其实塞之也。”[44]


南宋 霜桕山鸟图页

                           

 

(三)广植“耳目”的努力



信息征集背后,是控制效力的问题。无论从君主或是朝廷的角度,掌控信息来源都是严峻的挑战。以朝廷君王为体,“耳目”作为视听的器官与途径,成为与信息沟通分不开的关键词。广植耳目成为“明目达聪”的重要方式,即仁宗所说“善治之主不自任其聪明,以天下耳目为视听”。[45]

不仅“台谏给舍皆耳目之任”,[46]执政、侍从、讲读官与京都长官等,都被视为帝王耳目。元祐三年(1088),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苏轼,苦口婆心地提醒太皇太后与哲宗


自祖宗以来,除委任执政外,仍以侍从近臣为耳目,请间论事殆无虚日。今自垂帘以来,除执政、台谏、开封尹外,更无人得对。惟有迩英讲读,犹获亲近清光,若复瘖默不言,则是耳目殆废。[47]



两年之后,苏辙陈诉本朝故事说:


每当视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台谏更迭进见;内有两省、侍从、诸司官长以事奏禀,外有监司、郡守、走马承受辞见入奏。凡所以为上耳目者,其众如此。然至于事有壅蔽,犹或不免。[48]


除台谏外,兄弟二人先后列举了宰执、在内两省、侍从、诸司官长,在外监司、郡守、走马承受等众多的君主耳目。这些耳目,遍布朝廷、地方。

“耳目”服务的对象不言而喻。当政者都利用耳目,也控制耳目。宋人会在章奏中提醒皇帝,言路乃圣上耳目之官,不能作执政鹰犬之用。[49]实际上,言路不仅可能是执政鹰犬,更是君主鹰犬,挟主上之势纵威逞虐,攻击不肯驯顺之人。宋代党禁等政治整肃中,此类事例颇多。君主不愿意直接出面罢斥臣下时,也会诱使台谏官上言。英宗授意傅尧俞弹劾蔡襄、哲宗授意陈次升再劾章惇[50]尽管并未如愿,仍可看出,言路的作用绝非限止于“耳目”,帝王意欲用作喉舌、鹰犬。而此类作用的强化,必然会打破君主—行政体制—监察体制之间的制衡关系,[51]使制度沦为权势意志的附庸。

南宋蔡戡曾经说,“夫监司者,号为外台,耳目之寄”;[52]其沟通内外的功能,不仅在于入奏之际。来自地方路级监司、州郡长贰的上报讯息,对于地方事务、地方官员“访察”、“体量”的消息呈递,都是事实上的言路。官方的民政系统、巡视、探报、邮递进奏,都围绕信息上传下达而有所建设。


宋 刘松年 十八学士图(局部)


帝王御用的“耳目”,并不限于体制之内、“言路”之上的正规职任。“掌宫城出入之禁令”[53]的皇城司,“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间细务一例以闻”,[54]以致被呼为“察子”。[55]仁宗年间,臣僚进奏称,“皇城司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56]宦官入内内侍省,“通侍禁中,役服亵近”[57],亦会通进讯息。仁宗曾问入内内侍省都知王守忠


曰:“卿出入中外,闻有甚议论?”守忠曰:“皆言陛下仁慈圣德;但朝廷好官美职及清要差遣,皆是两府亲旧方得进用,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置于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专。”上默然良久。[58]



在宫廷中“掌按验秘方,以时剂和药品以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的御药院,[59]搜讨进呈消息、沟通内外,[60] “素号最亲密者”。[61]此外,太祖太宗朝信用的史珪丁德裕柴禹锡赵镕等军校亲随、藩府旧僚,伺察外事,侦人阴私,也被用作耳目之职、鹰犬之任。孝宗朝,士大夫曾经强烈批评皇帝对侧近佞臣的宠遇,事实上,这正与他对此类私人消息渠道的倚信有关。

历代都有许多敏感信息是靠正式体制之外的方式,靠皇帝“私人”打探传递的。貌似繁复重叠的信息来源各有其特殊意义。这些讯息通常不经正式途径,不公之于众,类似清代的秘密奏折,是皇帝个人的“直通”信息渠道。这类情形之所以在宋代被视为正常,如苏辙所说:


盖人君居高宅深,其势易与臣下隔绝。若不务广耳目,则不闻外事,无以豫知祸福之原。[62]



“广耳目”以“闻外事”,随其意旨拓宽信息来源,看上去是人君特有的地位优势;而实际上,“居高宅深”决定着他们在信息获取中根本性的劣势,也迫使他们多方寻求获得外情的机会。 


(四)召对咨访与经筵赐坐

   

从面对面“询访”与“进言”的角度来看,宋代的百官转对轮对无疑是富有特色的制度。参与转对轮对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言官”,这种进言的途径在宋代亦不被直接归为“言路”;但其议政意义却不容小觑。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63]本文不赘。在常程制度之外,宋代君王与臣僚的面谈,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就帝王而言,侍从近臣皆系亲擢,“时赐召对,从容讲论,以尽下情”[64]理应是常态,时间、场合亦不受限制。但君臣之间“从容讲论”的情形,显然并非普遍。从留至目前的材料来看,北宋的太祖、太宗、神宗,南宋的孝宗、理宗等,与臣僚直接讲论较多;谈话的对象,包括宰辅之外的切近臣僚。政事得失、外廷是非、民间情伪……凡皇帝牵念系怀而在庙堂之上未便公开从容议论之事,往往利用各类机会探询。宰辅重臣无不关注这些对话内容,对话者通常也有所记录,以便留此存照。


宋 枇杷山鸟图页

   

孝宗赵眘,是南宋历史上最为注意君臣沟通的帝王。不仅正式上朝理政与臣属直接对话,晚间也会个别宣召咨访。[65]胡铨绍兴年间因力主抗金被贬,孝宗即位后召回。在其《经筵玉音问答》中,详悉记载了隆兴元年(1163)五月三日晚“侍上于后殿之内閤”的情形。孝宗优渥礼遇,嘱其修订答金人书稿,当晚赐酒宴唱曲词,谈话直至凌晨。次日胡铨对朋友称,有“归自天上”之感[66]。乾道年间,胡铨再以侍讲夜对,孝宗嘱咐他说:“卿直谅,四海所知,且留经筵。事无大小,皆以告朕。”[67]反复叮咛,让人感觉到君王心中难以排解的隐忧。翰林侍读学士刘章夜对时,


上(孝宗)从容问曰:“闻卿监中有人笑朕所为者。”公初不知端倪,徐对曰:“圣主所为,人安敢笑!若议论不同,则恐有之。”上意顿解,亦曰:“止是议论不同耳。”[68]



对于信息阻滞的警惕,对于外朝讥笑的担心,成为孝宗“访问不倦”的动力楼钥在为其舅父汪大猷写的行状中,说到汪大猷乾道年间兼权给事中的时候,君臣间“造膝启沃”的情形:


孝宗厉精民事,访问不倦。宿直玉堂,夜宣对选德殿,赐坐,从容导公使言。……公首以一言移主意。自尔每遇夜对,上多访以时事。尝曰:“卿为侍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论。朕毎厌宦官女子之言,思与卿等款语,正欲知朝政阙失、民情利病,苟有所闻,可极论之。”公悉进所欲陈者,奏对明白,曲尽情伪,上多耸听而行之。[69]


君王对于政务的急切,对于臣僚的赏识及笼络,产生了明显的回馈效。理宗朝,吴泳曾经回顾孝宗“故事”,不无渲染地说:


故事,禁从讲读官及掌制学士更直递宿,以备咨访。或问经史,或谈时事,或访人才,或及宰执所奏,凡所蕴蓄靡不倾尽。……恩意浃密则就澄碧殿锡燕,职业修饬则上清华阁赐诗,从容造膝过于南衙面陈,先事献言加于路朝显谏。[70]



当时的兵部尚书宇文价、中书舍人陈骙、直学士倪思、侍讲金安节马骐、侍御史周操等人,都曾经在夜对时就朝政提出建议。由于君王特示宠渥,场合比较随意,彼此态度放松,对话也相对从容深入。当时即有人援引李贺的诗句,称进言者“帝前动笏移南山”。[71]尽管如此,对话中的引导者显然是君主,君主意旨所向,常在臣僚观察揣摩之中。


宋孝宗赵昚(1127-1194)


宋代的经筵讲读,也是君臣沟通的机会。[72]讲读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言官”,但经筵进读完毕后,通常“复坐赐汤而从容焉”。[73]真宗咸平时,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日给尚食珍馔,夜则迭宿,多召对询访,或至中夕焉”,[74]利用此类机会“亲近老成”。杨亿杨徽之的行状中描述讲读时的情景,说:


执经待问,前席畴咨。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借筯之画莫非沃心,更仆之谈或至移晷。然奏稿多削,温树不言,其慎密也如此。[75]


看来君臣之间的谈话内容既深且广,有涉机密者。

其后的君主,也经常利用经筵之机询访讲读官员的意见。宝元年间,李淑在经筵,仁宗皇帝即“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后,俾以故事对”[76]。南宋建炎时,高宗接受翰林学士朱胜非的建议,允许侍读官“读毕具札子奏陈” 。[77]光宗时,黄度进言,“乞令侍从讲读官反覆议论治忽所系”。[78]淳祐年间徐元杰在经筵讲读《论语》,赐茶之后,理宗与其一番对话,君臣之间的问答往复达47次之多。[79]

司马光的《手录》中,保留着他与宋神宗谈话的原始记录。熙宁元年至三年,司马光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知审官院,在迩英阁为神宗讲授《资治通鉴》。课后,神宗经常征询他对于朝廷事务的意见,不仅问及擢用台谏州县官、赈灾、郊赉等事,也常问及对于新法乃至对当政诸臣的意见,甚至“历问群臣”,询问“朝廷每更一事,举朝汹汹,何也”;司马光应对无所顾忌,甚至当面指教皇帝说:


此等细事皆有司之职所当讲求,不足以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乃陛下职耳。[80]


有学者认为“他们之间的谈话十分坦率、诚恳,简直像朋友一样”。[81]

南宋后期留至今日的相关材料更多。目前存世的曹彦约《昌谷集》、真德秀《西山集》、魏了翁《鹤山集》、刘克庄《后村集》、徐元杰《楳野集》、姚勉《雪坡集》等,记录了大量的君臣对话,场景栩栩如生。即如真德秀文集中,不仅有任职地方时的章奏,有应诏所上封事,也有面对君主直接上呈的上殿奏札、轮对奏札、内引札子、直前奏事札子、朝辞奏事札子、召还上殿奏札,更有与皇帝对话的记录(如“得圣语申省状”、“得圣语申后省状”、“奏对手记”等)。对话时,包括前线战事、敌使礼仪、地方安危、官员选任、财用窘困、军籍虚额、福建盐法、楮币得失,乃至诚意正心等等,都在君臣议题之中。端平初,真德秀在讲筵进读四书章句并进呈故事,随后理宗问及与蒙古议和事:

赐茶毕,上问“虏人议和未可轻信”,奏曰:“臣适尝言之矣。”李侍御奏:“臣得杨恢书,云在襄阳闻虏酋元不晓‘和’字,只是要人投拜,而其臣下乃将投拜之语改为讲和。”其说颇详。上然之。奏云:“朝见一节如何?”上曰:“且候使人到来商量,待从吉后引见。”李奏:“虏兵已取蔡了,忽然都去;攻息方急,亦忽然都去;其情叵测。”奏云:“此臣所谓鸷鸟将击之形也。”遂退。[82]


这些对话,明显体现出身居九重的帝王之深切忧虑。当时的经筵讲读,似乎并非君臣着意的重点,反而是读毕之后的赐茶对谈,才反映出皇帝关注的重心,也是讲读臣僚期待进言的时分


 宋徽宗 赵佶 腊梅双禽图页



二、端点与关节:

滞碍的关键


在帝制社会中,帝王显然高居于权力顶端制度设计、人事安排、官员驱策,无不围绕这一核心构成。而正因其处于“顶端”,相对明智的帝王自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政治上的独尊,并不能保证充分的知情与驾御。信息通进的路径不断增加,技术手段愈益多样,投注的心思缜密繁复,但沟通中阻滞仍旧,渠道通塞不常。

进言渠道的延展卯合方式,大体上契合于帝国时期的行政与信息网络。[83]网络中的次第关节控御着开闭的可能,位于不同位置的言者,有活动有顾忌,从中亦可观察到当时的政治秩序与权力格局。南宋程珌曾经说,“今天下利害所当施置罢行者,人皆能言之;所患者在于其言未必上闻,闻之未必下行耳”。 [84]前一“未必”,滞碍出在言路关节,九重之内的君主最终获取的信息,实际上是次第筛选的结果;而后一“未必”,则显示出君主的态度与抉择。这里需要关注的是,这“筛选”与君主态度是否相关,渠道自下向上的滞碍究竟如何形成。


(一)制度与人事


王安石在为《周礼义》所做序言中,说,“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85]也就是说,制度规定与人事操作二者密不可分这里的“人事”,是指人的主观作用,包括君主的意向,官员对君主旨意的领略、对朝廷趋向的忖测,以及官场交际网络对于制度的影响。进言制度是否能够按照设想实施,除去必要的机会安排与技术手段外,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是官员面对可能的效果与风险之考虑;更有许多情况下的制度变异失灵,并非由于贪鄙者作弊、怠惰者失职,而是朝廷政治取向、官僚层级操控下的必然结果。

朝廷能够得到的信息,显然并非完全;在很多情形下,也并非真实。考虑到信息上达带来的效应,各层官署、官僚从来不乏欺瞒的动力。例如,财物账目稽违侵隐;[86]“内外之官虽有课历,率无实状”;[87]“法出奸生,令下诈起”;[88]各级官员利害相关,上司巡视,下级“刷牒”,因而“检按失实”。[89]军机要事,同样有此类情形。韩侂胄北伐前派陈景俊使金,本为审敌虚实,金人强硬告诫“不宜败好”,陈自强却窥探上峰意志,“戒使勿言”。[90]

平田茂树在《宋代的言路》一文中,曾经讨论以言路官为中心形成的政治势力作为“政治促进者”的作用,他认为“几乎可以明确以宰相、言路官为政治之两极,以两者的结合为核心形成的元祐时代政治结构”。[91]这两极之间的互动,确实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研究者通常注意到宋代台谏对于宰相的牵制,而所谓牵制,从来都不是单方单向的。宋人对庆历、元祐的言路评价甚高,回顾本朝故事会说“本朝给舍台谏,庆历元祐时实赖其力”。[92]而求诸史事,欧阳修庆历时批评“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聋瞽群听,杜塞人口”;[93]元祐年间苏辙更说:“今陛下深处帷幄,耳目至少”,“惟有台谏数人”却“又听执政得自选择,不公选正人而用之”。[94]如此看来,言路官得以独立进言的机会,即便庆历、元祐也非寻常言路受到干预限制、政治运行“不正常”的状态,帝制时期反而属于常态


王安石(1021-1086)


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时任敕令所删定官的陆九渊在轮对时,精心准备了五份奏札,阐述个人建议,其中直截了当地批评孝宗:


(陛下)临御二十余年,未有(唐)太宗数年之效。版图未归,仇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可为寒心。[95]


进言之时,君臣之间有从容的对话,陆九渊感觉甚好。后来他对友人说:


去腊面对,颇得尽所怀。天语甚详,反复之间不敢不自尽。至于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与也。[96]


两年之后的十一月,陆九渊又近转对之日,忽被改命为将作监丞,因而失去了面奏的机会。对于此事,陆九渊自己后来说:


某去冬距对班数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给事遂见缴。既而闻之,有谓吾将发其为首相爪牙者,故皇惧为此,抑可怜也。[97]


预先将可能不利于己的进言者调离,恰恰是当政者密切关注既往信息,予以及时反应的结果,通向君主的信息链条由此阻断。正如南宋史家李心传在其《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百官转对”条所说:


士大夫不为大臣所喜者,往往俟其对班将至,预徙它官。至有立朝踰年而不得见上者。盖轮其官而不轮其人,此立法之弊。[98]


执掌朝政“大臣”的这种做法,利用了制度法规的漏洞,手段颇为高明。某些骨鲠敢言的臣僚因此失去了面奏机会,而当政者刻意壅蔽的努力,却被遮掩在制度如常、轮对依旧的表象背后




(二)“玉音”与“玉色”


谈及信息的“壅蔽”,不能只将问题归咎于逐级官僚。“防范壅蔽”说法的潜在前提,显然预设君主和朝廷是真正希望了解各类实情的——无论“信息”带来的是喜是忧。但事实上,君主与朝廷的执政倾向,可能助成或者说导致了某些实情的滞碍乃至隐瞒。宋人文集、笔记中,有大量关于君主言谈(“玉音”、“圣语”)、神情(“玉色”)的细致描述,反映出臣僚的小心观望

早在建隆三年(962)二月,太祖就曾表示“渴听谠言,庶臻治道”,要求百官“无以逆鳞为惧”。[99]真宗天禧元年(1017)二月的诏书中,也明确表示,谏官奏论、宪臣弹举时,“虽言有过当,必示曲全”;并且安抚群僚说:“是为不讳之朝,岂有犯颜之虑。”[100]这样的说法,被包拯刘随陈次升等人多次征引,称颂的同时,是希望“圣朝广开言路,激昂士气,不以人言失当为虑,而患在人之不言也”。[101]

“言路通塞,天下治乱系焉。”[102]多数情况下,君主出于对信息的关注、对舆论风向的在意,会表示容受意见的姿态;但对臣僚影响更为直接的,显然是姿态背后君主对于进言的实际态度。征诸史实,即便勤政如太宗者,当田锡任职谏垣时,也在其章奏《论军国要机朝廷大体》中批评说,今来谏官寂无声影,御史不敢弹奏,给事中不敢封还,“给谏既不敢违上旨,遗补又不敢贡直言”;中书舍人于起居之日,“但见其随班而进,拜舞而回,未尝见陛下召之与言,未尝闻陛下访之以事”。[103]仁宗朝的谏官也曾批评“陛下虽喜闻谏争,然考其施用,其实无几”。[104]

君主初政或是政策调整之际,常有“诏求直言”之举。元符末年,徽宗即位,下诏求言,而“时上书及廷试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有谑词云:‘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胡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105]政治取向逆转导致的高层态度翻覆,不仅在当时直接阻塞了言路,而且示后来者以忌讳。

军政情势紧张时,君王对于信息的焦虑更为突出。但这种渴求并不等于对进言内容、通进渠道的真正重视。靖康年间,金军围困开封,钦宗“屡下求言之诏,事稍缓,则复沮抑言者。故当时有‘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之谚。”[106]一“开”一“闭”的状态,活脱勾勒出君王面对言路的复杂抉择。

孝宗朝是政治相对清明的阶段。乾道初,针对中书舍人洪适的缴奏,孝宗明确表示:“如有出自朕意,事不可行者,卿但缴来。”[107]而时至淳熙,罗点还是痛切地指出:


国无尽心瘁力之臣则事不济,今皆悦夫背公营私者矣;国无危言极论之臣则德不进,今皆悦夫偷合苟容者矣;国无仗节死义之臣则势不强,今皆悦夫全身远害者矣。[108]


光宗朝,秘书省著作郎卫泾批评“言路尚壅”,“听纳虽广,诚意不加,始悦而终违,面从而心拒”。[109]理宗时的殿中侍御史杜范批评皇帝“外有好谏之名,内有拒谏之实”,[110]表面崇奖台谏,实际阻抑直言。这正如刘子健先生在《南宋君主和言官》一文中指出的,南宋君主对于言官,除去控制之外,常用拖延敷衍的手段,或是调护、抑言奖身,虚伪应付;意欲利用言官名望,却不听从合理主张,结果是上下相蒙,人心涣散[111] 

帝制时期,尽管有对于信息渠道的建设,有对于纲纪制度的强调,但归根结底,“纪纲总于人主之威权”。[112]言路为人主所需,其“建设”必定要服从人主与官方的期待;言路既无法超越君主威权,“独立”言事、“开广”范围,必定有其限制。南宋后期,吕中在讨论台谏职任轻重时,指出差异的关键在于“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还是“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 。[113]


宋徽宗 蔡行诏


统治者历来警惕言路批评“过度”,更不容其站到君王意志的对立面。台谏官员常有畏葸避事者,不敢“论天下第一事”,而“姑言其次”,藉以塞责。[114]言官“沽名”、“陵犯”,皆涉大忌。仁宗亲口告诫御史中丞王拱辰说:“言事官第自举职,勿以朝廷未行为沮己,而轻去以沽名。”[115]绍兴八年(1138)宋金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等人出面抗议,朝廷下诏严厉指责说:


  初投匦而未出,已誊稿而四传。导倡陵犯之风,阴怀劫持之计。倘诚心于体国,但合输忠;惟专意于取名,故兹眩众。[116]


引惹高宗、秦桧不满的原因,既是胡铨对和议的抵制,也是由于文稿四传,导致“陵犯之风”,触犯了朝廷忌讳。孝宗历来被认为是励精图治的君主,但他对于“议论群起”的警惕,与高宗如出一辙。隆兴元年,时任中书舍人的周必大、给事中金安节,因论列近臣龙大渊曾觌等,被宰相呼召至都堂,


  宣示御札,大略谓给舍论大渊等,并为人鼓惑,议论群起,在太上时岂敢如此。[117]


就统治者看来,即便需要“言路”,这进言的路径也只能是通向他们一端;若有溢出,则被认为是鼓惑眩众。这种戒惕,较之“壅蔽”,毋宁说更为切近肌肤,刻骨铭心。

言事禀承上司意图、人主风旨,本是台谏之戒忌。宋高宗曾经告诫张九成,台谏不可承宰相风旨;九成回答说:“以臣观之,非特不可承宰相风旨,亦不可承人主风旨。”[118]而事实上,御史“承望要人风指,阴为之用”的情形十分普遍,[119]台谏往往“取旨言事”。[120]在宋代史料中,常会看到官员由于“领会”上意、“体恤”上情而刻意迎合,乃至隐瞒实情的做法。朱熹曾经说:


今日言事官欲论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进文字。[121]


朱熹(1130—1200)


逢迎谄佞、畏缩不言之例皆非鲜见。更可喟叹的是,一些忠于职守的官员,也会出于避免朝廷困扰的立场,倾向于回避实情。哲宗元祐中地方财政吃紧,朝廷派员调查,范祖禹出面反对:


臣伏见近遣户部郎官往京西会计转运司财用出入之数。自来诸路毎告乏,朝廷详酌应副,其余则责办于外计。今既遣郎官会计,必见阙少实数。若其数不多,则朝廷可以应副;若其数浩大,不知朝廷能尽应副邪?



他主张让地方自行处理,朝廷不宜过问“实数”,以免面对实际窘困带来尴尬。[122]

乾道时江西水灾,孝宗全不知情,事后追问,参政蒋芾解释说:


州县所以不敢申,恐朝廷或不乐闻。闻今陛下询访民间疾苦,焦劳形于玉色,谁敢隐匿![123]


这就是说,在众多消息之中,地方官员选择“上传”的内容,取决于他们对君主“玉色”及朝廷态度的揣摩。这种对于“玉色”、“玉音”的小心观察与测度,记载中比比皆是。凡当奏闻之事引惹“上变色不悦”时,通常“同列皆止之”[124]。真德秀在《讲筵进读手记》中,曾经记录下他读“汉成帝荒淫一节”时,对于理宗态度的观察:“敷陈之间语颇峻切,仰瞻玉色略无少忤。”[125]而遇到皇帝“玉音峻厉”、“玉色怫然”[126]之际,则少有敢于坚持进言的官员。

这种情形不能简单归结于官员个人素质问题,而是由制度周边的整体氛围、由深入脊髓的“奉上”、“唯上”文化所导致。尽管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制度设计的核心、官员取舍的依据、冲突周旋的落脚,却是效忠君主,顺从上峰。这是官僚文化根深蒂固的选择倾向。   



余论:信息通塞与

“制度文化”



信息渠道的路向、制度的针对性及运作形式,显然受到政治局势左右。宋代日常治理体系下有百官轮对转对,有给舍台谏进言、监司郡守禀报,庆历熙宁等变法活动期间则会集中出现成规模的按察巡视,不同方式并存互补。而信息的通达与否,并不仅仅在于是否有相应的输送呈递渠道;即便渠道设置周全,亦不意味着信息沟通流畅。[127]

一般说来,高踞于臣民之上的“人君”,明白居高宅深的不利,开广言路是其延展视听的重要手段;当政宰辅亦须了解内外信息,以便施政。有关“直言朝廷阙失”的表态及相应规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但从现实中,我们看到,宋代既有“养臣下敢言之气”的呼吁[128]也有对言者“沽名卖直”的反感既有敢批逆鳞而得青睐的事例也有言事忤旨谴谪贬斥的情形既有“谏官御史为陛下耳目,执政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为用”的说法也有“言事者数与大臣异议去”的状况[129]既有“明目张胆”的危言正论,也有专意迎合的欺瞒诞谩;帝王与朝廷,既为信息焦虑,又惧怕面对“不乐闻”的现实……凡此种种,构成了一幅幅盘根错节的万象图。 

信息渠道本身无所谓“通”“塞”,造成通塞的是其中发挥作用的“人事”。渠道不畅、信息不实,当然与国家的实际能力有关,既有技术层面的原因,例如交通条件差、讯息收集传递不便等;也有措置安排的原因,例如言者得知讯息的途径有限、处理人手数量资质不足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纵横交错的等级体制下,渠道层级的接卯处或曰权力枢纽处,都是信息的筛选流失处。



本文讨论的“言路”活动,涉及到各层级官员对态势消息的解读、对政策方针的建议。其中传递的信息,通常经过筛选提炼加工,以供决策。构成这一路径的诸多环节上,少有原始消息,多是经由处理的信息;既有信息收集迟滞片面、缺漏模糊带来的影响,又是特定制度环境下官员主观抉择造成的结果。言路的阻滞、信息的扭曲,往往并非出于忽视,反而出于官员对其重要性的体认;不仅来自权相佞臣,也来自顾及仕宦前途的各层级官员。庸散不职者、作伪蒙蔽者、奉承逢迎者,无不在信息申报选择上下功夫。判断抉择与官员追求相关,仕途生涯的选拔任免虽有规矩准绳,而长官举荐、君相赏识无疑起着关键作用;前程既然操控在上,规避个人风险自然要向上窥伺。

有关言路的规定,提供着施行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事态的走势;而施行的实态,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设计者通常希望制度便于把控,而任何制度一经推出,其弹性空间,其内在罅隙,都会在施行过程中逐次显现,其溢出效应与潜在风险可能是制度推出者始料不及的。史籍记载所呈现的,往往是被当作“国家之典法”被记录的应然状态,希望以此“垂劝戒、示后世”,[130]我们不能仅依据条目规定及二三范例,就认为制度实施有效;同时,也不能因为制度的扭曲,就以“具文”一语草率交代。制度实施的“万象图”,应该说与环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直接相关。

环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或可径称为“制度文化”。[131]笔者所谓“制度文化”,不是单纯指特定时代创制的规范体系,而是指制度实施的环境,指多种因素互动积淀产生的综合状态。观察制度文化,不能忽视制度设计者、执行者、干预者、漠视者、抵制者的意识、态度、行为与周旋互动。朝廷意志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围绕言路有着不同的认知与多方实践。张力与转圜的结果,可能深化制度的影响力,可能消解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也可能导致制度的更新。从这一角度,或许能观察到影响制度走向的多种因素。一方面,特定制度的实施会影响到文化的趋向,制度上包容言者,台谏才会养成“元气”;另一方面,制度也为“制度文化”所包裹,例如对于进言利害的认知、进言者的声望、纳言者的公信力、以往进言的影响等因素,都左右着制度的预期和运行的结果。制度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弥漫性的政治生态环境,浸润渗透于制度之中、影响着制度的生成及其活动方式。纵观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制度按照其设计模式原样施行;调整修正甚至于变异走形,大致是其常态。或许可以说,制度面临的生态环境,决定着制度实施的基本前景。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在于当时是否制订过相关的制度,而是被称作“制度”的那套规则和程序,在现实中如何实践并且发挥作用;当时的官僚体系如何执行(或曰对待)这套制度,当时的社会人群如何感知这套“制度”。

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显然是与官场文化交叉迭合的。“官场”是制度相关者集中活动的场合,是官僚文化存在的载体和基本空间。与官僚制度、官僚生存状态相关的惯例习俗、潜在规则,其特有的能量气息、风气的浸染与传播方式,都体现出官场作为“场”的辐射及感应特征。

信息制度的建设,无疑是政治权衡的结果;利害取舍、轻重缓急,取决于判断与抉择。制度注重程序,而许多背离流程的逆向措置,可能被包装在顺势的外表中。即便被认为成功的制度,其路径中亦可能有诸多变形,可能看上去端点与初衷形似,也可能勉强达致表面目标而伤及深层。有些看似被制度“防范”的做法,事实上可能是体制习用而不可或缺的运行方式。对于某些制度的“空转”,观察者批评其“空”,体制内注重其“转”;今天的研究者批评其渠道不畅,当年的操控者在意这系统格套俱在,可供驱使。

官方“言路”的节点留有层级式的阀门,掌握开关者,既有不肯尽职甚至刻意壅蔽者,也有忠于体制小心行事者。即便是后者,对于节门启闭的方式程度无疑也需要斟酌,除去触逆鳞带来的风险之外,上下之间失察不报是风险,打破安宁平衡同样是风险。其间深层的考虑往往在于预期的“政治秩序”(尽管实际上可能带来民情不安甚至社会动荡);而这些判断与抉择,正与抉择者身处的制度文化环境相关。

进言事,从来被认为是“朝政之大者”[132]宋廷有关言路建设的意向不乏清晰表述,但作为加强专制皇权的手段,这“建设”的指向性十分明显。言路承载着言论开放与意见进呈的特定方式,是士大夫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但根本上讲,其运行从属于政权的需求。研究者会注意到,宋代官员的进言活动及其效应,有明显的运行曲线,其波峰高下与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133]当轴者关切的,主要是控御的维系及朝政的安宁;作为言路及其延展,如给舍台谏之封驳进言,轮对、经筵等君臣对话机会,按察、体量等信息搜讨途径,节门启闭、开放程度,都被制约在这一限度之内。有制有度,这正是“制度”一语的另一方面意义所在。

(编辑:含章)




注 释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基地项目“7—16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17JJD770001)阶段性成果。修订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邴文彬、徐阳协助,谨致谢忱。

[1]参见朱瑞熙:《决策的依据和信息传递渠道》,《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2-121页;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试论——以“对”和“议”为线索》,《宋代政治结构研究》,林松涛、朱刚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1-189页;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邓小南:《宋代信息渠道举隅:以宋廷对地方政绩的考察为例》,《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3]参见:《苏轼文集》卷53《与王元直二首(黄州)》,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87页;赵彦卫撰:《云麓漫钞》卷14引李清照:《上韩公枢密诗》“只乞乡关新信息”,傅根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46页;王庭珪:《卢溪先生文集》卷16《辰州僻远乙亥十二月方闻秦太师病忽蒙恩自便始知其死作诗悲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影印本,第34册,第593页下栏b-第594页上栏a;《杨万里集笺校》卷36《寄陆务观》,辛更儒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66页;等等。

[4]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中,朱瑞熙先生专门辟出“决策的依据和信息传递渠道”一节,对此予以讨论。(第102-121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282,熙宁十年五月辛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918页。

[6]李焘:《长编》卷342,元丰七年正月辛亥条,第8222-8223页。

[7]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81,靖康二年二月十八日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609页下栏b。

[8]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22《转对条上四事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第276页下栏b。


[9]参见邓小南:《关于宋代政绩考察中的“实迹”:要求与现实》,《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8-132页。

[10]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第41叶b。

[11] 吴兢:《贞观政要》卷1《君道》,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页。

[12] 北宋中期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之《魏徵传》(卷97,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69页)中,此处表述作“君能兼听,则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从“贵臣”到“奸人”,显然是有意的更动:从道德判断上看,是缩小了圈子,划定了范围;从人员层次上看,不再限于“贵臣”,则扩大了警惕的对象面。

[13] 袁燮:《絜斋集》卷12《签书枢密院事罗公(点)行状》,《丛书集成》初编排印聚珍版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9页。

[14] 张端义:《贵耳集》卷中“古今治天下各有所尚”,《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津逮秘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1页下。

[15] 《欧阳修全集》卷2《古诗·镇阳读书》,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5页。

[16] 楼钥:《攻媿集》卷31《荐沈端叔王度札子》,《丛书集成》初编排印聚珍版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18页。

[17] 《宋史》卷173《食货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157页。

[18] 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22《徽宗皇帝》“小人创御笔之令”,张其凡、白晓霞整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2页。

[19] 有关宋代多层多途的信息处理机制,参看邓小南《多面的な政治业绩と调查宋代の情报处理システム》,平田茂树等编:《宋代社会の空间とコミユニケーション》,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第97~130页。

[20] 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8《应诏封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758页下栏b。

[21] 《宋史》卷282《李沆传》,第9540页。

[22] 《宋史》卷348《赵遹传》,第11045页。

[23] 《苏轼文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第487页。有关宋代侍从官员的范围,可参看王宇:《试论宋代“侍从”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浙江学刊》2011年第2期;张祎:《宋代侍从官的范围及相关概念》,《国学研究》第3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24] 赵升编:《朝野类要》卷2《称谓》,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8页。

[25] 参见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刁忠民:《宋代台谏制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对于言路上信息的来源问题、相关机构设置、言路官的选任及考核等问题,亦可参见这几部著述。

[26] 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之55,崇宁二年八月条,刘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074页。

[27] 《宋史》卷161《职官志(一)》,第3785页。

[28] 谢维新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20《给舍门》“给事中”引《神宗正史·职官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39册,第698页上栏a。

[29]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80引《宋续会要》,第2981页。

[30]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2《经筵进讲故事》“七月二十八日进”,《丛书集成初编》排印聚珍版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页。 

[31] 袁燮:《絜斋集》卷6《策问·封驳》,第71页。

[32] 林駉、黄履翁编:《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2“君权(揽权不必亲细务)”,台北:新兴书局,1970年,第994页。

[33] 元丰改制后,谏官曾经分属中书、门下两省,“自中兴建炎间,诏谏院不隶两省”(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78引《宋续会要》,第2980页),恢复为独立的言事机构。

[34] 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六“谏垣”,台北:新兴书局,1970年,第814-815页。

[35] 参见《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二年十一月,李绛语,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768页。

[36] 洪迈撰:《容斋随笔》卷13《谏说之难》,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5页。

[37] 《资治通鉴》卷192,武德九年末,第6142页。

[38] 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6“谏垣”,第815页。

[39] 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8《应诏封事·贴黄》,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754页下栏a。

[40] 李焘:《长编》卷213熙宁三年七月壬辰条,第5169页。

[41] 李焘:《长编》卷488,绍圣四年五月,曾布语,第11581-11582页。

[42] 张田编:《包拯集》卷7《请差灾伤路分安抚》,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4页。

[43]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第44叶a。

[44]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甲子条,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2页。

[45] 《宋大诏令集》卷194《政事(四七)》“诫约台谏诏”,司义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第712页。

[46] 李焘:《长编》卷489,绍圣四年七月甲寅条,曾布语,第11609页。

[47] 李焘:《长编》卷414,元祐三年九月戊申条,第10057页。

[48] 苏辙著:《栾城集》卷45《论用台谏札子》,曾枣庄、马德富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95页。

[49] 参见李焘:《长编》卷437,元祐五年正月己丑条,第10538页。

[50] 参见《杨时集》卷11《语录·余杭所闻》,林海权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24页;李焘:《长编》卷510,元符二年五月戊辰条,第12148页。

[51] 王夫之鉴于明代亡国教训,曾经回溯宋代中叶的上书言事,愤懑批评“以赏劝言之害,较拒谏而尤烈”,(《读通鉴论》卷10,舒士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3页)

[52] 蔡戡:《定斋集》卷2《乞选择监司奏状》,王德毅主编:《丛书集成续编》,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89年,第22页下栏a。

[53] 《宋史》卷166《职官志(六)》“皇城司”,第3932页。

[54]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4之21,天禧元年八月十五日,第3860页。

[55]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2《事始》“探事察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21页。

[56] 李焘:《长编》卷162,庆历八年正月,第3913页。

[57] 《宋史》卷166《职官志(六)》“入内内侍省”,第3939页。

[58] 张纲:《华阳集》卷22《进故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1册,第135页下栏a。

[59]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19之13“御药院”引《两朝国史志》,第3553页

[60] 参见友永植:《御药院考》,《别府大学短期大学部纪要》第6号,1987年;程民生《宋代御药院探秘》,《文史哲》2014年第6期。

[6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丙子条,第2755页。

[62] 李焘:《长编》卷448,元祐五年九月丁卯条,苏辙语,第10767页。

[63] 例如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试论—以“对”和“议”为线索》,《宋代政治结构研究》,第161-189页;陈晔:《北宋政情、政风下的转对制》,《史学月刊》2010年第11期;徐东升:《从转对、次对到轮对——宋代官员轮流奏对制度析论》,《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110-112页。

[64] 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7《封事奏体八卦往来之用玩上下交济之理以尽下情(七月二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748页下栏a。

[65] 相关情况参见王化雨:《宋朝的君臣夜对》,《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66] 胡铨:《澹庵文集》卷2《经筵玉音问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7册,第25页下栏b-29页下栏b。

[67] 周必大:《文忠集》卷30《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337页下栏b。 

[68] 楼钥:《攻媿集》卷77《跋刘资政游县学留题》,第1049页;《宋史》卷390《刘章传》,第11959页。

[69] 楼钥:《攻媿集》卷88《汪公行状》,第1194页。

[70] 吴泳:《鹤林集》卷19《论今日未及于孝宗者六事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181页上栏a-b。

[71] 楼钥:《攻媿集》卷77《跋刘资政游县学留题》,第1049页。

[72] 有关宋代经筵及经筵官人选等问题的研究,可参看朱瑞熙《宋朝经筵制度》,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5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邹贺《宋朝经筵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

[73] 邹浩:《道乡集》卷39《苏公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1册,第522页下栏b。

[74] 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6,咸平二年七月“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条,许沛藻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0页。

[75] 杨亿:《武夷新集》卷11《杨徽之行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2册,第300页下栏a。

[76]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第3612页。

[77]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建炎元年十二月丙子条,第292页。绍兴十二年以后,秦桧把持朝政,“每除言路,必兼经筵”成为其控制进言途径的举措。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3《官制一》“祖宗时台谏不兼经筵”, 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16页。

[78] 袁夑:《絜斋集》卷13《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第212页。 

[79] 参见徐元杰:《楳野集》卷1《进讲日记》“四月十二日进讲”,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83册,第667页上栏a-第669页上栏a。

[80] 参见司马光:《手录》“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录”,李裕民、佐竹靖彦编《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1,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第27页下栏a;罗从彦:《遵尧录·司马光》,《罗豫章集》卷7,《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正谊堂全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9页。

[81] 李裕民:《司马光日记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前言”,第11页。

[82]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8《讲筵进读手记(二十六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94页下栏a。

[83] 有关宋廷与进言渠道相关的行政与信息网络设置,可参看朱瑞熙《决策的依据和信息传递渠道》,《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101-121页;以及邓小南:《略谈宋代对于地方官员政绩之考察机制的形成》,《邓广铭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39-247页,1997年;《“访闻”与“体量”:宋廷考察地方的路径举例》,《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00-924页;《从“按察”看北宋制度的运行》,载柳立言主编:《近世中国之变与不变》,台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第53-104页,。

[84] 程珌:《洺水集》卷13《上执政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398页下栏b-第399页上栏a。

[85]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84《周礼义序》,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13册,第695页上栏b。

[8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0,绍兴三年十一月癸亥条,第1363页。

[87] 庞籍:《上仁宗答诏论时政》,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46,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66页。

[88] 张方平:《乐全先生文集》卷22《论点选河北强壮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5册,第498页下栏b-第499页上栏a。

[89] 监司按察本路州县时,经常事先通知下属即将“按行”、“指摘”、“点检”的事由,号称“刷牒”。州县官吏接到通报,必然预先作好准备,这就为下级敷衍上级按察造成了方便。

[90] 《宋史》卷394《陈自强传》,第12035页。

[91] 平田茂树:《宋代的言路》,《宋代政治结构研究》,第67-75页。

[92] 袁燮:《絜斋集》卷13《黄公(度)行状》,第219页。

[93] 欧阳修:《上仁宗论台谏论列贵在事初》,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51《百官门》,第561页。

[94] 苏辙:《栾城集》卷45《论用台谏札子》,第996页。

[95] 陆九渊著:《陆九渊集》卷18《删定官轮对札子》,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1页。

[96] 《陆九渊集》卷7《与詹子南》,第96页。

[97] 《陆九渊集》卷10《与李成之》,第129页。

[98]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9“百官转对”,第170页。

[99]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60之1,第4665页。

[100] 刘随:《上仁宗缴进天禧诏书乞防泄漏》注文,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51,第556页;又见《宋会要辑稿》职官3之51,第3068页。

[101] 陈次升:《谠论集》卷1《上哲宗乞留正言孙谔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7册,第331页下栏a。

[102] 彭龟年:《止堂集》卷1《论优迁台谏沮抑忠直之弊疏》,《丛书集成初编》排印聚珍版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页。

[103] 田锡撰:《咸平集》卷1《上太宗论军国要机朝廷大体》,罗国威点校,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12页。

[104]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55之7,至和二年,知谏院范镇言,第4500页。

[105] 龚明之:《中吴纪闻》卷5“陆彦猷”, 孙菊园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2页。

[106] 陈均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30“靖康元年春正月朔诏求言”,第771-772页。

[107]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3之19,乾道元年五月一日条,第3037页。

[108] 袁燮:《絜斋集》卷12《签书枢密院事罗公(点)行状》,第189页。

[109] 卫泾:《后乐集》卷10《辛亥岁春雷雪应诏上封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9册,第603页下栏a。

[110] 《宋史》卷407《杜范传》,第12282页。

[111] 刘子健:《南宋君主和言官》,《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11-19页。

[112] 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8《仁宗皇帝》“正纪纲 抑内降”,第171页。

[113] 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9《仁宗皇帝》“台谏”,第189页。

[114] 《宋史》卷387《杜莘老传》,第11894页。

[115] 《宋史》卷318《王拱辰传》,第10360页。

[11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丙辰条,第2327页;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5“胡忠简上书”,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7页。

[117] 参见周必大:《文忠集》卷165《归庐陵日记》、卷99《同金给事待罪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8册,第778页下栏b、75页上栏a)。

[118] 谢采伯:《密斋笔记》卷1“张子韶在经筵”,《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琳琅秘室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页。

[119] 《司马光集》卷76《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李文泽、霞绍晖校点整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42页。

[120] 《宋史》卷247《宗室·赵子崧传》,第8744页。

[121]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2《论官》,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33页。

[122] 范祖禹:《太史范公文集》卷15《论封桩札子》,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第237页下栏a-b。

[123]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127,乾道四年六月四日条,第8030页。

[124]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2《经筵进讲故事》“七月二十三日进”,第27页。

[125]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18《讲筵进读手记(初八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95页上栏b。

[126] 参见岳珂《桯史》卷八“袁孚论事”、卷9“黑虎王医师(继先)”,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9页、109页,楼钥:《攻媿集》卷88《汪公行状》“玉色不悦”,第1198页。

[127] 孔飞立针对清代“叫魂”事件,对于清政府“内部通讯体系”进行了分析,见《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社会学意义上的相关讨论,可参考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128] 楼钥:《攻媿集》卷27《缴林大中辞免权吏部侍郎除直宝文阁与郡》,第382页。

[129]《宋史》卷311《吕公弼传》,第10213页。

[130]《欧阳修全集》卷111《论史馆日历状》,第1687页。

[131] 参见柳立言对于“动态的法律文化”的界定与说明,见氏著《宋代的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中产之家的法律?》,载《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158页。本节讨论受其启发。

[132] 楼钥:《攻媿集》卷99《端明殿学士致仕赠资政殿学士黄公墓志铭》,第1390页;《宋史》卷393《黄裳传》作“朝廷之大者”。(第12005页)

[133]参见虞云国《宋代政治生态视野下台谏监察信息渠道的通塞》,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菊生学术论坛:7至16世纪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主题报告,北京,2017年11月4日。



作者简介




邓小南,女,1950年6月生于北京,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85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997年至今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宋史、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唐宋妇女史。著有《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1993)、《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1997)、《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2006、2014)、《朗润学史丛稿》(2010)、《宋代历史探求》(2015)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

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阪市立大学,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英国牛津大学,德国维尔兹堡大学、图宾根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台湾大学等外高校授课或进行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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