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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契诃夫的伊甸园 |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

杰克逊 古典学研究 2023-01-13

编者按



2021年是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200周年诞辰。“古典学研究”公号编辑部特别推送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文章为纪念,以飨读者。

本文原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契诃夫的伊甸园》,作者杰克逊(Robert Louis Jackson),黄汉林译,选自《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 现代编(下)》(刘小枫选编,李小均、赵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为方便阅读,本次推送删去原有注释,有兴趣的读者可查看原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契诃夫所讲述的故事中,早年的《由于那些小苹果》(1880)最令人心伤,也最具悲剧性。故事首次发表在俄罗斯幽默杂志《蜻蜓》(Dragon Fly)上,1900年收入一本名为《笑声与幽默的世界》(In the World of laughter and Jokes)的文集中。《由于那些小苹果》语气幽默诙谐,但结构安排严谨。和契诃夫的许多早期幽默故事一样,《由于那些小苹果》展现了一个残酷和泪水的世界。

《由于那些小苹果》的现实主义尖锐而不动声色,叙述语气充满讽刺。故事专门回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某些焦点问题;我们也确实可以清楚感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篇作品的影响。故事分量十足,完全可以证明契诃夫的艺术力量,证明他深切的社会-历史意识。

故事情节很简单。地主谢苗诺维奇(Trifon Semyonovich)和管家卡普(Karp,[译按]即下文的卡普斯卡)正漫步穿越自己的果园,碰上一对正在偷苹果的农家少年和少女。惩罚的方式是,诱使女孩去打男孩;反过来,命令男孩去打女孩。然后,这对情人离开果园——走时分道扬镳。

故事的力量部分在于,契诃夫编织生活琐事和神话的技巧,并以开阔的视野洞穿俄罗斯的“状况”。谢苗诺维奇是沙皇俄国的一个独裁地主,拥有自己的“果园”地产;但在他身上,我们也认出了《圣经》中漫步伊甸园的“耶和华”的影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亚当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创世纪》3:8)。谢苗诺维奇的管家卡普斯卡,绰号“禁卫兵”(oprichnik)——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 1530-1584)的可恨护卫就叫禁卫兵。卡普斯卡一副“嬉皮笑脸”模样,但并非天使般的而是恶魔般的模样。谢苗诺维奇喜欢和卡普一起散步,因为“感觉更加安全,会有更多乐趣”。农家少年和少女代表被剥削的农民阶层,但也是“亚当和夏娃”,他们面临的灾祸——永远分离的独特惩罚,预示着在谢苗诺维奇的果园重演关于“堕落”的戏剧。但是,契诃夫化用圣经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把圣经中描述的人类状况“简化”为对俄罗斯社会状况的具体描述。整个故事中,契诃夫戏仿《创世纪》及其传统的宗教阐释。然而,《圣经》中亚当和夏娃故事的悲剧色彩也弥漫于契诃夫故事的结局。

契诃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由于那些小苹果》开头几行强调了故事的民族语境:



在本都攸克星(Euxine Pontus,黑海)与索洛维茨基群岛(Solovetsky Islands,白海)之间,不晓得是哪条经纬相交的某处,有一片黑黝黝的土地,土地主人已经活了好长时间,名叫特里丰·谢苗诺维奇。这个名字就像“自然科学家(estestvoispytatel)”一词那么长,来源于一个铿锵有力的拉丁文,意指众多人类美德中的一种(可能是benevolensky[仁慈];俄文为dobrozhelatel[同情者])。





契诃夫继续用精准的社会经济术语刻画这位典型的俄罗斯地主。谢苗诺维奇有一份抵押出去的地产,已经挂牌拍卖好几年了。但由于理财“狡诈”,银行又愚笨不堪,和“许多同类地主一样”,谢苗诺维奇靠吃抵押金和偷逃利息,日子过得美滋滋的。“这家伙又名‘富得流油’(legion)”,已经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

因此,谢苗诺维奇并非只是1870-1880年代的后解放世界中的地主,换言之,他不只是老卡拉马佐夫或俄国作家谢德林(Saltykov Shchedrin,1826-1889)笔下戈洛夫廖夫(Yudushka Golovlyov)的近邻,也是当代的奇怪地主,也出现在果戈里的《死魂灵》中。谢苗诺维奇是一个社会和民族的类型,这类型的职业横跨整个十九世纪。他的“地产”或“果园”是传统俄国沙皇专制和农奴制的体现,《由于那些小苹果》的社会道德矛头则直戳这座社会历史的大厦。

说到谢苗诺维奇的性格,故事的叙述者采取了某种诙谐的方式,但并不想隐藏自己真正的观点。叙述者不仅义正辞严地责骂谢苗诺维奇是垂死地主阶级的一员,骂他是窃贼,而且直率地拿他“名字”开涮:



如果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万物是由他们真正的名字命名,那么,特里丰·谢苗诺维奇就不会叫做特里丰·谢苗诺维奇,而是叫什么别的东西:人们会用牛牛马马的名字称呼他,坦白说,他就是个十足的野兽。






但在这里,叙述者仍然以淡淡的幽默笔触说:谢苗诺维奇竭力避免“让自己长长的名字在世上变得松散”,因为他希望,特里丰·谢苗诺维奇这个长名会使自己在秋天多收些苹果。因此,叙述者总是把这个地主的名字和源于父亲的姓氏并举——特里丰·谢苗诺维奇。“我不打算细数特里丰·谢苗诺维奇的所有德性,这个话题太大了。”完整描述谢苗诺维奇,需要像法国作家欧仁·苏(Eugène Sue,1804-1857)《永恒的犹太人》那样长的篇幅。

第一段结尾,叙述者简要提及自己将没有时间说到的一些关于谢苗诺维奇的事情:打牌出千;不还债务或利息的习惯;愚弄牧师或执事;最后骑在马背上“横穿村庄,打扮成该隐与亚伯的模样”。提及该隐与亚伯,不仅预示着《由于那些小苹果》有神话诗般的宽泛语境,而且表明它潜隐的一个主题:同族相残。

叙述者限定自己仅仅在“一个小场景”中刻画谢苗诺维奇“和人们的关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特里丰·谢苗诺维奇正在自己丰盛果园的小道上漫步穿行”。叙述者向读者介绍谢苗诺维奇的果园时,诗歌和神话浮现在脑中。叙述者说,这个丰盛的果园“激发温文尔雅的诗人们的灵感”;园中的一切都仿佛在说:“大家尽享这美景吧!秋天降临之前,你们尽兴而欢吧!”但是,品味诗歌和神话并非诗人的专利,果园的主人和雇佣也有浓厚的文学趣味。卡普斯卡是“各种神话故事、奇闻逸史和寓言童话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总能不停地讲故事”。的确,与主人漫步果园的时候,卡普给主人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两个服军役的高中男孩如何试图向自己行贿,以“让他们进入果园饱猎一番”,但他拒绝了,还差遣家犬驱赶他们。果园主人和卡普斯卡都不以慷慨大度知名。正当卡普斯卡绘声绘色地描述“村庄医生令人作呕的生活习惯时”,果园的一个角落传来可疑的声音。

谢苗诺维奇和卡普斯卡匆忙跑过去,搜寻闯果园者,发现一个“农家女孩正站在一棵茂密的老苹果树下,啃着苹果”;一个虎背熊腰的年轻小伙子(女孩的情人)正在她脚下的四周挪蠕着,挑拾秋风吹落的苹果,并把其中熟透了的呈奉给自己的“杜仙妮娅(Dulcinea,指梦中情人)”。就像圣经中的故事那样,女孩怂恿小伙子直接上树去摘一个。尽管小伙子不太情愿,但还是高高跳起,摘了一个递给女孩。“但是,那少年和他的小情人”,叙述者写道,“就像远古的亚当和夏娃一样,没有和他们的苹果交上好运”。刚尝苹果不久,他们脸色就开始发白:



并非因为苹果味道酸涩,而是因为,他们看到面前特里丰·谢苗诺维奇那张严板的脸,还有卡普斯卡那张皮笑肉不笑的邪恶小脸。





契诃夫的俄罗斯果园中这一幕,完全模仿圣经伊甸园中的场景,甚至忠实于其中的细节。带着虚假的礼节和关怀,谢苗诺维奇和皮笑肉不笑的管家向俄罗斯的“亚当和夏娃”问候,给残酷和凌辱蒙上一层施虐的快感。上帝与撒旦的区别在这里被抹掉。“你身体还好吧,格利哥里(Grigory)……你又怎样呢,我亲爱的?……你们还没有举行婚礼,是吧?”格利哥里当然感觉到谢苗诺维奇的话暗含威胁,强说自己只拿了一个苹果,还是从地上捡的。但是,园中全知的上帝当然不会上当受骗,而且满怀恶意地戏弄俄罗斯亚当的无知。“不识字,你才会偷……有了知识,你当然就不会有烦恼啦。”谢苗诺维奇开始向格利哥里和他的情人灌输善与恶的“知识”。谢苗诺维奇说:“来吧,格利哥里,现在给我们讲个童话。”格利哥里说自己“不晓得任何童话”,不需要园主人的苹果。但谢苗诺维奇坚持说:



给我们讲些童话,我会听,卡普会听,连你漂亮的未婚妻也会听。不要扭扭捏捏,要大胆!小偷的灵魂必须大胆。






谢苗诺维奇直率地说:“你怎么可能不晓得?但你却晓得怎么去偷?第八诫怎么说来着?”正当卡普斯卡要拿起荨麻抽打他们的时候,格利哥里赶紧开始“讲述一个关于远古时代俄国的故事:民间勇士(bogatyr’)如何打败恶魔(koshchey),然后迎娶美丽少女”。当然,格利哥里的童话故事与《由于那些小苹果》结局正好相反。在格利哥里的童话中,俄罗斯勇士击败恶魔,娶了杜仙妮娅;在契诃夫的故事中,则是谢苗诺维奇痛打格利哥里。契诃夫并非随意使用恶魔一词,因为在俄罗斯民间传说中,恶魔是个身体单薄、瘦骨嶙峋的老头,知晓长寿的秘密,为富不仁,当然也很吝啬。果园的主人谢苗诺维奇当然就是俄罗斯的恶魔。恶魔又名“富得流油”,住在“本都攸克星与索洛维茨基群岛之间”,其寿堪比彭祖——承袭上千年的专制和农奴制至今。

俄罗斯的农奴

恶魔谢苗诺维奇模仿《旧约》中仁慈但苛刻的上帝。另一方面,谢苗诺维奇的受害人格利哥里却在扮演俄国民族英雄。但是,格利哥里甚至连堂吉诃德都不是(有意思的是,契诃夫在故事中完全没有用堂吉诃德提及格利哥里,反而是两次借谢苗诺维奇之口称呼农家少女为杜仙妮娅)。在俄罗斯果园这里,谢苗诺维奇与格利哥里之间甚至不存在象征性的冲突问题。在俄国的沙皇地狱中,民间勇士击败恶魔的乌托邦神话只是一场梦。值得注意的是,格利哥里并没有说完自己的神话。叙述者说,格利哥里说到最后,思路混乱,以胡言乱语告终。同样,面对俄罗斯的恶魔——谢苗诺维奇,俄罗斯版的亚当和夏娃以“狼狈不堪”告终,就像格利哥里说的神话故事那样;亦即,没有以俊男美女的完美结合而告终,道德-美学的完美理想没有实现;或者说,在俄国“杜仙妮娅”的“堕落”之前,她的形象已经不再光鲜纯洁,已经被玷污亵渎。因而,未讲完的神话是契诃夫的现代寓言中的象征,预示着格利哥里及其小情人——俄罗斯的亚当和夏娃——的溃败和“堕落”。
契诃夫安排了一个未完成的故事,随后,在戏剧《海鸥》(The Seagull)的“剧中之剧”再次运用这种类似的安排。在这出剧中,加夫里洛维奇(Konstantin Gavrilovich)编造了一个关于魔鬼与受困骑士们的传说,和神话没有多大不同。但是,剧中英雄在枯竭的“井”战胜魔鬼的一幕被推延,戏剧突然就此结束。“剧中之剧”的戏剧性推进,与及戏剧本身的突然结束,预示着加夫里洛维奇在更大的人生戏剧中的命运。

The Seagull 

格利哥里讲完悲惨的故事后,谢苗诺维奇又逼俄罗斯的杜仙妮娅背诵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想让杜仙妮娅尊崇天父的“旨意”,期待“天国”,希望“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恳求天父“饶恕”我们的“罪”;最后,祈求人不要“遇见诱惑”,要救人脱离“恶者”。正如格利哥里没有详细讲清他的神话故事,《由于那些小苹果》也没有记下祷文的每一字每一句(“那漂亮的少女红着脸,声小如蚊,几乎没有呼吸,背诵着‘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这一幕明显具有讽刺意味:尽管有宗教和道德的外衣掩饰自己,果园的主人、沙皇俄国的地主谢苗诺维奇,正是“恶者”,不仅手握“饮食”和“饶恕”之权,而且把自己的亚当和夏娃引向“诱惑”。这里反神义论的讽刺题旨,体现了契诃夫对腐败的社会秩序的尖锐指控。随着俄国大地上出现“沙皇父亲”,仁慈、苛刻但公正的“天父”神话破灭了。在契诃夫的现代社会寓言中,并非“上帝”善良而亚当和夏娃有罪,毋宁说是上帝有罪,而亚当和夏娃清白无辜。

伊甸园

契诃夫以严酷的现实主义刻画了俄国亚当和夏娃的“堕落”。谢苗诺维奇责备格利哥里和他的小情人都不知道第八诫律,要惩罚他们的“偷窃”行为,让他们相互轮流打对方。谢苗诺维奇说:


真糟糕,我亲爱的孩子,你们竟然不知道十诫,得教会你们。美丽的小姑娘(krasavitsa),是他教你去偷的吗?为什么不回答我,我的小天使?你必须回答。你哑巴了吗?不出声就是承认啦!好,我的美人,你的美少年教你偷窃,你打他一下!





女孩不敢打格利哥里,谢苗诺维奇面露微愠:“打他啊……打他一下,我亲爱的!”并威胁说要叫保卫麦维(Matvey)打女孩,这时,女孩奔向格利哥里,扇了他一巴。格利哥里“痴痴地傻笑,泪流不止”,而谢苗诺维奇兴致勃勃,再怂恿女孩:



“干得好,我的美人,现在去扯他的头发,去啊!”女孩开始拽男孩的头发。卡普斯卡入迷得像着了魔,发出尖声嚎叫。





最后,谢苗诺维奇叫她暂停打男孩(“亲爱的,谢谢你惩罚邪恶!”),转而要格利哥里打自己的小情人:



“毕竟,她打了你,现在你去打她!这对她有好处。你不想?那你会吃不了兜着走。卡普,去叫麦维!”男孩唾了一口,气喘不已,拽住自己小情人的辫子,开始惩罚邪恶。但在惩罚邪恶的过程中,男孩觉察不到,自己开始变得激动、着魔,完全肆无忌惮,根本忘了被打的不是谢苗诺维奇,而是自己的未婚妻。女孩开始尖叫,男孩还是持续了好久。






直到谢苗诺维奇的“漂亮闺女”突然出现,大声说茶点时间到了,格利哥里打女孩的事才告一段落。谢苗诺维奇的女儿看到“父亲的小恶作剧,忍不住尖声大笑”。这时,



谢苗诺维奇说:“够啦,你们现在可以走啦,亲爱的!”然后,谢苗诺维奇向他们俩深深地鞠了一躬。男孩与女孩背道而走:男孩向右,女孩向左,他们各奔东西,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见面。






契诃夫的俄罗斯果园当然不是天堂乐园,而是人间地狱:主人是撒旦,那对儿农民情侣正是撒旦的受害人。他们“堕落”,是因为他们参与到相互异化、相互虐待的残忍和凌辱的行为当中。最后一幕表达了该隐与亚伯同族相残的主题,故事的开头曾有所暗示。契诃夫在故事《女士》(The Lady,1883)中具体探讨了俄国村子里同族相残的悲剧,该隐与亚伯的主题历历在目。恶魔恶魔的角色,即地主谢苗诺维奇,在《女士》中被斯特拉科娃(Elena Egorovna Strelkova)取代。她希望和一个农民家庭的已婚男人享受鱼水之欢,年轻的农民起初拒绝和自己的地主住在一起,拒绝背叛妻子。最后,在父亲和兄弟的逼迫下,年轻农民屈服了。最终,在同族相残和犯罪的戏剧中,这个农民家庭支离破碎。


《该隐与亚伯》,提香·韦切利奥(意大利)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说:“长久以来,我们直接的和私下的快感都得自殴打的折磨。”契诃夫果园一幕的主题——生理的残忍和精神的崩溃、个体的绝对屈辱和凶残地施虐的快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内容中道德和心理的问题紧密相扣。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探讨了俄罗斯生活中的残酷结局。描述医院的几节是《死屋手记》的中心部分,以“阿库莉卡的丈夫”的俄国乡村传闻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叙述中一步步探触到地狱最深处。行文至此,社会和道德的中心主题——殴打和残暴,融入了心理学-美学的主题——施虐(“一切都是许可的”)中不受控制的“快感”。这是人类精神完全腐化的领域,靠近魔鬼崇拜和疯癫的领域。中尉热列比亚特尼科夫(Zherebyatnikov)“是对各种行刑很有讲究的专家,热爱各种行刑的技艺,甚至把行刑当作一种艺术而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记得,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佯装“温柔”,实质用“令人发指”的方式对待即将被恶毒暴打的犯人;也记得他怎样对犯人承诺减刑,但又怎样突然大声呼喝:



“打他!……烙焦他!使劲打,使劲打!让他爆皮拆骨!揍,揍!给他升温!狠狠地揍这孤儿,狠狠地揍这窃贼!打垮他,打到他趴下!”






士兵们围着犯人狠狠地打,热列比亚特尼科夫跟在犯人后面,



一边跑一边哈哈大笑,笑得不能自已,捂着肚子直不起腰来。谁要是见到了,最后一定会替这个“好心人”感到羞愧。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记得“慈父般的”斯麦卡洛夫(Lieutenant Smekalov)。到了刑场,斯麦卡洛夫“有说有笑”。有人去拿棒棍,斯麦卡洛夫就会坐下来,点着自己的烟杆。



犯人开始求斯麦卡洛夫大发善心……“不行,老弟,躺下吧,求我也没用啊?”斯麦卡洛夫说。犯人哀叹一声,趴在地上。“喂,我的好家伙,你会背诵祈祷诗吗?” “当然会,大人,我们是基督徒,从小就会背。”“那好,背吧!”





犯人开始背诵“我们在天上的父”。当背到“在天上的”几个词时,斯麦卡洛夫“欣喜若狂”,大喊一声:“停!”命令士兵开始暴打,然后自己“咆哮大笑”。斯麦卡洛夫重复着这套把戏,好像这是一种仪式。当然,在契诃夫的故事中,谢苗诺维奇和爪牙卡普也重复着这种把戏。在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中,残暴不仅以一种社会压迫的伪善手段出现,而且几乎成为宗教仪式本身的一部分,深化了人们对这种场景的悲悯之情与谴责之怒。

《死屋手记》插图,Николай Кошельков (1934–1995)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在著名的“离经叛道”那章说过:“野兽从来不会象人那样残暴,残暴得如此巧妙,如此唯美”。在《由于那些小苹果》中,契诃夫重点突出残暴中快感的唯美主旨。我们认得,谢苗诺维奇和卡普正是热列比亚特尼科夫和斯麦卡洛夫的后继者。男孩格利哥里惊惶地忘情于一种疯狂的暴虐凶残之中。最终,谢苗诺维奇的“漂亮闺女尖声大笑”,终止了人之堕落的恐怖场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些个人和社会的堕落事件称为“病态”。联系这些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起萨德侯爵和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的名字,并在《死屋手记》中写道:



谁若是能有这样的权力,能以最深的堕落无限度地凌辱另一个人——这个人同样由上帝创造,谁就必然会变得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专暴是一种习惯,它能不断发展,最后成为一种病态。我认为,一个最高尚的人也会因为习惯而变得像野兽一般粗暴和凶残。血腥和权力使人陶醉,粗暴和堕落随之而来……一个社会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它的根基就已经腐化。






谢苗诺维奇和卡普显然是这种社会“病态”的体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种“病态”使“最变态的现象变得销魂蚀骨”。谢苗诺维奇是沙皇社会中的一个道德和心理上的腐化狱卒:



和许多同类地主一样,谢苗诺维奇自己也巧妙地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中,既能把窃贼二十四小时困在小牢笼里,也能用荨麻鞭笞窃贼,甚至还能放了这个贼——前提是把贼剥得赤身裸体……对你来说,这新鲜吗?






当然,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暴打和鞭打的主题也是社会和美学-哲学问题的中心内容。小说中有一幕(“酒酣耳热”),老卡拉马佐夫醉醺醺地细说了俄罗斯生活的殴打主题:



无论俄罗斯农民心里盘算些什么,总的说来,他们都该挨鞭子……我们的农民全是骗子,犯不上怜惜他们,好在如今还可以时不时抽他们几顿。俄罗斯的桦树多,土地肥……我们不再抽打农民,明智的很,可他们自己还在互相抽打。那也是好事……俄罗斯人连猪狗都不如。伙计,你不知道我多么恨俄罗斯……也不是恨俄罗斯,而是恨所有这些罪恶……没准也是恨俄罗斯……有一回,我路过莫克罗耶,问一个老头,他对我说:“我们最爱鞭抽被判鞭刑的小妞,还让年轻小伙子去抽。今天抽了这个妞,明天那小伙子就会娶她做老婆,所以小妞们还挺乐意挨抽。”真是萨德侯爵笔下的故事,不是么?






我们这里总结的好几个题旨,在《由于那些小苹果》中也可以发现:社会贵族对农民和俄罗斯的轻蔑;农民自己继续“互相抽打”;还提到抽打中萨德式的快感(格利哥里对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些抽打小妞的家伙)。

老卡拉马佐夫的醉酒之言,亵渎和毁灭了所有外在和灵魂的美好。《由于那些小苹果》中 “亚当与夏娃”的悲剧是善和美的毁灭。谢苗诺维奇用“漂亮的”,“俊美的”,“天使般的”等词称呼格利哥里和他的情人,并非毫无用意。但是,如我所说,善和美的悲剧,是一出自我毁灭的悲剧。“亚当与夏娃”被扯进恶的辩证法,被迫参与恶,因而灵魂被迫堕落。当然,契诃夫模仿圣经中的堕落时,性的主题隐藏在谢苗诺维奇、卡普、格利哥里对暴打的萨德式快感之中。格利哥里和他的情人从单纯无知中觉醒,是他们从内在毁灭之前的羞愧中觉醒。“男孩向右,女孩向左,他们各奔东西。自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面”。

俄罗斯电影《卡拉马佐夫兄弟》宣传海报,1968

然而,在契诃夫的果园中,“原罪”并不在俄罗斯亚当和夏娃身上,不在农民身上,而是在谢苗诺维奇身上。显然,罪恶之源——它的开端——始于恶魔谢苗诺维奇,这个数世纪以来专制和农奴制的魔鬼化身。用卢梭的话说,男女都天生善良和美丽,却被社会状况搅混和腐化了。

那么,谁是谢苗诺维奇?我认为,契诃夫在三个独立但又相互交织的层面上“称呼”谢苗诺维奇。首先,他是恶魔,确切地说,是“自然科学家”,或者像契诃夫在第一段所说的,是个“刺探”天性者,不仅“刺探”,而且“虐待”和“诱惑”天性,把卢梭所说的天生善良和美丽的俄罗斯人推向“诱惑”;第二,在社会-历史的层面上,谢苗诺维奇等于统治俄国的“沙皇父亲”;最后,文学-社会的层面上,谢苗诺维奇当然是老卡拉马佐夫——这个萨德式的人物——的血亲。老卡拉马佐夫有着“龌龊的灵魂”,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就是谎言,还是谎言之父!”



契诃夫不大可能没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由于那些小苹果》首次发表于1880年8月17日的《蜻蜓》(Strekoza,no. 33)。《卡拉马佐夫兄弟》在1879和1880年的《俄国导报》上连载。上引“酒酣耳热”那章是1879年刊载的较早部分。看来,契诃夫自己有意强调谢苗诺维奇和老卡拉马佐夫之间的关联。契诃夫在故事的最后一段写道:



那就是老年特里丰·谢苗诺维奇如何为自己寻欢作乐[的方式],他的小家庭就在身后不远……他的小儿子米提亚(Mytia),另一个斯麦卡洛夫,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某个冬天,米提亚和卡普斯卡往一个退伍老兵家大门涂焦油([译按]谁家大门被涂焦油,就表明这家有不正派的女人),因为这个老兵不愿送一个狼幼崽的礼物给米提亚,还宣称要保护自己的女儿,拒绝米提亚先生的糖果和姜饼……






种种原因表明,这个关于米提亚——“另一个斯麦卡洛夫”——的细节,正是谢苗诺维奇文学谱系的证据。契诃夫以这句结束上引的一段和故事本身:“自此以后,特里丰·谢苗诺维奇就叫做特里丰·谢苗诺维奇。”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诞晚会和婚礼》中,叙述者在故事开头说:前些日子我见过一次婚礼……哦,不!我最好给你们讲讲圣诞晚会的事吧!”叙述者想起五年前自己作为“局外人”参加的一次圣诞晚会和儿童舞会。东道主颇有钱,熟人多,交游广。“可想而知,儿童舞会只是个借口,那些父母们籍此聚会一下,无拘无束地东拉西扯一些趣闻轶事。”实际上,孩子们纯洁的游戏是背景,映衬出大人们关注肮脏之事的特点。其中一件肮脏之事便是,这位富裕的东道主实业家要抵押自己十一岁女儿的未来。我们获知,东道主准备了三十万卢布,作为这位女孩五年后的嫁妆。结果,其中一个颇有身份、自命不凡的客人马斯塔科维奇(Julian Mastakovich)听到这笔嫁妆后,立马计算起五年后这嫁妆的利息,并打定主意要娶这个五年后十六岁的女孩。叙述者写道,“不知是刚才算了那笔帐的缘故,还是受了其它什么影响,只见他搓着双手,两脚直发抖”。
要留心,马斯塔科维奇这个名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故事《一颗脆弱的心》(1848)中也出现过,是不幸的小职员苏姆科夫(Vasya Shumkov)的老主顾。马斯塔科维奇还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纪事》(1847年4月27)中,是一个沉湎于酒色的家伙,装扮成端庄得体、受人敬重的城市人模样。《彼得堡纪事》中的叙述者用一种冷嘲热讽的笔触写到这个“非常优秀的灵魂”。“你非常了解这位先生、绅士,他名叫富得流油”。



我的老朋友马斯塔科维奇,以前的好心人,甚至可以说是老主顾,打算结婚啦……他还没结婚,离婚礼还有三个星期。但是,我的老朋友每晚都要穿上白色背心,戴上假发和所有华丽的服饰,买上一大束鲜花和一些糖果,去享受自己的未婚妻佩特罗芙娜(Glafira Petrovna)。这个十七岁的女孩天真无邪,对恶一无所知,马斯塔科维奇一想到这点,甜腻的双唇就泛起最倒人胃口的淫笑。的确如此,在年迈的生命年轮娶得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真是妙不可言。我心里嘀咕:“他临老享艳福,找到一个完全明白自己的朋友。这个十七岁的女孩,天真,有教养,刚离开寄宿学校一个月。这男人啊,命好,将快乐幸福地度过余生。”我满心忌妒。






在《圣诞晚会和婚礼》中,叙述者再次给我们刻画了“好心人”马斯塔科维奇生动的全身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故事的核心场景涉及三个人:马斯塔科维奇,将来富裕的十一岁女孩,还有东道主的家庭教师的儿子、贫穷卑下的小男孩。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中,贫穷卑下的小男孩和十一岁的小女孩在房间玩布娃娃,没和其他孩子一起。想到自己的钱途和艳福,马斯塔科维奇显然为未来的婚事激动不已,蹑手蹑脚地走进两个孩子玩耍的房间,来到女孩跟前,笑容可掬,弯下身子,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女孩没料到这样的“袭击”,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你在做什么呢,小宝贝?”马斯塔科维奇像耳语似的轻声问,一边拧女孩的小脸颊,一边东张西望。“我们在玩……”;马斯塔科维奇瞟了小男孩一眼,说:“啊,和他吗?”然后又对男孩说:“乖孩子,你最好到大厅里去。”但是,叙述者这样写道:两个小家伙眉头紧皱,手拉着手,不愿分开。

马斯塔科维奇更为激动了,再次东张西望了一下,把嗓音压得越来越低,以低得几乎听不见、因心慌和焦急而时断时续的声音问:“如果我到你爸妈家做客,你会喜欢我吗,小宝贝?”马斯塔科维奇想要再亲一下小女孩,但是自己的情敌,那个小男孩,开始抽泣呜咽起来,同情地拉着女孩的手。马斯塔科维奇贪慕酒色、骄奢淫逸之情大发,又被顽固的小男孩惹得怒火中烧,立刻命令男孩离开房间。“不,不要走,不要走”,小姑娘说道,“你才应该走开……让他留下,让他留下!”她说着,几乎失声哭起来。突然,门口传来了人声,小男孩惊恐不已,身子贴着墙根,离开房间,溜进了饭厅。逼迫小男孩的马斯塔科维奇担心被人看见,也离开了房间,因“心慌和焦急”而搞到狼狈不已。

至此,我在描述这一幕时省略了一些重要的细节。然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神话诗的语境。小男孩和小女孩两人纯洁无暇地玩着游戏,就像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马斯塔科维奇满脑子贪钱好色的思想和感情,是诱惑者或魔鬼的原型。他希望分开男孩和女孩,加害自己的情敌小男孩,同时,对着小女孩时就像个色情勾引者。

这一幕结尾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了伊甸园的主题。带着愤怒和挫败感,马斯塔科维奇跟着小男孩到了饭厅,大声吓唬:



滚,你在这里干什么?滚,没用的家伙,快滚!你想偷水果,是吗?滚,没用的家伙!






惊慌失措的小男孩爬到了桌底下,但迫害他的马斯塔科维奇怒不可遏,拿出自己的大手帕,想把男孩从桌子底下赶出来。

小男孩当然不是想偷水果,他和小女孩的关系纯洁无暇。反倒是马斯塔科维奇吃了善恶之树的果子,现在又出现在小女孩的房间,想偷吃禁果。他显然想把自己的罪推到男孩的身上(我后面会说到,虽然男孩清白无辜,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怪不得马斯塔科维奇走进女孩房间时,“蹑手蹑脚,好像觉得自己有罪”,正是他千方百计要破坏孩子们的幻想(和家庭的观念紧密关联);正是他期待着和自己未来新娘的肉欲之欢,强行分开男孩和女孩;正是他想方设法要把男孩和女孩从他们纯洁的花园中驱逐出去。

马斯塔科维奇想把小男孩从桌子底下赶出来,却被叙述者的笑声打断。叙述者躲在隐秘的地方,默默地看完全过程。晚会主人并没有留意到发生了什么事。片刻之后,主人问马斯塔科维奇是否可以做一回小男孩的贵人,但迫害男孩的马斯塔科维奇高傲地拒绝了主人的请求。经过刚才那些事,他拒绝成为男孩的贵人,无疑具有特殊意义:马斯塔科维奇不仅把男孩从玩耍的房间,即纯洁的花园中驱逐出去,还拒绝成为男孩的贵人,直接把贫穷的小男孩推向彼得堡的荒野之中。

女孩十六岁嫁给马斯塔科维奇的时候,发生了对她的最后一次袭击。在象征的意义上,女孩的纯洁——“天仙般迷人,文静而耽于遐想,苍白的脸蛋上长有一双若有所思的大眼睛”——在初次遭遇马斯塔科维奇时就已经被玷污了。“小宝贝,你怀里抱着什么呢?”马斯塔科维奇问女孩。“布娃娃…”女孩怯生生地回答。“布娃娃…你知道布娃娃是用什么做成的吗,宝贝?”马斯塔科维奇又问。“我不知道。”女孩低着头,声小如蚊。“是用碎布做的,小乖乖。”马斯塔科维奇期待着自己的婚礼,不仅想要打碎属于男孩和女孩对家的生动活泼的幻想,而且要贬低和诋毁孩子们神圣的观念本身。对孩子们来说,布娃娃真实地活着,而且象征着纯粹的美丽和天真。马斯塔科维奇的话,好像要把孩子们的想像“简化”为纯粹的物体或碎布。

马斯塔科维奇问女孩关于布娃娃那一幕,几乎就是失控的性侵犯。叙述者自己这样记述这种关联:



也许,刚才的屈指盘算已经使他利令智昏,使他色心大发,激动不已,竟然顾不上自己的身份和庄重,决定像个坏小孩一样,径直向自己意向的目标发起进攻,而不曾想到这个目标至少要五年后才能成为真正的目标。






女孩的概念——无论是十一岁还是十六岁——作为一个“目标”,毫无疑问,正是马斯塔科维奇期待的那种婚姻。

女孩的最终堕落,最终被逐出伊甸园,发生在五年之后。叙述者目睹了马斯塔科维奇的婚礼,见到了如今将近成熟的新娘。女孩在十一岁的时候,叙述者形容她是个“小美人”;现在,小美人被描述成“一个绝色佳人,大概才进入妙龄的第一个春天”。但是,这个新娘没有一点春光灿烂或快乐无忧的样子,脸色苍白,神情忧郁,有着圣母般的容颜。叙述者看到:



那古典肃穆的脸孔给她的美貌平添了某种尊贵和庄严;不过,透过这尊贵和庄严的神色,透过这忧伤和抑郁的表情,早年纯洁无邪的孩童般的面容仍然依稀可见,仍旧流露出一种极其天真烂漫、尚未定型的稚嫩神态,叫人看了,怜悯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叙述者全速冲出教堂,马上就认出新郎新娘。有理由说:教堂已成为把纯洁祭献给邪恶的象征场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暗示了这次婚姻中的亵渎。叙述者说到:人群之中有人说,新娘是颗摇钱树,五年前三十万嫁妆加上迄今的利息,到现在就有了五十万的嫁妆。新娘着装(Triapki)多么光艳动人(rags galore)!Triapki(这里指着装/cloths,直白地说,指碎布/rags)一词再次出现,并非偶然。在诱惑的那幕,马斯塔科维奇想要把孩子的布娃娃简化为“碎布”,简化为纯粹的“物体”状态。如今,在自己婚礼中,马斯塔科维奇终于达成心愿,把女孩简化为一个物体或碎布。



在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中,圣经中的伊甸园都构成了核心场面的隐喻。亚当和夏娃化身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纯真的前青春期孩童,化身为契诃夫笔下纯真俊美的青春期少年。两个故事中,邪恶都源自一个戴着假面具的人,扮得像个受人敬重的好心市民。马斯塔科维奇和谢苗诺维奇都是花言巧语的诱惑者,隐藏着险恶的用心,他们要从摧毁美好和纯洁中获取快感。

两个故事都是由匿名叙述者讲述。叙述的笔触充满反语,不时有冷讽热嘲。两位叙述者的焦点人物都假装成一副道德君子、受人敬重的模样,但都有着堕落腐化、欺凌贪婪的内心。契诃夫的叙述者在故事中并没有扮演任何角色。陀思妥耶夫斯基故事中的叙述者,在副标题中记为“无名氏”,说自己是晚会的一个“局外人”。这个“局外人”目睹了故事的情节,同时,在故事中扮演一个边缘但却重要的角色。

故事的核心一幕,男孩和女孩在一个房间玩着布娃娃,与圣诞晚会的其他孩子分离开来。在故事神话诗的语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对叙述者位置的描述并非没有象征意义。叙述者说:



我在那座爬满常春藤的荫凉处,已经坐了半个多小时,一面听着棕发孩子和有着三十万嫁妆的小美人的悄声细语,一面打起盹来。他们正在为布娃娃忙得不亦乐乎,这时,马斯塔科维奇蓦地闯进屋里。






像撒旦一样,马斯塔科维奇蹑手蹑脚地走进孩子们纯洁的花园。然而,叙述者清楚看见邪恶的出场,因为自己当时躲在布满常春藤的荫凉隐秘处,像一条打瞌睡的毒蛇。叙述者也是个陌生的在场者,看到了充满情欲张力的一幕(几乎是半睡半醒中的一场虚幻)。在这里,叙述者不仅用道德的观点超然地观察,而且还是个窥淫者,他看到和暗地里参与了一出复杂的戏剧。马斯塔科维奇“突袭”女孩的主情节展开的背后,还有个与之密切相关的潜隐情节——马斯塔科维奇与“吓破了胆、惊惶不已的男孩”的关系。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备受社会歧视和心理扭曲的孩童的兴趣并不限于《圣诞晚会和婚礼》。在《涅朵奇卡·涅兹瓦诺娃》(Netocha Nezvanova)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孤儿拉伦卡(Larenka)这个人物探讨了这类孩童的心理。初版《涅朵奇卡·涅兹瓦诺娃》(1849)在《圣诞晚会和婚礼》发行几个月后出版,故事中的拉伦卡是个十一岁的孤儿,“苍白,瘦削,一头棕发”(像《圣诞晚会和婚礼》中的小男孩),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涅兹瓦诺娃往来。涅兹瓦诺娃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拉伦卡是“我的小犯人”。关于这一点,她详细描述了像拉伦卡这类受凌侮的孩子的心理特征:



首先,他们天性敏感、温顺,但很自我、情色。例如,他们吝啬、贪婪,是极度的感官主义者……现在,这孩子天生是个暴君。谁知道呢?可能拉里亚(Larya)已经开始把自己卑微的纯真感发泄到另一个人身上,从中享受一种怯懦的快感,方式还和那些成年的妄自尊大者一样呢!我后来在世上经常碰到这样的人,他们把自负发展为一种精致的感官主义,把生活中受到的所有侮辱都发泄到别人身上……我见过许多这样的孩子,为了满足堕落颓废的感官主义,他们派生出一种扭曲发展的敏感,在家里表现为绝对的暴君。他们极端的快感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例如,他们故意虐待家里的动物,为的是在虐待过程中,享受某种无法解释的快感,某种由愧疚感、怜悯感和对自己的非人性的意识组成的快感。





《涅朵奇卡·涅兹瓦诺娃》插图

《圣诞晚会和婚礼》中的小男孩,显得是涅兹瓦诺娃描述的那种男孩的变体。叙述者看着孩子们在圣诞晚会玩耍,尤其注意到那个家庭教师之子的行为。这孩子吓破了胆、惊惶不已,他的同伴们比他幸运多了。由于贫穷和社会地位卑微,男孩最后一个收到礼物,那只是一本描述雄伟自然的故事书,连插图都没有。叙述者看到,男孩在其他玩具旁边转悠:



他多么想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玩,但不敢:显然,他已经感觉到并且明白自己的地位。我非常喜欢观察孩子们。他们在生活中表现出的最初的独立,非常有趣。我注意到,这个棕发男孩对其他孩子得到的贵重玩具,羡慕至极;尤其使男孩着魔的是他们的小剧团,他多么希望演上一角,所以他决计低声下气地讨好别的孩子。他脸上堆起微笑,迎合其他孩子,还把自己的一个苹果,给了一个脸庞浮肿的男孩,那胖脸男孩的手帕里包得满满的,尽是好吃的糖果点心。为了不被小剧团赶出去,棕发男孩甚至打算让一个小孩骑在自己身上,然而不久,他就被一个淘气鬼狠狠地揍了一顿。





初看上去,这一幕仅仅是作为背景或导言,服务于后来涉及女孩、男孩还有马斯塔科维奇关于诱惑的一幕。然而,如果我们把这幕中男孩的行为与诱惑一幕中马斯塔科维奇的行为放到一起,我们会留意到一个精心藏匿的潜隐情节。

叙述者想起,自己这样描述马斯塔科维奇:他的屈指盘算使自己“色心大发”、“激动不已”,甚至决定像“坏小孩”一样“向自己意向的目标发起进攻”,全然不管自己的“目标”要整整五年后才会成长。马斯塔科维奇迎合小女孩(他后来在女孩父母面前确实如此),意在利用她。受贪婪和淫欲驱使,马斯塔科维奇指责男孩偷水果,其实只是在掩盖自己想偷尝禁果的欲望。显然,当马斯塔科维奇加害小男孩、试图揍男孩的时候,其实是想把自己的罪加之于男孩身上(他后来把男孩叫做“捣蛋鬼”)。没人惩罚马斯塔科维奇的邪恶行为,或许可以客观地说,只有叙述者的笑声构成了某种惩罚形式。

在“最初的独立表现”中,棕发男孩的行为也像个坏毛孩,也就是说,他从托儿所向真实世界踏出了第一步。棕发男孩有什么罪?他受其他小孩的玩具“诱惑”,尤其是小剧团,还有小女孩的布娃娃;他表现得奴颜卑骨,迎合其他孩子,献出自己的苹果,让其他孩子耍弄自己;最后,还被人揍了一顿。

马斯塔科维奇与棕发男孩的处境对比如此惊人地相类,以至于迫使读者猜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难道没有暗示小男孩身上有着另一种恶吗?在涉及马斯塔科维奇与小女孩的那幕诱惑语境中,小男孩放弃自己的苹果,显得有某种象征意义,在这里看来是暗指放弃纯洁,暗指某种不端的性行为。叙述者提到,小男孩让别的孩子耍弄,让他们骑在自己背上,这当然暗示小男孩与另一个男孩或男人的性行为。最终,小男孩被另一个男孩彻底揍了一顿,这个说明显得构成了对邪恶行为的象征性惩罚。

《圣诞晚会和婚礼》的表面情节根本没有透露出,小男孩实际参与了某种不端性行为。然而,仔细考察文本,有个暗中隐含的主题,涉及某类恋童癖者。废稿版本的《涅朵奇卡·涅兹瓦诺娃》讨论了这个潜隐的主题,但并不明显。然而,从心理分析角度看,无论这个潜隐主题把何种解释加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儿童暴力的主题,其意在于表明,像小男孩这样的孩子们会轻易发展成为——用涅兹瓦诺娃的话说——自我主义的成年人,他们“带着自己的自我主义,走向某种精致的肉欲主义”;也就是说,他们会成为像马斯塔科维奇那样的人。

因而,小男孩和马斯塔科维奇之间有恰当的对应关系,一者是前青春期“肉欲主义者”类型,一者是成人的“肉欲主义者”类型。但在这点上,有人或许会更进一步问,在故事潜隐情节的层面上,小男孩和马斯塔科维奇相互之间是否还有其他关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情节中,一个男人被诱惑去虐待小女孩,这是否遮掩了这样一个隐秘主题,即小男孩被一个男人虐待的潜隐主题?对这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小说中这样一个主题的直接发展应该是不可思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没有精心把这个主题安排到《圣诞晚会和婚礼》的潜隐情节中?当然,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故事的潜台词展开分析。联系这里的分析,叙述者在故事开头时的描述有什么意义?



一个眼睛乌黑、一头卷发的小男孩,长相特别逗人喜欢,老想用自己的木枪射我。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姐姐,一个十一岁光景的小姑娘,天仙般迷人,文静而耽于遐想,苍白的脸蛋上长有一双若有所思的大眼睛。






这个女孩,当然就是马斯塔科维奇意向的目标。

叙述者肯定值得详细考察。很明显,叙述者在整个引诱的场景中一直保持沉默。他跟着马斯塔科维奇与小男孩走进饭厅。在马斯塔科维奇正想把小男孩从桌子底下赶出来的时候,叙述者说:“我放声大笑起来。”马斯塔科维奇忽地一惊,心怀罪责,姿态窘迫,用手帕擦了擦鼻子。片刻之后,叙述者再次当着尴尬的马斯塔科维奇的面大笑起来。在这关节点,马斯塔科维奇转向主人,问主人:“这奇怪的年轻人是谁?”读者也会这样问,这个中立的看客和局外人究竟会是谁?

在《由于那些小苹果》中,男孩和女孩被迫相互殴打。谢苗诺维奇如此享受的一刻,被自己的女儿“从果林丛后面”跑过来打断。“爸爸,过来喝茶!”女儿大喊。“看到父亲的恶作剧,她忍不住大笑起来”。这一笑意味着她完全接受和享受男孩与女孩相互践踏的一幕。在道德和心理上,她和父亲谢苗诺维奇的观点一致。当然,《圣诞晚会和婚礼》中的叙述者在道德上谴责自己看到一幕。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叙述者的笑实际上也表明自己也是马斯塔科维奇的同谋。看的人和被看的人都是出现在纯洁的花园中的陌生人,都分享着同一个秘密。

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观察自己笔下的看客。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是否也有一个秘密?在自己写的故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也参与到某种难以捉摸、游离不定、有着显-隐情节的文学-心理学戏剧中?在涉及小男孩、小女孩还有马斯塔科维奇的整个诱惑戏剧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叙述者隐藏在爬满常春藤的荫凉处,难道不是也在暗指自己?这显-隐情节是否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传中找到根源,是件值得思考的事情。对文学分析家来说,可以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中相互交织的显-隐情节根源于作者的创造性想像,体现出作者天才的表达手法。

谢苗诺维奇的女儿从果丛林中出现时的笑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窥淫癖叙述者的笑声,两种笑是否有一种文学上的传承?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叙述者的笑声,是否被契诃夫指控为诱惑场景中的同谋的笑声?无论答案是什么,通过比较《圣诞晚会和婚礼》与《由于那些小苹果》,进一步证明当时十九岁的契诃夫完全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深刻回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内容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就契诃夫而言,《由于那些小苹果》较早见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与俄罗斯文学、生活和历史的深层关联。
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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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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