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甘阳 | 通识教育与大学的本质

编者按：本文原题目为《通识教育与大学的本质——与甘阳的一次对话》，由常莹丽采访并撰文，刊于《信睿周报》第35期，网络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感谢常莹丽记者和《信睿周报》授权“古典学研究”公众号转载。

       2009年甘阳在中山大学建立博雅学院，2017年赴清华大学出任新雅书院院长，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在国内推行通识教育。2020年9月，时隔半年有余，国内高校终于再次敞开校门迎来学生返校，《信睿周报》记者在清华大学对甘阳进行了专访。在访谈中，他梳理了将工作重心转移至通识教育的历程，并就大学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精英培养与教育公平等问题，谈了近期的思考。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

1

提问：您此前曾长期从事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译介和教学工作，是什么时候开始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推动通识教育上来的?

甘阳：一开始有一些偶然性，没有想到后来会一发不可收，把自己全部卷进去了。最早实际上和2003年的北大教师人事制度改革[1]有很大关系。
　　和我们原先在北大读书生活时很不一样，(有人说)现在(的学生)要么很功利，要么就像钱理群先生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我不太同意，我始终认为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老师的问题。特别是对本科生，我认为老师要负很大责任，但确实有老师使不上劲的时候。而2003年的那次北大改革会直接造成一个后果，那就是导致老师全心全意地扑在教学上变得很不合算。

整个聘任制度的导向，是让我非常愤怒的事情。那时北大最好的一批老师，并不关心什么职位，但是他们要保持自己读书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指北大改革后。—编者注)就会有一个异化状态。2003年，我们“打了一场仗”，文科方面站在我们这边的人比较多，不管原本在其他问题上的看法是不是一样，但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挺一致的——这里面关系到大学本身的生态问题，也就是学生是怎么样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逐渐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推动通识教育上的一个开始。[2]

文明·国家·大学

甘阳 /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1

另外，可能也是因为当时我刚从美国回来，觉得国内的本科教育和美国差距比较大。在专业教育中，大多数老师会把精力主要放在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身上，很多大学教授基本上不怎么教本科生。我当时感觉中国的本科教育教学问题非常大。2004年，在周凯旋女士和董秀玉女士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文化论坛。大家都觉得首先要谈教育问题，第一届论坛的年会就想定位为通识教育。但是当时“通识教育”四个字还有些敏感，所以我们后来改成“人文教育”。2005年首届论坛年会开得非常大，大概有200位正教授参加，关心(这个问题)的人确实比较多。
　　当时实际上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教育部已经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好事情——推动文化素质教育。教育部规定，比较好的一些大学要有10至16个学分的文化素质课。[3]没有这个学分的话，通识教育是无法做起来的。实际上，现在所有大学在推动通识教育时，主要应的还是教育部的这个要求。
　　我觉得中国教育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很多事情是民间推动的。官方并没有推动，但会默许，让各个学校自己去摸索。官方长期没有表态，甚至开会时从来用的也都是“文化素质教育”，而非“通识教育”，这大概持续了10年左右。现在通识教育已经被国家正式承认，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被明确提出来：中国高等教育要走通识教育、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道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通识教育)它一下就到位了。这有一个很长的推动过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我认为没有中国文化论坛，我不会被这么卷进去。

2016年清华大学等六校共同签署《大学通识教育联盟章程》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当时在香港很无聊，所以就开始给清华大学做通识教育课的试点。2005年，杨振宁在首届中国文化论坛年会的开幕致辞中，非常明确地提到“文化自觉”的问题——中国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中国的大学生对中国的文明、文化要有文化自觉。然后论坛就委托我办通识教育暑期班。除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这个暑期班每年都会办，它的推动力也非常之大。
　　我在美国时有一个很大的梦想，那就是想回国办Liberal Arts Course(通识教育课程)，因为美国的博雅教育、通识教育做得太好了。我当时认为根本没有可能性，但没想到就梦想成真了。中山大学当年请我去，不是要我办博雅学院，而是当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我答应了，但前提条件是同时办一个博雅学院。我说我只要30个学生，没想到黄达人校长居然同意了。

我认为现在应该特别关注一下高等职业教育。当年大学扩招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应该办很多高等职业教育，这样高等教育的层次就可以拉出来，对就业等都有好处。现在研究生教育完全变成了就业教育，连读博士也是为了就业，人才培养的层次变得非常不清楚。人才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并非只有科技人才是人才，各领域都需要人才，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培养。但是现在全挤在一起，教育资源变得极为紧张。

1

提问：您提到要特别关注高等职业教育，那么，您怎么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

甘阳：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我认为，通识教育有很多层面，职业教育的通识教育不应该和大学，特别是和“985”大学采取同一种做法。当然，有些最基本的东西并不是不可以有。比如，我认为所有的中国大学生要对中国文明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中国哲学应该得到普及。因为这种课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心灵鸡汤，如果认真学习的话，它对身心健康成长是很有帮助的，并且和传统也能够接得上，而传统是需要在一代一代人身上体现出来的。但它不一定是大规模的、占很多学分的统一教育。总体来说，他们应该以职业教育为主，而这也是我挺关心的一个问题。但以我的了解，自从大学扩招以后，高等职业教育实际上就变得很糟糕，也影响到学生的就业。因为扩招，很多(职业学校)变成了大学，后来教育部做了一次努力，希望退回去一步，但是谁肯退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我觉得通识教育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学校可以有不同的做法。大概是2007年，清华大学做了首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暑期讲习班。学生很踊跃，能看出这里有一种人性的需要。虽然当时它在大学的体制内并没有一个“身份”，但大家还是有一种认同，觉得大学应该是这样的，教育应该是这样的。通识教育目前至少在理念上是被普遍接受的，接下来可能就要看各个学校具体的做法，还有资源是不是跟得上。

甘阳教授在第十一届通识教育讲习班（2019）的开幕式上致辞

1

提问：您认为通识教育最终是要培养怎样的人?

甘阳：我实际上很少谈理念，而且我不想听人家谈理念。谈理念总有个毛病，那就是谈得特别高，而这个高是实现不了的。我讲的都是操作，一门一门课地去操作。都说通识教育一定要有最好的老师，但最好的老师做科研都忙不过来，所以我们要考虑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不能够(课)开了一个学期，第二年就不开了，关键在于把它制度化。所以，通识教育的主体一定是中青年教师，不可能期望名师、大牌教授——他们会给你一些moral support(精神支持)，毕竟越有名，承担的东西越多，科研项目、开会……

1

提问：2009年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在您的推动下成立，它给自己的定位是培养精英。

甘阳：中国的“985”大学当然要培养精英，“985”大学不培养精英，中国的人才在哪里？精英和平等其实并不矛盾。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定要分开：第一，谁能够上大学，大学的机制设置是不是相对比较公平，普通民众是不是能进来？第二，进入大学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我最反对的就是，因为家庭相对比较贫困，所以就不能够或者不应该接受好的教育。这是说不通的。

学生进了大学后，我们考虑的是如何把他们培养成人才，要对家长负责任，对孩子负责任，对社会、对民族负责任。很多人不敢说精英教育，但清华、北大不培养精英，培养什么？下了那么多功夫去选拔学生，不就在选拔精英吗？当然也有很多人批评我，包括一些很好的朋友，经常说“甘老师，你太精英”。但我说，我再不精英，中国就没精英了怎么办?　　
2014年9月27日上午清华大学"通识教育实验区"新雅书院成立典礼
当然，这个精英是要为中国的平民造福的精英，精英自己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才是关键所在。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精英，这是毫无疑问的。“985”大学和一般大学的标准应该不同，应该更高，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希望培养出更好的政治家，更好的科学家、文学家、管理家。我在新雅书院时就对学生说，再过30年，等到你们50岁时，你们是什么水平，中国就是什么水平。中国的水平不是空的，它体现在具体的人身上，有一批人才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平，中国的水平就上去了。　　我从来没有认为我(倡导精英教育)错，而且这绝不妨碍我同时是一个伟大的平民主义者。我对普通民众的关心是人所共知的，当年把我打成“新左派”不就是这个问题吗?到底是在为资本家服务，还是为普通民众服务，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模糊过。精英和平等，对我来说从来没有任何矛盾。

1

提问：您曾多次谈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Robert Hutchins）对您的启发。他在《美国高等教育》一书中有一章专门讲“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他说这种教育应该面向每一个人。刚才您提到通识教育要有不同的层次，那么大学、高等职业学校，甚至社会上的通识教育，是否应该做一些区分？

甘阳：“普通教育”就是通识教育。赫钦斯后来辞去芝加哥大学校长一职，编了一套面向普通民众的《大英百科名著丛书》。1950年前后，美国受高等教育的人非常少，而且大部分公立图书馆里都没有多少书。所以他实际上是利用了自己的巨大影响力，得到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支持来推动这个事情，到处办讲座，希望贯彻他的理念。他的通识教育理念其实很简单，就是经典阅读。所有的经典阅读对普通人而言都是有益的，而且是有效的。但是应该说，他的这个实践其实并不是特别成功。

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

如果谈到中国社会的通识教育，我其实挺重视现在很多民间书院的作用。它们完全是公益性的，很多学员都是已经工作了的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读儒家等中国经典，他们也读一些西方的东西，但以中国的为主。这些人工作已经很成功，他们不要读西方的东西，而是要读修身养性的东西。这时候就发现只有中国的东西有修身养性的功效，西方的东西都很激烈、很有冲突性。
       所以学校仅仅是教育的一个方面，大学必须做它自己的事情，但并不能够包打天下。我们现在太强调正规教育，其实没有必要所有人都上大学。我最近一直说，现在的很多观念是有问题的。大家都很关心教育公平，但对教育公平的关心是有问题的，是在城镇资本的逻辑下关心教育公平。打个比方，假如一个贫农的子弟进了清华，然后当了资本家，人们会认为这件事是对的。但这其实并没有改变资本家的逻辑，仍然认为高学历的人当资本家才叫人生成功。我觉得要改变这个观念，需要社会的结构性改变，不是个人就能做到的。我希望整个社会能够明白，没有进入“985”，没有上过大学，也能够有比较体面的工作、收入，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追求的。

1

提问：您提到通识教育在中国的实践与国家政策（如提倡文化素质课）有很大关系。那么，您如何看待今年推出的“强基计划”[4]会对通识教育带来的影响？

甘阳：这要看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比如清华大学新办了五个书院，目的就是希望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不过，因为“强基计划”才开始实施，虽然大家非常重视，但做起来都很有难度。有报道说，很多学校开脚就没踢出去。[5]

我刚才有一句话没讲完，教育部对文化素质教育的推动做得很好，但各个学校在具体做时就出了问题，出了一大批水课。在中国文化论坛首届年会上，各个大学都做了汇报，感觉存在很多的问题，这样的课程不行。我最早写的一些文章中也提到，我觉得修这个课程的学生是来混学分的，把它们当作“甜点课”。于是我就从整顿水课开始，做通识教育。
       做通识教育的基本上都是一线教师，而从前的素质教育很多是行政在推动，并没有真正把教师动员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而且大家逐渐觉得对课程是要有要求的。比如，在人文社科方面一个很简单的衡量标准就是，每门课的课本是什么，每周进度是怎么安排的，这些一定要落到实处。
       坦白说，在这个方面，美国从前的通识教育做得非常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大概到四五十年代基本成形，虽然后来受学生运动影响遭到一些冲击。美国的教育家深知他们处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减少外面市场和金钱对大学的冲击，特别是对本科生的冲击。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

哈佛委员会著，李曼丽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美国的商学院、法学院都没有本科生，这些都是所谓professional school（专门学院），要上完本科才能上。这就确保了只有在本科教育阶段通识教育课上得非常好的学生，才有可能进入精英的商学院、法学院。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学生知识的广博程度、身心成长的成熟程度都会比较高。18岁的人去读法学院怎么可能读得明白？商学也好，法学也好，归根结底是要认识人、和人打交道的，18岁的人身心都还没有展开。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对本科教育想得非常仔细，充分意识到了美国社会是一个很low（低）的社会。

通识教育现在有两个很不相同的取向，一种更多地把它看成知识扩展，让学生多了解一点知识。这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我认为通识教育最重要的是心性教育的过程，让学生的心能够静下来，成为一个读书人。

博雅学院的很多学生后来做了学者，觉得那是自己真心的喜好，而且一般都找到了真正想做的方向，艺术史、政治学、哲学，等等。但是如果不是进了博雅学院，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没想过会去做学术。当然，现在的学术都太专业化了，也很无聊，和打工没啥区别。人文学科兜不起人文教育的功能，把自己当作理工科、社会科学一样在做，没有了辐射力，都变成做项目，那有什么意思？

在我们走向高度市场化社会的情况下，大学内部一定要相对地非市场化，不以金钱、盈利作为最高目标，认为那就是大学所追求的东西——至少没有一个大学教授愿意承认大学以钱为最高目标，因为那样的话，大学的本质就彻底被扭曲了。

甘阳教授与新雅同学们在一起

注释

（向下滑动查看▼）

[1] 2003年5月12日，北京大学人事改革领导小组向各院系学术委员会下发了《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其中有限聘期和有限申请晋升次数等内容引发争论，并发展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讨论。

[2] 甘阳对北大改革的批评与通识教育的转向，可参见《文明·国家·大学》一书。[3] 1999年1月教育部批准在53所高校建设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基地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修满不低于10个学分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其中，北京大学规定为16个学分，清华大学为13个学分。[4] 2020年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也称“强基计划”），在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范围内遴选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尤其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5] 艾萍娇. 理性看待强基计划首年“遇冷”[N/OL].光明日报, 2020-09-16(10). https://news.gmw.cn/2020-09/16/content_34189944.htm.

（说明：实习生夏云轩对本文亦有贡献。）

受访者简介

甘阳：清华大学新雅讲席教授，新雅书院院长，哲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创院院长，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创院总监。大学通识教育联盟秘书长。

延伸阅读

（编辑：序章）

欢迎关注“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相关人士联系本公众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