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编者按：本文原题目为《〈战争与和平〉中的历史、诗与哲学》，作者为西奈科（Herman L. Sinaiko），蒋鹏译，选自《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 现代编》（下册，刘小枫选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为方便阅读，本文删去全部注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看原书。

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1828-1910)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我特别喜爱的小说，也是我最乐于谈论的小说。关于这部小说的一切事物都十分重大;它包含的篇幅、人物和事件比任何三部优秀小说加起来还多。似乎还不止于此，它有两个而非一个结尾。

托尔斯泰有一种明确的走极端倾向，因而托尔斯泰评论家也有这样的倾向。詹姆斯(Henry James)——他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小说评论家——在“松散而庞大的怪物”中评论说：

    一幅毫无成分的画轻视了其最宝贵的、追求美的机会，况且，根本就不能创作出这样的一幅画。画家知道，健康而安全的“原则”如何盛行开来，而该原则正作为一种绝对的设计艺术而起着作用。动摇了这种原则，就可能有了生命，因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无疑就具有这种原则;然而，这种松散而肥大的怪物带有偶然而随意的奇怪成分，那么它在艺术上意味着什么呢?

少数读者认真对待了詹姆斯对《战争与和平》的不利判断。他的非难通常被人引以为据表明，即一位伟大艺术家对其他伟大艺术家的评判正好无比荒谬。例如，这种不利的判断通常跟托尔斯泰同样固执，跟对莎士比亚的凶猛攻击相匹配。压倒性的舆论是，《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伟大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著述——的确，它几乎一直位列十部最伟大的书的目录之内。福斯特(E. M. Foster)为了表明自己深切赞赏普鲁斯特的艺术成就时，他发现自己对《追忆逝水年华》的最高赞誉只能是，称其为“第二部最伟大的小说”——当然仅次于《战争与和平》。

大多数普通读者都会认同福斯特对《战争与和平》的评价，而评论家们则倾向于赞同詹姆斯的评价。与其说他们并不厌恶《战争与和平》，不如说他们搞不懂它。他们勉强承认，《战争与和平》读起来令人愉悦，但关于它的一切都是错误的。相对于一部简练而有序的小说所应该具有的人物和事件而言，《战争与和平》具有两倍的人物和事件，还缺乏一切小说理应具有的人物——英雄。《战争与和平》充满了关于共济会、医疗和军事战略的长篇离题话。这些主题使托尔斯泰入迷，但几乎谈不上让大多数读者感到愉悦。托尔斯泰通篇分散了大量关于拿破仑战争的真实历史材料，而这些历史材料却是多余的。

在全本书和第二结尾中，托尔斯泰还清楚表明关于历史和自由意志的一般理论。为了完成这个理论，博学的小说叙述者成了一位啁啾不休的、固执的旧道德家，尽管和蔼可亲。作者在每个可能的紧要关头都坚持精确地向我们讲述，拿破仑为什么不是天才;莫斯科为什么比圣彼得堡更适合居住;父亲为什么不应该带着天真无邪的年轻女儿出席被伴护着的、不适当的晚会。

普通小说不能保留这些或其他许多堆积如山的缺陷，而《战争与和平》却充斥着这些缺陷。评论家们因为受挫，要么像詹姆斯那样愤愤不平，要么装腔作势地说，这部小说太像生活本身，因而超越了一般的批评标准。这是奇迹吗?

我不是希望折中这两种极端的批评，而要把它们整合成一种连贯的观点。我打算用我们伟大的小说来颂赞《战争与和平》，但我想基于合理的批判分析而非情感宣泄来如此行事。我要把一条我即将高扬的著名评论当作我批评的教条内容，即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评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9.1451b6)。因此，亚里士多德把诗或艺术定位在历史与哲学之间。

我将宣称，《战争与和平》达到了极为庞大的规模，以至突破了艺术的一般界限，进而把历史和哲学包含在自身之内。不过，这是本文的结尾;让我们通过将《战争与和平》视为常规意义上的艺术来开始——讨论托尔斯泰的艺术性质，即从整体情节开始，再逐步下降到对细微部分和技术性细节的处理。

大多数评论家都很难理解《战争与和平》的戏剧中心。他们倾向于选择如下两种方式去描述它：小说要么是写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故事，要么是写一个主要人物或其他主要人物的故事，皮埃尔(Pierre)和娜塔莎(Natasha)是最中意的选择。这两种观念似乎都没适当地将这部小说视为一个整体。拿破仑对俄罗斯入侵直到小说过半后才开始，尽管此次入侵对于整个故事来说极其重要。即使皮埃尔和娜塔莎是非常重要的人物，然而，他们两者都能未显得足够重大，也不能视为这部著作的英雄。这本书不是民族史诗，也不是个人故事。

美国电影《战争与和平》宣传海报（1956）

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小说就没有情节。它虽有情节，却是独一无二的文学情节。我提出如下构想。《战争与和平》率先处理了五个重要人物逐渐崭露且密切相关的命运：皮埃尔、娜塔莎、安德烈(Andrew)、玛莉(Mary)、尼古拉(Nicholas)。我们必须理解，五个人当中每个人的命运在本质上都影响着其他四人，并被其他四人所影响。没有五个故事，而只有一个关于五个密切相关的个体的故事。每个人物不仅相互影响其他四个人;托尔斯泰还以精湛的技艺实现了五个人当中每个人与其他四人的鲜明对比。

许多艺术家用双重情节或双重主角来创作作品。萨克雷(Thackeray)在《名利场》中对比夏普(Becky Sharp)与塞德利(Amelia Sedley)的故事;莎士比亚在《安东尼与克勒帕蕾拉》中也如此创作;在《安娜·卡列宁娜》中，托尔斯泰本人努力以双重情节来构建两个对称的人物——安娜与列文——的对立故事。但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通过创作一个五部分组成的主角而超越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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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分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由该部小说的前三章构成，跨越了从1805年夏到当年12月这段时间。1805年夏，俄罗斯首次卷入与拿破仑的战争，而就在当年12月，俄军在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会战中溃败。该部分可以标明为“开篇”，因为五个主角在该部分中开始崭露头角。小说以每个人物即将开始职业生涯为开篇。他们处于不同的年龄段，即将迈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因而，他们之间的平行就既不明显，也不呆板。

奥斯特利茨会战示意图

伊始，皮埃尔是个21岁的小伙子，茫然地寻找着职业。作为贵族的私生子，他是一位可爱、热情而拙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805年12月，他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和爵位，并被欣然地推入一场与美女海伦的不幸婚姻。

与皮埃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朋友安德烈。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深沉老练、才智超群、雄心勃勃的27岁男人。当故事开始时，安德烈与一位自己不再垂爱的女人结婚。他的生命始于他决定从戎以追求名望和荣誉。当奥斯特利茨会战结束时，安德烈负伤倒下，险些丧生战场。

13岁的娜塔莎面临热情而活跃的女人生涯。有代表性的是，娜塔莎冲进大人们正在闲聊的房间时，才首次露面。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是，她一直笑个不停，并且青年小伙鲍里斯(Boris)一直追随她左右。鲍里斯是娜塔莎的第一位追寻者，娜塔莎不久就亲吻了他，且许诺会嫁给他。

娜塔莎18岁的哥哥尼古拉是一位热情而浪漫的小伙。他即将入伍，开始戎兵生涯。6个月后，尼古拉已完全投入军事生活，他多次参加战争、负伤并经受双重的理想破灭——看到俄争的溃败，他爱戴的亚历山大皇帝像凡众一样仓惶逃窜。

同时，安德烈的妹妹玛莉在乡下过着一种虔诚而孝顺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宁静而又凄惨。聪明、笨拙、天真无邪、品行端正、丽质，这些扼要的概括，以及阿纳托利向她不幸的求爱则在生活中证实了玛莉的品质。阿纳托利(Anatole Kuragin)是个堕落的纨绔子弟，禁不住将双手伸向了玛莉的法国女伴。

《奥斯特尔茨战役》，弗朗索瓦·热拉尔绘

在同一时期，俄罗斯激烈地参与欧洲生命，并遭受了一次惨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第一部分只是详细阐明了错误的开端，不管是个别人物，还是俄罗斯，都不会取得长久的成功，无法继续像他迄今为止之所为那样去行事。然而，每个主角都已迈出不可改变的一步，并已被嵌入到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过程之中。这种发展过程最终将引向最完满的高潮和结尾;但成功将需要每个人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激剧变化。所有一切，包括俄罗斯在内，都必须在其开始琢磨的命运即将实现之前饱经沧桑。

小说第二个主要部分涵盖了从奥斯特利茨会战刚结束到1811年底这段时期。这段时期正好先于拿破仑开始对俄罗斯的入侵。在这七年当中，所有事件都按部就班继续进行，变得越来越糟。尼古拉与一群花花公子聚赌;与多洛霍夫(Dolokhov)搅和在一起;输掉43000卢布;回到军营;觉悟;开始着手经营家业;最终逃回军营，因为罗斯托夫(Rostov)家族的产业进一步败落。

安德烈从奥斯特利茨归来之后，决定经营自己的婚姻生活。但他刚到家，看到妻子死于难产。此后几年，安德烈沉浸在乡村生活中。安德烈跟朋友皮埃尔交谈，偶然听到娜塔莎与她的表姐晚间谈话，从而逐渐从愁苦中解脱出来。他去了圣彼得堡;从政;碰到娜塔莎，并与她坠入爱河。为了从旧有的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安德烈离开娜塔莎，随后因听到娜塔莎打算与阿纳托利私奔的消息，而伤心欲绝。

在同一时期，娜塔莎长成一位女人，首先赢得了杰尼索夫(Denisov)的求婚，随后再次赢得了鲍里斯的求婚，最终赢得了安德烈的求婚。正当她需要成为一位妻子和母亲的时刻，安德烈将她独自留下。娜塔莎迷恋上阿纳托利;企图私奔，但最终失败;打算自杀，但终究未遂;她最终籍着皮埃尔对爱的宣扬而远离彻底的绝望。

在这几年当中，皮埃尔逐渐从婚姻中醒悟过来，被迫卷入一场与多洛霍夫相关的、毫无意义的决斗。皮埃尔因险些杀死一个人而倍感自责，离开海伦;遁入共济会，并极其茫然地打算行善;慢慢习惯于过一种一无是处的花花公子式生活;最终孤注一掷地尝试挽救娜塔莎的生命，由此表明自己对娜塔莎毫无希望的爱恋。

美国电影《战争与和平》剧照

玛莉继续在父亲的暴虐下饱受痛苦。她让自己越来越多关注虔诚的信仰。然而，她并不彻底笃信这种信仰;她慢慢变成一个像父亲那样极其顽固的老处女。

同时，俄罗斯参加了一些抵抗拿破仑的、优柔寡断的战役。然后，双方缔结了一场虚假的和平协议。到1811年岁末，即小说的中间点上，五位主角与俄罗斯一样，全都达到悲惨、无助、迷惑和绝望的低点。他们都受到了严重的挫败，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将自身从困难和绝望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对他们所有人而言，生命似乎以失败而告终——尽管1812年不祥的彗星有不同的暗示。

在全书第三部分中，拿破仑入侵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俄罗斯，并吞噬了我们的主角。鉴于小说前两部分是情节的混乱，这部分和下部分就是终场。非常明确，第三部分是高潮。在这部分中，历史事件与渺小的个人事件相遇，并结合在一起。而渺小的个人事件则建构了我们主角的私人生活。在历史宏观世界与个人微观世界的融合中，籍着苦难和战败，俄罗斯和我们的英雄们发现了他们自身和自身的命运。

第三部分以拿破仑的入侵开篇;此次入侵改变了每个人的生命进程。第一个高潮是波罗底诺(Borodino)战役，安德烈在那儿身负致命的重伤。在第一个高潮中，拿破仑的军队也同样受到致命的重创，尽管当时没有一个人，包括法军在内，意识到这一点。第二个高潮是焚毁莫斯科;当时，罗斯托夫的财产也最终被毁。安德烈与娜塔莎暂时重聚。在行刺拿破仑的途中，皮埃尔停下脚步，从一幢正在燃烧的建筑中救出一个孩童，并以纵火犯的身份被捕。

《1812年被围困的莫斯科》，伊利亚·叶菲莫维奇绘

在小说第四部分和最后一部分，事件开始触及内在的真实。尼古拉与玛莉本来已在俄罗斯撤退期间相遇过，然而，他们此时再度相遇并巩固了他们的关系。皮埃尔面临死亡、遇见普拉萨(Platon Karatayev)。在法军从莫斯科撤退期间，皮埃尔第一次瞥见了生活的真谛。娜塔莎与玛莉一同目睹了安德烈的死亡。当娜塔莎听闻弟弟彼佳(Petya)阵亡的消息时，她的生命力、巨大的忍受力和同情心挽救了母亲的神智和生命。在此期间，法军撤退变成为溃逃，俄罗斯与五位主角从而都得到了净化。

在第一结尾中，残存的松散终点都紧密系在一起，而这一切则发生在8年之后。几经风雨，尼古拉与玛莉，娜塔莎与皮埃尔，分别共结连理、定居并生儿育女。

这就是《战争与和平》中发生的一切。托尔斯泰向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正处于生命的危险时期——从带着懵懂、潜能、不确定的年少的未臻完美，到完全成熟这一段时期。即使个人命运的实现没有标明完全的成熟，个人命运的确定性也标明完全的成熟。在第一尾声的末尾，对娜塔莎与皮埃尔、尼古拉与玛莉来说，充满欢乐与悲痛的生命还没有结束，但至关重要的抉择和事件无疑已成往昔。

在小说末尾，五位主角处于与他们的孩子相对的相同情况当中。这也与开头时，他们的父母与他们自身的关系相同。在过渡期间，一切事情皆已发生改变：个体皆已经长大成人、相爱、受难、学习、死去;家族丧失财产、挽救财产、解体、重组;历史事件急剧发生，并且消逝。对这些未经世事变迁的人、这些未能分享这些人物生活的人而言，他们决不会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涵义，即所发生的一切决不会超出传说。然而，尼古拉什卡(Nicholas Bolkonski)——安德烈正值青春期的儿子，坐在一旁，静静聆听父辈们追忆往事。他还发誓，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成就一番伟业。因此，结尾并不是我们五位朋友的故事的终结;它是青年尼古拉什卡的故事的开端。

《战争与和平》书影

我已经一部分接着一部分说明了这部小说，已勾勒出那些可以称之为情节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会显示出其中发挥作用的可辨别的艺术，或用詹姆斯的话来说，绝对预想的艺术。籍着那种艺术，无比复杂的人物和情形被塑造成统一的作品。托尔斯泰的麻烦不在于他创造出一个松散而肥大的怪物，其中充满了偶然而随意的奇怪成分。他的麻烦在于，他创作出如比不朽的标尺，以致大多数读者并未自觉认识到其非凡的精确性和这部小说构成的艺术修养——然而，每位读者都潜意识地感觉到了这种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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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上讲，《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普通的著名小说;《包法利夫人》或埃斯库罗斯《奥瑞斯提亚》跟易卜生(Ibsen)悲剧没有什么两样;《人民公敌或群魔》同样如此：它们都是杰出的戏剧。然而，从一部19世纪构思精妙的戏剧所具有的有限戏剧观来看，《奥瑞斯提亚》绝对显得粗糙、枝蔓横生、冗长。我的观点是，托尔斯泰构思并创作了一部在篇幅和复杂程度上规模空前的小说。这里需要稍作解释，因为这关乎评论家们令人困惑的评判与大多数读者热情四溢的回应之间分歧所在。托尔斯泰的结构并不需要在理智上视为有效;相反，它在情绪感染的层面上起着最有效的作用。生活复杂的交织产生出某种意义上的一致性，而大多数读者也因这种一致性而感到愉悦。相对于评论家没有能力领会普通情节或识别一位传统英雄而言，大多数读者的情感代表了对托尔斯泰意图更精准的理解。

情感的回应与理智的分析之间的差异是《战争与和平》各种普遍深刻的特征之一。几乎在每种层面上都有思想与情感之间独特的分离。从理智上讲，我们经常被小说弄得迷惑不堪，被它打扰或冒犯。同时，从情感上讲，我们深切而愉快地关注它。这种影响已经导致评论家们认为，这部小说是对生命的直接表现，似乎托尔斯泰就是某种白痴型的学者——毫不理解小说的实质，或不知道应该如何整合起来一部小说，怎么能写出一部世界上最著名的小说。正如我在有关整体建构方面所表明的那样，上述看法简直荒谬;没有任何一部小说比《战争与和平》创作得更巧妙。

然而，托尔斯泰的艺术才能的确没有明显反映在作品中。相反，在阅读《包法利夫人》时，人们往往会意识到在读一部伟大小说，除此之外，他们也会意识到自己被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所掌握。这位伟大艺术家已熟练安排，并巧妙处理了人物和事件，以便实现无比精确和敏锐的效力。我认为，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取得了诸多令人钦佩的艺术成就之一种，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如此高度地把自己从小说中拭去，以致在毫无指引方向的帮助下(甚或尽管有那种文盲型的天才)，这部著作似乎也实现了它的效果。《战争与和平》创作得如此巧妙，以致普遍读者和博学评论家同样也会发现它的朴实。

这种巧妙的淳朴不易洞识，因为托尔斯泰如此高妙地抹去了自己的足迹。但是，一旦我们去关注这部作品，托尔斯泰惊人艺术技巧的全部范围就会变得无比清晰。一位登台表演的魔术师不断与观众闲谈，解释他已做了什么，并告诉观众他将要做什么。他谨慎地，又更明显地引导观众的注意力，因此，他只建立了一个令人愉快的、相当有能力的但并非卓越的表演者形象。同时，他的手茫然地、极细微地摆动着，令人惊讶的事情几乎偶然地或自发地持续发生着。兔子和金鱼鱼缸从帽子中冒出来;漂亮的女士忽而消失、忽而出现;狗说起话来;空玻璃缸产生出数桶金币。托尔斯泰亦是如此。让我用出自该部小说前几部分中的少许事例证明我所说的一切。

托尔斯泰故居

开场一节由三个相续的片段构成：彼得堡的一场晚会;莫斯科的一场命名日晚会;安德烈拜访父亲在乡下的庄园，并在入伍之前向妻子告别。我已经描述了这些片断中发生的一切。现在让我们来思索，在这些事件的外观背后，托尔斯泰在做什么：建立他的人物——只有一次或两次例外，整本书中的每个主要人物都在第一幕中呈现给读者——并且，还提供对小说来说不可或缺的场景，彼得堡、莫斯科和乡村。

彼得堡与莫斯科截然不同的特性大部分在彼此鲜明的差异中确立下来，共同充当乡村生活的对立面。在那里举行的聚会使得圣彼得堡与莫斯科更加引人注目：帕夫洛夫娜(Anna Pavlovna)家举行的晚会——这部小说也以这场晚会开篇;罗斯托夫家举行的命名日晚会。关于拿破仑和即将爆发的战争的谈论支配着两场晚会。而其他每件事情都不相同。在安娜·帕夫洛夫的晚会上，贵族们和管理俄罗斯的官僚们兴奋地闲聊拿破仑的可怕罪行、皇太后的健康和构建普遍和平的虚假计划。交谈无比机敏，女人秀美动人，气氛世故微妙。这场晚会的精神被纺织工厂呆板的形象把持着，女主人如同车间的工头，保持设备平稳运转。当场景转到莫斯科时，帕夫洛夫娜的晚会恰好变得非常呆板和做作。

罗斯托夫家的客人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人物;他们是朋友、亲戚和熟人。尽管这次交谈也关乎拿破仑和战争，但交谈的品质完全跟圣彼得堡的闲聊相异甚远，因为，这些人与战争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鲍里斯、尼古拉、安德烈即将奔赴前线，或许会阵亡。他们抛下了父母、弟兄、姐妹以及心上人。更有甚者，孩童和年轻人支配着整个晚会。

在帕夫洛夫娜的晚会上，每个人都并不处于相同的年龄段。在圣彼得堡，皮埃尔使社会生活的呆板和做作凸现出来。皮埃尔非常天真，试图进行一场能表达自己真诚观点的严肃讨论。帕夫洛夫娜必须竭力让皮埃尔闭口不谈，以消除皮埃尔引起的不便。与之相反，在莫斯科，正当娜塔莎领一帮孩子打断正在侃侃而谈的成人时，恰巧在这一刻，晚会变得异常活跃。在彼得堡，制定政策和传达决定会影响整个俄罗斯;然而，那儿的生活则极为浅薄、琐碎，最终毫无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在莫斯科，没有人权倾朝野，但都是实干家。这儿的人们过得很快乐，似乎也有能力承受苦难，因为在莫斯科，显然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去行动。彼得堡的人们发布命令，莫斯科的人们则服从命令，然而，当战争打响时，莫斯科人则参加了战斗。在彼得堡，爱国主义是最新风尚;在莫斯科，爱国主义却是个关于生命、死亡和荣誉的问题。彼得堡弥漫着法兰西文化;在法兰西影响的稀薄外衣下面，莫斯科却有着浓烈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元素。

托尔斯泰玩击木游戏

这些信息全都出现在两场晚会的暗含对比之中，而托尔斯泰从未让这种对比表现得极为明晰。俄罗斯和五个主角的整体命运在城市差异中牢牢捆绑在一起。此外，开场的场景表明，这个场景与一个特殊事件是否会在莫斯科或彼得堡发生有密切关联。例如，娜塔莎与安德烈不幸的爱情必然在彼得堡开始——那座城市似乎天生敌视所有真诚的人类情感。

这两座城市的对比中还有一部分，即托尔斯泰关于力量和威望的理论的某些决定要素。这部著作后来清楚地发展了这种理论。该理论假设，力量与威望成反比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威望增加时，他做任何事情的实际能力就会下降，反之亦然。在明确论及该理论之前，托尔斯泰早已在两座城市的对立中包含了这种理论。他在小说背景下发展的所有其他理论亦是如此，包括他在第二个结尾中论述的关于历史与自由意志的理论。

在小说第一部分，安德烈的家童山(Bald hills)代表了乡村。与童山相比，连莫斯科的生活似乎也显得做作和虚伪。只有在童山，谈论战争才完全坦率、直接，并见多识广。正因为这场谈论关注战争的整个策略，所以也关注牵连的个人：只有在童山，安德烈与父亲和妹妹交谈时，每个人都提到了这种可能性，即一个戎马从军的人可能会阵亡。甚至连最好的城市莫斯科也无法与乡村媲美。

把彼得堡、莫斯科和乡村聚合起来，就构成了地理学上的俄罗斯。然而，俄罗斯也由家庭组成，每个场所都有自身独特的家庭。托尔斯泰的技巧也许最明显地表现在对家庭的描写上。他设法赋予每个家庭与众不同的特质，而这种特质不仅将家庭成员牢牢凝聚在一起，也将他们区分开来，将个性赋予他们。托尔斯泰因创造出三重纬度的人物而著名于世，他的成功大部分归因于他有能力将每个人物置于家庭的母体当中。

在彼得堡，库拉金(Kuragins)家族是个独特的家庭。首都若没有任何其他错误之处，就应该着重谴责库拉金家。父亲瓦西里公爵(Prince Vasili)是个达官贵人——稳健、有权有势、多愁善感、腐败(母亲的生存状态最模糊)。女儿“美女海伦”，无可挑剔。两个儿子伊波利特(Hippolyte)和阿纳托利，一个是令人厌恶的蠢货，一个是堕落的纨绔子弟。海伦、伊波利特、阿纳托利的成功恰好暗示了权威中心的堕落。

苏联电影《战争与和平》宣传海报（1968）

库拉金家族的全部不道德行为都出现在整部小说之中，但在彼得堡这几幕开场中，读者只能隐约觉察到他们的天性。库拉金家几乎只被描绘成生物学意义上的家庭，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家庭生活：在整部小说中，他们没有一次以家庭的面目呈现出来。在阿纳托利与海伦之间乱伦关系的隐匿暗示背后，是爱和家庭情感的缺乏。最有意思的是，库拉金家没有孩子。托尔斯泰甚至暗示，海伦死于堕胎未遂。

与库拉金家相对的是罗斯托夫家。罗斯托夫家适当地与莫斯科联系在一起。莫斯科是古老、神圣且真正的首府，是拿破仑入侵的最终目标，是俄罗斯最卓越的城市。作为一个家庭，他们的特质(他们的欢乐气氛、自发性、天然而不世故)与他们居住的城市相匹配。俄罗托夫家满是孩子——从仍是孩童的彼佳到迈向婚姻的薇拉(Vera)，他们之间则是娜塔莎和尼古拉。罗斯托夫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不仅分享共同的生活方式，而且分享家庭特有的理解和同情纽带。

然而，托尔斯泰并不打算将罗斯托夫家理想化。相反，托尔斯泰几乎痛苦地强调了他们的缺点和问题。最大的薇拉，作为一个人来说，是失败者;娜塔莎被父亲溺爱;尼古拉也深受母亲溺爱;伯爵是个懦弱而不成功的人;伯爵夫人既没有欲望，又没有实力成为家庭权威。不过，罗斯托夫家族的确有感受快乐与痛苦的非凡能力。他们可能并不特别聪明，但他们知道如何生活。

博尔孔斯基家远离罗斯托夫家和库拉金家。安德烈、玛莉、老公爵被最严重的对立弄得四分五裂：玛莉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安德烈崇拜拿破仑及其代表的一切，是个自由思想者;老公爵则是启蒙时期好疑且尖刻的人。他们几乎不会在任何事情上达成共识。然而，与罗斯托夫家一样，他们组成了真正的家庭;他们当中每个人都显示出博尔孔斯基家族的特征。他们全都聪明过人、固执己见、意志坚定，每个人都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然而，除此之外，在他们之间还有最牢固的相互关爱、相互尊重的纽带，尽管他们完全不能像罗斯托夫家那样自发而自然地表达他们的情感。悖谬的是，他们的关系不断紧张和破裂，而这恰恰最强烈地暗示，他们对彼此具有真诚情感。正因老公爵生活在乡村，他跟圣彼得堡的权威中心、跟莫斯科典型的俄罗斯生活相隔绝。个性十足、独立、孤立是博尔孔斯基家族的标志。

最后一位主角——皮埃尔，没有家庭，这或许就是他的主要特征。与其他人不同，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寓所。他生活在由表姐妹、仆人和朋友组成的茫然世界中。托尔斯泰强调，皮埃尔缺乏可靠的人类背景。他是个从来没有真正了解父亲的私生子。皮埃尔在国外长大成人，即便继承了父亲的财产，仍像先前一样孤立。惟有皮埃尔的内在生活、希望、雄心、思想和梦想才有可靠性。他的外在生活缺乏真正家庭所能给予的实在性。因为富有和缺乏家庭联系，皮埃尔比其他任何主要人物都更自由。他的决定和行为只影响他自己，他也不需要考虑任何其他人。

托尔斯泰把皮埃尔塑造成一个没有家庭的人，由此一方面对比了皮埃尔的空虚生活与其他人的丰富生活;另一方面也对比了远离责任的自由与其他人对责任的专注。安德烈去参战时，抛下了无人怜爱、惊恐不安和身怀六甲的妻子，后者将死于难产。安德烈后来经受的懊悔，自由的皮埃尔根本不能理解;安德烈的感受以家庭为代价，也具有家庭的特征。

现在，让我们转向俄军抵达奥地利那一章。俄军后备队烧毁恩斯河(the river enns)桥梁时，尼古拉看到了自己的首次行动;安德烈奉外交使命前往奥地利宫廷;尼古拉和安德烈都参加了格伦特(Schon Graben)战役，尼古拉身负轻伤。小说第二部分完全致力于观注军队。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一部分及其对晚会、地点和家庭的强调，都是为了描绘和平;反之，第二部分则介绍了战争的神秘。它们共同限定了这部小说的基本对立(polarity)。如果空间位置——或在特定地点，或在家庭母体内，是理解安宁生活的关键，那么，时间和运动则是战争的本质。

对军队而言，空间位置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对士兵而言，俄罗斯与奥地利的唯一不同在于，桥梁、栅栏和花园显得稍微不同。托尔斯泰一步一步向读者传授战争的本质。我们首先看到，军队整天行军之后，正为检阅而做准备。有关准备接检阅的命令刚一到达，士兵们就熬夜擦亮并清洗装束，目的只是为了发现，库图佐夫(Kutuzov)将军想让他们看起来衣衫破烂、装备落后，以致他有借口拒绝加入奥地利军队。既然这支处在最佳境况的军队都如此混乱，那我们就能够想象，他们在战争中将会犯什么错误。

苏联电影剧照

接下来的事件涉及尼古拉，以及他与军需官捷利亚宁(Telyannin)为一个丢失的钱包而发生的争吵。捷利亚宁明显偷走了钱包;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尼古拉不假思索地控告捷利亚宁行窃。上尉企图平息该事时，尼古拉被进一步冒犯。只有到后来，尼古拉与随行军官们展开了一番激烈的争论，借此才真正懂得，在部队中，荣誉属于团体若非个人。

托尔斯泰接下来向我们介绍了战争本身。他经过一件几乎毫无军事意义的偶然事件而如此行事——烧毁恩斯河上的桥。具有代表性的是，这座桥在本该被烧毁的时刻却并未被烧毁，因而，尼古拉的连队处在法国炮兵的炮火之下时，他们就授命烧毁桥梁。

托尔斯泰的整个战争理论在这细微的一幕中戏剧性地表达出来。我们感觉到，后方山岗上观察战争的将军与山谷中浴血奋战的士兵之间有巨大的人性差异。我们同尼古拉一道感受到这种心理效应，即知道战争上的同类正试图杀死你，即使你们从未蒙面，即使他们也不知道你是谁，即使你的母亲和所有认识你的人都深爱着你。我们发现了一场战役中实际上可能发生的一切，也看到了后来发生的歪曲。在这小节，一位俄罗斯骠骑兵被杀，两人负伤。相比之下，在历史上去确定的波罗底诺战役中，共有50万伤亡人员。不过，它们同样都是战役，它们的真理也都相同。托尔斯泰的战争理论在此鲜明地确立起来，远远早于他后来发表的关于战争的明确讲演。

在《战争与和平》中，同样的艺术控制力和艺术节俭既确定了小说的顶梁形式，也支配着对细微偶然事件的处理——甚至支配着用来描述它们的语言。甚至在个体形象与明喻的层面上，这也千真万确。比如，在格伦特战役期间，尼古拉的坐骑被击中。他在田野抽脚站起身来，看到法国步兵正朝自己跑来时，他“怀着兔子逃避猎犬的心情”转身拔脚就跑。多年之后，在捕狼的狩猎行动中，尼古拉及其两个邻居放出狼狗，围捕一只野兔。同格伦特的尼古拉一样，那只兔子一开始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危险所在。而一旦意识到危险，它立马就“拧起耳朵，四爪翻飞地逃窜”。后来，在1812年法国人入侵期间，尼古拉领导了一次小规模的骑兵进攻。在那次进攻中，尼古拉把一名法军军官击落下马。那名不幸的军官一支脚卡在马镫上，眼中充满了恐惧，无助地蹦跳着，直到尼古拉逮住他为止。

因而，在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过程中，尼古拉像兔子逃避猎犬一样，从法军手中逃跑。随后，在围猎期间，他放出猎犬追捕一只野兔。在俘获法军军官的过程中，尼古拉最终扮演了一条胜利的猎犬角色。尼古拉被最近一件事稍微打扰，被弄得心神不悦，因为他被授予一枚奖章。他完全超乎自己的期望，成了一名英雄。尼古拉从未想出自己心烦意乱的原因;但是，托尔斯泰通过反复的形象(image)富有诗意地表明，一旦你扮演过兔子的角色，你就不乐意充当猎犬。此外，在这点上，托尔斯泰打碎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基本差别，因为现在，和平时期的打猎与战时的骑兵进攻之间并不存在人性的差别。一般来说，先前和平的场景变成战场时，战争与和平，这两个先前截然不同的领域合并起来，就表现了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整体特征。

把战争与和平拼合在一起，场景、家庭和形相的复杂表现就为安德烈、娜塔莎、皮埃尔、玛莉和尼古拉的故事提供了背景。用批判主义语言来说，那种背景常常被称作史诗。然而，史诗《战争与和平》的异乎寻常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因为，托尔斯泰以故事发生的历史时期为背景;更甚者，他再三强调，关于那段历史，他的小说版比任何专业历史学家——或者法国人或者俄罗斯人——的版本都更加真实。

这种主张前所未有，也要求特别关注。托尔斯泰显然做了大量的历史研究，并以此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准备。托尔斯泰再三重复的主张(小说讲述了一切发生的事情的真理)正是基于他的历史理论。这种历史理论零星地呈现在整部小说中，并且在第二个结尾得到了系统的阐述。

托尔斯泰的理论基本内容在于，彻底否认人类自由意志和坚决赞成决定主义。自由意志是一种幻想，但对人类的自觉而言则极为必要。事件只是先前事件向量的总和。托尔斯泰竭力否认历史“伟人”理论——该理论认为，特定的重要个体决定着事件的发展进程。托尔斯泰也强调，任何个体——不管沙皇还是拿破仑——都不必其他任何人更强大，权力只是诸多个体行动的全部总和。托尔斯泰根本上否认了历史学通常处理的大规模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他声称，这些事件只是史学家们杜撰的小说。这些所谓的伟大历史事件必须被分解成无限的细微事件。托尔斯泰宣称，只需描述各个细微事件中一项代表性的重大实例——比如在波罗底诺战役中，皮埃尔和安德烈的行为，他就能够讲述战场上真正发生的一切事件的真相，也能够消解史学家的学术研究。那类学术研究关注法国和俄罗斯的战略，而所谓的战略纯属虚构。这种主张的麻烦在于，皮埃尔和安德烈本身就是虚构的人物。常识可以表明，人们不能利用虚构人物和事件来证明，专业史学家并不理解历史。然而，这恰好就是托尔斯泰之所为。

为了理解托尔斯泰宣称的历史真理，我们需要更仔细地审视其历史理论的三个特征，也需要去验证他在这部小说中实际上做了些什么。首先，历史理论包罗万象，不仅适用于和平时期，也适用于战争时期;不仅适用于纯粹的个人行动，也适用于更大的事件。因此，如果说拿破仑战败不可避免，那么，皮埃尔与海伦结婚或娜塔莎与阿纳托利蓄意私奔也同样不可避免。

第二，托尔斯泰把大规模历史事件当作所有个体事件的总和——个体事件构成大规模的历史事件，这事实上否认了大规模事件的可理解性。他相信，不存在像波罗底诺战役这样的事情，而只存在某个人那天在那里做的各种事情。

第三，托尔斯泰暗示，尽管没有塑造和引起伟大事件的伟人，却有真正的英雄。任何人都不能控制一大群其他人。但托尔斯泰也表明，在两组多少平衡的人群之间的武装冲突中甚或在一项个人行为最细微的差别中，上述论点并非确定无疑。某个人如果恰巧处于适当的位置，就能改变最终的结果。这个人如果忽然高呼：“当心，我们被包围了。”那么，他就可能引起恐慌，导致溃败，就像俄罗斯人在奥斯特利茨遭受的那样。但是，如果他高呼，“乌拉，弟兄们，跟我上，”他就可能发动一场进攻，出乎意料地击败敌军。

然而，就英雄而言，有一个严重的困难。由于战场混乱不堪、瞬息万变，根本没有人知道，谁是战争的英雄，或者谁表现英勇。英雄也肯定不知道自己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正如我们可能期望的那样，托尔斯泰乐于弱化伟人，故意挑选那些不合身份的英雄。

托尔斯泰在组织饥荒赈灾

比如在格伦特战役中，有一位谦逊而矮小的炮兵上尉，名叫图申(Tushin)。当战斗打响时，支援图申的步兵部队撤走了。法军料想，一个炮兵连不会继续呆在毫无支援的位置上，就没有攻击这个炮兵连。同时，图申在毫无命令的情况下向法军开火，并被迫指挥他的手下。他瞄准敌人，并为自己的烟斗装上一袋烟。托尔斯泰表明，图申像多数身陷危险中的人那样做：他产生了一点儿幻觉，看到自己的大炮变成了烟斗;每次开火，他似乎就吸了一口烟。图申专注于幻觉的结果就是，法军尽管在数量上拥有巨大优势，却被图申阻挡了几个小时，从而使大批俄罗斯人得以撤退。战斗之后的那个夜晚，图申因丢了一些武器，受到将军的斥责。图申本人也为自己的失职而局促不安。

作为格伦特的秘密英雄，图申这个角色预示了托尔斯泰对波罗底诺战役的描述。早在战斗开始之前，皮埃尔已经把自己姓名的字母变换成数字。他早已发现，自己名字的数值为666，而拿破仑名字的数值也同样如此。因此，他相信自己命中注定会灭掉拿破仑。后来，人们紧锣密鼓地筹划波罗底诺战役的时候，皮埃尔并非出于特殊原因而随军出征。战争中的某一天，皮埃尔四处徘徊，寻求战斗。他不知道战斗看上去像什么样子，因而就决不会真正发现一场战斗。然而，在其四处寻求的过程中，皮埃尔来到舍瓦尔金诺(Raevski)多面堡，并在那儿呆了一段时间。在多面堡，士兵们把皮埃尔当作福星接受。后来，他离开了那儿。这就是发生的一切。

托尔斯泰本人对整场战役的大规模叙述说明非常奇特。托尔斯泰宣称，战争的关键是舍瓦尔金诺多面堡，法军无法攻克它;借此，托尔斯泰否定了所有军事史学家。他一反所有军事传统而坚决主张：即使俄罗斯人在战后被迫撤退，胜利仍属于俄罗斯人;即使法军继续向莫斯科进军，但波罗底诺战役之后，法军却是一头身负致命伤的野兽。

推论清楚而明晰。皮埃尔，这个笨手笨脚的公民四处徘徊，寻求战斗。他是波罗底诺战役的秘密英雄。在战争的关键点上，俄国士兵的细微提升打破了平衡。皮埃尔决不会知道，史学家也不会知道，舍瓦尔金诺就是战斗的中心。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大多数人也不知道，法国人并未赢得这场战役。不过，法国军队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对拿破仑而言，入侵俄罗斯成了一场灾难，一场根本无法从中恢复过来的灾难。因此，托尔斯泰以其极为隐秘的方式声称，皮埃尔的确具有那头野兽的数值，的确摧毁了拿破仑!

托尔斯泰与契诃夫

然而，读者可能抱怨：整个英雄观——隐秘的英雄或其他形式的英雄，不是跟托尔斯泰的观点自相矛盾吗?托尔斯泰主张，战争的结果是个别行动的矢量总和。每位参与者都发挥了作用;结果不可避免地源自开端。这可能不错，但即便如此，战争和所有其他事件都丧失了人性的意义，因为每件事都只不过必然地遵从先前的事件。无论如何，这就是托尔斯泰历史理论似乎要暗示的东西。

如果这种理论意味着：所有事件只是先前事件的结果，因此，任何事件都不比任何其他事件拥有更多或更少的意义，那么，这部小说就没有着重证明这种理论。每位敏感的读者都会同意，这部小说的荣耀之一在于强调光明的人性意义和人性的重要性。托尔斯泰将这种人性意义和重要性注入特殊事件之中。像托尔斯泰的所有其他策略一样，这种理论只是一种策略;依靠这种策略，他能将事件所需的严格必然性和史诗比例赋予小说中的所有事件。

让我们再次审视波罗底诺战役，并看看在那里发生了什么。在拿破仑毁灭的过程中，皮埃尔可能恰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绝不是最重要的事件。更重要的事件是，安德烈公爵皈依了基督教关于爱上帝和爱世人的教义。对安德烈公爵的细心照料为这场皈依做了准备：奥斯特利茨会战之后，安德烈负伤倒下时，看到了天空;从那时起，他似乎命中注定会有几许超越的幻想。然而，在那之后，安德烈生活中一切重大事件大体上都有助于加强和巩固他生来具有的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这一事件系列的顶点就是娜塔莎与阿纳托利之间的风流韵事。安德烈知晓这件事情时，就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再度入伍。他决心找到阿纳托利，并在决斗中杀死他。安德烈耐心等待机会;在波罗底诺战役期间，当他所在的团为预备队时，安德烈身负致命伤。他随即被送到医疗帐篷中接受手术。安德烈粗略地看了看旁边的手术台，发现了已被截肢的阿纳托利。由于疼痛和发烧，安德烈花了些时间才认出阿纳托利。然而，

    他想起了一切，于是，那个人热烈的怜悯和挚爱，充满了他那颗幸福的心。安德烈公爵再也忍不住流出温柔的、深情的流泪，他哭了，哭人们，哭自己，哭他们和自己的过错。爱弟兄们，同情并爱那深爱着他们的人，爱那恨我们的人，爱敌人——是的，这就是，上帝在人间传播的爱，也是玛莉公爵小姐教给我而我过去一直不懂得的那种爱……现在，我知道了这一点。

依普通的标准来观之，安德烈的皈依不大可能，但并非完全不可能。此外，这场皈依发生在最残暴的事件之后。不过，任何缺乏奇迹的事情都不会导致安德烈皈依。一位作者如何创造一件可能的奇迹呢?奇迹不是内在地不可能吗?当然，奇迹可能，除非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任何事件都不比其他事件具有更多或更少的可能性;每件事都是绝对必然的。为了创造安德列皈依的可能，托尔斯泰利用了历史理论。托尔斯泰故意挑选出波罗底诺战役——拿破仑入侵史的高潮事件，当作安德烈皈依基督教的背景。只有宏大的历史事件能为安德烈的自觉提供合适的背景;跟那一刻相比，在其他任何时候，人们都不会觉得必然之网更为牢固。

波罗底诺战役重要的人性真理在于，它是安德烈皈依基督教的背景。与这种真理相比，下述发现变得毫无意义：这场战役标志着拿破仑终结的开始。安德烈与波罗底诺战役相关的真实性，也就是在拿破仑的军队进攻期间，玛莉与俄罗斯的荒废相关的真实性;是娜塔莎与莫斯科的焚毁相关的真实性;是皮埃尔与法军从莫斯科撤退相关的真实性;是在保卫祖国的过程中，尼古拉与俄军的坚忍和刚毅相关的真实性。

因此，这就是托尔斯泰的故事最终达到的真理。这种真理包含了历史，也超越了历史。历史是变化、短暂和充满死亡的领域。《战争与和平》是历史性的，因为托尔斯泰讲述了5个人如何一道发现自身命运的故事。但是，托尔斯泰不仅讲述了当时5个人如何行动的故事和产生变化的故事;在持续的变化背后，他还提出了人类生命的不变而永恒的结构和背景，以便支持持续的变化。托尔斯泰的诗不仅呈现了永恒，也呈现了变化，因而也就包含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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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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