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西方古典学术史》三卷本（张治 译）
西方古典学术史（三卷本）
[英]约翰·埃德温·桑兹 著 张治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一卷已出版，第二、三卷即出）
三卷本《古典学术史》简介与翻译感想
张治
我在学生时候，从自己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而涉及了周作人、钱锺书、罗念生等人的读书品味，于是也对古希腊罗马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想要了解相关的学术研究之历史。此后2005年开始读这部书，认为除了对从事古典学研究的专家仍有参考价值之外，这部著作由于涉猎广泛的西方人文学术传统，也能为更多的中国读书人所接受和认同。于是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就开始时断时续地尝试翻译。最初的译文贴在自己名为“非东非西”的博客上，赵鹏先生看到后推荐给了“世纪文景”，他们也很感兴趣，不久后就和我约好，签了合同。拙译第一卷于201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问世后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怀和指教，也包括我本人后来继续译后两卷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因此这次再版第一卷，我进行了大量的修订。2017年底，我把后两卷也全部译完了，在这次第一卷中译修订版之后会陆续出版。光阴荏苒，译事漫长，其间多次因其他工作中断，最长一次荒废达两年之久。如今面对二十多岁时发心要尽快完成的这件“大部头”，时代环境和个人感受都已经大为不同，不免感慨。此文算是一个对原书和原作者的简介，也包括了我在译书时的一些感想，曾作为中西书局2017年影印版《西方古典学术史》的序言刊于书前，其中部分内容出自第一卷译后记以及2011年发表于《读书》的一篇相关文章。
陈平原教授题字《西方古典学术史》
一、作者生平及著作概况
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1844－1922），是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古典学者[1]。他出生于莱斯特的一个传教士家庭，童年随父母旅居印度加尔各答，十一岁返回英国，后就读雷普顿公学。1863年，桑兹凭借自己优异的预科（Sixth Form）成绩被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吸收入学，此后一直在这里供职。他做过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1867－1922），并在该学院担任导师（1870－1900）职务，他还是剑桥大学的校方发言人[2]（1876－1919）。1890年出任语文学会主席，1909年出任古典学学会主席，同年被选为不列颠学会（The British Academy）会员。桑兹生前曾接受过都柏林（三一学院）、爱丁堡、雅典、牛津几所大学赠予的荣誉博士学位。1919年退休时，剑桥大学颁发给他“终身荣誉发言人”（orator emeritus）的称号。同年，希腊最高荣誉级别的组织，“救世主勋章团”（Τάγμα του Σωτήρος），授予他司令官（Ταξιάρχης）徽章。1911年6月，新王乔治五世加冕，桑兹被册封为骑士。
桑兹的主要著作有《复活节希腊游记》An Easter Vacation in Greece（1886）、《哈佛讲演录：学术复兴》Harvard Lectures on the Revival of Learning（1905）[3]、《古典学术史》（第1卷，1903年第1版，1906年第2版，1921年第3版；第2、3卷，1908）及其缩略版的《古典学术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1915），以及《拉丁铭文学：拉丁文碑铭研究导论》Latin Epigraph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tin inscriptions（1919）。他还校勘、注释、编订或翻译了数种古典作家的名篇，比如伊索克拉底与德摩斯提尼的演说词，品达的诗歌[4]，欧里庇德斯的悲剧，泰奥弗剌斯特的《素写集》，亚理士多德《雅典政制》、《修辞学》，以及西塞罗的数种著作；他与另外一位古典学家亨利·纳特勒史普（Henry Nettleship，1839 －1893）合作翻译并修订、增补的德国学者奥斯卡·赛费特（Oskar Seyffert，1862 – 1940）《古典名物词典》A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tiquities（1891年第1、2版，1895年第3版，德文原作题为Lexikon der klassischen Alterthumskunde，1882年出版）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此外，桑兹还主编了《拉丁研究手册》（A Companion to Latin Studies，1910年第1版，1912年第2版，1921年第3版），这是一部系统介绍古代拉丁语文化的百科全书，涉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技术、风俗、鸟兽草木方方面面，与莱纳德·惠布利（Leonard Whibley，1863–1941）主编的《希腊研究手册》（A Companion to Greek Studies，1905年第1版，1906年第2版，1916年第3版，1931年第4版，桑兹也参与了此书的编写）都是研究或了解西方古典文化必备的工具书。
约翰·埃德温·桑兹（1844－1922）
二、三卷本及简史之概况
1900年元旦这天，桑兹开始着手撰写一部囊括往昔一切时代有关古典学问的通史性著作，起初以为只消一卷即可完成，不想一发不能收笔，闳肆庞大到整整用了三卷的篇幅，凡1600余页。写这部书时，作者辞去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导师工作，直到他去世前一年，还在对其中的内容进行改订。他的著述精神与书中的主题十分契合，反映出为了传继旧学而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这部书初版一问世即受到好评，《泰晤士报》称誉为“翔实、雅正、可靠的里程碑之作”，乃“剑桥之荣光，进而也堪称英国之荣光”。科学史的泰斗名宿乔治·萨顿，古典学界的同行古德曼、维拉莫维茨等人也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此书成了桑兹平生最重要的代表作，时至今日，仍然是西方学术界回顾古典研究之历史时必不可少的参考读物。
根据桑兹本人的记述，他写这部书的念头，萌生于1890年初。在友人也是著名的古典学家耶博教授（Richard Claverhouse Jebb，1841－1905）建议下，桑兹着手梳理不列颠民族的古典学问之渊源。1896年，他在剑桥开设了英伦古典研究史的系列讲座。次年，受邀参与惠布利（Leonard Whibley，1863–1941）主编的《希腊研究手册》A Companion to Greek Studies一书，负责撰写“学术史”一节。从此桑兹决定放开视野，要撰写一部更为全面的学术通史，
将从雅典时代的诞生期开始，继而追踪其在亚历山大里亚与罗马时期的成长，随后则通过中古时期和学术复兴，直到古代经典著作研究在欧洲各国乃至海外英语民族中的进一步发展。
他游历广泛，曾在欧洲各地的图书馆翻览过许多珍贵的古籍钞本[5]。他熟稔拜占庭文化与中世纪艺术，颇能从中领会那些时代学术研究与人文情怀的宗旨和特色。他对于中古史和近代史的兴趣是在雷普顿公学时就养成的，在写这部纵横古今的学术通史著作时经常有感慨系之。此外，他频繁引述近现代西方作家的诗文，来印证由古今之间从理趣、句法到韵调和修辞术中所呈现出的文脉传承。
《古典学术史》的第一卷，从古典学术从雅典时代（西元前600-300年）的诞生期开始，根据古典作品中对古希腊各文体作品的研究和评价，确立古典学术的核心内容。继而是亚历山大里亚时代（西元前约300-1年），罗马时代（西元前约168-西元约530年），前一个时代里出现了更为专门性的学术研究著作，后一个时代则在继续发展对希腊文研究的基础上，产生出拉丁学术的新发展。此后是漫长的“中世纪”，其中兼顾东部世界的拜占庭时代。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文艺复兴先驱人物但丁的活动，是此卷在时间线上的最后大事件。
第二卷的时间跨度为十四-十八世纪。桑兹用去三分之一的篇幅盛赞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学复兴之意义。他在接下来的“十六世纪”一编中，以伊拉斯谟为中心来论述北方文艺复兴中的古典学术，同时追溯英、法、西、葡、尼德兰、日耳曼各民族的人文主义运动发展史，以丰富的资料证明了意大利对各国学术发展的深远影响。此后，这部《古典学术史》开始以国别为单位划分章节。虽然涉及到了众多学者事迹，但桑兹对于十六世纪在法国的斯卡利杰尔和卡索邦、十七十八世纪尼德兰的利普修斯、沃修斯、格劳修斯、赫姆斯特赫斯等人，以及十八世纪英国大学者理查·本特利，都着重用了较多的笔墨。
第三卷论述此后至二十世纪初的学术史。由于格外重视德意志民族的成就，桑兹将十八世纪的日耳曼古典学术史单独抽出来，置于此卷，连着之后一编中打头阵的“十九世纪日耳曼古典学术史”，总共占据了此卷一半的篇幅，其中以标志着近代学术之建立的沃孚为核心，分出赫尔曼与柏克两个学术路向。剩余的篇幅，除了给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忽略了西班牙与葡萄牙）留有专门章节外，还开拓了新的地域，不仅从头论述丹麦、挪威、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古典学术起源和发展，还论述了古典研究在希腊、俄罗斯甚至匈牙利的情况。最后两章，桑兹分别留给了自己的祖国和新大陆：其中十九世纪英国古典学术史在第三卷后半部分占了篇幅最大的一章（却也不过是此卷的十分之一），桑兹在其中缅怀了几位剑桥的师友。最后，桑兹抱持着“盖棺论定”的原则，补充了几位晚近去世的学者。
这部书的作者并不是历史家，提到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只将他们称之为散文作家，重视的是他们对于荷马史诗的认知与探究；他也不是哲学家，虽有专章论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却谈的是两位大哲人的诗学理论。在桑兹眼中，李维的历史巨著是将旧史料赋予一副罗马人的音调和修辞装饰而已，而奥古斯丁的思想名篇《上帝之城》，也只因大量征引了瓦罗和西塞罗的著作残篇而受到称许。如此书写，当然并非作者买椟还珠，识其小而遗其大。桑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的最大特色，便是历数各时期著述活动中对于古昔文献的存留和对于先代语言与文化的记忆与认知。至第二卷，论述到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研究，现代体系的学术活动和学科规范渐渐形成，桑兹方才放弃了原本的这一著述风格。这一变化当然很容易理解：古代世界的学问之中，并无如“古典学”这类总称式的概念；使用这么庞大的篇幅来梳理文艺复兴以前的种种琐细繁冗的学术活动时，必然要有一个足以贯彻始终的主线索，能够不仅连缀起第一卷中随着历史阶段演进而学术环境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的种种论题，也能够贯穿古今，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古之学人与我们是如何的“心同理同”。
拜占庭传授希腊文化的学校
对于“泰西之人”来说，其“古典的”学问，主要指对荷马以降古希腊文、拉丁文著作的阅读与研究。西元二世纪的奥略·葛琉斯，根据罗马上古先王划分社会等级（classes）的用法，区分“一流作家”（scriptor classicus）和“末流作家”（scriptor proletarius）[6]。其中classicus对应于上古社会五阶的第一等级（classici），proletarius则是源自最末等级的“平民”（proletarii，指无财产而仅拥有子女的罗马公民）一语。此为classical及其他近代语词之用法的原始。西方古典研究有两个起点，一是对于文本原貌的追求，一是对于文本内容的品鉴。这两者都与荷马史诗有关，前者的核心类似于后来的校勘学，后者则倾向于我们今日所说的文学批评。这两者都可以称之为κριτική，也就是criticism。在古希腊文中，κριτής本义为仲裁、评判，雅典戏剧比赛中的裁判，即是这个词。其衍生词κριτικός用以指称学者，根据法伊弗的考证，最早得此称呼的是科斯的菲勒塔斯[7]，见于斯特拉波（前约63－约24）的著作[8]。γραμματικός是古代世界常用来指称学者的，Grammata的含义自柏拉图经亚里士多德、“色雷斯人”狄奥尼修，渐渐变得近乎可统驭一切文词之学[9]，但在近代（尤其十八世纪以后）却慢慢缩小了范畴，变成专门研究语言词句结构的学科了。古人较少使用φιλόλογος这一称谓，中世纪以后，其拉丁写法philologus开始盛行，被人们用来专指精通古学之人。在德国，Philologie成为一门学科，用来表示脱离了神学、法学或哲学的约束从而更为自由的古典研究，也只不过是近200多年的事情[10]。
当时的英语学术惟有criticism可以比较方便地论说古典研究的两个方面。比较于法国、德国的学术用语，criticism的传统显然更为明晰和悠久。17世纪之初，培根在《崇学论》中认为学识之传承有两个依托，一是考据辨析，一是教育讲解（the one critical, the other pedantical）。前者关系到个人性的阅读与著述，与培根念念不忘的学术史论题密切相关，他将之分成五个方面：（1）对著作者的校订与编纂；（2）对著作者的阐释与注疏；（3）对著作者年代的判断；（4）简要的评述与品第；（5）对句法与谋篇风格的认识[11]。曾经著作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的美籍作家雷内·韦勒克有专文梳理criticism一词的语源与演变，对于英语中将此词用于文学研究学科的过程论述甚详，兹不赘述[12]。
中文素来将criticism习惯翻译成“批评”，主要是根据近现代英语文学批评话语中对于培根所言后2个方面的发扬。但是也曾有学者注意到其含义的丰富性。民国时期，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就提到：
考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有五：指正一也，赞美二也，判断三也，比较及分类四也，鉴赏五也。若夫批评文学，则考验文学作品之性质及其形式之学术也。
而关文运先生在1936年出版的汉译本培根《崇学论》中，就将critical译成“校勘的”，谢德风先生翻译《历史著作史》，也在必要之处，将criticism译作了“考证学”。综合来看，criticism兼有“考证”、“校勘”与“批评”、“赏鉴”两方面的含义，则不妨以“考辨”一词进行整合。
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孚（1759-1824）
人类文明之童年时期，思想、知识与学问并不依赖于物质载体，教育注重的是口传心授，更深奥的还有秘教隐义，多是述而不作者。这其中自然为所持之学说营造出了神秘气氛，使之局限在极少数人的手中。然而，口头传播存在着很多危险的“陷阱”：无意的遗忘，有意的改造，还有发音习惯、词义演化等等因素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讹误。文字记载的使用，中止了这一危机。但是为全希腊人所热爱的荷马史诗中，已经是满目疮痍。传言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第一个命令整理荷马史诗的文本。希罗多德（《历史》，vii 7）中提到，诗人品达的某个老师揭发了一位占卜家擅自添加了一段危言耸听的神谕，使之遭到放逐。据后世拜占庭学者留下的记录，那个占卜家居然便是庇西特拉图授权的荷马史诗整理人之一。不要以为建立某个“钦定本”是对原始作家作品的尊重与忠诚，出于城邦政治的需要，政客们更希望借助“教诲全希腊”的荷马来达到攻讦敌邦、赞颂本乡的目的。可一旦实际的功利需求失去时效，人们依然希望读到真实面目的荷马。于是人们进一步要求建立书面抄写文本的确定性和权威性，文本的校订与文献的考据工作应运而生。
而从另一方面看，上古之口头史诗的原作者难以定于最初的某一个人。传播过程中的润色加工，接受过程中的领会记诵，都不断融注于作品之上，最终在文字保存出现之前形成此作品的全貌。七贤之一的梭伦执政雅典时，尝对于节日期间诵读荷马诗人的竞赛建立法规，比如不得寻章摘句，必须逐章吟唱，“此项法规不止令诵读竞赛更严格，更提高了听众水平，使得他们对于诗歌内容的整体连续的认识不逊色于诵人们”。[13]听众鉴识力的提高，激发了对于荷马史诗从字句到风格的理解与追摹，相关的点滴经验，被吸收到后起之作家笔下，生成能令读者会心领受的知识传统。这种知识传统渐成体系，遂出现供学者批评、解释所用的诸种学问，比如柏拉图讨论的语源学和语法学问题，又比如亚里士多德专书系统论述的诗学和修辞学。
而真正意义上的校勘学、考据学之出现，则晚于古典时期，产生于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和珀伽摩，帝国主义政治环境下，造就了图书文献的高度集中以及学者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历代亚城图书馆馆长似乎都在忙着编纂书目、校订古籍，自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以降，出现了科学、系统的学术研究。埃拉托色尼头一个以φιλόλογος（直译作“爱好文辞之人”）自命，他的博学赢得了“贝塔”的绰号——即“第二”的意思，而字母表的排列之首的“阿尔法”，恰好正是亚里士多德名字的首字母——他的通识之全才虽如亚里士多德一般，但绝无亚翁之好以哲学命题笼罩概括一切的习惯。法伊弗的《古典学术史》中有个观点，认为西元前3世纪中叶，出现了“学术”与“诗学”的分离，他以此时出现的星象学、地理学、数学为例，试图说明“学术”已经想要甩脱语言文学的核心趣味，向更为切实的自然科学靠拢[14]。这个说法若用以描述希腊化时期学者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则无可厚非，但要是将之夸张为以考证校勘为学术的正统，以评价赏鉴为末流，则恐怕是大有问题的。事实上，在希腊化时期的优秀学者之中，文献考据的功夫和文学赏鉴的能力是齐头并进的，桑兹便特别强调了埃拉托色尼对于诗歌想象力的重视，并谈到他反对以荷马史诗内容为真实事件的研究方法。在此后几个语法学大家（如第欧尼修·忒剌克斯、昆体良等）的重要著作中，我们也看到除了关于训诂、音读、韵体等形式上的内容之外，也往往将修辞设喻的手法和文学风格的赏鉴纳入所研究的范围。
桑兹虽以公允客观之心撰述通史，其内心的偏好与志趣未必不会流露于笔端。书中曾有一段较为宏观的论述：
在沃孚身后的世代，有两位伟大学者，即戈特弗里德•赫尔曼与奥古斯特•柏克，被标榜为两个对立的古典学术流派之首领。前一派是语法与考据学派，怀着语法学及格律与文体之问题，将古典著作的文本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后一派（已有尼布尔为代表）乃是历史与古物学派，考察的是古代古典世界之精神的一切现象。前一学派的前驱，主要见于英国与荷兰的学人之中；开后一派之风气者，则主要是法国学人。前者关心的是文词，后者则重事物；前者研究语言与文学；后者研究制度以及艺术与考古学。追随前派之人被对手们嘲笑为以狭隘之用心注释古典文本；后派的附和者们则受到浅薄之讥。无论如何，如今普遍统一的看法是，尽管理论上说，柏克构建的古典学术之广阔领域所具有的综合概念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从实践中看，对于语言的娴熟知识乃是这上层结构不可缺少的根基。那种语言知识，事实上是（改换其隐喻）把万能钥匙，能够开启古代古典世界之精神生活的所有领域。[15]
我们从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给桑兹的信中看，前者即非常赞成此书高度肯定赫尔曼一派以语文学为一切学问之根基的意见。这位德国大学者认为当时古典学问已经走入歧途，背离了赫尔曼和珀尔森的伟大传统[16]，桑兹虽陈述广泛，但到底不失其正。
总而言之，我认为桑兹所著的《古典学术史》，不同于“文献学史”或“校勘学史”，甚至也不是后来更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此书提供给我们的，是古往今来围绕着古代遗献和古典语言所产生的大大小小各种学问知识的发展变化，从词形变化、正字（orthography）[17]、音读（phonology）、词源、韵体、句法（syntax）、修辞，到注疏、校勘、辑佚、目录、字典，再到品第、批评、摘要、选集、传抄、类书，甚至还有模仿、暗袭、伪托、翻译，等等。这些行为活动，置于不同时代的教育、宗教、政令、风俗、地域等环境因素之中，呈现出千变万化的风貌。
然而这千变万化的繁复之中有不变者存焉，这使我们每一位读者都会去思考桑兹用以指称“学术”这一概念的词汇（scholarship），我们也许可以将之理解作一名“学者”（scholar）的本性和使命：他该是什么样的人，他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仅仅是使知识、学问和思想变得系统化，方便于教育和传授吗？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在他那部极具影响的《古典传统》（1949）一书所附“简要参考书目”中，将桑兹此书列入其中，认为是“现有作品中关于该主题最完整和最均衡的描绘”，“时有让读者深感共鸣之处”[18]。确实如此，书中不乏令人动容的记述：比如埃涅修斯献给他的老师、为研究而遭到基督教徒迫害的女学者希帕提亚的诗章[19]，比如拜占庭末期一位修辞学教师在突厥大军威逼君士坦丁堡城下时所哀叹的悼诗（monody）[20]，又比如1000年新年到来之前，在末日审判的宗教阴影中依然笔耕不辍的抄书员[21]。在信仰、生命乃至整个文化受到威胁之时，学者的本质方得以昭显。罗杰•培根的老师，埃德蒙•理奇，曾被传记作家评述为“视学问如同永生无休，视人生仿佛明日将死”（discere scilicet, quasi semper victurus ; vivere quasi cras moriturus）[22]，学术的价值与意义，并无别的指向，即在于其自身。
这部书的细节有若干精彩之处，其学术意义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打折扣，但其中的趣味和动人之处，则成就了它不可替代的地位。我极为喜爱其中细致入微的一些闲笔，也注意到桑兹在描述每个学人形象时利用的极为广泛的材料。他对所评价对象的师承、人寿、活动空间以及可以探究其治学精神的座右铭、人事关系等问题皆有兴趣。而其中涉及教育史、书籍传播史的内容也是随处可见的。虽则像法伊弗笔下，尼德兰北部省份（荷兰）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背景也是清晰可辨的，却不像桑兹此书写得那样生动详实，他在关于尼德兰地区古典学术史的第一个章节中，就以1575年莱顿大学校庆日的热闹景象作为开场：
这时，莱茵河上缓缓驶来一艘凯旋的游艇，形象光彩照人的阿波罗和缪斯女神们从船上登陆。这艘游艇由海神掌舵，他不久前将大洋之水淹没西班牙的军队，从而解除了莱顿的围城。教授的游行队伍一旦到达码头，每个人便依次由缪斯们和阿波罗拥抱，朗诵者以一首拉丁文诗歌向所有人致意。这是一个学术中心令人愉悦的开幕典礼，在完全独具特色的气氛中启动了起来。[23]
书中讲起古典学人们热爱学问的榜样，多令人心生敬意，并萌发向学之心。桑兹提到，意大利辞书大家佛尔切利尼在自己编纂的《拉丁文辞典全书》前言中是如此谦逊地谈到自己的工作，他说编辞典的工作是自己敬爱的老师指派的任务，只因为自己体质康健、经受得起最长久的劳作，并非因为任何特别的才能[24]。又比如沃孚在奋发苦读的少年时期，“终夜枯坐于没有火炉的陋室，双足浸在一锅冷水中，轮换着包起一目作为休息”[25]。或者像法国学者布瓦松纳德，他在法兰西广学院的首次讲座，却只讨论了柏拉图《伊翁篇》的开篇三个字，τὸν Ἴωνα χαίρειν，即“欢迎你，伊翁”；他还曾以半小时功夫来解释某个拉丁词语[26]。有时桑兹也谈到少数抄袭、剽窃等不道德行为，谈到大师间的过节及因此引发学林中的是非纠纷。但他显然更乐于表彰像赫姆斯特赫斯那样的心怀，这位荷兰青年向已成名宿的本特利问学，被对方难以企及的才学所震撼，因而一度产生厌烦学问的情绪。然而不久后，他便恢复平静，视本特利为宗师，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与缺失，“无论什么人，出于嫉妒之心而有意贬低这位他们不可能望其项背的精神巨人，赫姆斯特赫斯总毫不掩饰地表示反对”。[27]
此外，这部著作中有不少精美的插图，这是桑兹著作中的一个习惯。他对于艺术品、绘画一向怀有浓厚兴趣，他早年曾编订过欧里庇得斯的《酒神伴侣》，不仅注释精良考据，而且选录了多幅与该剧内容有关的古代艺术品图片，深受学生读者的喜爱。此后他整理古典著作也好，自己写书也好，都一直非常注意配图方面的讲究。《古典学术史》中收录了一幅英国画家所作《罗马史》作者蒙森的肖像素描，是蒙森的女婿、著名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的收藏品，是桑兹向后者去信询问后所得，从未在外间流传过。
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
三、此书的命运与影响以及在中国的流传
在第二卷的“前言”中，桑兹曾这样回顾这部著作背后的若干先驱，并肯定自己所开创的意义：
在哥廷根，厄恩斯特·库尔提乌斯徒劳地试图劝导绍佩以及迪滕贝格写作一部古典语文学通史，未能如愿。关于这个主题简略而具有提示意义的概述时不时会出现一部，但只有本书尝试涵盖整个领域，涉及任何丰富的细节。福格特那部令人怀有敬意的著作[28]，只涉及了意大利学术复兴的第一个世纪。布尔西安那部有价值的“德国古典语文学史”，则几乎专门局限于该国之范围；卢奇安·穆勒写过一小册关于古典学识在荷兰的著作；还有勒尔施，他在一部比利时的百科全书中埋藏了比利时古典学术之命运的简述。在所有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下，还有在美利坚合众国，都没有一部单独成书的历史；因此，本书的所为乃是创举，这不仅对于英国而言是如此，也同样可用于意大利、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希腊和俄罗斯，以及合众国，而对荷兰、比利时以及德国学术史的重新研究，也使之延续到当下的情形。[29]
而对比同时代乃至更晚时期的几部代表性同主题著作，如古德曼（Alfred Gudeman，1862－1942）的《古代语文学史纲》（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Philology，1894）、佩克（Harry Thurston Peck，1856－1914）的《古典语文学史》（A History of Classical Philology，1911）、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的《语文学的历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 1921，中译本题作《古典学的历史》）、法伊弗（Rudolf Pfeiffer，1889－1979）的两卷《古典学术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1968，1976，亦有中译本），以及近半个世纪专题性或断代性的西方古典学术史研究著作，桑兹的这部书也依然是涉及文献最为广博的。囿于时代之局限，只赶上了以地下之新材料（考古所见莎草纸书与金石铭文等）补正纸上之旧材料的一个开头。按照今日学界对于“学术”的理解，往往是从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实证研究角度出发，看视桑兹书中的内容，即使不谈过时不过时的问题，也会觉得有时似乎有些“水分”，有时则又过于浮泛了。更何况近年又有“新鲍利古典百科全书”之另册的《古典学术史》[30]，干脆编写成一部按学者姓名字母表排序的“书目辞典”（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工具书的意义更强，“学术史”的论述更少了。
换个角度看，这部详赡渊博的各时代古典学术成就总录，自有其经久不衰的价值。在当时，此书因对拜占庭和中古时期的论述以及对学术东传渊源的涉及而受到赞誉。维拉莫维茨的著作立论较桑兹更为高明，但极为简略，尤其省古而详今，一般读者凭此尚不足体会西方古典学术史的具体内容和发展脉络。其实，维拉莫维茨在书中说过他以为桑兹此书是唯一值得借鉴的同类著作。时至今日，虽然从材料、考据、评价、论断各方面都不断有新内容可供增补修订甚至推翻桑兹的论述，但是若要找从古至今纵论下来这样属于“通史”性质的著作，似乎还无第二部可以代替。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更为精深的鲁道夫·法伊弗《古典学术史》，却没有涉及拜占庭和中世纪的学术史部分，近代部分也特别简要，十九世纪干脆只提“德意志的新希腊精神”，且在德罗伊森处便收尾了。
综上所述，我们不认为这部一百年前的通史著作具有什么学术前沿意义，但是对于西方文史学科最为深重渊雅的古典学领域而言，此书可引领中国读者饱览西方古学的基本面貌和形态。这算是一个很初步的工作，但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工作。比较起来，希腊拉丁文化的学术传统，最令我们觉得与中国古典学术相似。此中原委，不仅仅在于同具有悠久的历史，更在于书斋中之学者人格上的感通，热爱书籍，尚友古人，喜爱凭吊古迹，富有文学艺术和思想的创造力。这份既亲近又新鲜的感受，对于刚刚开始系统地接触西学领域这一最深厚渊雅部分的中国读者而言，也许正是非常必要的。
1958 年3月4日，胡适给杨联陞的信中，说起李约瑟在《中华科技与文明》里提起桑兹《古典学术史》，并认为“此书是值得中国学人一读的”[31]。李约瑟是在他亲笔写的科技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引述桑兹此书的，他通过对《古典学术史》的研读，认为西方人文学科中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文本校勘学（modern scientific textual criticism），是在十八世纪本特利为代表的古典学家之后才出现的。这同中国历史更为悠久的人文科学或谓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李约瑟也认为，中国的著作中目前还缺乏像桑兹《古典学术史》这样的书，这可能是胡适呼吁中国学人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32]。事实上，早在1922年，吴宓在《学衡》发表的“西洋文学精要书目”一文中，开列古希腊文学阅读必读书的第一部分“普通参考用书”共16种，就将《古典学术史》置于其中了；此后他又举出“文学参考用书”，复列入《古典学术简史》一书。另外，读西学书籍极为广博的钱锺书，其读书笔记手稿集中也有关于桑兹的信息，他除了抄读过桑兹编订并译注的“娄卜”本品达集之外，还曾抄录过《哈佛讲演录：论学术复兴》一书的主要观点，这个讲录的内容大致与《古典学术史》第二卷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部分雷同[33]。
而上述李约瑟所言，中国人著作尚无堪比桑兹《古典学术史》之书，也是提醒我们理当正面接受挑战。实际上，中国近百年也有多部以学术史命名的著作，比如梁启超、钱穆都写过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义》、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集体撰著的学术通史，可以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为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此同时也有一大批对于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转型进行研究的专门成果，例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实质上多涉及学术史之命题，又如陈平原《现代中国学术之建立》，则专门讨论了现代学术转型期的表现；而李学勤、徐有富、李零等人，则分别从文字学、目录学等方面与学术史的视野接通。古文字方面的主要专家，如裘锡圭、李学勤、刘钊等先生，前些年也分别提出了“重写学术史”、“重建古典学术史”的主张。此外，还有陈平原主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史丛书”，提倡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的中国学术史进行细致研究。刘东所长期主编的《中国学术》辑刊，实际在中国面对新时代的全球化语境时如何发挥其学术之特色，做出了很有意义的示范作用。即便如此，李约瑟提出的这个挑战，也依然有待于来者。
注释
[1]有关桑兹生平，主要参考了哈蒙德（N. G. L. Hammond）为他所作的传记（Sir John Edwin Sandys, 1844-1922, Cambridge, 1933）。
[2]作为一名大学中的Public Orator，主要的工作是在他代表校方颁发名誉学位时，发表一个拉丁语的公开演说。桑兹精晓古希腊及拉丁文学中的演说家与修辞学家著作，曾编订校勘了不少文本，可谓深通此道。他的演说词收入在《剑桥演说与书简集》（Orationes et Epistolae Cantabrigienses，1910）中。
[3]按revival of learning一语是早先英语中对“文艺复兴”的称呼，后来逐渐被renaissance一词所代替，为表示分别，仍以其字面意思翻译作“学术复兴”。
[4]桑兹是著名的“娄卜古典丛书”自创办以来最早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
[5]桑兹颇好至欧陆各国游览。他写的那部《复活节希腊游记》就包含了动人的旅行见闻和精妙的文笔。《古典学术史》在介绍很多近代学人时都会特别强调其人在意大利与希腊的“漫游时代”（Wanderjahre）；卷三在提到大部头《希腊史》之作者乔治·葛洛特时，更认为此人与德国的希腊史学者厄恩斯特•库尔提乌斯相比，识见之不足就在于从未亲自到所论述的这个国家里去实地考察。
[6]Aulus Gellius, Noctes Atticae, xix 8, 15.
[7]Philitas of Cos，西元前4世纪人。桑兹书中将此人名转写为Philetas。
[8]Rudolf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 p. 89, 1968.法伊弗的这条线索比桑兹的论据要早些。
[9]连修辞学、逻辑学和文学批评都臣属于下，因此六世纪时，东哥特王朝的博学名臣卡息奥多儒声称此学“乃一切文学之宏伟根基”。
[10]1777年4月8日，F. A.沃孚在哥廷根大学入学申报志愿书上填写了Philologiae studiosus一语，被后人追认为这个学科的诞生日。
[11]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II xix 1, p. 150, London, 1915.
[12]参看其“文学批评：名词与概念”一文，见《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第19-33页，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
[13]第一卷（第3版），第19-20页。
[14]见其学术史著作上卷的第二部分第四章。
[15]第三卷，第89页。
[16]转见于N. G. L. Hammond, Sir John Edwin Sandys, 1844-1922, p. 85, Cambridge, 1933.
[17]正字法追求文字书写的匡讹纠俗功用，其著述可对应汉籍中的《正字通》之类。最早提出者是智者派的普罗泰戈拉。
[18]《古典传统》，王晨译，第458-459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
[19]第一卷，第370页。译文如下：
你呀，我眼中的你和你的言辞
令我崇敬，我认得你的室女闺阁
就在衡汉间，你的星宿在碧落中，
尊贵的希帕提亚，有逻各斯的美惠，
你是司掌睿智学问的无瑕明星。
[20]第一卷，第434页。μονῳδία，即悲剧中哀悼者的独唱部分。
[21]第一卷，第513页。
[22]第一卷，第589页。
[23]第二卷，第300页。
[24]第二卷，第375页。
[25]第三卷，第51页。
[26]第三卷，第250页。
[27]第二卷，第449-450页。
[28]指《古代经典的复活，或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Die Wiederbelebung des classischen Alterthums, oder das erste Jahrhundert des Humanismus一书，桑兹用的是1893年第三版。
[29]第二卷，第vi页。
[30]Peter Kuhlmann and Helmuth Schneid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Brill's New Pauly”, Supplements I:vol. vi, lxvi+746 pp., Brill, 2014.
[31]《胡适全集》，第26卷，第14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32]Joseph Needham, Wang Ling,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II: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p. 390, and note a, 1956.
[33]《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4册，第1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书摘
目录
新版序言 十年辛苦不寻常——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全译本的诞生 陈恒
导读一 《西方古典学术史》译本引言 王焕生
导读二 “classical scholarship”“klassische Philologie”与“古典文献学” 张强
中译本说明
第三版前言
第二版前言
第一版前言
主要内容概略
第一章 导言
第一编 雅典时期
第二章 史诗之研究
第三章 抒情诗研究
第四章 戏剧诗的研究与考辨
第五章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批评
第六章 修辞学的兴起与散文研究
第七章 语法学与词源学的肇端
第二编 亚历山大里亚时期
第八章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
第九章 斯多葛哲人与帕迦马学派
第三编 罗马时期的拉丁学术
第十章 西元前169—西元14年间罗马人学习希腊语的时代
第十一章 西元前1世纪的文学批评与语法学
第十二章 奥古斯都时代至西元300年期间的拉丁学术
第十三章 西元300—500年间的拉丁学术
第十四章 西元500—530年间的拉丁学术
第四编 罗马时期的希腊学术
第十五章 帝国初世纪的希腊文学批评
第十六章 帝国初世纪的字词之学
第十七章 西元1世纪末的文学复兴
第十八章 2世纪的希腊学术
第十九章 3世纪的希腊学术
第二十章 4世纪的希腊学术
第二十一章 西元400—530年间的希腊学术
第五编 拜占庭时期
第二十二章 西元529—1000年的拜占庭学术
第二十三章 西元1000—1359年及其后的拜占庭学术
第六编 西方中古时期
第二十四章 从大格雷高利（约540—604年）到卜尼法斯（675—754年）
第二十五章 从阿尔昆（约735—804年）到阿尔弗雷德（849—900年）
第二十六章10世纪
第二十七章 11世纪
第二十八章 12世纪——经院学者与经典著作
第二十九章 12世纪（续）
第三十章 13世纪，新面目的亚里士多德
第三十一章13世纪以降，从罗杰·培根（1214—1294年）到但丁（1265—1321年）
第三十二章 拉丁经典的流传
图录说明
参考书目
译名对照表（人、地部分）
译名对照表（著作部分）
索引
希腊文索引
译后记
中译本修订版说明
前言
若言本书之缘起，当追溯至大约九年前时，我听从吾友耶博Jebb教授的善意劝说，受《英伦社会》Social England编辑邀请，对学术之历史准备做一番简短的调查，遂有1896与1897年所出版的那几部著作【译按，指作者所著《英伦学术》English Scholarship（1896年）等书】。在此期间我拟订了一个计划，要著述一部更为全面的古典学术之通史，将从雅典时代的诞生期开始，继而追踪其在亚历山大里亚与罗马时期的成长，随后则是通过中古时期和学术复兴，直到古代经典著作研究在欧洲各国乃至海外英语民族中的进一步发展。
我早已熟悉费城的古德曼Gudeman教授【译按，Alfred Gudeman，曾任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教授】所著《古代语文学史纲》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Philology，我有意指出的是，在这位饱学的作者所精心结构的《史纲》中，假如用80页篇幅就将完整的历史描绘出同样的大体轮廓来，那么对于以英语著述的其他同论题作品来说便无不是多此一举的了。但既然根本缺乏所谓的这种“史”的著作，则我耗费工夫以力求满足这一明显的需要，看来便是值得的，因此，数年前，我要写一部古典学术之通史的想法得到了剑桥大学出版社董事们的允准。
《古代语文学史纲》（第二版）
实际上我始终想要写成一部易于阅读的书，它或许也可胜任为一部学术参考著作。我承认此书在我笔下变得闳肆庞大，超出了原本的想象。但当我想起有一部德文的“古典语文学史”【译按，即参考书目中Gräfenhan的著作】，尚未逾出西元4 世纪的时间下限，便占据了1900面的大八开本纸页，于是我情愿（如同克莱夫Clive【译按，Robert Clive男爵，东印度公司的缔造者】一样）“震惊于我本人的节制”了。我本有望将此任务于单独一卷中完成，但看来已是不可能的了，主要原因是中古八个世纪里在西欧地区有关古典学问的史料文献极为庞杂。在研究这部分内容时，我自己不得不与大量的文本进行搏斗，挣扎于“主簿丛书”Rolls Series、《日耳曼历史学文库》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以及米涅Migne的《拉丁教父著作集成》Patrologia Latina，并且被迫要掌握那些以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以及英文出版的大量散见专著中的内容。
通过这些及其他文献资料，我力图追寻拉丁经典著作的后世命运，研究更为重要的中古人对希腊文化的认知迹象，并为经院哲学作一个概述。若不是将后者考虑进来，则对于中古时期的文献便不可能有足够的理解。故而这是我论题的一个必要部分，盖因经院哲学产生于对希腊著作译文的研究，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中古人士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渐次演进的各认知阶段。不过，沿着某种哲学形式的整体发展过程来看，尽管这如同一种心智训练般具有价值，总体而言却不宜于对古典文学伟大杰作宽广而自由的研究，我本人的兴趣主要限定于与学术史直接相关的问题上。这正是（若允许我以塞内加的短句来翻一新样）：quae philosophia fuit, facta philologia est【昔日哲学所有者，语文学今日之状也。译按，塞内加原文，“哲学” “语文学” 的位置颠倒过来，此非作者的原创，更为人知的翻新者是尼采】。
在此书中，我大体研究的是与各时代的文学史，甚或在某些细微程度上说也是与政治史相关的学术史。但对于主要人物的论述笔墨，本书并未形成均衡如一的比例。于是，立于中古时期入口处三位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著作家中，有关普理西安Priscian之特点的论说文字必然会远远少于波爱修斯Boëthius或卡息奥多儒Cassiodorus的部分。许多较不重要的人名，文中只是偶然提及，就被排除在索引表的定本之外，以便挪出空间，将更完整的参考信息留给较为重要的人名，诸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西塞罗与维吉尔。我相信，通过12张年表可以为此主题的学习提供更多便利。第xi 页附有这些年表的目录。
《日耳曼历史学文库》（1961）
此论题可分作若干部分（陈述于第14页），本卷囊括了前6 部分，企图在其范围内足够完整，从时间上看，覆盖了25个世纪的前19个，即是这6编所涉及的部分。在此工作之后，我希望不久即可写出自彼特拉克时代至今日的一卷学术史来。该卷初拟草稿已经写出大半部分来，因而在今年的复活节假期，我已到佛罗伦萨好客的图书馆中，着手进一步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及中古某些时期的文献了。今年春天，我参观了卢瓦尔河畔中古学问的家园，还研究了中古教育体系的相关造像与书面资料，这些纪念物仍留存于世间，乃是可见的化身，代表着曾影响索利兹伯瑞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 在“沙特尔的经典静谧”中孕育其思想的那些因素。
在此篇前言结尾，我乐于列出全部的致谢名单，他们都曾多少推助我完成这一难免颇为费神的劳作。首先我应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董事们，以及社中全体员工，难忘有位态度一贯严谨的审稿人，他（除了一些更为重要的校正之外）曾努力将中古人名的拼写还原成那些中古人士本人做梦都未想到的标准形式。假如接下来我可以在此向影响此卷之着手工作的人们表达谢忱，则不能遗忘给予本书起初之激励、使之终能问世的那位朋友（即是我开篇所提到的那位）。再者，若我可以举一简单的事例，以说明我受另外两位学者的沾溉之恩——其中一位与我愉快地交往了四十年，另一位，啊呀！则是短暂得很——我自已故的阿克顿Acton 爵士那里得到一处线索，对博韦的樊尚Vincent of Beauvais之博学多才留下了最初的明朗印象；迈耶Mayor教授有一句话，则使我关注约翰·德·加兰迪亚Joannes de Garlandia。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中，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博士甚为良善，曾向我清晰地论述了他对柏拉图《克拉底鲁篇》Cratylus的诸多看法，詹姆斯·达夫先生友好地垂询并认可了我对中古卢克莱修研究里某个问题的看法。詹姆斯博士所编订的学院书目及其他著作，使我对剑桥藏中古抄本的知识大为受益。遂令我在摹本插图中列了一幅兰弗朗Lanfranc的亲笔手书【译按，中译本732页】，还有一度属于贝凯特收藏的索利兹伯瑞的约翰著作副本的一段摘录【译按，中译本749页】，以及麦耳比克的威廉译作的一部早期誊录本上的题记。有4幅摹本图片是首度发表。感谢爱德华·芒德·汤普逊阁下，与出版其大作的科甘Kegan氏诸君及公司，允许我从他那大名鼎鼎的《希腊与拉丁古文书法手册》Handbook of Greek and Latin Palaeography所附诸多摹本中取用了5 幅。我还从柴德良Chatelain《古典拉丁语的古文书法》Paléographiedes Classiques Latins 的300幅本中摘录了两小幅图影，还有一幅出自瓦滕巴赫Wattenbach与范·维尔森von Velsen的《希腊抄本图录》Exempla Codicum Graecorum。我必须要感谢剑桥的督学先生，许我使用他的《书之关护》Care of Books这一要著中的一幅图片（所提供者远不止此）。我还要怀着感激之心，回忆因我个人需要而为大学图书馆馆长及全体员工所添的麻烦，还有彼得豪斯、冈维尔与凯斯、圣体、抹大拉及三一学院的诸位图书馆馆长，以及我本人所在学院图书馆馆长的辛劳，此外还要提到我从前的一位学生，剌普逊Rapson教授，现供职于大英博物馆。使我进益的国内外学者之所有著作，俱见于后文注释中。
1903 年10月
都柏林三一学院
书摘
第二章
史诗之研究
希腊最古之诗歌，提供给希腊人最古老的主题，以此进行研究、笺注与文学批评。我们有证据表明，自约西元前600年时，希腊世界之各邦多有吟咏荷马诗章之诵人，见于开俄斯Chios、德洛斯Delos、塞浦路斯、叙拉古、西锡安Sicyon，及阿提卡诸地。阿提卡的讽诵之风当与雅典的酒神节和布劳戎Brauron的类似节庆有关；继而西元前594年梭伦执政雅典时，尝立法规嘱命诵人们连续逐章吟唱荷马诗章，不再只是摘选独立的片段。此项法规不只令诵读竞赛更严格，更提高了听众水平，使得他们对于诗歌内容的整体连续的认识不逊色于诵人们。更甚者，诵人间的竞赛类如先古诗人间的对抗，这在观者中激发出鉴识力，不仅是评定竞逐的诵人，更是品第所竞逐之诵读，故形成推动力，催生出一种流布广远的文学批评形式。
诗人荷马
上述传统与雅典立法者梭伦颇有渊源，与之相对的，是斯巴达立法者莱克格斯Lycurgus的一段传奇。莱氏之时代未明，或谓其人之盛年在西元前776年，奥林匹克纪之始，或谓当再早一世纪。据普鲁塔克，莱氏在克里特得见荷马诗章，遂将其副本携至希腊。普鲁塔克此言之依据可能出自厄福儒斯Ephorus，盖西元前4世纪之史家。即在阿提卡之壤，可匹敌梭伦者复有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其人治雅典时期在西元前560—前527年。故老流传，他为采辑荷马散佚诗篇并依序排订之第一人。此说未见更早于西塞罗之作家，或在现存希腊语作家中莫早于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全盛期在174年）；然而于荷马诗章功劳卓越者究为梭伦还是庇西特拉图，这问题显然在西元前4世纪的麦加拉Megara一位史家那里已不陌生。毋庸多言，庇西特拉图故事已被讨论甚多。学界名宿，或无保留完全相信其事，或全然斥为谬说，时而亦有在一定限度上相信确有其事者，辩说此故事不过暗示着重续传统，却在时代发展中渐已被忽略了。泛雅典娜节中，荷马诗章每每被后世人吟诵，盖以庇西特拉图成就之殊美来颂扬女神，其人甚或被称作此节日的创立者；又据归于柏拉图名下的一篇对话，庇西特拉图有一子名希帕库斯Hipparchus（西元前527—前514年在位），其人“第一个将荷马之诗携来此地，嘱命诸诵人依序连贯吟读于泛雅典娜节上，此风至今犹存”。这故事与梭伦时期雅典即有讽诵荷马诗章之说相悖，然希帕库斯独引领诵读之风于泛雅典娜节上仍或可信。刻俄斯的西蒙尼德Simonides of Ceos即是应希氏之邀，于西元前522—前514年在雅典居停，颇值一提的是，在西蒙尼德的篇什中，我们发现现存最早的一行荷马诗章引语，云οἵη περ φύλλωνγενεὴ τοίη δὲ καὶ ἀνδρῶν【世代如树叶生落】，他将之归于“开俄斯之士”的手笔。
关于荷马诗章中的早期篡入伪文，颇有些来历不明的故事。或言庇西特拉图即尝于《奥德赛》中引入一行以纪念阿提卡英雄忒修斯Theseus；而梭伦与庇氏俱有可能曾添加一句语涉艾阿斯Ajax的诗行，则为了要证明萨拉米斯Salamis自古即为雅典之领土；然萨拉米斯之恢复在梭伦执政期，时庇氏方及弱冠，则此事当独与梭伦有关。在庇西特拉图授权之下，整理荷马诗章者有四人，渥努玛克里特Onomacritus即其一，据希罗多德，此人曾在窜改穆赛欧斯Musaeus的谕言时被当场捕获，因而僭主之子希帕库斯将其流放。
庇西特拉图
此时期的荷马被赫西俄德（全盛期约在西元前700年）频频效仿，被早期挽歌体诗人卡里努斯Callînus（约在前690年）认作是一部史诗《忒拜纪》Thebais的作者，更在不同程度上被诗人们照搬重复着，这其中有最早的短长格写作者阿基洛库斯Archilochus（全盛期在前650年），此人被“朗吉努斯”称为“最似荷马者”，还有阿耳刻曼Alcman（前637年前后）和斯忒西考儒Stesichorus（前640—前555年间） 等抒情诗人。
庇西特拉图僭主既被逐，此时有品达出，明“诵人”一词之原始，将Rhapsodos述作“荷马之群嫡，抒轴献功之歌者”。他婉转言及月桂枝，人们以之寓指诗的传统。（据他说，）荷马自己就尝“凭他那神机独运的月桂权杖，将艾阿斯Ajax之威风一一公正陈述，遗此主题与吟者们歌颂”。品达颂赞安菲亚荛斯Amphiaraüs的诗行纯属在缅怀荷马颂赞阿伽门农之佳句。他描述“喷烟吐火之契麦剌Chimaera【译按，喷火怪兽，狮首蛇尾羊身】”的短句像极荷马，而在语涉柏勒罗丰、伽尼米德和坦塔卢斯时则稍有出入。在借用他的同乡、波欧提亚诗人赫西俄德之短句时，他亦复任意赋予新意，本是形容农人劳作的警隽妙语，他转以状写运动家的辛勤操演。在品达时代甚或整个雅典时期，诗人与受众饱受古老诗人荷马与赫西俄德的熏染，是故，少许之触发即可唤起对于某些习见之诗行的回忆了。
荷马诗章对于雅典的悲剧诗人们影响甚巨。亚里士多德固然宣称，“《伊利亚特》《奥德赛》至多各提供悲剧以一二主题”，但我们发现从其中开掘主题的，埃斯库罗斯至少有六部悲剧和一部萨提尔剧，索福克勒斯有三部悲剧（《瑙锡卡雅》《费阿刻斯人》，《佛里吉亚人》可能也是），欧里庇得斯有一部萨提尔剧《圆目巨人》。《瑞索斯》Rhesus的无名作者【译按，此剧旧题欧里庇得斯所作，后世判为伪作】是从《伊利亚特》中采择主题的；而阿基琉斯、赫克托尔，与拉厄提斯、珀涅罗珀及其追求者们一起，常现身于西元前、前4世纪的末流悲剧诗人笔端。亚翁之说唯可求证于索、欧二氏，于埃斯库罗斯则非，《诗学》之论几近遗漏斯人。然事实唯在于一般的悲剧史诗大半是得启发于史诗系列的其他诗作，依次名为《塞普里亚》Cypria、《埃塞俄比亚人》Aethiopis、《小伊利亚特》Little Iliad、《特洛伊的陷落》Iliupersis、《归乡纪》Nostoi及《忒勒歌努斯志》Telegonia。
埃斯库罗斯或许将“荷马”当作全部史诗系列的作者，遂称其己作为“荷马盛宴之一脔”。阿里斯托芬的《蛙》中，驱遣埃氏承认他自“神圣荷马”处谋得主意，以塑成“狮心”英雄透克洛斯、帕特洛克洛斯的非凡形象。荷马的影响表现在许多独具匠心的描述语上，也表现在为数不多的古体名、动词的遣用上，以及荷马式的习语与措辞，荷马式的明喻与隐喻。
索福克勒斯被希腊的鉴赏家们评作是荷马真正的门徒，是“悲剧界的荷马”，更是史诗的崇尚者。其人所受荷马之沾染，于名义上不及埃斯库罗斯，然而如其他戏剧家们，他借用了某些史诗的形式与描述，以及某些习语与明喻。其人之剧作使荷马之精神复生。其人物构思亦是荷马化的，理想而不失人性，他以冷静的自制力描述人物，即使在狂烈的激奋中亦是如此。这一如既往地，“荷马魅力之妙，已经为其人所掌握”。固然他极少径直自《伊利亚特》或《奥德赛》中领受启发，据言他“喜好的是整个史诗系列”。现存戏剧与此系列有关者，为《艾阿斯》和《菲洛克提忒》。
索福克勒斯在指责儿子
欧里庇得斯的现存剧目中，唯《圆目巨人》直取材于荷马《奥德赛》，而史诗系列则于《在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赫卡柏》《特洛亚妇女》《安德洛玛刻》《海伦》《厄勒克特拉》《在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和《俄瑞斯忒斯》。现存剧目似无有从《伊利亚特》中起兴之情节，不过在《腓尼基妇女》的开场一幕中，安提戈涅和她的老保傅自殿堂屋顶观瞻忒拜城外的阿耳戈斯大军，显然是重温《伊利亚特》的隽永之场景，彼间海伦和普里阿穆如是在特洛伊城上瞭望希腊群雄。
第三章
抒情诗研究
普罗泰戈拉在柏拉图的同名对话篇中，曾勾画出一幅雅典正规教育的有趣图景。此备受讨论的图景重点在于对诗人的学习。
当学童们学会了文字，并开始理解书上的内容……老师们会将杰出诗人的作品置于坐席间，敦促学童高声吟诵、沉心钻研，诗中有许多训诫、故事、赞歌，颂扬古之贤者，鼓舞他们起而效仿……当学童修习齐塔拉琴cithara时，音乐教师们亦复传授他们其他杰出诗人的作品，即歌诗【译按，古之抒情诗常以琴伴奏而歌】，渐通韵律后，学童之心灵全然熟谙于节奏与曲调，变得温柔敦厚，言行俱可富于优美的节度及和谐；因为节奏与韵律的调节为人生之所需。此外，父母会将孩童送至体育导师那里，使得其肉躯以更佳状态侍奉其心灵的德行，无人会因为身体虚弱而在战时或其他考验中成为懦夫。
向诗人学习复在柏拉图的《法律篇》涉及教育的普通课程时得到强调：
（在对话中“雅典人”说）我们有众多的诗人，或作六音步体，或作（短长格）的三音步体，或作其他韵体，有的能严守规法，有的止于供人讥笑而已。雅典人万众同声地主张正在接受正规教育的年轻人应接受这诗教的熏染，用心去记诵、研习，把握全诗要领；还有些人采撷编选诗人们的菁华，或是编订出演说文稿的全集来，他们说这些都是值得所有向善求智慧之人烂熟于心的，从中可以得到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学识。
艺匠们曾展现过与以上画面类似的内容，西元前5世纪早期多理斯Duris制作的一只阿提卡陶器，即以雅典学校的两幕场景修饰其外观。其一的中心是坐于椅上的教师，手中书卷半展，审听面前站立的学童功课，童子或许在聚神讲述所修习的内容，亦许是在记诵教师的垂训。书卷展开部分标记了一行传写错谬的古典颂诗：Μοῖσά μοι ἀμφὶΣκάμανδρον ἐΰρροον ἄρχομαι ἀείδειν【缪斯予我（诗兴），我将开始歌唱那奔流的斯坎蛮德河Scamander】。左有一长髯教师在弹奏七弦抱琴lyre，对面一个学生，手中乐器形制相同而略小，两人俱坐于石凳之上。其右亦有一石凳，坐一长髯男子，手拄一杖，想是那站立学童的教师或保傅仆人παιδαγωγός。另一幕里一青年教师坐于中央，左手托蜡版，右手执铁笔。其人显然是在校阅面前站立男童的作业。其左复有一青年教师正吹奏双笛【译按，指aulos】，教授立于前的另一学童。其右则与第一幕雷同，一长髯男子拄杖监看着授课。很多器具悬于墙上，包括一轴书卷，一对相互缚劳的写字板，一只柳条篮，一对扁杯，两块交叉的木板束成的十字尺（可能用于绘角与直线），还有一只竖笛包，三架抱琴。
公元前5世纪初期雅典学校的诸种情景
荷马史诗需用的弦鸣乐器是福明科斯琴phorminx、齐塔拉琴或称齐塔芮斯琴citharis。“抱琴”lyre【译按，异于第29章末附图“音乐学”化身旁边的里拉琴lyra，后者系拜占庭时期出现的乐器】一名最早见于赫尔墨斯颂歌中，其义所指即是齐塔芮斯琴。但在“抱琴”和“齐塔拉琴”之间并非没有分别。瓶画上描述的，和《法律篇》中提到的是“抱琴”（其双“角”突出，并有一形制源自龟壳的琴体），而《普罗泰戈拉篇》提及的是“齐塔拉琴”（琴“壳”由木匣代替，双“角”更以琴匣的延伸臂来固定琴弦的另端）。有时也并称两种乐器。虽则抱琴与“齐塔拉琴”，尤其前者，俱为教学中常用乐器，然而以之写作歌诗的诗人，在雅典时期并不被称作“抱琴”诗人“lyric”poets，而是被称作μελοποιοί，即“μέλη”或“歌诗”的“作者”。追溯“抒情的”lyric一词的源头，我们要寻至亚历山大里亚时期，阿里斯塔库斯的门人，语法学家“色雷斯人”第欧尼修，方首次提到“抒情诗人”；而首言“歌吟”melic诗人的则更晚，要推迟至普鲁塔克（全盛于西元80年）的时代。
阿里斯托芬曾比较教育的故新之不同风尚，尝作一剧，时约在西元前423年前后，缅怀往昔年代里的塾师教学生唱那“帕拉斯【译按，即雅典娜】，诸城邦可怕的掠夺者”。歌是由兰普罗克勒Lamprocles（约西元前476年）写的，此人是品达的弟子、台蒙Damon的导师。或是唱那居第德Cydides（或言是赫迈俄尼的居第亚斯Cydias of Hermione）的“高亢曲”。——这些歌代表着往昔年代低沉、板重的旋律，与莱斯博斯的弗里尼斯Lesbian Phrynis代表的以花样繁多的装饰音取胜的时调形成对照。在别的剧作中，阿里斯托芬还频频斥责酒神歌诗人基内希亚Cinesias，这个诗人也曾陪同外邦人弗里尼斯、摩兰尼庇德斯Melanippides和提摩透斯Timotheus被斐克拉底在一篇雄文中声讨，今得存于普鲁塔克的著作中。
《塞奇洛斯墓志铭》中记录的饮酒歌
雅典时代对“歌吟”诗人的研究或可从章句摘引中推知一二。阿尔凯乌斯Alcaeus（全盛于西元前612—前580年）向萨福Sappho（全盛期在前612年）致意的一行诗和女诗人的四行酬答，今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得以保存；而柏拉图的《斐德若篇》援引了斯忒西考儒Stesichorus的涤罪诗【译按，《斐德若篇》谓诗人曾因羞辱海伦而目盲，继而作一诗翻案，目力得以恢复】。忒俄斯的阿纳克里翁Anacreon of Teos（全盛期在西元前530年）和刻俄斯的西蒙尼德Simonides of Ceos（西元前556—前468年）俱曾被希帕库斯Hipparchus延为雅典的座上宾。阿纳克里翁好吟哦的是醇酒与情爱，故作品不得施于教育，也不为刻板的哲人和演说家所征引。他是会饮中的诗人。阿里斯托芬曾提到他的甘美韵律，将之与萨摩斯的伊比库斯Ibycus of Samos（全盛期在西元前544年）齐名并称。西蒙尼德关于正义就是“借人财物要归还”的说法十分流行，在《理想国》中则受到了批评。《普罗泰戈拉篇》里，他的一首诗作还被普罗泰戈拉选来立论。那智者声言在诗中发现一种悖论。诗人先说，“人欲为善诚难矣”；却又矛盾地责备庇塔库斯Pittachus所谓“善人难作”之言。苏格拉底提出解决矛盾的答案，他区分了“为”（becoming）与“作”（being）的不同，这方法或许是对智者们惯用的“阐释法”的“消遣漫画”，是故这段对话大体可“被当作是柏拉图对盛行一时、冗长琐碎的阐释技艺的讽刺”。莱克格斯Lycurgus引述过西蒙尼德哀挽马拉松之国殇的诉歌体铭文，以及歌颂温泉关Thermopylae英雄的两则铭文之一，这两则都可见于希罗多德著作中。虽则其中致占卜师美吉司提亚斯Megistias的一则铭文可确然归于西蒙尼德，但这些引语都未标明作者。他曾为骡车赛会的赢家，利吉姆的阿那克西拉斯Anaxilas of Rhegium或其子，写过一篇合唱歌ode，开篇的句子后被亚里士多德引为例句，以说明以庄语敷物称的修饰效用：
起初那骡车赛的胜利者给他很少的报酬，他便不情愿为其作合唱歌，遂以构思“半驴”甚难为理由；可那人偿以丰酬之后，西蒙尼德就写道：—“欢迎呀，如风暴疾走的神骏之女儿”【译按，参考罗念生译文】。
作者简介
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1844－1922），英国古典学者，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导师，剑桥大学校方发言人，不列颠学会会员。曾获都柏林（三一学院）、爱丁堡、雅典、牛津几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剑桥大学“终身荣誉发言人”的称号，被希腊最高荣誉级别组织“救世主勋章团”授予司令官徽章。1911年获爵士头衔。
主要著作有《西方古典学术史》《西方古典学术简史》《复活节希腊游记》《哈佛讲演录：学术复兴》等，与人合编有《古典名物词典》《希腊研究手册》等。
译者简介
张治，1977年生，山东淄博人。200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著作有《蜗耕集》（2012年）、《中西因缘：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2012年）、《异域与新学：晚清海外旅行写作研究》（2014年）、《蚁占集》（2017年）、《文学的异与同》（2019年）；主要译作有《西方古典学术史》。研究兴趣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并涉及西方古典学术史、翻译文学和中西学术比较，近年从事钱锺书手稿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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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Da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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