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世界 | 丰臣秀吉如何看待东亚局势

编 者 按

本文选自《经典与解释》第57期《全球化在东亚的开端》（娄林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原题目为《丰臣秀吉对东亚的认识》，小林健彦（Takehiko Kobayashi）撰，暴凤明译。此次推送删去正文所附资料，有兴趣进一步研读的读者可查阅原书。

天正十八年（1590）7月，丰臣秀吉在小田原之战中消灭了北条氏，将德川家康移封至关东，由此开始大规模移封和除封。丰臣秀吉依仗天皇的传统权威为背景颁布“惣無事令”，经过这一阶段之后，可以正面挑战关白秀吉的武装力量在日本国内已经不复存在。不久后，丰臣秀吉便将视野投向海外。

丰臣秀吉（1537—1598）

[译按] 惣無事令，（总无事令，“惣”同“总”），是由丰臣政权来规定大名之间若是因领土等问题起了争执，不可进行私斗，必须由丰臣家进行仲裁、调停、和协商；违者即会招受丰臣政权的严厉处罚，例如剥夺禄位，甚至是下诏讨伐。日本学者藤木久志在《丰臣和平令与战国社会》一书中认为，惣无事令是由刀狩令及海上贼船禁止令、喧哗停止令等一连串抑制私斗的法令，合并为丰臣平和令的概念而来，也是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平和令影响。

惣無事令分别于1585年（天正13年10月）在九州地方、1587年（天正15年12月）在关东・奥羽地方制定。由于惣无事令的发布，给予九州征伐及小田原征伐的名义。尤其是后北条氏讨伐后造成北条氏政切腹、以及伊达政宗、南部信直、最上义光等东北大名归顺事宜的连系（奥州仕置）。惣无事令于天正16年后阳成天皇御幸聚乐第之际，参与集会的全国诸大名向关白秀吉表示绝对服从，并递交誓纸，违背者将遭受讨伐、灭族、领土没收或减封（转封）等严厉处罚。总之，天下统一后，惣无事令的成立，是丰臣政权的最高支配原则。

惣無事令下德川家康的誓纸

第二年天正二十年（1592）9月丰臣秀吉以朝鲜方面拒绝自己提出的由朝鲜做日本“征明向导”的要求为口实，下令征伐朝鲜，同年3月由16万人组成的9支日本部队入侵朝鲜半岛。但是，与现实中的军事行动相反，丰臣秀吉的东亚政策仍有许多不为人知之处。本论文通过对丰臣秀吉发布的外交文书格式与内容的分析与再探讨，考察其重新构筑以明朝为顶点的东亚秩序的战略构想。

引  言

天正十九年（1591）丰臣秀吉准备出兵东亚，首先向国内的将领下达了进军朝鲜半岛的备战命令。[1] 从结果来看，虽然是一场旨在征服东亚，尤其是征服明朝的侵略战争，但从实际战役发生地和战争受害的角度来看，是以朝鲜半岛为主要战场。这场战争也可视为一场超越了日本的“天下”“政府”范围的单方面发动的对外战争。虽然战争表面上看，是丰臣秀吉作为朝廷传统国家体系中的关白（摄政王），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权力，以一种相对收敛的方式发动的战争，但却充分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的动荡形势，即尚未脱离战国大名和领邦君主制阶段的封建领主林立，民众武装力量也没有完全解除。

战国大名配置图

当时的丰臣秀吉心中也许有这样的顾虑，即如果不能安置好在统一日本国内的战争过程中余留的过剩军备、人员，不能找到削弱地方军事力量的方法和在大义名分上的依据，日本自身将无法实现安定。同时，可以推测出当时的丰臣秀吉政权在如何合理削减剩余的军事力量问题上缺乏基于大义名分的意志和行动力。另外，有观点认为作为关白的丰臣秀吉下达了各项政令，以及惣無事令，将把违反这些政令的人编入军队出征作为制裁惩罚的方式，并将这些军队用于威胁朝鲜半岛政权。[2]

本论文拟通过对丰臣秀吉政权起草的外交文书的检证，窥探其对东亚局势的认知。秀吉内心有多大程度上真正想征服明朝与移都北京尚不明确。但是，试图通过外交政策解决国内诸多问题并维持国内政权，结果导致与周围邻国发生冲突的模式并非始于今日。本文在小林健彦的《丰臣秀吉政权下的兼续与景胜：文禄之役》以及《朝鲜半岛与越国文化、政治交流—以日语交流记录为中心》两篇文章的基础上，加入新的见解。为方便对本论文部分内容的理解，可参考以上两篇论文。[3]

一 丰臣秀吉的渡朝构想

虽然丰臣秀吉亲自渡朝的意愿是否属实尚存疑点，但一些史料可以证明秀吉渡朝的话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例如：天正二十年（1592）5月16日，丰臣秀吉命令手下将领在京都，以及朝鲜半岛釜山浦至京洛沿途修建宫殿；[4]秀吉的外交顾问，同时也是负责起草外交通商文书的相国寺鹿苑僧录西笑承兑（さいしょうじょうたい）撰写的《鹿苑日録》[5]在庆长二年（1597）8月9日中记载：“大阁即乘早船。可被赴朝鲜之御意也。”

日本战国时代主力战船

西笑承兑被认为深得秀吉和德川家康信任，[6] 但是，鹿苑僧录制于元和元年（1615）被废除，改由金地院僧人崇传（すうでん）担任，从此开始金地院僧录制，因此，西笑承兑是担任鹿苑僧录的最后一位政治僧人。

根据《鹿苑日録》以上同一天的记录可知，当天丰臣秀吉召见大老格（参政辅佐）德川家康、上杉景胜、前田利家三人，家康和景胜二人来到丰臣秀吉家中拜见他。在当天稍早的记录“自朝鲜国有御注进”中详细记录了朝鲜半岛的战况，因此，三人会谈中很有可能会谈及朝鲜半岛的局势。

可能正是为了与家康、景胜、利家一起分析战况和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丰臣秀吉才邀请三人赴其宅邸，并且没有记录表明，家康和景胜二人劝丰臣秀吉放弃侵朝。根据二战结束前朝鲜总督府朝鲜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朝鲜史》[7] 宣祖二十五年（1591）5月16日记载：

秀吉欲合朝鲜与明朝，迁皇都于明京，统御其附近十国，奉皇储或皇弟承日本帝位，秀次为明之关白，统辖都附近百国，日本关白让位于羽柴秀保及宇喜多秀家，置羽柴秀胜及秀家于朝鲜，羽柴秀秋于九州，自迁居于明宁波府。限于本年中，入明京，欲使先锋诸将亦攻取天竺，渡海之意愈急。

以上计划如果属实，则很可能是丰臣秀吉充分检证、探讨室町幕府向明朝纳贡，将军足利义满（あしかが よしみつ）接受册封成为日本国王这一史实之后的结果。同时，在日本历史上，平安时代末期权臣平清盛（たいら の きよもり）一边居住在奈良僧人行基修筑的被称为“五泊”之一的大轮田泊（兵库经岛）附近的福原，一边对京都朝政施加影响，秀吉的计划也很有可能是受到这一模式的启发。虽然不能确定丰臣秀吉是有意效仿治承四年（1180）6月平清盛为牵制佛教势力而迁都福原的做法，但不能排除其对明政策中存在政经分离的构想。

平清盛（1118—1181）

但是，只有“其附近十国” “都附近百个国” “亦攻取天竺”等抽象的记述，至少可以佐证即使是在《朝鲜史》编撰当时，关于丰臣秀吉的对朝政策与对明政策的具体计划内容并不详细。关于这一点，张玉祥注意到被动员的部队主体隶属于倾向秀吉的中央官僚派（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而隶属于地方大名派大名（德川家康等）的部队动员比例较低。因此，他认为秀吉以战争为手段消耗手下大名的实力，从而达到消除自身政权危险的观点并不准确，而是由于秀吉建立在缺少对外认识和正确海外情报基础上的对外扩张欲求与领土野心引发了战争。[8]

另外，李进熙、姜在彦[9]认为，丰臣秀吉将朝鲜国王与日本国内战国大名等同视之。但是，如果说丰臣秀吉完全不理解室町时代以来的幕府与明朝的关系，以及日本通过对马宗氏建立的与李氏朝鲜的关系的话，也有些不妥。[10]不如说存在以下可能，即丰臣秀吉一方面听取西笑承兑等外交顾问的意见，一方面基于过去事例的分析进行对东亚外交交涉与域内地方管理的序列化处理。但是从结果来看，派遣大名渡海出征朝鲜半岛的命令削弱了地方大名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日本国内的稳定，却也波及了那些支持并构成自己权力基础的大名。

二 丰臣秀吉的东亚构想

本部分内容尝试探讨丰臣秀吉的东亚观。2011年5月跡部信在《丰臣政权的对外构想与秩序观》[11] 一文中，以东亚国际关系为中心，对丰臣秀吉政权的对外构想和秩序观进行了梳理和探讨。其中，首先对丰臣秀吉颁发的外交文书的格式进行分析，将对象国分为下位国（丰臣秀吉要求顺从归属的对象国，包括李氏朝鲜、琉球、台湾[高山国]、[12]南蛮国[吕宋（小琉球）、印度]等）和中国（明朝）。

在对下位国国家的外交文书分析中，重点着眼于几方面内容，包括：在叙述日本王朝时使用的“本朝” “吾朝” “朝政” “朝廷”和“帝都”等词语前采用古文献学意义上的抬头改行的行文法，平出、阙字的用法，以及在叙述对象国时用的“贵国” “贵域” “贵国主” “其国” “爾之国土”和“其地”等敬语用法。跡部信分析认为外交文书的格式反映了丰臣秀吉的个人意志，丰臣秀吉借此表现日本与其他国家的上下关系与国际秩序。同时，跡部信还指出，丰臣秀吉将日本置于对象国上位的根据在于天皇的存在。

在制度方面，天皇代表了日本，丰臣秀吉以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撑天皇，利用对外交涉的外交场合展现其作为天皇辅佐（关白）的姿态。丰臣秀吉之所以将朝鲜和琉球的位置置于南蛮国和台湾之上，其根据在于看该国家是否纳入了明朝的册封体制，即该国国王是否得到明朝皇帝的承认和册封。同时，在日本与明朝的关系方面，最大的特征是将明朝位于日本之上。

跡部信分析了文禄二年（1593）6月28日的《両国和平條件〔大明日本和平條件（以下简称A）、大明勅使可告報之條目（以下简称B）〕》，[13] 其中“吾朝”平出对应“大明”抬头，[14]“大明皇帝之賢女”抬头对应“日本之后妃”平出，明朝皇帝“綸言”抬头对应日本“朝命”平出，跡部信认为这些行文特征明显表明天皇位于明朝皇帝之下。根据跡部信的分析，丰臣秀吉在面对明朝时将日本相对矮化的姿态，并非基于传统形式的惰性。即使丰臣政权在对待朝鲜时，不顾先例、露骨地凸显日本的优势地位，并试图借此使日本与明朝的关系更加相对化，却依旧受制于中华思想。

这是一种在面对中华时，有别于册封体制制度形式的一种根植甚深的劣等意识。换言之，丰臣秀吉十分明白，其主张日本优位性所根据的神国思想，以及利用天皇存在凸显自身的整套理论，在面对明朝时并不适用。跡部信的结论认为，丰臣秀吉对明构想的基调中原本就没有将日本置于明朝上位的想法。

以上是跡部信根据丰臣秀吉颁布的外交文书格式得出的分析，关于抬头、平出、阙字等古文献学上的描述属实。而且，不同于现代外交礼仪中本国国名优于他国出现的处理原则，在丰臣秀吉的外交文书中，同时叙述明朝与日本时，明朝在前，日本在后，而且在A和B中都使用了“大明”的措辞，B中出现的文字“日本者神国也”也位于仅仅表示皇帝使者的“大明敕使”四字更低的位置，这些丰臣秀吉在外交文书上随处体现出的对明朝的尊敬和自身的谦虚也可以证明跡部信的推测。

很明显，丰臣秀吉政府的外交文书绝不可能毫无定规地胡乱随意起草。事实上，正如跡部信所指出，关于琉球国和大泥国（北大年苏丹国，泰国马来半岛中部东岸小国）的外交文书的草案内容，丰臣秀吉曾过目并确认，这件事在《鹿苑日録》中庆长二年8月5日、9日的记录，以及天正二十年（1592）3月14日丰臣秀吉写给岛津义久的朱印状中也可证实。[15]

但是，笔者认为无法确认有史料可以证实，丰臣秀吉事先审阅过外交文书A和B的内容。当然，明朝是丰臣秀吉东亚政策与战略的核心，对明朝发布的外交文书事先完全不过目确实存在不合理之处。关于A，依据文禄二年6月的丰臣秀吉和平条件书案（《大日本古文書》家别第八，毛利家文书之三，929号），不能完全否认丰臣秀吉参与文案起草的可能性。

但是，关于B至少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在没有丰臣秀吉知晓的情况下，由政务执行者石田三成、增田长盛、大谷吉继和小西行长等四人合议颁布。如果这种可能性属实，那么或许不能肯定地认为当时日本对明朝的认识和外交策略完全取决于丰臣秀吉本人。以此为线索，值得注意的是《義演准后日記》[16] 文禄五年（1596）5月25日记载：

既知大唐国敕使上洛，令归伏，无豫仪者也，日本国之诸侍，无一人不出仕也，珍重珍重。

此处所指明朝敕使，实际上是为了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而来日的册封使，但在京都却被认为是归伏日本的使节，无论是单纯由于信息混乱所致，还是除却丰臣秀吉本人的丰臣政权内部有意散布的流言，至少不仅仅是庶民，甚至连与丰臣秀吉关系亲近的醍醐寺座主义演准后（ぎえんじゅごう）都相信这样的信息，并在日记中写下“珍重珍重”云云。

如此一来，丰臣秀吉本人亦将其视为归伏日本的使者，则并非不可思议。而且，可以暗示出周边人针对主君秀吉进行信息操作的还有文禄二年4月12日丰臣秀吉朱印状[17] 中的“无虚言可申越事”一句。这句话虽然可以理解成外交文书中的套话，但也透露出秀吉对手下武将的怀疑和不信任。无论宗义智、小西行长对朝谎称“征明向导”“假途（道）入明”等偷换外交概念的事件是否属实，但至少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明，丰臣秀吉对朝外交交涉中的龃龉知之甚少，亦或完全不知。况且，秀吉于天正二十年3月前往征明前线基地肥前国名护屋城，[18]这也不能断言他毫不知情。

明神宗颁赐给丰臣秀吉的大红素纱皮弁服

但在制度方面，丰臣秀吉奉天皇为日本代表，自己作为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撑、辅佐天皇的角色，秀吉将这种姿态在外交交涉中体现出来，并运用在征服明朝之后的对明朝国内政策中是有可能的。日本武家政权成立以来的一贯统治手法是利用军事力量推翻朝廷（王权），取而代之开创新的王朝，没有所谓“革命”的发生，武士作为天皇的代理人实际运营国家政权。

如果当时的丰臣秀吉等政治家认识到武士运营政权以来的日本历史进程与相应的统治效果，便应该明白本，为异民族、夷狄的日本人在中国大陆开创自己王朝的结果，必然导致大混乱以失败告终。与其如此，不如使秀吉作为明朝皇帝的辅佐角色蚕食明朝，使之形骸化，从而取得中国的实权。如果丰臣秀吉是经过了这样的思考，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其在形式上将日本定置于明朝下位的做法了。这样做的目的正是旨在将日本的统治模式植入明朝。

明神宗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的诏书（下图为局部放大）

三 丰臣秀吉的军事行动

天正十九年（1591）3月9日，丰臣秀吉命令阁僚五大老、五奉行登上大阪城，向他们宣布了“朝鲜国征伐”的计划，下令征兵，准备第二年春天渡海。同年15日颁布的《朝鲜阵军役之定》对五大老之一的上杉景胜规定了大规模的征兵任务，按照当时的规定，领国每一万石俸禄对应征兵二百人，[19] 留守越后国的将士将全部出征。

同年7月22日丰臣秀吉的朱印状中命令越后国主上杉景胜派兵五千人前往肥前国名护屋，其中三千人渡海征朝。翌年天正二十年（文禄元年、1592）正月朱印状中规定了严格的军纪军规，严禁“阙落（出逃）”，违反者的家人、亲族、同乡一律接受处罚。在尚未渡海征朝的阶段已经预想到当地可能发生如此状况，表明了对事态进一步严重发展的深切忧虑。

对于士兵而言，从越后国被动员奔赴遥远的地方，并非为了守卫家、家族和地区，甚至都不是为了国家大义，这场对外战争的目的并不明确，因此可以说出现逃兵是极为自然的。虽然整个计划并不完善，但无论是上杉景胜、还是作为主力在肥前国名护屋排兵布阵的直江兼续，都没有对秀吉提出异议。

日本远征朝鲜浮世绘

实际上在朝鲜半岛的战役中，一名名叫“杀也可”的日军武将倒戈，投靠李氏朝鲜，与朝鲜军一起抵抗日本军队，该事件也恰好说明了这场战争的目的和意义并没有在日本军队士兵中深入贯彻。“杀也可”一名，根据《慕夏堂文集單》记载：“日本義士金忠善，其殆庶幾乎日磾之流歟？広在日本姓沙名也可，金忠善即向化后本朝所賜姓錫名者也。”因此姓名标记为“沙名也可”。

另外，《宣宗大王實録 卷之九十四》[20] 宣祖三十年（1596）11月条目中也有记载：“降倭同知要叱其。僉知沙也加”，遂以其名为“沙也加”。有观点认为该日本武将出身自与阿苏大宫司家相关的冈本越后守、杂贺众等，但均不能确定。无论如何，其正确的日本名字、出身、经历等信息都不明确，甚至有观点怀疑其是否真实存在。

一般认为降倭“杀也可”作为加藤清正的手下渡朝之后，带领3000名日本兵一同投降李氏朝鲜军并归化。他被赐予“金忠善”的名字和正二品官位，在韩国大邱广域市西南约20公里的地方扎根，形成今天的“友鹿洞”。没有关于他们更多的详细信息流传，也许正是“沙也可”等人有意隐藏自身来历、经历的结果。作为金忠善归化朝鲜，开始新的人生，也许是他们的强烈意愿。[21]

结  语

本文通过分析外交文书的内容与格式，管窥近世初期文禄、庆长之役期间丰臣秀吉对东亚的战略思考。论文第三部分也展现了与秀吉的军事动员相反的外交文书的格式和内容特征。本论文基于跡部信的论证，分析指出丰臣秀吉在面对明朝时将日本相对矮化的姿态，并非出于因循传统东亚外交格局形式与中国观的惰性。即使丰臣政权在对待朝鲜时，不顾先例、露骨地凸显日本的优势地位，并试图借此使日本与明朝的关系更为相对化，却依旧受制于中华思想。这是一种在面对中华时，有别于册封体制制度形式的一种根植甚深的劣等意识。

因此，丰臣秀吉十分清楚，其主张日本优位性所根据的神国思想，以及利用天皇存在凸显自身的整套理论，在面对明朝时并不适用。丰臣秀吉对明构想的基调中原本就没有将日本置于明朝上位的想法。尽管不能确定这种战略思考是秀吉本人的，亦或是基于他人之说，但很有可能是来自西笑承兑、义演准后等外交顾问的建议。

总之，关于丰臣秀吉在外交文书上将日本置于明朝下位的理由，很有可能是他认识到本为异民族、夷狄的日本人在中国大陆开创自己王朝的结果必然导致大混乱以失败告终，与其如此，不如作为明朝皇帝的辅佐角色蚕食明朝，使之形骸化，作为代理人（与日本的情况相同）开设幕府，或者以关白、摄政的身份获取对中国的实际支配权。

如果丰臣秀吉是经过了这样的思考，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其在形式上将日本定置于明朝下位的做法了。因为，如果直接否定明朝皇帝的权力，强硬将明朝置于日本下位，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自尊心，但除此之外，对丰臣秀吉毫无益处。丰臣秀吉将明朝置于日本之上位的做法，其目的是要将日本的统治模式植入明朝。

丰臣秀吉戎装像

注 释

（上下滑动查看更多内容）[1] 参东京大学文学部藏书《覚上公御書集　下》，臨川書店，1999年5月，页227。另参《国史大辞典》，吉川弘文館 “文禄·慶長の役”项。[2] 参《国史大辞典》“豊臣秀吉”项。[3] 前文收录于花崎盛明、横山昭男监修《定本直江兼续：战国二号人物的美学》（郷土出版社，2010，页103–104），后文刊于《日韩比较语言文化研究》（第3号，2012年9月，页59–115）。[4] 参《大日本古文書》家别第八，毛利家文書之三（東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8月）收录的豊臣秀吉朱印状（926号），豊臣秀吉高麗諸泊普請注文（927号）。[5] 参《鹿苑日録》，第2卷，株式会社，続群書類従完成会，1991年8月。[6] 参《国史大辞典》中“西笑承兌”项。[7] 参朝鲜史编修会编：《朝鮮史 第四編第九卷》，財団法人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12月。[8] 参《織豊政権と東アジア》，六興出版，1989年12月，221-226页。[9] 参《日朝交流史》，株式会社有斐阁，1995年10月，101-120页。[10] 但是，在文禄二年6月豊臣秀吉和平條件書案（《大日本古文書》家别第八 毛利家文書之三、929号）中出现“朝鮮国家老”的用语，确实可以理解为秀吉将李氏朝鲜（国王）视为日本国内大名。一般认为该文件相当于田中健夫编《善隣国宝記　新訂続善隣国宝記》，株式会社集英社，1995年1月、376-378页）中收录的“新訂続善隣国宝記”38号[両国和平條件（大明日本和平條件）]，而“家老”的部分在“新訂続善隣国宝記”中被“大臣” “権臣”替换。[11] 参《日本史研究》，日本史研究会，第585号收录，2011年5月，56-82页。[12] [译注]指中国台湾岛。[13] 参田中健夫编《善隣国宝記　新訂続善隣国宝記》，376-385页，《新訂続善隣国宝記》38号（A），39号（B）。[14] [译注] 古代文书中提到天神﹑地祇﹑天子﹑皇后等时应提行以示尊崇，谓之“平出”。[15] 参《大日本古文書》家别第十六 島津家文書之一，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5月，361号。[16] 参史料纂集㊽《義演准后日記》第一，株式会社続群類従完成会，1988年7月。[17] 参《大日本古文書》家别第八 毛利家文書之三，東京大学出版会，928号。[18] [译按]今佐贺县唐津市镇西町名护屋城。[19] 参《覚上公御書集下》，前揭，227-228页。[20] 参《朝鮮王朝實録》，國史編纂委員會、探求堂，1973年9月。[21] 另外，关于沙也可，可详细参考金在德著《沙也可一代記》，圖書出版大一，1994年3月，宫本德藏著《虎砲記》，株式会社新潮社，199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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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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