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 | 从一般思想史到边疆思想史
编者按：本文原题目是《从一般思想史到边疆思想史——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论纲》，刊于《学术月刊》2020年第11期。感谢袁剑博士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自从中国思想史成为古代思维样态的近代接续与现代阐释形态以来，其本身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在连续性发展中的主体框架，进而在思想与文明比较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族国家时代的整体国家气质与认同。中国思想史的这种基本特质构成了我们认知层面的一般类型，并经历了一个近代转型的过程。
梁漱溟在其已成经典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曾充满期待地指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1]但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和平尚未可期，以“调和”为特质的中国思想类型尚未真正成型，但在后世的实践层面，这种以兼容合一为思想旨趣的中国文化却始终是我们努力达致的目标之一。
随着20世纪的逐渐展开，中华民族逐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文化的独立自存已然是不可撼动的事实，而在这一过程中，对于思想史的关注也经历了独特的过程，其间经历了一个中心议题经由历代思想秩序、意识形态以及后来基于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转变。[2]在当下我们认知内部结构与内外关联变得如此迫切的时候，如何认知国家的内部空间特质及其历史变迁的的思想史逻辑，就成为在国家与跨国语境下理解和阐释边疆及其时空意义的关键所在，也构成了认知中国思想史整体性的重要环节。
一. 思想史中的边疆“缺口”
毋庸置疑，地理特征与文化聚合为中华大一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物质与精神基础，并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维系着中华认同的连绵不绝。这种基于历史连续性与地缘关联性的“连续性时空”，成为容纳中国历史与现实族群、物质与文化观念变迁的“包容器”，构成了我们理解和认识整个中华文化生命律动的现实根基。但在具体的认知层面，长期以来，受雅斯贝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所揭示的文明“轴心期”影响，我们对公元前八百年左右形成的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几大文明中心形成了某种本质化的认知，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雅斯贝斯本人，也注意到了轴心文明本身的有限性问题，并指出世界上这些地区的人类也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的限度问题以及彼此间的关联性，
轴心期虽然在一定的空间限度里开始，但它在历史上却逐渐包罗万象。任何未同轴心期获得联系的民族仍保持“原始”，继续过着已达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非历史生活。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人们，要么和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保持隔绝，要么与其中的一个开始接触；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被拖进历史。……生活在轴心期以后的全部人类，不是保持原始状态，就是参与当时唯一具有根本意义的新事态发展过程。……从三个地区相逢之际起，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一种深刻的互相理解。在初次相遇时，他们便认识到，他们关切同样的问题。尽管相隔遥远，但他们立即相互融合在一起。……早先文明的轮廓渐渐消散，承载它们的民族在加入了轴心期运动时从视野中消失了。……从轴心期起，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3]
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化对于“轴心文明”的边缘认知，就成为我们理解并揭示“文明历史”与“世界历史”之关系的关键环节。
古代中国的轴心文明特质，由于中国进入近代的被迫性以及近代转型的不充分特征，以至于在当下的思想史叙述中，始终面临着一个作为文明体的中国与作为国家体的中国之间的空间契合难题。这一追寻空间契合的努力及其实践，经历了一个古今转换过程，大体而言，在古代语境中，在话语实践层面，可以借助某种具有道德意味与弹性空间的“天下”叙事来构筑一种具有普遍性和超/非地域的中国观，道德在其中具有某种普遍适应性，一如民国时期著名政治思想家萧公权所言：“孔子之理想君子，德成位高，非宗子之徒资贵荫，更非权臣之仅凭实力。前者合法而未必合理，后者则兼背理法。孔子所言之君子取位虽不必合于宗法，而其德性则为一合理之标准。”[4]
在这之后，社会变化日甚，思想领域随之调整，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在秦汉，与完成大一统的专制王朝相适应，诸家学说逐渐合流，而儒家则凭借其建立在深厚小农生产经济上的血缘宗法纽带，吸收各家观点并加以改造；在这当中，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进行了异质同构的类比关联，从而构筑起一种宇宙论系统图式，以强调自然-社会作为有机整体的动态平衡与和谐秩序。[5]
而到了近现代，随着19、20世纪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体系的全面确立，诸多关于空间与区域秩序的传统实践与逻辑受到了巨大挑战，世界各区域开始广泛出现思想空间的“民族国家化”图景，在现实实践层面，以国家为前提来构筑思想史的基本框架与叙述方式，即便是之前就已成型的轴心文明区域也概莫能外。中国本身也经历了从王朝向近现代国家的转变，传统意义上对于王朝的认同也渐次转化为更具抽象性的国家认同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历史与思想叙事。
这种基于“民族国家化”的思想史叙述，客观上塑造了以国家当代版图为标准空间的特质类型，这当然有助于我们对于国家思想气质与知识类型的认知，但在另一方面，当我们习惯了对于中国知识地图和知识空间的整体性与一般性叙述，以及在这种叙述中形成的对于中心与周边的均质化想象之后，由于具体叙事空间的前后差异，就会历时性叙述与共时性实践层面暴露出明显的认知等级格局。这与费孝通先生所指称的社会家族结构的差序格局有类似之处，但同样存在不同的情况。
例如，当我们以历史时期的西域认知和当代基于现实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中亚五国认知，并试图加以连贯性的思考和论述的时候，关于中亚是什么的问题，就逐渐成为我们理解和认知层面的一个难题。
在我们的对外认知链里面，并不存在一个认知深度渐次递减的趋势，恰恰是核心区具有知识的最高密度，域外的欧美等区域同样具有较高的知识密度，而边疆-周边区域恰恰处于知识结构的“塌陷区”。这种局面的生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当下全球互联的时代，凸显出我们当下在认知与中国相接的周边世界过程中所存在的某种“断裂性”，尤其是古代与近现代话语之间的错位。这些话语结构方面的错位，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着我们对于整个外部框架的既有认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意识到，有必要去认知和填补思想史中的边疆“缺口”，从而在认知框架上揭示这种理解古代、近代与当代思想叙事中所存在区域间关系，进而塑造一种更具整体性与“边疆”包容感的中国思想史话语，或者说，去构筑一种具有解释力的边疆思想史类型。
二. 理解“统一环”：边疆思想史及其关系维度
边疆既是一种结构，也是一种思想。作为一个具有内部多样性与复杂性的中国，理解边疆区域在中国历史上的内部逻辑以及这些逻辑与整体性的王朝治理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简言之，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中基于地缘与人群基础的“统一环”结构，将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向。
在我们当下对于国家叙述的“焦虑”当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对于边疆所处的结构性地位的认知难题，[6]童书业先生曾经说过：
元、清以新兴民族之势，利用中国天然富源，故能保持极盛大之疆域；次则唐、汉，秉本族极盛之势，外征四夷，疆域亦广；而以分裂时代之五代疆域为最小。此实可证一国之宜统一而不宜分裂也。至汉族本疆秦、汉以后所以不能有大扩张者，乃因农业经济之限制及国人狃于《禹贡》之观念所致。[7]
《禹贡》九州山川图
他的这一论断指出了传统认知中关涉边疆的既有框架，这种框架将边疆放到了一个实用性的位置，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其对于整体性的国家或王朝认同的重要性。这种基于实用性的古代语境，从近代起转变为一种国家叙述的困境，并在当下进一步影响着我们对于中国范畴与内涵的认知。
有鉴于此，面对历史生成的中国疆域版图以及当代的地缘政治格局，如何在当今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国家结构下，去理解“天下”的生成逻辑，如何认知整个古代中国的陆-海秩序及其内部的陆缘关系结构，进而更为全面地理解“域内”的空间及其互动关系，就成为我们如今寻找关于中国的新的整体性叙述的关键所在。
赵汀阳在论及“天下”时曾指出：
通过语义上的三位一体，天下概念暗示着一种理论规划，在其中，大地、人民和政治制度之间被假定有着某种特定的不可分割的必要联系。“天下”因此就成为一个意义饱满的厚重概念（thick concept）。一个厚重概念不仅拥有全方位的综合语义，它同时还构成一种内在于这个概念的哲学语法，这种哲学语法规定着它所包含的各种含义之间具有互为条件、互相配合的关系。[8]
可以说，关系维度在构筑“天下秩序”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黏合剂作用，并成为思考和理解“天下”乃至中华文明历史延展性的结构基础之一。在后来进一步论证的中华文明的“旋涡模式”中，赵汀阳系统解释了从商周一直到清末数千年来，中国逐步扩展的关键并非来自向外扩张行为的红利，而在于外围竞争性力量不断向心转入旋涡核心这一过程当中。在他看来，象形书写文字、庞大成熟的思想系统、周朝创制的天下体系以及政治神学的雪球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以中原为核心形成“中国旋涡”的四大动力根源。[9]这种论述充满着逻辑魅力和启发性，同时，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去思考“中国旋涡”生成中的内在关系是如何逐步建立起来的，而这四大动力根源又是如何构成内在的结构关系的？
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空间中构筑具有连续性与关联性的边疆区域整体叙事框架的尝试，为了理解中国边疆各区域如何经由历史的锤炼最终形成稳定的“统一环”，以此为目标，“边疆思想史”试图构筑的是非区域和超区域层面的结构思想叙述，它不单单局限于对中央王朝关于边疆区域及生活在这些区域的诸族群的治理策略与思路的梳理与考察，而是特别关注中央政权的边疆政策在边疆区域内部的创造性转化与在地化实践问题，以及在这种转化与实践中所形成的内部关系逻辑与内在网络。[10]概言之，边疆思想史所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中国地理与人群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统一环”的？这种结构性的稳固“统一环”是如何阶段性地生成的？“统一环”中的环间关系得以型塑的地缘生态基础及其历史动力是什么？
在具体的结构关系层面，这种边疆思想史路径并不专注于对历史上思想流派的纵向追索，而是着力于对跨区域关系及其内部的人际、群际与族际思想关系的横向探究，探究中国内部区域间关系的。从更为一般化的角度来说，这种跨区域的横向思想关系阐释需要一种对于区域间关系尤其是边疆区域间关系的历史性感知，并揭示这些关系的整体性意义。
如果我们以学界对于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满天星斗”和“重瓣花朵”模式为例，那么，系统的分析将围绕其内部区域结构展开，并探究这些模式中“统一环”的结构关系。具体而言，边疆思想史将着重于“多元一体”中的“多元”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一体”之间的结构性互动，着重于“满天星斗”中的“星斗”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整个星空格局的影响，着重于“重瓣花朵”中的“重瓣”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整朵花盘产生的作用。
通过理解以边疆为对象的外围关系格局，进而阐释其与内部核心区域的结构性链接，形成一种关于区域间结构关系的认知框架。这种边疆思想史路径将能够超越我们既有的对于边疆的区块化认知，从而形成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的中国内部区域互动框架与动力机制，[11]以实现一种涵盖跨区域横向思想关系解释维度的中国思想史框架。
三. 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
围绕着上述的跨区域、横向化阐释，边疆思想史呈现为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
它之所以是一种关系学，在于其本身的内容主要聚焦于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结构性框架，以及这些关系随着王朝兴替所呈现的历时性变迁，这种关系与变迁十分重要，因为它们揭示了边疆区域内部所折射出的相关社会-群体特质。
《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
正如挪威著名人类学家巴斯所言：“在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体系中，就族群的文化特征来说，联系几个族群的积极纽带取决于他们之间的互补性。这样的互补性可能会导致相互依赖或共生。”[12]这种结构性判断同样适用于本文所述的议题。
而在这当中，最为关键的是理解各边疆区域间的“编码”系统及其构成，也就是说，必须结构性地理解各边疆区域之间基于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生态而构成的独特“编码”方式，这种编码方式不同于农耕区域内部的一般组织逻辑，它是一种基于各自区域生态与人文知识分类基础上的博物逻辑，这种博物逻辑涉及到各区域间的生态知识与日常生活形态之间的相互衔接与关联，进而构成了具有独特代表性的关于“天-地-人”结构的区域间关联，在这种关联的维度上，我们将能够获得兼具宇宙论（“天”的指向）、地缘关系（“地”的指向）和族群关系（“人”的指向）的三重关系结构，从而全面理解中国边疆各区域之间以及边疆区域与中原地域实现社会、思想与群体关系榫接的关键要素，在此过程中，具有解释力的边疆思想史结构得以逐步生成。
具体到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这些博物逻辑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在秦汉兴替时期，长城地带涉及的如今北疆地区的内部组织关系如何呈现，这种关系对汉朝边疆治理的整体逻辑造成怎样的影响？到了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以北魏长城为代表而构筑起来的北部地域究竟在北朝政治与军事格局中扮演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的角色，这些区域内部的军镇社会发展轨迹究竟如何影响了之后隋唐甚至宋代的边疆治理逻辑？在唐宋转型时期，西域内部的社会-群体发展逻辑是什么，这一区域历史与整体的唐、宋史的关系如何加以整体性的厘清与阐释？在明清易代之际，东北地区内部的社会-群体发展逻辑又呈现出怎样的特质，这一区域在明清史叙述中如何进行具有连贯性的叙述，而不至于被明清易代本身形成的阶段性特质所割裂？
在过程方面，这种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历代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地区的施治，而且还尤为关注边疆地区的内在社会-群体变迁对于中央政权的反向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于后一朝代边疆治理逻辑打上的烙印。它既是双向的，也是复线的。
边疆思想史是人文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作为中国文化及其内在实践的一种面向，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构筑了我们自古以来超越种族、血缘、宗教与语言的共同体认同，并内化为一种柔性思想方式，形成贯穿历史与当下的整体知识氛围。
《论语·季氏》有言：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作为一种关涉中国边疆区域的思想史路径，人文的力度与韧性形成了它与一般思想史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文德”为核心的道德普遍主义观念，其理想的涵盖范围，超越了中国既有的农耕区域，而开始进入各边疆区域，从而呈现出一种对于整个边疆区域的整体关照，进而在具体的时段生成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边疆叙事框架与风格。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这种叙事框架与既有的中原叙事框架之间的关系应避免相对生硬的空间与时段拼贴，需要找到一种相对平滑的解释，从而使两者之间的历时性与空间性关联得以有效确立与维系。
边疆思想史又是地理的。地理因素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不仅在事实上塑造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独特空间，而且在文化层面，形成了深厚的舆地学传统，孕育了“九州”、“十二州”等天下地域分类，进而型塑了我们关于内外部世界的理想模型与共同体想象，《尚书·禹贡》中曾有这样一段叙述：
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13]
《禹贡》所述的空间模型
概言之，这种以地理距离加以空间类型化区分的模式，虽然无法与东亚地区真实的地形地貌全然匹配，但依然内化为一种以“中邦”为核心的对于周边区域与空间关系的想象，植根于后世的历史记述与政治实践当中。因此，系统性地理解中国内部的区域地理逻辑及其历时性的变迁，将会为我们呈现出一种具有时间维度的边疆区域行政地理组织变迁图景，同时展现出这些变迁图景之中暗含着的治理思想与实践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要理解这种独特的地理关系，就必须面对一个对于非“中邦”区域所具有的“边疆性”问题。这里所谓的“边疆性”，即某一区域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空间中所处的结构性附属关系，及其在这种关系中具有的反馈性与主体性，即它既处于地理层面的边缘性位置，但本身具有影响中心及其政策的重要能力。
四. 理解“编码关系”与“博物逻辑”：实践的进路及其可能
思想史的阐释离不开实践的路径，关于边疆结构的思想史阐释同样如此。在历史上，长期以来交通的困难，使中国边疆与非边疆区域之间形成了理解区域关联的某种地理困境。随着现代交通技术的突飞猛进，如今交通方式的便利性，使我们能够以更高的效率来穿越边疆地带，在对边疆景观的认知中去发现一般阅读中忽略的边疆地域间关联性问题，从提供了一种从当代实践中理解“边疆思想史”的可能。
在这过程中，文献的解读结合具体的实地探查，将为我们提供一种基于边疆思想史的历时性框架与共时性关怀，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边疆各区域之间的“编码关系”是什么，又是如何构成的，以及在这种关系结构中，其独特的“博物逻辑”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城郭山川，千秋不易。带着这种期许与尝试，笔者在2019年7月初曾经从北京出发，由陆路连续探访了位于长城中部地带的榆林镇北台、统万城遗址、石峁城遗址，并由南到北穿越黄河，进入阴山两岸，经鄂尔多斯、包头、巴彦淖尔，寻访当地的秦汉长城和北魏六镇遗迹，之后又一路向西，前往额济纳，探寻黑水城遗址，随后折向南方，先后探访嘉峪关和敦煌，历时两周，全程上千公里。这一“重走长城线”的过程，使笔者重新去思考作为带状的长城及其周边区域在理解整个中国过程中的意义所在。这种思考期待，在回京后的阅读中得到了某种实践上的佐证。
年轻的汤因比在1929至1930年间，曾趁着赴日本京都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期间，前往中国旅行，其间登上了古老的长城，在他1931年出版的《中国纪行》（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一书中这样写到：
他这种旁观者的视角具有惊人的启发性，提醒我们，有必要将长城作为一种与“山”“水”等量齐观的自然之物来加以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完整地认识长城作为一种穿越时空的与山水同在的“自然性”所具有的历史魅力；它的功用在最初固然是防御与镇守，但在这之后的数千年时间里，虽然屡经残破，但长城已经与所在的山水融为了一体。如果说我们常见的刻字勒石是一种易于理解的“编码”的话，那么，这种作为“自然之物”的长城与其山水构成了一种更具整体意义的理解中国北部生态结构的“编码”，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内嵌到文化-地理图景中的现实之物，一种始终维系人群与族际关系的社会空间结构。
从方向性上来看，长城及其周边山水地域与各个边疆区域构成了我们从东-西向来理解中国内部结构的“编码关系”，在这种“编码关系”中，长城地带与各个边疆区域之间的关联性如何确立并维系，进而构成整体上的中原-边疆结构，就构成了我们进一步理解整体结构的关键所在。当然，在这里，与之相对应的一个更具衍生性的命题就是，如果我们将大运河作为与长城类似的“自然之物”，那么，它所引导的中国两大流域关系和中原-江南关系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编码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揭示了中国内部另一种独特的区域间关系。当然，这个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的内容。
汤因比的经历与体验为笔者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但更多地则来自于对中国人文-地理关系结构的聚焦式认知。让我们回到由长城及其周边山水地域构成的“编码关系”本身，这种关系要能够确立，本身需要有更次一级的逻辑来加以构筑。那么，长城地带与各个边疆区域的关系逻辑又是什么呢？
我们以嘉峪关这一通常认为的长城西端雄关为例，考察嘉峪关的时间线，我们注意到几个节点性的事件：在明初的1372年（洪武五年），时任征虏大将军的冯胜在巡视河西时，在嘉裕山西侧修建嘉峪关；百余年之后的1494年（弘治七年），嘉峪关被关闭，西域封贡之路断绝；再过了三十余年，到了1528年（嘉靖七年）的时候，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准许满速儿入朝纳贡，并将哈密回部迁至肃州东关附近，在这之后，“西域诸夷入贡者亦竟嘉峪关，不复取道于哈密”；至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时任肃州兵备郭师古手书“北漠尘清”四字，勒石于黑山岩壁；由明入清之后，此地曾经一度废弃，至1736年（乾隆元年），清廷在此添设嘉峪关营；1809年（嘉庆十四年），时任甘肃镇总兵李廷臣视察嘉峪关，写下“天下雄关”四字，刻碑于旁；1871年（同治十年）据中俄条约增开商埠，俄国在嘉峪关设立领事；两年后的1873年（同治十二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命令整饬嘉峪关关城等，并手书“天下第一雄关”匾额。
从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可以发现，从明代到清代，嘉峪关的地位存在明显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如果我们将明清两代的疆域版图合并起来看的话，就很容易理解。此外，对于这一关城的别称，也经历了从“北漠尘清”、“天下雄关”到“天下第一雄关”的转变过程，而在这里，也可以与明朝-蒙古关系、清前中期的清朝-准噶尔关系、清末的清朝平定西域叛乱的整体背景关联起来。在这中间，存在着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博物逻辑”的群体-社会-生态关系，这种“博物逻辑”与我们在农耕区域内部基于组织与财税秩序构筑的“儒家逻辑”有所不同，它建立在各个边疆区域对于相同的群体、物体和资源的不同分类方式基础上，并构成了各自对于这些关系的独特解释方式，例如游牧群体对于“纳贡”的独特解释。正是在这种“博物逻辑”的系统实践中，我们才能较为明显地区分作为边疆地域的蒙古与西域之间的关系，以及诸如蒙古与东北区域之间的关系、西域与藏区之间的关系等等。
对这种“博物逻辑”的深度理解，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北部边疆区域与西北边疆区域之间曾经有过基于内部互动关系而形成的政治与军事关系。这种逻辑是跨朝代、跨区域的。因此，当我们基于一般的王朝史视野来认知这些区域的时候，往往无法整体性地揭示边疆事务或事件的历史生成语境及其影响，进而难以揭示这些区域与当时的政治核心地区的结构性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发生变化的边疆因素。
例如，如果我们能够从边疆间关系的角度，来探究北魏六镇之间的互动问题，那么，我们或许就能够更完整地理解北魏权力结构变迁中的北疆因素。
在这之后，笔者又经由当年8月份在位于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进行的田野之旅，进一步意识到，东北与北部边疆之间在鲜卑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内部的互动关系（六镇结构则进一步将东北与西北联系了起来），到了契丹和女真时期进一步复杂化，从蒙古时代更是形成影响至今的民族关系结构。
如此一来，东北、北部和西北这些位于“胡焕庸线”西侧的森林、草原和荒漠区域以及附近的农牧交错地带，其内部关系能否作出超越一般意义上对于草原游牧力量的简单归纳，进而形成超越既有的“农-牧”或“中原-草原”关系架构，而经由“边疆-边疆”关系来梳理出中国在历史发展中的边缘区域及社会生成方式，进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节律及其内在动力问题。如此一来，我们或许可以更明确地避免简单的二元划分，而从整体边疆区域逻辑来思考中国的历史变迁问题，并以此来思考“胡焕庸线”以东和以南地区的区域与社会发展逻辑，真正呈现对“跨体系社会”[15]的现实体认，实现对于整体中国的结构性理解。
五. 结语：寻找边疆的思想史阐释
总之，正如怀特海曾指出的，一种知识的呈现与否，在于对其“理解”、“表达”与“重要性”的有效揭示，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渴求与勇气，而中国古代在论述知行合一时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同样也是这种“活”性知识的体现，它强调了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能动性，及其对于事件背后的人物、行为与知识逻辑的关怀。
为此，正如《读史方舆纪要》作者顾祖禹在明清鼎革的时代变局中所反思的：
“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诸名臣为之讨论，而所存仅仅若此。何怪今之学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一旦出而从政，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曾不若藩篱之限，门庭之阻哉！”[16]
因此，在当下世界的大变局时代，构筑并完善一种具有整体性的中国边疆结构理解路径，将为中国思想史的总体思考提供一种边疆维度的新尝试，同时，也可能寻找到关于边疆及其相关议题的某种思想史阐释空间。
最终，经由对历时性与共时性兼具的中国边疆区域间关系过程的揭示，我们将会寻找到一种指涉“物”与“人”的关系的边疆学叙事，这种叙事将超越既有的对于区域的线性化与版块性描述，而实现对于区域间关系的人文-地理关怀，以及对中国疆域与群体“统一环”的全新理解。正如随着时代的发展，长城的意象逐渐由物的形态转变为人的共同体状态那样，最终，整个国家认同以“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方式得以实现。
1933年的长城抗战
在这里，《禹贡》意义上的“中邦”将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心理意义上的，并呈现出普遍性的意义，基于这种“中邦”与周边区域结构性关系的整体认知，也将刷新我们对于自身、历史与国家的认知，并达致一种整体上的平衡与理解。边疆思想史的内在意义，也由此得以呈现并延续。
注释
[1]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25页。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21页。
[3][德]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15页。
[4]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48页。原书初版于1940年。
[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
[6]袁剑：《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7]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上海：开明书店，1949年，第48-49页。
[8]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9]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10]袁剑：《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11]袁剑：《何以为边：边疆思想史的语境、议题与实践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12][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李丽琴译，马成俊校：《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页。
[13]《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7-91页。
[14][英]汤因比著，司佳译：《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3页。
[15]汪晖：《跨体系社会：中国历史中的民族、区域与流动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2年版。
[16][清]顾祖禹撰，贺次君等点校：《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页。
作者简介
袁剑（1981- ），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主要从事边疆研究与中亚研究。
延伸阅读
● 新书｜蔡丹君：《从乡里到都城：历史与空间变迁视野中的十六国北朝文学》
（编辑|张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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